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省人中有些人是不太看得起1949年前後來台的外省軍民的，這有歷史因素。

因為，鄭成功之後，清朝在台212年，大陸世家大族來台人數及他們的後人有功名的和發展成功的不在少數，如「九牧傳芳」的台灣南部泉州（晉江）林姓家族。
日本外族統治50年期間，是日本帝國明治維新後最強盛的時段，台民看在眼裡會跟清政府時代比較。
二戰後中國接收，台灣光復和1949年前後政府軍民狼狽撤退台灣的情景，他們也看在眼裡。

從台灣遍及各地的寺廟/道觀和信眾之多、信仰之誠，不能說他們是忘祖背宗之徒，因為所有寺廟/道觀皆跟大陸及先民連結，皆有故事。
反而，1949年（民國38年 ）以統治階層來台的軍民，大部分是沒見過爺奶的一代，是反共而蔑視神州大陸的一代。

本省人在台九代、十幾代以上的佔絕大多數，他們不能說是沒有根的一代，反而我輩外省第二代和第三代，跟大陸疏離，甚至敵視的程度，看在本省人眼裏，他們會怎麼想我們？
老張陷入深思。

台灣南部泉州（晉江）林姓「九牧傳芳」門匾故事及姓氏由來：

閩林十六世披公，天寶十一年登第，官臨汀別駕，有德政名聞闕下，御史李棲筠奏授太子詹事。披生九子：葦、藻、著、薦、嘩、蘊、蒙、邁、蔇，皆登第，均任刺史，世稱「唐九牧」。九牧派英才輩出，敕封為天妃的林默姑、扳倒嚴世蕃的御史林潤、民族英雄林則徐，均九牧華裔。宋代，尊公九世孫杞，生九子皆登第，俱任知州，世稱「宋九牧」。閩林披公、尊公派下，均稱「九牧傳芳」。

林姓源出黃帝，成湯帝胄，贈諡忠烈公比干之後。在福建，有「陳林半天下」之譽。在晉江，林姓亦在望族、巨族之列。據新近調查統計，晉江林姓在鄉人口81368人，旅港萬餘人，旅澳500多人，渡台30000多人，華僑26000多人。（輝註：旅港澳及渡海來台，華僑等人數，僅限於可追溯的泉州/晉江一處 ）

《繁花》一劇在年度電視劇盛典18個獎項中得到12項肯定，唯獨導演名落孫山，常理常情，令人不解。

台視同學孫亞光，也是導播出身，他說得真切：「其實繁花得獎多項，包括男女主角等，惟獨沒有導演獎，無寧是怪事一樁，沒好的"導"演，哪來那麼多最佳"演"員啊 ! ? 」

也是導播出身的作家許家石，有進一步的解析：

「我慕名看了王導的《花樣年華》，之後，就不再看他其他作品。《繁花》也沒有看！我個人淺見是：
製作人是做好一齣戲，編劇編好一齣戲，導演是以映象說好這齣戱！
不論掌聲如何，《花樣年華》令我失望在，導演沒有用映象說好這齣戲的故事，他只確確實實將這齣戲拍成極其唯美考究的沙龍照。

張藝謀截至獲"金熊奬"以前，他拍了很多感人且充滿生命力的電影，比如《紅高梁》。
這些電影以故事及野生人物的個人愛戀及民族大義為軸，映象之美，僅在附著於一個感人的故事之中！

所有創作，說明一個鐵則：留傳於世的，永遠名篇遠重於名句！說好一個故事就是名篇，這是導演首要之責，也是任何一門藝術的評價所在！
你不能以單純的線條、用色、光影處理，評斷一個畫家，你不能用遣辭造句裝飾一個作家！《紅樓夢》如此，《水滸》、《三國》亦復如此。
文學批評史論魏晉對仗工整的駢體文及晚唐、南宋末期詩詞，給了『恰似玲瓏寶塔，拆下不成片斷』的十二字評語，說的就是這種表象奪目，靈魂孤陋現象。

導演亦復如是。張藝謀成名後拍了一堆大成本鉅作如《滿城盡帶黃金甲》等，極盡晝面璀燦華麗，卻依附於一個極其單薄蒼白的故事之上，結果以失敗收場；原因其實簡單明瞭！因為他忘了色彩、光影、構圖是攝影、燈光、美術的職責，並且依附在導演所試圖詮釋的故事之中。他拍的《一個不能少》就感人深刻，原因在此。

