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又在幫汪精衞洗白。

如果說辛亥革命之後最複雜的歷史人物是誰？那毫無疑問就是他。他是中華民國的元勳，也是出賣國權的國賊，這中間的反差就讓許多人感到迷惑。民國就是一個新舊交替，而且瞬息多變的時代。汪精衛以及他的政府，其實就是這樣一個複雜、多變時代下的產物。

中國近代的主旋律是民族主義，或者說是一個國家的重建過程。所以在這樣的主旋律之下，他以及這個政權都不會得到正面的論述。即便如此，筆者認為他依然不是一個值得被肯定的人物，他的善變、狡猾、以及對待黨內同志的無情，佔據高位多年卻沒有拿得出手的建樹，都使得他不配得到太高的評價。許多給他高評價的人，其實也不過是因為厭惡老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甚至於只是為了要讓中華民國不具有正當性而已。

至於那些回憶抗戰時期在他的統治區下，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其實也都不難理解。他的政權統治的地區本來就是長江下游相對比較安定富裕的地區，基礎建設比較完整，再加上抗戰全面爆發的第一年之後，基本上就已經沒有重大的作戰，所以社會狀態多少可以緩慢恢復。另外，這個地區的人民素質、教育程度也都比較高，又不需要像四川、兩湖、兩廣、雲貴這樣要長期負擔抗戰的巨大開銷與消耗，所以當然整體而言狀態會比較好。

最後，1944年他舊傷復發死在日本，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恐怕是看到戰爭已經輸定了，所以想先跑到日本，以免戰後受到追究。否則，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風險渡海跑去日本？當時的飛機、船艦想靠近日本本土是非常危險的，大量遭到美國潛艇或者飛機的摧毁。

至於他的政府，以及內部的文武人員，可能都有各種不同的理由加入其中。我們不否認，這裡面也有具備理念，或者懷揣美好憧憬的理想主義者。不過，在日本人所設定的框架之下，這種美好的理想也不可能得到實現。而所謂的大東亞主義，當日本人全面發動戰爭之後就已經是泡影了。

汪精衛是一個在中國現代史書寫上很容易被忽略的人物，由於過去相關的研究不夠多，僅以「漢奸」寥寥幾句帶過，容易被部份人士拿來否定抗戰、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因此有必要還原汪精衛本身的思想和經歷，以重新評價汪精衛。

汪精衛（1883—1944），廣東番禺人，日本法政大學畢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由於文筆、口才流利，而受到孫中山的重用。1910年企圖以炸彈刺殺攝政王載澧未遂而入獄，在獄中以數千字文批評清廷立憲不徹底，並留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汪精衛因此感動了肅親王耆善，最後被釋放。

民國建立後，汪精衛成為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主持召開二全大會。北伐期間作為「左派」的領導人主持武漢國民政府，後在南京國民政府和兩湖地方軍人的壓力下「分共」。寧漢合流後，汪精衛作為「改組派」的領袖，抨擊蔣中正「一黨獨裁」、提倡「民主」。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中正妥協，形成蔣主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汪主政（行政院長）的格局；此後汪精衛逐漸失勢，在五全大會後其改組派退出國民黨核心。

抗戰爆發後，汪精衛起初與蔣中正一起擁護抗戰，曾參與國防最高會議、抗戰建國綱領的擬定。但隨著抗戰時間的拉長，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先後陷落，汪精衛對抗戰前途逐漸失去信心。受到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東亞新秩序」宣傳的鼓動（中日親善、相互提攜、共同防共），於1938年底秘密轉往河內發表《豔電》，響應日本的「東亞新秩序」，日後回到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與重慶分庭抗禮。但日後戰局對日本和汪政權愈加不利，汪精衛也因健康惡化，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

從刺殺攝政王載澧未遂、聯俄容共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到後來響應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汪精衛都有一貫強烈的信念，就是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但他反對歐美帝國主義，是無條件的反，為此可以投效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至於汪精衛的「左派」思想，他是工具性地從民族主義出發，以蘇聯社會主義反對歐美帝國主義，「扶助農工」對他來說只是襯托。汪精衛想在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完整保留傳統文化，聯俄容共和改組派時期的主張看似左，其實已經開始有跟馬克思主義切割的跡象，既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又想要和平漸進實現社會變革，則抗戰爆發後就剩下大東亞共榮圈的路了。

其實汪精衛在反清革命和聯俄容共時，有不少群眾支持。但長年跟蔣中正的私人恩怨，加上對抗戰缺乏信心，於是抗戰爆發一段時間後就到南京另立政權。當他決定投效日本時，實際上是眾叛親離的，跟他到淪陷區的人其實不多。汪精衛想要在自己手上實現一個統一、富強的中國，也被日本阻撓了，日本不讓汪政權派黨政軍人員到華北接收，只想讓汪政權當一個南方政權。

同時，在汪政權統治下，許多黨政人員和「和平建國軍」對日本和汪精衛是陽奉陰違的：表面上響應大東亞共榮圈和「和平運動」，實際上暗地裡跟重慶和延安方面聯絡，提供情報和物資給重慶和延安方面。汪精衛也發現自己的政權，處處受日人控制，日本在淪陷區實行的是掠奪性的殖民地式經濟，這樣的政權根本無法長久。但響應「和平運動」的路已經無法回頭了，汪精衛至死前都堅持自己的選擇。隨著二戰後期戰局對日本愈加不利，汪精衛的「和平反共建國」也終究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