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二次世界戰末期──1942年（日本昭和十七年）3月，派遣第一批500名「高砂挺身報國隊」（後改名為：「高砂義勇隊（たかさごぎゆうたい）」）至菲律賓呂宋島西南部，介於馬尼拉灣和蘇比克灣之間的巴丹半島（Bataan Peninsula，非北部的「巴丹島（Batan）」）開始，原住民就成為日軍在東南亞熱帶叢林中打敗美軍最重要的秘密武器，甚至在戰爭末期時，日軍下達全軍覆沒的「玉碎（gyokusai）」命令時，「高砂義勇隊」員還被編為「特攻斬入隊」，成為替皇軍掩護的第一線人肉盾牌。根據紀錄，當時日本總共從臺灣派出八回高砂義勇軍，如果加上兩回陸軍特別志願軍，則一共有十回，總數約達4,500人左右。而這個數字並不包括後來徵兵制度實施時，所徵調的原住民青年人數。（＊）

不過諷刺的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對於原住民的鎮壓也相當激烈，根據日本總督府的統計顯示，在日本統治的前25年（1896～1920）的時間裏，總共討伐原住民部落138次，殺死7,080人，傷4,123人，收繳槍枝29,358枝。若以1920年原住民的人口13,0310人來計算，死傷的11,000多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12（＊）。尤其在「霧社事件」中，日軍還使用「以蕃制蕃」的策略，用發放高額獎金的方式來分化原住民族，其中協助日軍獵下反叛頭目頭顱給獎金──200元、壯丁頭顱給──100元、婦女頭顱給──30元、兒童頭顱給──20元，變相鼓勵原住民自相殘殺。

＊根據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傅琪貽所寫的《靖國神社與臺灣高砂義勇隊》文中所載…「據一般說法，高砂義勇隊共出動7次或8次，總人數有4,000人或6,000人到12,000人等不同的說法，但這只能說是推測的數字而已。因為其中還有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在航海途中遭美軍轟炸，整個船隊沉沒而溺斃者也不在少數。然這些數字顯示，特別是對安排人數稀少的原住民做日本的活箭靶，護國盾牌，消耗大量年輕男丁的作法，是多麼殘酷，近乎滅族的行為。」

＊參見──尹章義：《日本人屠殺了多少無辜的台灣人》（《歷史月刊》226期／2006年11月），p48～60。

這篇文章看了真很傷心。。。

黃教授提出了五點，我想也提出五點吧──

一、這麼重大的一件公眾事務，怎麼可以輕率視之？拿自己的一本小書的出版為由，就此，丟給記者的，竟只是匆匆寫下的幾個要點？雖然只是○○報的記者，但是，人說不看「僧面看佛面」，這麼嚴肅的一件大事，體力不足，真沒時間就算了，自然不可強求於他；他若時間與體力都足夠，就不應該如此態度吧？

二、好極了，老教授的話，還是看來那麼有道理；不過，這次的事件，真的是討論可否擴充大學自主權嗎？不是吧？怎麼老人家會有這樣的認知？
不過，就如他所要求，我們不可「人云亦云」，因此我們要反駁他的認知；如他所強調不可「罔顧事實」，公共行動要根據事實；我們要批判他的正是根據事實──把不久前的陽明大學校長遴選案作為完整的事例，現在由那位副教授出任該校校長，沒有嚴重的錯誤嗎──教授居然要為那樣的教育部喝采？──現在管案還沒有定案，教育部對於早有三名教育部派出遴委參語的遴選委員會的定案，如果能「浪子回頭」，說不定倒還是可以喝采的？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驚轉眸

