一、所謂「客家文學之母」與「台灣文學之母」

看到網路與新聞媒體上有這樣的廣告詞，使用在作家鍾肇政的身上；這兩個名號，對於鍾肇政言，合適嗎？

個人所知，應該很值得商榷；真實的研究者將發現在文學上，鍾老先生雖然得過不少獎項，甚至在國府下台之後，似乎曾經登上「台灣文學宗師」的寶座；但是，如果他是客家文學之母或台灣文學之母，他曾經緊緊跟隨著創辦「台灣文藝」的客家文學家吳濁老的地位在哪裡？

此外，以專業言，就文學談文學，這位鍾肇政曾經在其成為文學宗師之時，還發表「作家的使命，作家的本色就是要使你相信不可能相信的也要使你相信。」之類的主張；那是離開較嚴肅人生體悟的文學，還相當遠的觀點。

此外，比較麻煩的，是當年他的小說，就文學論文學，確實除了獲得主要的官方媒體的青睞而連載外，我們前面提及的吳濁老對於後來以「大河小說」聞名的鍾肇政，曾經簡明地批評他的小說，稱「去年我曾在你家裡說的，我今再拿那句話來評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像酒加水，徒增份量，反而有乏味之感。』現在將此句評語，添加一句註腳。『酒加了水，水需要抽減才好。』」

而另一位敬稱他做「老大」的、他的崇拜者張良澤教授所批評的，則是更為詳細的：「鍾肇政自魯冰花之後的長篇，都一連串載於中央日報副刊。他那幾個長篇都有穿燈籠褲的日本女子和戴斗笠的台灣女子，也都有八字鬍的日本人在欺壓台灣同胞；最後台胞抗日，迎接祖國勝利的結局，很適合於中副的路線。因此，他常得文學獎，而成為台灣作家之代表人物。他多年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感謝他每出一本書，總不忘簽署『良澤老弟存之』送我，而我讀了他兩三本台胞抗日小說之後，就分辨不出『濁流』與『江山萬里』或與『流雲』有何不同？」這是張教授當年相當深刻的描述。

請想想看，如果如此而可以成為我們客家文學之母、台灣文學之母，我們島嶼的文學前途可能如何？

其次，作為我島上著名的日本文學作品翻譯者，鍾先生長期以來跟隨著吳濁老主編「台灣文藝」，尤其吳濁老死後，其更以唯一接班人自居；個人對於鍾先生怎麼會沒有讀過日文的「亞細亞的孤兒」？否則怎會沒有發現該書中譯本中，有一篇章有嚴重的誤譯？那是他的日文能力不足，還是根本心態上的問題？

想想看，日文原文為「救いなき人びと」〈新人物往來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藏書，吳濁流先生贈書，1974.4.4〉；怎麼能被翻譯為「無可救藥的人群」？〈見於「遠景版」與「草根版」〉為何不採用當年吳濁老所邀請傅恩榮先生翻譯的傅譯本所譯的「無援的人們」？相對於那段小說內容，是主角胡太明面對日籍律師與族中不肖子弟聯手鼓動不肖子弟分族產，破壞宗族祠堂組織，主角心中感到萬分遺憾，無法援手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怎會譯成「無可救藥的人群」？如此的「台灣文學之母」，帶給社會的到底是怎樣的典範？

由於個人對於吳濁老的大作「亞細亞的孤兒」之憐愛，對於台灣文學大老吳濁老的崇敬，我無法不深究鍾肇政這位『假台灣文學宗師』，在客家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真實地位。

二、雄才大略的、政客的新客家運動？

據稱，鍾肇政先生不僅是客家作家，也是新客家運動的領導人物；這個問題，我的注意來自我的岳父是新竹關西人；因而，我對於客家原本有相當的親切感；客家人有必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革，原本應該是很合理的現象；然而，什麼是新客家，應該走向何方？看到前述鍾肇政這樣的文化人來領導，讓我產生了不少的疑慮；那是這個在其所謂「作家的使命」中，強調「想像」與「欺騙」，只要能夠讓人相信與感動，就算自己成功的作家！是否這暗示了各方面的事業，都可以、都應該如此面對。

這使得我不能不深入檢視他，就個人言，儘管無疑地他是相當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雄才大略」的，因而才能在國府之下，多次獲得當年尊貴的各種獎項，然而，那就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真實理想嗎，會不會差太遠了？就像小說相當暢銷的成功作家，並不就等於我們文學史上真正被肯定的文學家？

更何況，他是個強調「想像」的作家，敢於向壁虛構，敢於利用同情心，能夠得意地自稱「大家不妨認為這是騙子在騙人。不過騙子在騙人比傻瓜做給傻瓜看的還聊勝一籌」的大作家；個人的看法，在社會運動上，尤其是政治運動上，過於政客化，居然還能如此公開地把群眾當成傻瓜！真是不可思議的，卻不僅能獲得國民黨的「文學獎」，也能夠成為民進黨時代的「台灣文學大宗師」，甚至成為今日所謂「新客家運動」的旗手；真是本領越界的惡質文化人。

很恰巧的，不久以前，我們看到桃園地區發生了嚴重的學術詐欺事件；由社運而政壇的案主蔣絜安女士擁有台灣大學與中央大學兩校的在職雙碩士論文，都發生了學術詐欺事件〈前者已經撤銷其學位，後者沒有聽說結果〉；而其人的身分又剛好是當年高調可以「欺騙」的鍾肇政的媳婦！〈據稱已離婚、同時也辭去黨職〉

