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大陸四川發生大地震，震央位於四川省阿垻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根據中國地震局的資料，此次地震的表面波規模達8.2，地震矩規模達8.3，破壞地區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震度可能達到11度。大地震造成死亡69,227人，失蹤17,923人，受傷374,643人（截至2008年9月資料）。現在的四川汶川如何？ 

入秋後這一段時間，正是四川省阿壩州汶川縣青紅脆李等特色農產品大量成熟上市的時節。

伴隨著一陣機械轟鳴聲，一輛無人駕駛“小輕軌”運輸車滿載著幾大筐脆李子，奔跑在汶川縣綿虒鎮玉龍村的田間地頭。一眨眼功夫，運輸車已經到達山頂，穩穩當當地停在了村民王明友的房前。王明友迅速卸下幾大筐脆李子，又重新調整了“小輕軌”運輸車車身位置，掛上倒擋的運輸車又重新返回果園。據瞭解，該田間“小輕軌”單軌運輸車，具有穩定可靠的爬坡、轉彎能力，操作簡單，隨停、隨用靈活性強，直接延伸覆蓋至產業道路末端，目前已覆蓋當地近千畝水果園。

灞州鎮果農正在採摘紅脆李 / 無人駕駛“小輕軌”運輸車滿載著幾大筐脆李子

在汶川縣綠庫食品公司，員工們正在加緊分類挑選青脆李，並精心包裝準備配送。“我們的訂單，都是在農戶田間直接採收，現在平均每天有幾千斤青脆李要發貨。”汶川縣綠庫食品公司電商負責人李昌磊說。

依託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縣載體，汶川縣大力實施“互聯網+”現代農業示範行動，加快川青甘高原物流產業園區建設，建成阿壩州電子商務發展中心（汶川）站，建成電商發展中心、物流商庫17000平方米和冷鏈物流6340平方米。為促進電子商務發展，汶川縣建立了電子商務實訓基地，編發《如何開網店》等實用手冊，還制定出台支持電子商務發展實施意見、扶持政策，並落實專項發展資金，不斷促進電商健康發展。

三四月賞櫻花，五六月品甜櫻桃，七八九月吃青紅脆李。品嚐汶川特色水果已經成了眾多遊客來汶川的理由，特色水果也成了無數汶川果農的“致富果”。汶川縣按照“南林北果＋特色畜牧”的農業發展思路，以農業綠色發展為導向，做精做優甜櫻桃、青紅脆李為主的汶川特色水果產業。2020年底，全縣特色小水果種植面積達7萬畝，產量9萬噸，產值9億元。

其實人性是很複雜的。基督教文化傾向於將人性想做是帶有許多天生的罪惡，也就是所謂的原罪，在本質上似乎也沒有錯。在這個人世間打滾越久，越深入接觸許多人，就會深深發現唯有忘恩負義以及自我否定，這才會讓很多人感覺自己的存在。唯有越挖越深，自己越來越薄，反而可以讓自己的存在感越來越強，但實質的存在性卻是越來越弱。

而這，就是許多外省台獨的由來。

這些人最可悲的是他們所認同的那一種台灣價值事實上只是別人所建構的虛幻景象。他們對這些給他們景象的人在中國大陸吃喝玩樂，或者在島內貪贓枉法的事情都視而不見，甚至於充當他們的打手先鋒。只有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才會讓他們感覺到被認同，有了一些存在的價值感。

其實很多在日本、美國等地區成長的華人二三代也有類似的情況。他們在當地其實都得不到什麼認同，甚至於從小被欺負，幾乎可以說受到壓迫，生活得非常不愉快。可是當他們回到了自己的母國社會之中反而會轉過來嘲諷愛護他們、提拔他們、保護他們的母國人民或朋友，用一副指導者的高傲面孔來教訓母國的同胞什麼叫「文明」。甚至於自己明明已經回不去了，但還不斷揚言在母國生活多麼不愉快，有一天要回去那個壓迫他的地方。

誰對他越好，他越恨誰，這就是人性常常出現的弔詭之處。其實哪怕是個人也是一樣，逆子常常最恨疼愛他們的父母，許多男女最喜歡傷害的就是愛他們最深的人。越容易得到的愛或好處，不但無法對對方培養相等的愛，反而會對對方心生痛恨，甚至要除之而後快。