這是我對花様年華的純個人看法，也是我對創作的基本概念，那就是明朝公安文學所示：『我手寫我心！心不華麗，心貴真誠，文不華麗，華麗在所言之道。』」

我要說，家石老友的見解極有價值！可我認為，得獎獨缺王家衛，不是因為他沒說好1993年前後的故事（繁花的故事性極強），而是因為他的籍貫多了「香港」一詞，即使他本身也是在上海出生的中國人。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的是非，那這個社會就將遭遇災難。梅西事件，竟然很多偉大的台灣人民拍手叫好，或者幫他這種行為說話。

西方能夠在最近這四百年領先世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遵守契約。無論是自然契約或者社會契約，更延伸到具體的商業契約，都是如此。而契約精神的核心是基督教的十誡，人與神之間的具體約定。今天梅西的球隊是白紙黑字簽訂商業契約，這幾個明星球員必須要下場進行表演，結果這位世界足球先生竟然用這種方法來逃避下場比賽。而不過3天，他又在日本活蹦亂跳。

就算你對李家超以及香港政府有多大的不滿，全場幾萬名的球迷是無辜的，他們是抱著非常純潔的心情來看這場比賽。梅西先生這樣做，對得起這幾萬名買了昂貴門票進場的球迷嗎？梅西可以拒絕跟香港政府的官員握手，甚至於可以故意延後出場來躲避跟他們接觸，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用這種方法來應對長期支持他的球迷，這可有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這可是一個球王該有的風範？

香港政府現在的作為，很多人都不認同，但是同樣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筆者對於2019年香港發生的事情，有過很多評論，所以這裡就不重複。但只想要說一件事：政治就歸政治，體育就回歸體育，兩者真的不要混為一談。

很多台灣人的腦袋好像進了大量的髒水：如果梅西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兩天之後的道歉信又是為了什麼？他都已經發現不對想要收拾，事實上歐美社會幫他說話的非常少，因為就是違背了上述的契約精神，結果偉大的台灣人還在叫好。那以後，別人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處理跟台灣人的契約嗎？因為不喜歡共產黨，所以丟掉所有的是非。這種情況就跟大陸很多人，因為不喜歡中共而去支持賴蛇是一樣的。沒有換位思考的能力，更沒有辦法把心中的標準攤平。

說白了，梅西的表演只是為了向美國表態而已。他在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應該會是在美國的球隊結束，拉丁美洲人只要有錢有辦法的差不多都定居美國。他等於向美國社會交了投名狀，做了一次政治交易而已。而這種行為，到底有什麼值得鼓勵叫好的？

這裡說清楚：筆者贊成中國大陸對梅西個人以及他所屬的球隊進行各種的抵制跟制裁。不為別的，這種耍賴的行為，不但沒有道德，而且未來若擴散開來還會造成別人的損失，必須給予懲罰。

我們通常不會察覺自己與周遭事物之間所建立的緊密關連，直到我們突然出現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這是我剛到美國才深切體會到的事情。

我記得我剛到我學校所在的城市羅利。來接我的學長把我放在一個中國人的家裡。他有一棟房子，分租給去那裡留學的幾位學生。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要在那裡住下來，也無從跟任何人商量。即將成為我導師的教授還在洛杉磯度假。房子裡的一位租客只跟我匆匆打了個照面，就說他要趕回學校做實驗。我其實無暇去憂慮這些問題，因為我感到異常睏倦。我是搭乘夜半的飛機飛來的，中間還在亞特蘭大換機。在這不熟悉的旅程中，我已經耗損了所有的精力。現在我只想睡覺。不是我自己那麼想睡，而是我的身體，我認為。

當我醒來的時候，突然不曉得自己在什麼地方。一切都不對勁！這是一個大白天，我卻感到還沒睡醒的那種昏沉。隔了好一會兒，我才想到我已經在美國了。這時我開始懊悔自己怎麼從來沒有好好想過，就貿然決定來到這個國家，還把她當成我唯一的出路。這時候，所有的問題突然湧進我的腦子裡。我晚上吃什麼？去哪裡買食材？用什麼方式烹煮？我想到，我應該先寫一封信給爸媽，告訴他們我平安到達了目的地。我在行李箱裡找出了媽媽為我準備好的紙筆與信封（還是西式的）。然而，就在寫信的時候，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我怎麼把這封信寄出去？去哪裡買郵票？要貼多少錢的郵票才能以航空的方式寄出？這些看似非常容易解決的問題，我竟然都沒有答案。現在，我才開始後悔，我應該事先設法聯絡這裡中國同學會的負責人，而我還刻意避免跟這樣的人聯絡。

