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識別正確方向的人,開始時往往只是少數,因此在一個團體或社會中,最早看到真理的人,往往是寂寞孤獨的。此時若信心、勇氣不足,就會因媚俗,而屈從多數,這種人當然成不了真正的英雄。
1885年中法戰爭失敗後,孫中山先生就萌生了創導革命的決心。不久他結識了陳少白、楊鶴齡和尤列,每日所談都離不開反清、革命、共和諸事,聞者無不為之動容。他們被合稱為四大寇,以當時標準,堪稱為頑劣分子,為社會所不容。若他們自信不足,媚俗趨眾,又何來1912年共和之創建呢?孫中山先生與當時的四大寇都是能動燭機先,引領風潮,開創國家未來的英雄人物。至於1921年由陳獨秀、李大釗領導組織,在上海創黨的12位中共元老,也是有眼光、有膽識,令人欽佩的英雄人物。
地理環境在人成長的過程中,往往會影響其心胸、眼光和氣魄。1949年後臺灣與大陸受國共內戰及國際形勢影響,而被割裂分開。兩岸隔海分治已長達七十二年,雖同為中華民族,其眼光與心胸卻已有差異。1949年蔣老先生自大陸帶到臺灣的,雖是一群殘兵敗將,但內中卻有一些能人高手,否則1970年至1990年,臺灣不可能躋身於亞洲四小龍之列,還被稱為其龍頭。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的精英分子已逐漸凋零,而且人才的凋零幾乎與台獨推行的「去中國化」與「本土化」並駕齊驅,相伴而行。
台獨分子患有嚴重的地域情結,其原因當然與日本的殖民統治有著密切關係。日本人在台統治的後期,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開始著手同化政策,施行較寬鬆的懷柔政策。而臺灣光復之初,外省人在中央任職的比例明顯偏高,使人有了外省人取代日本人,繼續在臺灣施行統治的錯覺,因此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間存有心理距離。
國民黨在臺灣光復後,對臺胞推行的中國化教育,還算成功,至少當年甚少有人懷疑自己是中國人。筆者在台大念研究所時,即感受到臺胞中,普遍對日本存有好感,也不以為意,因為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行的本就是親美日的政策。這與國民黨為求自保而必須投靠國際反華勢力有關。偶然國民黨政府,也會對臺胞過於親日的表現提高警惕,此時他們就會突然限制日本電影與歌曲的播放,但從沒形成固定一致的政策,總是時而寬、時而緊。然而日本對臺灣的影響,較之美國又算得了什麼呢?
臺灣長期受到美日的影響甚至操控,張亞中參選國民黨主席,本即困難重重。許多人對張亞中選舉的失敗感到失望,甚至有人因此要考慮退黨。這反應未免有些過激了,其實四個候選人,由誰當選都改變不了兩岸的形勢,決定兩岸未來走向的,是中美力量的對比。今日臺灣政治人物能發揮的作用已微不足道了,只有配合大陸或尚能發揮些作用。即使臺灣確有人能看清,影響臺灣前途的關鍵因素在大陸的崛起,也只是鳳毛麟角,連嶄露頭角都有困難,他們偶然發出的空谷足音,早被粗俗的雜音所淹沒了。
張亞中明知在臺灣選民中,能理解支持他兩岸和解政策的是少數,要想勝選,必須隨大流,修改政見;但他卻寧可敗選,也不願妥協。政治人物本負有向人民指出正確方向的責任,若只專注於如何爭取選票,求得勝選,則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的前途又要靠誰呢?也或許這些政治人物並非不願意這麼做,而是他們自己的認識水準還達不到這個高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