相反地，對上述的兩種人施加壓迫、甚至於嚴重傷害的人反而受到肯定，甚至於崇拜。但事實上他們永遠也不會變成那些壓迫或者欺凌他們的人。他們找尋的只是一種安全感，一種活下來的尊嚴，但實質上卻是越來越沒有尊嚴。我們會逐漸發現人類社會充滿著這種弔詭。商鞅、荀子，韓非，或者馬基維利在他們的著作中就認為這才是群眾普遍的天性。統治者要抓住這種忘恩負義以及欺善怕惡，才有可能穩定控制國家。

我們或許對人性不必完全絕望，但是對人性的這種弔詭必須要有所了解，才能夠對許多問題有比較深刻的洞察，然後才能思考解決之道。

疫苗從年初問世開始施打，已經八個月，即使疫苗充足的歐美，其疫情也沒有多少減緩的跡象，而且變種病毒持續出現，又降低疫苗的效力，造成很多突破性感染 (即接種疫苗後仍感染)。現在幾乎已經可以確定，已開發出的疫苗是不足以解救新冠疫情的。

疫苗效力不足的現象並不令我意外，因為我自始就不大相信公佈的疫苗保護力數據，即使不考慮變種病毒 (BNT、Moderna、AZ公佈的疫苗保護力幾乎都超過90%)。比較一組注射疫苗的人與一組沒注射疫苗的人，經過一段時間後，計算兩受試組的染疫人數的差，占沒注射疫苗組的染疫人數的比例，就是疫苗保護力。譬如，每組各1000人，若沒注射疫苗組有200人染疫，而有注射疫苗組只有50人染疫，則有150人因疫苗的保護而未染疫，因此疫苗的保護力是150/200=75%。

疫苗保護力的計算看似合理，但是試驗的環境與真實環境頗有差距，損害其可信度。首先，「經過一段時間」，是多長時間？疫苗的效力至少應該要有半年以上吧，然而當初匆匆推出疫苗，根本不可能試驗半年，難怪後來發現，幾個月後疫苗的效力就大幅減低。此外，受試者所處的疫情環境如何？他們是否戴口罩？不同的疫情環境很可能產生不同的疫苗保護力數據。以幾萬受試者模擬幾億人所處的各種疫情環境，是不夠充分的，因此疫苗的保護力數據意義不是很大。(筆者不是醫療或公衛專業，但科學試驗需要模擬真實環境，是科學家的基本共識。)

現在歐美已基本上接受，完成疫苗接種者需要再加接種一加強劑。這等於承認疫苗的效力不佳，並且只有約半年的保護力。由於加強劑仍是原來的疫苗，其加強的效力令人存疑。它或許能使保護力延長半年，但是變種病毒仍持續出現，它的保護力多半是愈來愈低，阻擋不了疫情的繼續蔓延。

去年還沒有疫苗，中國大陸就能以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減少群聚、封城等傳統的抗疫措施達成疫情的幾乎「清零」；今年有了疫苗，歐美卻仍控制不住疫情。這顯示傳統抗疫措施的功效還勝過疫苗。部份原因是有些歐美人士堅持不注射疫苗，因此達不到群體免疫；此外，疫苗針對特定病毒，因此面對變種病毒，其功效會降低；而傳統的抗疫措施不針對特定病毒，因此面對變種病毒，其功效會較少降低。

中國能以傳統的抗疫措施成功抗疫，但是歐美則不能，這源於中西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異 (參見《疫情暴露歐美弱點但窮國更苦》、《信教不利抗疫－中國有優勢》)。歐美只能依靠疫苗，但現在的疫苗效力不佳，看來歐美仍會受疫情折磨相當長時間，恐怕只能期待下一代更高效的疫苗了。

好的領導者是不是一定必須是個好人？這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提倡「德治」的一個迷思。一個好的領導人跟我們一般社會所定義的「好人」其實往往不是一回事。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親兄弟全家，還姦淫他們的夫人，逼迫父親把帝位讓給自己，但是他最後卻成為千古一帝，貞觀之治名震史冊，是帝王中的典範。明成祖朱棣同樣發動軍事叛變一路打到南京，使得自己的姪兒惠皇帝生死不明，滿朝文武被他殺掉了一大半，但他卻成就了大明王朝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明朝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幾乎佔了世界的一半。這兩個人絕對不是什麼「好人」，但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輝煌帝王，文治武功超越後世，多數人民在他們的統治期間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整個國家也拉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很多皇帝做得一塌糊塗，可是檢討起來卻都不是「壞人」。明朝崇禎皇帝奮發向上，兩百多年的江山社稷最後卻毀在他手上。滿清道光皇帝節儉自持，結果內政外交一敗塗地，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這兩個皇帝在私德上非常標準，都是「好人」，生活不鋪張浪費，天天都很想要做好事，基本上也不亂殺人，而結果可以說斷送了國家。