孤寡清廷甲午敗   李致保台割地書

詎料移民策攘逐   安民不告陰狠逞

雖有洋商止殺戮   又驚鴉片奴役方

禽薙冤靈七十萬   戒毒降筆慘垂成

何以故 何以故     東亞獨強居心惡

作者自註

註解──孤寡清廷甲午敗   李致保台割地書

這幾句相連貫，是1895年清廷割台時的悲劇情境寫照。

首先，清廷主政者是慈禧太后，皇帝光緒，雖有康梁一般知識份子主張遷都西安，與日本再戰，認為日本國力有限，是如俄國拖垮拿破倫般，有取勝的可能；可是慈禧太后以過去英法聯軍的逃難經驗太苦，而今３０年後，年事已高，拒絕考慮，使得朝中大臣，言官類皆因義理而主戰，在實位者，較知鴉片戰後朝廷之匱乏實際，多主和──此時清廷之孤兒者，光緒，寡婦者，慈禧，故稱「孤寡」。 其時，中國主外交事務的全權大臣是李鴻章，當時，雖台灣沿海在劉銘傳撫台期間，已增建三十座英國新式砲台，但李深知敵我的強弱〈慈禧長期當權，以為僅用海防款項之利息，作其修建頤和園之經費，是節約之道，不知如此一來，海防經費就不能動用了。〉，因而，在甲午之戰後，日本據台前，負責向日人馬關交涉的李鴻章曾有一函向台灣林家花園主人林維讓解說其不能不割台的考慮。

其文曰：

「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迫。兩者取其輕，實出萬不得已。」

其中所謂「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迫。兩者取其輕，實出萬不得已。」雖然實在可恥，然而應也是實情。

因此，本文有看似離奇的「李致保台割地書」之句。可嘆，真是「人生意外者十常八九」？或李太傅早有劫數難逃──要擔出賣台灣之惡名？

註解──詎料移民攘逐策   安民不告陰狠逞

怎知日人已獲割寶地、賠巨款取得台灣之後，不僅並不以巨額賠款建設台灣，更因其國內早有山多田少之難題，竟對我台灣先民發動攘逐的政策，借台灣民主國的微弱抗爭，向日軍發出「台灣居民放逐令」──該政策在官方稱為「台灣島攘逐策」，現可見於當年日本外相馬關談判全權大使陸奧宗光之文書中。

「此際我方應確定對該島之政策方針，非執行斷然之處置不可，……即：一以本島作為將來展弘我版圖於對岸中國大陸與南洋群島之根據地；一則在開拓本島之富源，移植我工業製造，壟斷工商權利。……務必貫徹我佔領之要旨，使之成功。舉例關於鎮撫統治之政略要義於次：第一要威壓島民。第二要由台島攘逐減少支那民族。第三要獎勵我國民之移往。」

「為徹底達成此三要旨而完成我國佔領台灣島的原意，應行的方略如下： 第一 在對島民威壓方面：……若對之和平懷柔，徒長台民侮慢之心；……如今發遣重兵，取「禽薙」（如趕殺雞鴨：研究者註）的威壓方策對待全台的匪徒。其方策為匪徒聚眾抵抗者，即以兵力剿滅外，施行以下的命令：（第一）……（第二）援助與交結匪徒者與有嫌疑者皆放逐島外。（第三）……（第四）……。」

在民間的呼應者則可見於日本大名鼎鼎的「文明開化」的大師福澤諭吉當年主持的「時事新報」中。由其社論可以具體見此史實如下：

「關於處置台灣的問題，如在前號所論述，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此外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即使不執武器抵抗，如果不服從我國者，不許一天存在於我國境內。……凡是抗拒我軍者，不分軍民，盡予殺戮，使無噍類。以全掃蕩之功。」

而此情勢實非李氏所能預知，這所說「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真是我先民之不幸，亦李氏之沉冤。

所幸，蒼天雖瞶瞶，哀聲猶見憐，幾場砍雞殺鴨的「禽薙」，一面受到我安土重遷的先民為保護家園之反抗；另一面，則引起了當時世界輿論的重視，指為日人根本沒有能力統治殖民地，日人當時內想取消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外想取得平等的地位，在這樣的壓力下才停止了他們那計畫中讓「全島空虛」的殺戮。