對於這個問題，某個意義上，文化人鍾肇政的雄才大略，或許本來也是可以成為文壇上可圈可點的佳話；但是很遺憾的，後來確實發生了這種在現實世界中敢於「欺騙」的態度，且她竟然在現實中被發揚達到，在2023年出任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的如此高位，個人以為這真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總而言之，無論從上述文學或是社運與政治的哪一個角度，鍾肇政都是頗有瑕疵的，當不得一個典範，政府、社會對他的極度推崇，如設立鍾肇政文學獎，都是過分失當的。

我摯愛的台灣文學啊──
居然鍾肇政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

以下是我多年來研究的資料──

鍾肇政是國府治下，歷屆重要的文學獎得主；
但他也真正是出身於皇民化運動下的青年師範──原本是日人訓練下的青年學校與青年訓練所的皇民化師資；

戰時因發燒而聽力受損；因而對很多事物更倚靠想像。。。其想像力大有利於其所寫作大河小說之需要，。。。

他的大河小說帶動了我島上以台灣島史為題材的寫作風氣；以他而言，他曾在日據下成長，往往以日據台灣史為素材，並且以寫實為標榜；先後寫了兩部三部曲的小說與多本長篇小說；然而，他的小說更多的是想像，並非寫實；因此其文學說是寫實主義，其實缺乏寫實主義文學所需要的堅實的思想背景。

但是，它帶動了後來的李喬與林文德的三部曲──都是以台灣歷史為號召的小說。。。然而，他們真的深入理解歷史的發展嗎？如果以其大作作為我「台灣文學之母」，真的是合理的肯定嗎？它可能給我們台灣文學怎樣的養分與典範？

我受台灣文學的影響而研究台灣歷史，此時沒有太多時間批判它，但是我要指出──

曾經，他的前輩吳濁老，評他的大作是『摻了太多水』。。。

文學對於人類的文藝心靈是何等虔敬的事業，被吳濁老如此批判的他，居然今天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母親是何等神聖的名號，這真是台灣所有真正文學心靈的悲哀。。。

台灣文學的母體，應該是他的人民與他深刻的、由荒誕到崇高一體的歷史與文化。。。以及滋養與承載這一切的大地。。。在鍾的文學中，有多少歷史文化的真實承載。。。不過是日殖官方與國府官方框架下的摻水作品吧。。。好多水啊。。。形成他的大河小說。。。

真要理解日據史，找當年的『台灣民報』來看，正可以對證這些大河小說對於日據描寫的『淺入淺出』。。。

我手上的書稿中，此引一段參考──『「甘蔗……，每一回插植至採收期，平素二十月之久，若遇徵稅之期，又遭所有者催逼小作料，空囊素手，家徒四壁……不得已而東借西貸，不惜利息之重加而納小作料，……若製糖會社使用走狗，俗呼甘蔗採收委員者，皆脅肩諂笑之輩，奴言婢膝之徒，孝敬原料係如生身父母，尊重會社員若前世祖宗。看蔗農如草芥，視細民如魚肉；若有勢力者，婢先為其採取。若無勢力之人，必須呈送禮儀，方肯為其採取。若無勢力，無餽贈禮物之人，任其甘蔗枯槁，百般刁難，使一般窮民抱屈難伸，無可赴訴，……。會社所雇落園之人員或割尾或割蔗或車夫或積台，如農者必須呈送敷島及檳榔，方肯相當為其採取甘蔗，若無前記之食物敬呈，割蔗人則留下蔗頭六七寸或三四寸之長……種種刁難，……會社與嘉南大圳互相聯絡……自大正九年編入嘉南大圳區域，今則給水溝、排水溝，皆賴民力工作，略告成功……源流水量不足，是以設計輪作法，……且思三年間播一回水稻，豈能達水利之目的乎？……農民之純益不足供賦課之需。嗚呼哀哉，……孔聖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若嘉南大圳之當事者，罪惡滔天。……農民明知甘蔗之無利，而思水稻之有益，無奈受嘉南大圳之強制輪作法，三年播種一回之水稻，……若嘉南大圳與製糖會社共同維持利益而不知細民之慘景，妻號寒於臘月，子啼饑於豐年，告貸無門，……」』。。。「小農民的十大苦況」，「台灣民報」，1925.12.27.。該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3.7歲；到1939、1940，該數據更下降到22.7、22.9歲；。。。

再貼一資料──『「近日嘉義中埔庄方面發生腦脊髓膜炎，所以當局就大驚小怪，馬上派了許多的巡查，住在該處。那所被派的巡查，便就自作威福起來，強要庄民的薪炭。這還少可，甚麼要酒〈就日本清酒方可下嚥〉要肉，天天像那座保正的強求起來，稍有不應他的，他們就打就罵，又再向被交通遮斷的老百姓，待遇像入監獄的囚犯一樣，不順他的意他就打罵起來；就是順他們的意，他亦要尋事，或弄人如玩物似的，至不可言者，就是膽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戲弄那潔白質樸的村里婦人……這樣的事不但中埔庄，全島是處處皆然……」 』。。。「防疫警察是真了不得」，友泉撰，台灣民報，1926/3/7。。。。

日本人當中，當然有好人，但是那段讓人哀痛的史實啊。。。請問在鍾自豪的大河小說的大作中，有深入地反映這些之一嗎。。。真是摻了多少水啊。。。吳濁老的評語，真是深刻的寫實主義大家的用詞啊。。。

台灣史研究者郭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