唐太宗李世民與明朝崇禎皇帝

或者可以說，古代中國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壞，殘暴好殺的不多，可是皇帝做得好的卻沒有幾個。歷史上是「好人」，也是「好皇帝」的，綜觀2000多年的歷史，大概也就是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清聖祖等寥寥可數的幾個而已。

很多藍色人，一聽到馬英九被批評，最喜歡幫他辯護的就是說，這個人不貪污、性情平和，所以是個「好人」。這就是上述迷思的典型，他是好人，或許在家裡也是個好兒子，結婚之後是個好老公、好爸爸，但是這又如何呢？中華民國幾乎斷送在他的手上，支持台獨的比例在他任上翻了三倍。他可以讓國軍為了一條狗拔掉幾個將軍，為了一個當一年兵胖了30公斤的人拔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還廢除軍法。國會的多數優勢在他手上全部成為廢物，國家的法律被人踐踏蹂躪，他還是無動於衷，使中華民國名存實亡。最可怕的是，到今天他還嘻皮笑臉，不覺得自己有一點錯，請問這種「好人」對國家到底有什麼幫助？我們需要這種好人嗎？

這種「好人」實際上害人最多，因為掌握了權力卻全部不做對的事，只想到維持自己好人的形象，讓更多其他真正的好人活不下去，自私自利到沒有羞恥的地步。請問，要這種好人來當國家的領導人到底有什麼用？掌握了權力實際上是造就一場災難。這種好人是真正的禍國殃民，沒有任何一點點價值。

有時候人會自動阻隔資訊，多年不看金曲獎頒獎，不知今年給羅大佑頒了個特殊貢獻獎。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這獎何以頒得這麼晚？

重看馬世芳對他的讚詞，他提起了他在高中時終於翻出羅大佑的唱片，一張張去聽，終於從一首歌裡領悟了羅大佑究竟在唱些什麼。那首歌是：《亞細亞的孤兒》。這對我也是個震動，因為作為當時不再慘綠的年輕人，愛上羅大佑並不是因為《鹿港小鎮》，而是《亞細亞的孤兒》。就是那個仍然在戒嚴時期，還被允許唱出來的以隱喻與曲折作為一條貫穿軸線的政治歌曲。

誰是亞細亞的孤兒？歌中沒說，也不可能說。羅大佑的後來的解釋是在越戰或柬埔寨戰爭中的難民，這也是歌詞送審可以過關的原因；但誰都明白，它也可以是台灣，是這一座島嶼。「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羅大佑或許真沒有影射「白色恐怖」的意思，他說白色指涉的是白人，即西方的殖民者，但我卻以為一定有的，難道他不曾想過這勢必會讓人產生聯想？

不過，它的前一句「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汙泥」，這「紅色的汙泥」卻更加地冷戰意識，並且與「白色的恐懼」產生了若干矛盾的意涵。假若，白色的恐懼就是在隱喻白色恐怖，那它就是對付赤色份子，而白色若是意味著恐懼，紅色就該是無辜而純潔的，就不應是汙泥；反之，紅色若是汙泥，那白色就不是恐怖，而是正義。

羅大佑將在他之前的流行歌曲直接作了徹底的顛覆，賦予了它某種價值的、鄉愁的、國族的色彩與情調，甚至於，是都市裡的小資階級觀看世界的視角，或是底層被壓迫者的吶喊！

然而，這些創作卻絲毫沒有損傷它的音樂性與藝術性。他沒有為了一種政治的偏好或激情，在音樂質地上作任何妥協；每一首都是超越塵世眾生的傑作，每一首。

但他也照樣寫情歌，《戀曲1980》、《戀曲1990》、《戀曲2000》、《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愛的箴言》、《野百合也有春天》，依然那般動聽而纏綿，迴腸盪氣甚而是愁悵悲怨；有時代洪流下的私情：《滾滾紅塵》，也有像北宋柳永那樣的艷詞：《台北紅玫瑰》。

這樣的羅大佑，其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是一座無法超越的顛峰。當然，何其有幸，他是吾輩人的似水年華中，緜亙於側的一條山脈，陪著我從青春歲月，直至老去。

