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S. Zuboff出版《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指出美國的網路大企業幾乎全面監控所有的民眾，而政府透過與這些企業合作，也能實現其監控目標，譬如為了反恐或其他名義。（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
《監控國家》（[1]）指控中國是監控國家，（根據其英文書名）追求啓動一社會控制的新時代。台灣翻譯出的中文書名竟然是，中國打造國家為一「…全景監獄」，真是駭人聽聞，反共反中到失去理智。
書中記述：
「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在1989、1990發表的两篇文章，首先啟發了中共建立國家監控系統。
本世紀的前十年，中國建立起強大的網路過濾系統，防火長城，使長城內不受長城外美國網路巨頭的影響，中國人於是能在長城內建立自己的網路巨頭。
中國已經在多個城市建立智慧城市系統，利用監控數據以改善城市管理，譬如杭州是相當成功的實例。
中國企業開發出的監控系統、智慧城市系統等已經銷售到很多國家，有些系統被獨裁者用來監控人民、迫害異議者。有些美國企業也做同樣的事。
中國已經制定不只一部處理數據收集和數據安全的法律，以保護個人隱私。這類法律嚴格限制企業，但較少限制政府（允許一些例外狀況）。
2014年中國啓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要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不良（未必違法）行為建檔，並給予相稱的處罰（如禁止買機票）。這計劃被作者評為不成功。（筆者不意外，因為中國龐大而各種不良行為太廣泛了。）
中國以大量監控處理Covid-19疫情，抗疫效果比歐美民主國家好，但台灣處理的一樣好。
書中特別指責中國在新疆建立嚴密的監控系統，但筆者早已指出這類的指控不合邏輯不符事實，譬如：《了解新疆「再教育營」》《新疆，種族滅絕？文化的種族滅絕？》《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的扶助政策》。
在文明國家，監控已經是無所不在，否則大部份的刑案都會缺少線索和證據而無法破案，各國的差別在於允許監控的程度，即監控可以蒐集多少資訊及這些蒐集到的資訊可被運用到多廣泛。
各國允許監控的程度與其文化、政治制度、安全環境等都有關，譬如：美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自然特別重視隱私權，並且主張較少的監控；中國的文化和政治較重視群體、安全和社會主義，因此需要蒐集較多社會資訊，也能接受較多的監控。美國發生911恐攻後，安全環境變差，民衆於是變得能接受較多的監控；中國的安全環境比美國差的多，美國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國外，容易防衛（如嚴控入境），但中國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國內的疆獨、藏獨，幾乎防不勝防，因此需要更多的監控。
两位作者是記者，他們發掘和報告中國的很多監控系統，使這書頗有可讀性。但他們不察中美的差異，就以美國視角批評中國，卻是太武斷了。
[1] Josh Chin, Liza Lin《監控國家：中國全力打造的數位烏托邦，一座不斷進化、從上到下集體共構的全景監獄》麥田，2024。（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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