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與魔盒:世界動盪的根源 | 張魯臺

依據舊約記載,撒旦主動去找夏娃,並誘使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夏娃也使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兩人眼睛亮了有了羞恥心,自此中東地區的人們有了上帝與撒旦兩位導師。以此神話故事為基礎的宗教傳播到了歐洲,教徒們總在碰上問題時,尋求導師的幫助,或禱告或尋求神的啟示,只是不知道聖訓到底是來自上帝還是撒旦或者只是牧者的意思,上帝與撒旦持續他倆的鬥爭,直至今日仍然未休。

早於耶穌約六百年的尼泊爾迦毗羅衛國釋迦族悉達多太子,他對於人生的迷惑更多且更深刻,他尋求解惑的方式是去除慾望與靜思(禪定),沒有導師指示而自覺開悟的悉達多太子,成道後被尊稱為釋迦摩尼佛。

在中國商被周取代,周公制禮作樂,他的目的之一是要去除商代時的凡事問天、求鬼神、占卜、祈禱,而導致的種種媚於奧的鬼神文化,周公奮鬥的目標幾經波折,大約與悉達多太子同時代的孔丘繼承周公之使命,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表達孔子對封建殘餘也不容忍的態度,在先聖後賢的努力下,宗教對中國人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宗教文化區域要小。慈悲為懷的佛教能在中國流傳,就是補上了這個宗教空缺,佛教不會排斥其她宗教的傳播,也不會干涉各個地區傳統風俗,更不會發起聖戰,在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佛教只是起著宗教文化方面的補充作用,而一神教在歐洲則是取代原有的宗教文化,起著主導作用並且以教領政導致黑暗歐洲,直至文藝復興時代。

商代的祭祀求神在周公、孔子等聖賢的努力下,基本上從神州大地消失,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思想才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故事絕對令歐美人詫異與不解,歐、美兩大洲普遍信仰一神教,原罪思想牢不可破,世界就分為禱告尋求聖恩的一神教文化與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東方文化,兩種主要文化在衝激。

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在此之前人類過的最好的生活,就是中國人的自然生活,中國人利用各種自然條件,發現各種自然現象與規律,並充分利用之,例如二十四節氣指導人類工作與生活的步驟,絲綢、瓷器皆是自然條件下,加上中國人的智慧生產出來的,即使是火藥原料也是取之自然,蒙古人善戰,但是火器才是蒙古人攻堅時戰無不勝的利器,對於火藥中國人認為用之戰爭有失天和,所以中國人冀望的是焰火爆竹的喜慶聲,而不是戰場的硝煙味,宋朝一代始終不以發展火器來增強軍事力量就是明證。到了近現代美歐的咄咄逼人,中國要生存也只有跟著造原子彈、運載火箭、衛星、航母,憑中國人的才智,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且多有反超之處,如登陸月球背面。

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是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革命,屬於突破自然條件限制的逆天行為,工業國製造生產能力大突破下,展開了更瘋狂的殖民掠奪、消滅異族行為,彼此爭奪更大利益,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原子彈爆炸結束戰爭,至此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上帝還是撒旦在領導那些教徒。

尋呼機爆炸是以色列人第二次開啟魔盒,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電子產品爆炸數波攻擊,第一波是台灣金阿波羅公司生產的尋呼機(BBCall)爆炸,證據顯示尋呼機內的炸藥是在生產時即安裝進機器內,利用民生用品為武器發動攻擊是突破人類道德底線,是歷史上首次將民生用品作為戰爭武器,不分戰士與平民的集體殺戮。台灣竟然參與行動,這算是某些政客說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嗎?闖下大禍的台灣,目前還是一副無事的樣子。以色列人開啟魔盒,其影響在短期內是看不到了,但肯定很強。

2024年9月25日中國大陸從海南島,用裝載運輸車向北美州方向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事先向途經國家發出通知,成功發射之後世界鴉雀無聲,除了台灣無人譴責,美國還讚譽中國的事先通知。向美州方向發射導彈,明眼人都知道是衝著誰去,用裝載運輸車發射表示機動性強,發射前敵方無法偵知,事先通知美國,就是不怕美國蒐集各種試射導彈數據,非官方消息,美國發射六枚攔截導彈皆失敗,事實上兩強暗地較勁頗多,美方多半落於下風,不然利劍2024A/B演習,怎麼看不到美方動靜?

