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們由如何信賴候選人談起（參見《我們中間選民在乎是非、誠信、司法》），那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公民教育上很重要的起始點──人人都應該由自身的經驗，對公共事務提出「合理的懷疑」。

換言之，如果我們找不到可信賴的對象，這種被西方國家所強調的完美政治體制，根本就失去了它們在現實社會中合理運作的基礎。空有一個美好的社會願景，舉目四顧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信賴的合作對象；再美好的社會願景，也不可能獲得實現。

我們知道，所謂「政黨」，在民主體制中的重要性，主要就是建立在這個問題上的。因為，政黨在理論上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政治團體；那群具有共同理念的政治人物，可能比較容易合作與彼此相互督促，從而促使社會的更為進步與發展。理想中，它應該成為市場上被信賴的品牌。

但頗為不幸的，事實並非如此，真實的政黨，因其所謂理想性，其檢證困難，自然其組成複雜；而此複雜私心的組成，在複雜的社會中，可能比個人在其社會生活中，還更容易犯錯，難以糾正；因而有人以古中國傳統中那頗為傳神的「尚黑」的觀點來考察它在社會制度上的墮落，其墮落乃一如人之生死，極可能簡直是必然的。

由此，我們乃應該合理地懷疑，西方論述中民主的發展順利，其實不是體制上的優越性，其實是來自同時間西方民主取得了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各種不同的私心在該經濟優勢下都易於各自滿足──只是當年政治經濟的密切聯動關係被西方民主理論有意地忽略，以致於讓讀者誤以為民主體制本身具有特別的優越性，忽略了西方民主的源頭本就高度倚賴奴隸制度中自由人對於社會資產的獨佔。來到當代社會資產自然分配的新環境中，那種民主體制的理想確實是不可能輕易維持的。

看看今天，我們幾十年來我島的經濟優勢已逐漸不再，是否因而，前後兩個執政黨在過去幾十年看來理想的輪替中，前面的藍營讓人感覺無能，後面的綠營讓人感到獨裁，都並沒有能成為我們現實社會中堅實可讓人信賴的品牌。是否正是類似上述我島經濟絕對優勢地位不再的緣故？

我島三十年來，藍綠兩營都自豪的民主時代，還能夠在現實的考驗中運作下去嗎，尤其，在我們被西方重要媒體已描述為當前世界最危險的地區之一的此刻？

很抱歉的，我這個公民教師做出如此這般的坦率描述，竟然忍心讓每一個熱血有抱負的青年，雖有理想主義的火炬，簡直竟是很難有出路似的？──是否讓大家都很遺憾了？然而，對於我們有社會經驗與理性認知的中間選民言，過去的歷史經驗已經讓我們感受到，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這是我們受西方民主宰制的教科書中總是以樂觀高蹈而逃避，但這卻是社會民主體制在社會現實中所必須學習面對與批判的。

在中國大陸，中型以上的企業內部多半都有共產黨的政黨組織。被一些人批評為，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控制私有企業。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要探討這問題，應該先撇開中共，考慮企業內若有政黨組織，合法嗎？能做什麼？利弊如何？

企業內有政黨組織是指，一個企業內的部份員工可能同屬於某一政黨，這些同黨的員工以黨的名義組織起來，並推舉出(或許根據黨內資歷)一位或多位領導人，來領導這些同黨的員工，在企業的本職工作之餘，執行政黨的工作，以及這些員工本身在乎的任何事務或活動。

在任何國家，企業內的政黨組織都是合法的，只要這個政黨是合法的。政黨都希望其黨員是有組織的，而不是一盤散沙，企業內的政黨組織提供政黨一種組織黨員的方式，是一般政黨所樂見的，卻未必做得到。譬如，有些政黨的組織原本就很鬆散，根本不知道企業內那些員工是黨員；企業的本職工作已經很繁重，使身為黨員的員工可能沒意願再去執行政黨的工作。