這些過往其實發生在所有曾經在美國留學的人。然而大多數人都忘掉了，而且就像那些已經適應了海上生活的老水手，還喜歡拿剛上船的新手做嘲諷的對象。然而我沒有料到的是，當我在十多年以後回到台灣，我重新面臨了進入一個陌生環境的困頓。這對我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在這個地方住了二十多年，我的父母與親朋都還住在這裡，我會發生什麼了不起的問題？

我不想再以自己的例子來描述這樣的困境。我只想用朋友的遭遇作為例子。一位比我早幾年回到台灣而且在同一個學術單位就職的老朋友告訴我，他在美國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克服了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而他在台灣直到他說話的當時還不能適應。有幾位比我晚一兩年回到台灣（並且在竹科園區從事高科技工作）的美國老同事也跟我抱怨，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完全不能適應當地的環境。我給他的勸告是：「你可能在美國過慣了節儉的日子。然而在台灣想過同樣的生活，反而必須捨得花錢。記住，凡是錢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很多人把上面的問題看做文化適應的問題。然而，文化只是一個含糊的名詞。它真正反映的是人的大腦與環境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係。當你在一個熟悉的環境生活或工作了好一陣子，你的大腦建立了很多預測的能力，或者，很多「下一步是什麼」的預期。例如，當我走進自己的書房，我預期自己只要在鍵盤上按一下Enter，我眼前的螢幕就會亮起來。接著我曉得如何尋找我還沒看完的論文，去哪裡看親朋留給我的簡訊，或者去哪裡訂購我中午的食物等等。然而，當這樣的動作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時，就會帶給我一些不便，甚至恐慌。例如，有一個早晨，我發現我按下Enter時，螢幕沒有出現任何亮光。即使經過很多補充的動作，我仍然無法在螢幕上看到任何東西。這帶給我一種瀕臨世界末日的感覺。幾乎所有我可以跟這世界打交道的管道都被這該死的螢幕遏阻了！你可以想像我如何悽慘地度過一兩天的日子，包括低聲下氣地跟一些懂得硬體的朋友求助。

我們的大腦從生活經驗中建立了很多「下一步是什麼」的期待。而這些期待支持了我們在熟悉的環境裡過著即使是以前的國王也享受不到的舒適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們發現這樣的環境無預期地離我們而去。我在猜，這是為什麼我有一些相當優秀的朋友在異地的環境裡罹患了某種失調的病症，例如 schizophrenia（這個話題我只能以後再討論）。只有當這樣的情況出現，我們才理解到自己的大腦做了多少我們並不察覺（也經常不特別感激）的事情。

劉毅老師80歲了，真是傳奇人物。

劉毅的英文補習班，過去在台北市的高中生來說，是炙手可熱，如果大學聯考想要有更好的英文成績，最好來這裡補習。補習班裡男生女生混雜，大家都是為了學好英文的應試技巧而來。

1981年中華民國大學聯考的歷史上第一次英文考試，出現了筆試，英翻中，中翻英，以及英文寫作。在這之前，英文考試只有2B鉛筆在答案卡上面塗塗抹抹，沒有筆試。也就是說，那年聯考沒有考古題可以參考，你根本無法知道聯招會要搞什麼鬼。

1980年高三上學期，大家都知道英文聯考別指望學校的英文老師了，跟著同學去信義路劉毅補習班報名，位置大約是今天大安森林公園對面。

劉毅的課程很簡單，一開始就是英文模擬考，然後解題，當然你的分數會在下課前發還給你，模擬考考題寫了幾個月，若你還不能拿高分，就是自己程度的問題了。

這個補習班很特別，不是交了錢，就可以隨便領取講義，劉毅編有一套文法寶典，好幾冊，學生必須研讀完畢，找助教小考通過後，才能領下一本，我到了高三畢業，都還沒能拿完全部的文法寶典。

還有一套是字彙手冊，按英文字母編寫，每冊薄薄幾頁，都是單字與例句，一樣是找助教口試後，才可以領到下一本，我從A到Z都通過了，背了好幾個月字彙，這個真的很有用。

回想起來，父母花大錢讓我念私立初中，初中三年的英文課程，比一般國中還要精實，老師寫講義給大家，每上新課，就有新字彙，但我們不是只學某個特定單字，還會教這個單字的各種型態，譬如上到prepare，同時要背preparation，還有相關的片語，學習量是別人的好幾倍。

高中入學後，覺得英文課輕鬆簡單，不太用功，月考考個七八十分也就覺得可以交差了，但到了高三，那真是緊張了，幸好初中三年馬步蹲得好，即使只有一年時間，加上劉毅的勤教，果然在大學聯考開花結果。

大一英文必修，很特別，不是同班上課，而是分組上課，一個班拆成好多組，要自己去看分組組別，一個教室有好多個系的大一新生一起上課，至今也不明白那個分組的標準是什麼。國文也是一班拆成很多組分組上課，很特別。