然而哪，他們的作法，竟然是，日方表面確是如上引僅以「攘逐」對付狡民，以嚴禁舊俗來「放逐」一般島民，但是，更重要的是其以陰謀製造藉口的型態來推動可以「殺戮、攘逐」的條件，以達到其積極消除我台民的目標；──那就是日軍雖以希望「社會安寧」「避免無謂的犧牲」為堂皇的說辭，來吸收順民作為諜報人員，以取得各地情報；

但是，它們其實卻並不真向各地「立榜安民」﹝很惡質的，在日軍所留下的文獻中有這類告示[1]﹞，而任由社會經疑懼、不安而動盪，以取得它可以肆行「威壓攘逐政策」的理由。 因而，我們就會在那段悲慘的歷史裡看到以下離奇而重要的紀錄：即1895年七月在台洋人Aminaff觀察台灣的局勢時，所提出的重大疑問：

「是時何以日人未將其意圖，直接簡明用文告宣佈，實令人費解？」1

而印證當時一位順民林玉銓氏為日軍諜報，在他對日軍的報告裡卻有令我們後人終於恍然大悟的痛心資料。所謂：

「……銓所經的各庄百姓無不叫苦連天。連日心存求降，……銓見此景，乃命連山至各庄，請出其人，令其諭其庄人歸順。目前急需告示貼於各店。銓與連山同往各庄宣撫土民，以免各庄百姓掀起擾亂。……日本大軍所到之處，竟無人安撫百姓；……切盼據此函，將此情況轉達上憲大人，請旋即發下告示，託師團司令部寄送中港。銓將持往各村莊加以貼告，以安土民，並阻止逃亡與擾亂。銓見眾多百姓均不堪其苦，良民慘死者亦為數良多……」2

需知當明治年間，日本武士道講究「文武不二」，文事中「漢文」是必修課程，所以若要用中文出榜安民，應該絕非難事，居然都不肯做，實可見其中製造動亂，以為「攘逐」藉口的陰狠。

註解──幸有洋商止殺戮    又驚鴉片奴役方

在上述以殺戮進行的攘逐，隨著日軍的南下而在各地展開了；它要到外國輿論，由於殺戮攘逐造成社會動盪劇烈，導致我島上的洋商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脅，洋商的貿易無法進行，以至於指謫「日人沒有能力治理殖民地」之時，當年急於「脫亞入歐」的日本才停止該殺戮行動；對於我先民言，當時真是好佳在的事。由於日本的武士道傳統，不只武官有蔑視文官的情形，並且武官之間，海軍與陸軍，彼此也有相互輕視的自大情況；因而，最後是由天皇出面制止，我先民才由攘逐殺戮的巨大陰影下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然而，我悲慘的先民這時僅僅是獲得了喘息，可說雖然獲得了生命，有了生活的機會，但是惡意的侵略者怎可能善待他們？ 日本殖民統治者卻推出了更可怕的所謂「尊重民俗」的「鴉片緩禁」政策；

由他當年調查資料中，我們看到其中有對於鴉片毒害之理解，那也就是當局明知道吸食鴉片者的子孫的心智將愚劣，而仍然有意在我島上特許我先民吸食鴉片──他藉口我台人有嗜吸鴉片的習俗，就規定日人絕對不准吸食，對於台人則「恩准」──號稱所謂「此仁慈新制，係憐憫老癖者不堪目前之苦惱……制定老癮者之特典」，將以發給特許證的方式，嚴格管制，以達到「漸禁」的目的──好像一片好心。

其實，在其官方內部的「鴉片中癮者證明手續及內訓第12號」中，日人所要求的真正證明手續竟是如下：

「凡年滿廿歲以上，有鴉片吸食習慣，且欲繼續吸食者，不論男女，均應發給證明。前項證明，並不需經過精密診斷。」

在其「內訓(政府內部訓令)第十二號」中，則竟有如下之指示：

「對女人之鴉片癮者應特予以方便，均應頒發特許牌照， 不得有漏。」

這就是日人在國際上宣傳，在台灣停止「攘逐政策」後推行的，往後又一再對我台民准予補發吸食特許證，造成吸食鴉片人數無法儘速下降的所謂「鴉片緩禁策」。

我們先民如何能夠在飽受殺戮攘逐之餘生後，聽任該政策的擺佈──雖然確實在清廷治理下，他們曾經拒絕清廷對於鴉片所發布的禁令；如今他們卻由於血腥當局者竟然以尊重它們的民俗為名，鼓勵他們吸食這個藥物，他們也終於翻然領悟了自身過去的錯誤。。。