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都由執政者或政府派任，通常自然形成並領導企業內執政黨的黨組織。當執政者政黨輪替時，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一般都會大幅更換，形成企業內新執政黨的黨組織，而前執政黨的企業內黨組織可能繼續存在，但比較消聲匿跡。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由於政黨的競爭，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一般都會優先考慮與執政黨的關係，而經營專業反而是其次的，因此損害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台灣國營企業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不需顧及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自然優先考慮其經營專業，因此有益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私有企業與國營企業不同，其經營高層與執政者或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使其內部有(執)政黨組織，此政黨組織與經營高層沒什麼關係，因此對企業經營沒什麼影響力，最多有一些監督的功能。亦即，當私有企業的作為違法或違反國家政策時，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或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其實個人員工本就可以監督企業，不過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對企業的監督比個人員工更加有力。

批評大陸以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控制私有企業，是惡意的抹黑。私有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經營企業的法定權力，如何能控制企業？大陸現在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共產黨沒有權力處置私有企業，最多只能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由執法機關決定企業是否有違失。這樣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大陸的某些私有企業還刻意在企業內部成立共黨組織的部門，以便和政府打交道，可說是企業公關的一部份。

台灣長期經歷藍、綠兩黨的惡鬥（最近又加入白，參見《台灣進入真正多黨時代 好不好？》)，讓民眾厭惡，也讓國家不進步。政黨政治導致政黨惡鬥、社會分裂，幾乎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常態，民眾普遍無可奈何而逐漸習以為常。政黨政治是否有改善空間？讓我們回溯政黨政治的起源。

政黨政治是西方民主的核心組成部份，照理應該是偉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心設計。完全不是，近代的民主制度主要始於初建立的美國，當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極力反對政黨。

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其1797年的總統離職告別演講說教：「政黨的精神就是分散公共服務機構的注意力，弱化公共管理。它煽動社區的人們無理由地妒忌和恐慌，激起群體之間相互仇恨，助長騷亂和造反。它將國門敞開，使他國影響和腐敗入侵。」

華盛頓的繼任者約翰．亞當斯認為：「一個共和國有兩大政黨相互抗衡，双方都在各自領袖的指導下採取一致措施與另一方對抗，對我來說，簡直沒有比這令人更害怕的事了。」

被譽為「憲法之父」的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森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說：「在合眾國憲法的諸多優點中，沒有比打破和制止小集團的暴力更值得發揚的。…小集團的產生原因是無法被消除的，只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及緩解其造成的不良影響。」那個時代的小集團幾乎就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政黨。

第五任總統門羅：「政黨政治很邪惡…單一政黨可能是值得讚美和有效的…如果這個政黨能通行以及強大到包容社會共同利益，那麼就能阻止政黨鬥爭。」

不僅初建立的美國，法國1791年的制憲會議宣佈法令：「任何社團、俱樂部和市民協會不得擁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存在」；由於對政黨的厭惡，德意志公國在1842年實施對政黨的禁令；總地看，遲到20世紀初，在部份國家的議會，政黨仍是不合法的。

回顧民主的發展史，政黨政治不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心設計，只是因為實行大型選舉，而「意外地」形成政黨政治。政治人物為了贏得大型選舉，勢必彼此聯合，也彼此對抗，並鼓動群眾認同其政治理念，於是成為政黨政治。當時的政治家很快就發覺政黨政治會導致政黨鬥爭，有很多禍害，因此曾盡力抗拒。然而各國多年的抗拒終歸無效，西方民主既堅持要大型選舉，就只能接受政黨政治和政黨鬥爭的惡果。這樣的抉擇有得有失，絕不是無上的美好。

對比之下，今天的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制度（請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提供了另一種抉擇，正符合門羅總統：「單一政黨可能是值得讚美和有效的…如果這個政黨能通行以及強大到包容社會共同利益，那麼就能阻止政黨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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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取材自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Adam Przeworski所著 [1]。

[1] Adam Przeworski《民主與自治的局限》商務印書館，2017（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