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在近期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只有法國宣稱成功,但是沒有公開其詳細過程,俄羅斯最慘,發射時在發射井內就炸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試射給誰看,又因為中國大陸很早就聲明,不會向無核國家發起核彈攻擊,又聲稱中國在各種衝突中,不會尋求以武力解決爭執,所以中國試射州際彈道導彈成功,並沒有激起世界各國不安,反而讓某些狼子野心的國家安分了,俄烏戰爭不至於發展成集團對抗,以阿衝突也不至於擴散。中國的強大,與中國的態度,早已在世界諸多事務中發生很大的影響。不信有造物主的中國人,總是能在亂局衝突中,發揮穩定世界大局的力量。

我的祖國-回應賴的「祖國說」 | 郭譽申

賴清德在國慶晚會上致詞:「以年紀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反倒是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引起不少議論。他的說法怪怪的,但「祖國」似乎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不予置評,卻勾起我說說我的「祖國」。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我的「祖國」,我的「祖國」是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別是悠久中國的一個政府、一小段時間;祖是祖先,表示很多代、長時間的傳承,因此我的「祖國」是悠久的中國,而不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的「祖國」是中國,所以我是「中國人」。(我也是台灣人,因為我出生和活在台灣。)

中國的最大特色是歷史悠久,不曾間斷。《史記》記載了夏商周三代和更早的傳說時代。夏朝時雖然沒有文字,很多考古證據足以推論夏朝的存在(參見《夏朝存在的證據》),從夏朝算起,中國有將近四千年的歷史。中國曾經分裂,但總能復歸統一,而統一比分裂的時間長。中國曾經亡於北方的遊牧民族,但入主中國的異族都被中國人逐漸同化,一兩百年後也變成中國人(入主中國的異族王朝都被編入二十四史的中國正史),中國及其文化因此得以延續至今。世界上是有些古國早於中國,但是都早已滅亡,其文字、文化等已斷絕,只能靠考古的發現。

中國的文化也很獨特,與多數國家的一神教文化不同。周朝初期的周公刻意消除了商朝迷信鬼神的暴力文化,而以儒家的道德文化取代之(參見《商、周交替,文明躍進》),到春秋亂世,孔子延續及發揚儒家,自漢朝以後,儒家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除了儒家,中國文化還包含道教和佛教,都是多神教。在一神教,神的旨意是絕對真理,有強烈排他性,因此在歷史上爆發許多宗教戰爭;中國文化包容性高,少有排他性,因此很少發生宗教戰爭之類的衝突。現代崇尚理性,神的存在被質疑,損害一神教文化的基礎;中國儒家文化不基於神,沒有這問題。

由於儒家文化,中國重視德治、文治超過軍功,因此三千年來流傳很多文學傑作和立德立功立言的典範人物,而且中國的山水古蹟大多與文學傑作和典範人物有關聯因而成名。這些都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我家有家譜,記載了很多祖先,他們都是中國人,我自然也是中國人,我的祖國就是中國。中國有包容性高的文化,以及很多文學傑作和典範人物,我以祖國的文化為榮。中國有不曾間斷的悠久歷史,顯示中國文化是經得起考驗的,必定能夠帶領中國偉大復興。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昭示,祖國的偉大復興已經不遠了。不亦樂呼?

冷戰史的縮影:寮國反共游擊隊 | 陳彥熾

今年國慶晚會領銜主唱國歌的藍玉璋老先生,古寧頭戰役後被編入保密局(後改為情報局)第二期,曾參與寮國反共游擊隊,也曾營救刺殺劉少奇失敗被寮共扣押的情報局人員。

他領導的「符堅第五大隊」,一度對寮共勢力構成挑戰,在中共協助寮共圍剿之下,「符堅第五大隊」損失慘重,符堅部隊也改組為光武部隊繼續抵抗。隨著形勢變化,光武部隊在1975年解散,藍玉璋老先生也結束情報局寮國站站長工作回到台灣。這是一個反共愛國的故事,不過置於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下,我們能看到更宏觀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衰落,東南亞要何去何從成為一大課題。美國亟欲取代歐洲和日本勢力退出的權力真空,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共也欲輸出革命,剷除資本主義勢力,解放東南亞。

