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產階級相信一個近乎道德律令的公式：
努力、守規則、累積專業，人生就不至於失序。
這個公式不一定讓人富有，但足以換來穩定、尊嚴與可預期的未來。它支撐了戰後世界的教育體系、公司制度與家庭結構，也讓中產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緩衝層——不上不下，卻穩定整個系統。
然而，近十餘年來，這套公式正在失效。
不是因為人變懶了，也不是因為技術不再重要，而是因為風險的來源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中產不再主要輸給市場，而是輸給權力；不再主要輸給能力，而是輸給制度與關係。
這種轉變，對長期依賴「專業換安全」的人而言，格外殘酷。
首先是職場風險的質變。過去，一個高管被裁撤，往往意味著公司經營不善或個人績效問題；但現在，越來越多案例顯示，裁員的真正原因，與景氣關聯有限，而與權力重組高度相關。組織進入存量競爭後，清場、換血與派系調整，往往先於理性評估。
在這樣的環境裡，你可以稱職，卻未必安全；你可以無過，卻仍然出局。
其次是合夥關係的脆弱化。合夥制度原本建立在共同願景與互信之上，但當收益停滯、外部力量介入，或資源重新分配時，信任往往迅速蒸發。留下的，不是理念，而是對控制權的爭奪。
這並非人性突然墮落，而是誘因結構改變後的必然結果。當風險上升、未來不確定，理性行為會變得短視，制度漏洞會被迅速放大。
最具爭議、卻也最現實的，是婚姻風險的放大。婚姻在現代社會不只是情感結盟，更是一種法律與財務高度綁定的共同體。在高不確定性的時代，這種綁定一旦解體，成本往往超出當事人事前的所有想像。
於是，許多中產開始發現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人生中最致命的打擊，往往不是來自失敗，而是來自失控。
你沒有做錯什麼，但規則換了；
你仍然努力，但賽道被改寫；
你守住專業，卻被迫參與一場從未選擇的權力遊戲。
這正是當代中產恐懼的核心——不是貧窮，而是努力與結果之間的斷裂。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並非第一次。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小資產階級、冷戰結束後的蘇聯技術官僚、九〇年代後的日本白領，都曾在結構轉換期經歷類似的失序感。不同之處在於，這一次的轉換是全球性的，沒有明確的「避風港」。
因此，生存策略也必須隨之轉型。
第一，降低槓桿。不把人生壓在單一職位、單一制度或單一關係上。槓桿在繁榮期看似聰明，在動盪期往往致命。
第二，分散現金流與身分。多重收入不只是為了多賺錢，而是為了在某一條路斷裂時，仍能保有行動空間。
第三，謹慎對待不可逆承諾。合夥、投資、婚姻，都應在情感與理想之外，誠實計算最壞情境的退出成本。這不是冷酷，而是對現實的尊重。
中產階級並未消失，但它已不再自動安全。今天的中產，更像是在風浪中維持平衡的技術船員，而不是搭乘穩定航線的乘客。
能意識到這一點，本身就是一種遲來卻必要的清醒。
後記｜我的位置
寫下這些，並不是站在高處評論別人的命運，而是誠實地記錄自己所處的年代與位置。我這一代人，曾經相信專業、相信制度、也相信努力可以換來長期穩定。直到近幾年，看見身邊許多能力不差的人，在人事鬥爭、制度變動、疾病與家庭破裂中接連倒下，才逐漸明白：這不是個別失誤，而是結構轉向的徵象。
沒有婚姻與子女，讓我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低槓桿，也相對安全；同時，也讓情感與責任更集中地落在自己身上。這不是優越，也不是缺陷，只是一種選擇後的現實。
我不期待奇蹟，也不幻想回到舊時代。能做的，只有把步伐放穩，維持健康，保留彈性，在制度尚未塵埃落定之前，盡量不讓自己成為被犧牲的那一個。
這篇文字，既不是控訴，也不是勸世，只是一個中產世代的紀錄。
在變動的年代裡，清醒本身，或許已經是一種不小的幸運。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