大二開始，原文書本開始慢慢多了，當代社會學名著選讀，葉楚生上課，其實這已經是社會學理論的基礎課程了，我就是把整本都看完了，才真正搞清楚我要攻讀社會學哪個方向，就是從衝突理論轉向馬克斯思想，向左轉，迎向人生光明面。

大三都市社會學、社會問題、社會階層等課程，都有大量原文素材，大四唯一必修社會學理論，又是原文課本，但這對我來說，已經不構成挑戰了，我已經自修許久，老師上課，不過是重新複習一下。

把社會學念好，英文真是幫了大忙，國內老師編寫的教材，有時候看了半天，不知道到底要說什麼，反而是圖書館借出來的英文原典，看了一下，就大概知道了。進碩士班之後，那是根本沒有中文教材，全都是英文書籍。碩一當時，還要帶大一新生讀原文的社會學導論，指導他們，若是英文沒有基礎，那真是很痛苦的事情。

劉毅80歲，自1981年以來，未曾有機會見到這位補教界名師，真要非常感謝他，才能讓我以英文高分填補非常差的數學成績，順利考上國立大學，可以說對我的命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2023年歲杪，劉杯杯赴泰，其中一個行程是代表學校跟一所皇家大學簽約；正式行程結束時才下午2、3點，泰國辦公室同仁建議可順道前往附近桂河大橋一觀。說來遺憾，雖然近20年來劉杯杯赴泰差旅頻繁，但都是機場、會場往復的行程，對於聞名已久的桂河大橋始終無緣造訪，此番機緣湊巧就在附近，又不耽誤行程，劉杯杯不免心動。

到了現場，發現名聞遐邇的桂河其實並不寬闊，目測河寬應該不超過50公尺，緩緩流動的河面，水波不興；河面波光粼粼映照天光，兩岸平緩，沿岸樹林雖不高大密集，卻也頗見綠意盎然，很是宜人。

橋頭一帶岸邊有幾家延伸至河面上的餐廳，有些販售各類紀念品的攤檔，有些平房，河對岸還有個豎有大觀音像，占地甚廣的寺廟。

想像中，桂河應該是長江、黃河一般，波濤滾滾，浩浩湯湯，奔流不息的大河；結果，現在看來，就是一條溫馴可人，靜謐平緩，一衣帶水的小溪流。

而腦海中聳立在窮山惡水之間，橫跨懸河瀉水之上的桂河大橋，也就是一座平凡無奇的鋼骨水泥橋樑建築而已；鋼骨多見銹斑，水泥橋墩牆面則多有歲月風霜斑駁痕跡；橋面鐵軌也不寬，兩側是枕木，中間則是鐵板；許多遊客走在上面拍照取景，偶有定期班車緩慢通過，汽笛一響，遊客紛紛往兩側凸出小平台躲避，也時有遊客與火車上乘客互動，揮手致意。

桂河大橋是在1943年時日軍為了連接泰、緬，徵集當地勞工以及二戰的盟軍戰俘建造而成的，是所謂「死亡鐵路」的一部份；而之所以冠名｢死亡」，是因為建造時有超過10萬人死於意外、虐待、及饑饉；不過，桂河大橋之所以知名還是因為1957年出品的好萊塢電影《桂河大橋》(Bridge Over the River Kwai)所致。

對於《桂河大橋》電影，劉杯杯迄今仍印象深刻的劇情是，英軍戰俘指揮官Nicholson中校為了證明英軍的素質與榮譽，不但沒有消極抵抗，反而賣力的動員英軍戰俘認真的建造橋樑，渾然忘卻渠之所作所為實與資敵無異，甚至在美軍特工潛入要炸毀橋樑時，還出手意圖阻止。

電影劇情很精采，尤其引起劉杯杯深思的是，Nicholson中校所為，適足以彰顯”do the right things”（做對的事情）跟”do things right”（把事情做對做好）之間的問題。

“do the right things”強調的是目標正確；”do things right”重視的是效率。

目標錯了，效率再如何驚人也是徒然；英軍戰俘指揮官Nicholson就是典型的do things right，沒搞清楚應該要先”do the right things”；畢竟，橋建造得再好，也是資敵，徒然害到自己人而已。

當然，二者並不互斥，但要有先後次序；易言之，要先做對的事情，再把事情做對。

突然想到，劉杯杯最近老被逼著完成這個學術指標、那個研究指標的，就不知道少子化的當下，對私立大學而言，拚世界排名，還是擴大國際生源二者之間，哪個算是”do the right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