中南半島作為鄰近華南的戰略要地,國共衝突也擴及於此。中共認為,東南亞如同中國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剷除三座大山,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蔣中正國民黨則從仁愛出發,認為東南亞和中國尚未達到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階級鬥爭的條件,主張階級和諧以發展生產力。蔣中正的論述也和1960年代起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合流,認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是背離美國現代化的錯誤道路,反攻大陸和東南亞的反共行動是為了糾正此一錯誤。我們看到的中南半島反共游擊隊歷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當年交戰的游擊隊員雙方,或許不一定明瞭上述理論,然而他們都成為大歷史的一部份。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紅色革命有其理想,然而前途混沌未明。越共在民意支持下,推翻腐敗的南越政權實現統一,而柬共卻以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悲劇收場。參加寮國反共游擊隊的前輩,是帶著這樣的憂心反共的;不過後來的寮國,並未陷入像柬埔寨的失控局面,他們的反共游擊活動最終也結束了。

今天的東南亞,要做的是清算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撫平冷戰左右和族群衝突的傷痕,在和解共生的前提下參與亞洲的整合發展。同樣經歷反殖民主義和冷戰歷史的中華民國,也應思考如何面對歷史遺產,讓兩岸和亞洲攜手前行,開創未來。

(圖為國防部情報局)

共和,是近代百年革命歷史的回聲 | 天人合一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

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黨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內亞史觀漠視客觀史料 | Friedrich Wang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台灣地名的由來 | 丁紹傑

台灣曾被叫做「福爾摩沙」?其實不對。「福爾摩沙」一詞音譯自拉丁文及葡萄牙文的「Formosa」,均為「美麗」之意。15世紀以來,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葡萄牙人在全球開闢新航線後,世界各地都有「福爾摩沙」的稱呼,包括海灣、海灘、島嶼、山脈、河流、湖泊、城市等。所以「福爾摩沙」是形容詞,不是名詞,更不是地名。

明朝萬曆三十年底(西曆1603年初),福建福州連江人陳第隨沈有容(明朝將領,在澎湖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追捕倭寇至臺灣安平外海,歸後作〈東番記〉。文中提到「大員」,為福建省府福州語音。其後文獻中的「大圓、台員、台灣」等,都是閩語發言,在17世紀指的就是台灣南部的一個圓形的內海或大潟湖,稱「臺江內海」。目前台南市内的「大灣」及「灣𥚃」(我小時候常去),這兩地就是當時「臺江內海」邊的地名,也是現在台南比較會淹水的地區,學者翁佳音先生也是這樣認為。

清軍入關後,荷清雙方的文書中,「Tayoan、臺灣」應該指的是熱蘭遮城(今台南安平)而「Paccan、北港地方」應該是指今天的臺灣全島。1661年鄭氏攻台之後,鄭成功將「熱蘭遮城」改為他的故鄉地名「安平」。之後「臺灣」逐漸成為台灣𡷊的正式稱呼,其他同音詞(大員、台員、大圓)逐漸消失。

方先覺死守衡陽的大陸電影 | Friedrich Wang

大陸的電影「援軍明日抵達」的根據就是這一份大溪檔案中蔣介石所下的手諭:「方軍長 援軍明日必到衡陽城,決不延誤!中正 八月七日 三時」。

凌晨三點,老蔣心急如焚,當時方先覺率領所有重要軍官發出絕命電文,強調準備一死以報黨國,實際上各路援軍都已經解圍失敗,這場戰役即將在守軍苦戰47天之後結束。老蔣這樣寫其實有點心虛,或者說無奈,所以他把「務望固守待援」這幾個字刪掉了。因為他知道,如果他繼續這樣說,那就等於是騙人。刪掉這幾個字,就是說守軍看著辦吧。但是至少,老蔣不是像希特勒那樣,要被包圍在斯大林格勒的包拉斯麾下98,000多德軍全部去死,不准投降的那般殘忍。

中國軍人自古以來的無奈:殺身成仁。這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儘管已經傷亡慘重,友軍解圍失敗,彈盡糧絕,只要投降就被認為是千古罪過,不可原諒。

這一次第十軍的方軍長決定與日軍談判,提出三個條件:醫療傷兵,妥善埋葬陣亡將士,不可報復屠殺城內百姓。日軍方面完全答應,主要是基於對他的敬重。日本人後來甚至有意放水,讓軍統的救援行動順利進行,把方等人救出回到重慶。其實這是在整個中日戰爭當中,難得的一次雙方展現出人道精神。關於這一點,卻很少被兩岸的研究者提出,更不要說肯定。最後日軍清理戰場,國軍犧牲17,000多,而他們本身損失45000左右,傷員高達80,000。