大連的魅力在哪兒？在這兒的人，引以為豪；來過的人，為之傾心；沒來過的人，充滿嚮往。這裡建築可閱讀、街區可漫步、濱海可遊憩，這樣的秀色可餐、可鹹可甜的地方，怎能不讓人嚮往？

大連的美譽盛傳國內外，“2017美麗山水城市”、2020-2021年度十大“大美之城”、“東亞文化之都”候選城市……浪漫迷人的濱海風光、合理完善的城市配套、綠色文明的宜居環境，這三大硬件造就出“大美之城”。不錯，只要走出家門，“景從身邊過、人在畫中遊”，不經意間，你就會沈醉於這自然與人文的完美融合之中，大美就在我們身邊。

有人說大連的靈魂是海，最美的景點是濱海路。這是一條連接城鄉的流動風景線，特別是在這個夏盡秋來的日子裡，遨遊在碧海藍天之間，你的所有想象在這條路上都能邂逅。中國的“死海漂浮”讓你不出國門就能體驗濃海水飄浮的神奇感受；儘管刀背山險，咱們的大排石險中有峻，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出的海蝕地貌讓人心生敬畏。只要沿著這條路一直向前，小黑石、金石灘、城山頭、海王九島……這些大海雕刻的藝術品，驚艷無處不在，引得無數攝影家們在此盡折腰。

前不久，一位同事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張星海灣大橋的照片並發出感慨：多麽像舊金山大橋啊。那是別人家的孩子，論孩子還是自家的好，站在星海灣大橋上，一邊是廣闊蔚藍的大海，暢想無邊；一邊是日新月異的城市建築，讓你感受國際範兒城市的勃勃生機，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俗話說，要致富先修路。這是世世代代總結出來的經驗，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城市的建設與發展離不開道路暢通，美麗鄉村的魅力更是體現在村路的建設。心隨路動，一路向東，沿著濱海路走進大連的後花園—莊河。一路上，山水相間，阡陌縱橫，田壟交錯，農舍青青，勾勒出一幅幅美麗的生態田園風光畫卷。迎著一絲涼潤之爽，村路上、河岸邊、風吹稻浪的田埂邊，處處都是“迎秋”的身影，連蛙唱蟬鳴裡都飄蕩著輕快的音符。風景不潤不燥，氣候不熱不冷。一切都恰到好處，醉美人間處暑秋。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辛亥年在廣州發起的一場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

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3月29日，革命黨人黃興率領革命志士數百人進攻廣州總督府，點燃了由孫中山所領導的第十次國民革命。但是由於準備仍有疏漏，而且革命黨各支隊間的協調欠佳，所以這次的行動再度失敗。指揮行動的黃興負傷但倖免於難，然而卻有五十餘人戰死、二十餘人被捕後就義，共八十六人死難，後合葬於廣州市東北郊的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之役」、「辛亥廣州起義」或「三二九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後，七十二烈士屍骨由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冒著暴露身份的危險收葬，改原地紅花崗為黃花崗，最初只是黃土一抔的墓地，甚為荒涼。1918年，滇軍師長方聲濤（烈士方聲洞之兄）募款修墓。1921年，紀功坊、墓亭相繼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於黃花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面。

回首望去，八十六位黃花崗烈士都非常年輕，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到三十來歲的青年。他們目睹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懷抱救國救民的理念，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胸懷，在風華正茂的年紀慷慨捐軀，改造社會。作為後人的我們，在展讀史頁之餘，不由得對他們深厚的民族情懷生出深切的敬意。

中山先生的革命與台灣頗有關聯。早在興中會成立的1894年的3年之後，孫中山就派人到台灣吸收會員，1905年同盟會成立之後，加入的人更多，包括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人，而在孫中山籌備惠州之役的時候，特別請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祖密籌措費用。

三二九黃花崗之役，不但有台灣人捐錢，還有台灣人冒死參與，出錢的是板橋的林家，捐了3千日圓，幫助19位留日學生，從日本回到廣州，參加三二九之役，其中一位就是寫《與妻訣別書》的林覺民烈士。另外，包括苗栗人羅福星和台南人許贊元都參與起義。

在民國成立沒有多久，羅福星(下右圖)因為在台灣參加抗日行動，被日本人逮捕遭到處決，當時他寫了絕筆書：「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死於台灣，永為台民紀念耳！」，把對家人之愛，轉化為對國家民族之愛，感人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