後來方先覺在八零年代的台北去世。在他生前,每一年參與過這場戰役的中日老兵都會在台北舉行一次聚會,儘管多年過後日本人還是對他非常敬佩。他去世,這些日本人竟然還延續了很多年都到他的墓前致敬。受到敵人如此的敬重,這個,是所有參加過抗戰的軍人當中從沒有過的一種榮耀吧。

一句「援軍明日必到」,裡面有多少的無奈,也說盡了戰爭的殘酷。這部電影竟然在大陸,因為網路上一片爭議,甚至於許多人向廣電總局抗議「不可以幫蔣介石跟他的部下洗白」,因此無法上映。這,又讓人覺得非常淒涼、悲傷。

大陸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 Friedrich Wang

歷史的垃圾時間,有這個概念存在嗎?這,成為最近大陸的一個風起雲湧的議題,從去年夏季開始在網路上流行,許多新媒體博主相繼討論或者引申。結果,最近終於連續遭到新華網與人民日報的點名批判。

何謂歷史的垃圾時間?來自體育賽場的觀念。就是在比賽中兩邊已經差距過大,就像是籃球到了第四節一方已經領先30分,所以都派上板凳球員,而落後方再怎麼拼命都無法逆轉,敗局已定。又或者棒球賽的後面幾局,有一方領先10幾分,比賽其實已經形同結束。簡單說,人們能做的只有靜待塵埃落定而已。

那麼,到底有沒有歷史的垃圾時間?筆者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黃仁宇先生的巨著《萬曆十五年》所談的就是一個典型的歷史垃圾時間。他在該書的結論中談到,雖然距離大明王朝的滅亡還有將近60年,但是這個王朝的文明已經趨向死亡,無論皇帝、大臣、官僚、將領、學者,到底是奮發、是創新、是保守、是協調、是袖手旁觀,是逃避、是清廉、是貪腐…..都已經無關緊要,沒有任何的生命力,起不了作用,完全一攤死水。只有靜待努爾哈赤白山黑水的興起,子孫入關建立新王朝而已。

其他的朝代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北宋在王安石變法失敗,財政與軍事的危機無法解除,黨爭激烈,等於也宣告進入垃圾時間,情況與明朝很類似,故50年後金人攻下汴京。大清王朝也是,1895甲午戰敗,威信盡失,瓜分開始,歷史的垃圾時間開始,往後庚子新政、立憲運動與袁世凱的北洋新軍都無法挽救王朝的墮落,17年後被武昌的槍聲所顛覆。中華民國在七七事變爆發,與日軍全面開戰,將自己的軍事與經濟力量全部在生死存亡的戰役中燃燒殆盡,也等於宣告進入垃圾時間了。

當年思宗勤勉,只能煤山上吊;光緒變法,最後病死瀛台;老蔣將自己的黃埔子弟數十萬犧牲慘重,前仆後繼,也無法逆轉這個垃圾時間。所以,每個時代都給予各朝代機遇,但是在改革失敗,無法從思想到制度、器物等層面力挽狂瀾,將社會階級流動重新激活,那麼垃圾時間就開始了。

節點已過,過了就很難逆轉?歷史的垃圾時間有沒有可能絕處逢生?也不是完全沒有。大家可能感覺這不是與筆者前面的論述相悖?其實也不是。因為,歷史結構主義有其侷限,而人類是活的,永遠不會被結構所侷限。所以,上述的北宋在垃圾時間的清算後,竟然出現了岳飛、韓世忠等等一批良將的奮戰努力,守住6成國土,宋朝僥倖逃走的一個王子在江南重建政治核心,150多年間又創造輝煌的城市文明。1949年,在那幾乎絕望的時刻,古寧頭奇蹟般的勝利,朝鮮戰場石破天驚的爆發,終於讓美國政策大轉彎,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得以絕處逢生,直到今日。歷史是人類的活動紀錄,而人可以有無限的可能。

那為何中共的官媒注意到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話題,而加以點名批判呢?很簡單,這些大陸的論者在以古諷今,被中共的宣傳喉舌給看明白了。

大陸在2018年之後,一方面遭到歐美日韓的聯合抵制、圍堵,二方面本國的經濟遭到疫情重創,導致消費力下降,青年失業率上升,房地產泡沫破滅,使得許多家庭與個人破產,股市一落千丈等等,各種危機似乎湧現?這些都給人一種感覺:改革開放後的繁榮已經到頭,中國沒有過去左右逢源的優勢;更重要的是,共產黨龐大的官僚體系失去革新的可能,只能做做文章,朝令夕改,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民間創造力枯竭,社會氣氛低迷,躺平成為最好的選擇。所以,這種歷史垃圾時間的理論,也開始瀰漫開來。

那今日中國,真的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嗎?筆者認為有端倪,但還沒有,就像是一個人開始鼻塞咳嗽喉嚨痛,但距離肺炎到病入膏肓還遠。中共這幾年也努力激活大陸的產業,所以提出所謂新質生產力的主張,期盼能夠再度創造技術上的革新,帶動整體的升級。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給予歐美日144小時的免簽,都是為了再度加強與世界接軌,讓投資重新進入中國內地。另外,市鎮重劃,加強二三四線小城鎮的建設,重新調查與規劃農村土地利用等等,都試圖將上述的結構性問題加以克服。

但,仍不容易。中共官僚體制的腐敗、臃腫、低效,地方幹部漸漸黑幫化、世襲化,加上生育率快速下降,連帶使得消費力不斷下降,青年不婚、不生、不工作、在家啃老,學術自由受到壓縮,大學逐漸官僚化等等,都預示著如金觀濤先生在其80年代的著作《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所言的無組織力量日益蔓延,終究造成失控,而導致危機發生。這些,都使得今日大陸如履薄冰。

總之,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概念用在今日中國為時尚早,還不能成立。但是,面對上述的難題與挑戰,中共光靠提升生產力,創新產業技術,以及整頓小市鎮、農村就可以扭轉嗎?只有留給時間來回答。這,考驗著中共領導集團的決策眼光與智慧,更是歷史的垃圾時間是不是真的將來臨的關鍵。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步兵主兵主義」帶給日軍的傷害|賈忠偉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有關史迪威指揮能力的觀點分析|賈忠偉

荷蘭漢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1958~)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一書中對於史迪威是這麼形容的:史迪威的任命令人吃驚。他從來沒有指揮過任何部隊,在利文沃斯(即位於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沒有聽過指揮課,而且在聯合行動中也毫無經驗。他的資歷只是在不那麼有魅力的情報和訓練部門工作過(他的職業生涯一直在情報和訓練等不太光彩[不太光鮮/亮麗]的領域)。

原文:Stilwell was a surprise appointment. He had never been in command of any troops,he had not attended command courses at Leavenworth, and had no experience in combined operations. His career had been in the not particularly glamorous areas of intelligence and training.

而他的資料來自:Barbara W. Tuchman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

但芭芭拉書的中文版是這麼寫的: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22年裁軍的影響,當時還在中國的史迪威就請求參加班寧堡(現名為:摩爾堡)的步兵進修課程,這裡招收250名步兵軍官,分別參加連級培訓課程和高級培訓課程。史迪威提出申請,於是被分配參加高級課程培訓。參加過這類培訓的頂尖畢業生通常都會繼續到位於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參加培訓。在美國,如果一名軍官沒有參加過利文沃斯堡的指參學院的課程,是不太可能擔任高級指揮官的。史迪威在1923~1924年於班寧堡接受完步兵學校的高級培訓課程後,又在1925~1926年去了利文沃斯堡進修指揮參謀課程。利文沃斯堡所灌輸的是根據既定使命、對敵情的分析、行動選擇、解決、決定和計畫來找到「問題解決方案」。在授課、地圖解題以及地形練習中,課程涉及了動員、部隊調遣、行軍、救援、供給、偵察與安全、阻滯作戰、撤退、改變方向、追擊以及其他人們在把戰爭變成一門科學時所孜孜不倦地設計的各種謀略。課程非常難,要取得優異成績的壓力也很大,結果在20世紀20年代引發了一系列自殺事件,以至於後來學校被關閉。

軍官為了學習熬夜到凌晨兩點,這讓軍官的妻子們都感到無聊和躁動不安,不過儘管史迪威稱這是「地獄般的一年」,但他並沒有怎麼拼命。他在這裡年紀偏大,而在西點時年紀偏小。他離開軍校已有20年,覺得一定要爭得最好成績的意義不大。他知道自己能過,這足夠了,其餘都是「瞎鬧」。他只是學完必須學的東西,然後10點鐘就上床睡覺,這讓他的同學們感覺幾乎受到了侮辱。他在班裡學習最刻苦的人之一、1915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的懷特,艾森豪是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的。史迪威畢業時,校長對他的評語是:「有常識和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