自註──禽薙冤靈七十萬    戒毒降筆垂成慘

可嘆，在該殺戮政策展開到因洋商而止殺的近兩年時間裡，使得我們先民由３3０餘萬人減少到２５６萬人，其死亡與失蹤的近七十萬人。──這是日本人絕對不提的，也是我們今天台灣學術界絕對不肯研究的！──如果相信每一個人類的靈魂都應該獲得安置的話，百餘年來，受到長期遺忘的他們的冤靈啊，是否如今仍在我們島嶼的上空徘徊。。。？ 我們當年的先民啊，一面外海是難渡的黑水溝，令一面內山則是隨時可能出草、馘首的野地；好不容易活下來，它們如何能甘心承受子孫俱劣弱的命運；1898年左右，它們找來了很好的一套戒毒方法。那是由廣東引進的，具有現代社會輔導、宗教輔導、心理輔導意義的「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那真是一次偉大的運動，當時的史實是全台各地，不分閩客，自發戒煙成功──

「自去四月中‧‧台北一帶地方銷售漸減，……則三月間一人之吸食，一日平均八分，四月平均六分七厘，五月平均六分二厘，六月平均五分三厘云。」〈台灣日日新報，1901.7.21.〉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預蓋齋房」，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27日〉

南北各地──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轉引自「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王世慶著，台灣文獻〉

可惜，竟然被日警大力動員打壓，我先民雖不屈不撓。。。不料，當局竟採用打擊我傳統醫療體系，摧毀我中醫的方法，使我先民在醫師不足的情況下，往往各種病痛不得不乞靈於麻醉藥物。。。以至於該偉大的運動終於功敗垂成。。。

日據初年的史實如此，我們後人只要有一點血氣，讀到這樣的故事，怎能不讓我們衷心慨歎──

『何以故 何以故   東亞獨強居心惡』啊

 

 婆娑台灣島福摩   漢胞原民傳干戈

呂社劫殺亂山後   省三應援動北洋

清丈保甲起自強  西學公醫兩商坊

鐵道採金起三城   淡水艋舺大稻埕

商情蒸蒸驚領事   列強覬覦美英日

何以故    何以故   病夫長此臥榻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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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自註──

這是清廷在列強壓力下不能不對台灣改採開發政策，不能不加強對於島嶼的控制，因此對山地加強控制的一例──為避免再發生類似原民殺戮外人的牡丹社事件，給予列強干涉的口實。

呂社劫殺亂山後   省三應援動北洋

清丈保甲起自強   西學公醫兩商坊

鐵道採金起三城   淡水艋舺大稻埕

商情蒸蒸驚領事   列強覬覦美英日

 

根據劉銘傳奏議，當年是該社殺人搶劫在先，而「呂家望社殺人兇犯正法後，該社…勾結…大庄諸化番七百人突襲…除寄居之粵民外，概被殺戮。…焚殺數十里，圍攻廳治，…留駐卑南者不及三百人…來犯番眾至四千餘人」。

劉銘傳〈字省三〉因「旱道1300餘里，山水阻隔，跋涉奇艱，輪船只須兩日…」，乃請北洋派艦相援。此事真是清廷被逼開山後一不幸的悲劇；據記載此次悲劇，呂家望社尚餘老弱七百餘人[1]，官兵陣亡227名[2]，數百民家受焚殺之傷[3]；並且，卑南地方官雖死守有功，但以昏庸貽誤而遭革職查辦。此正是自強運動在台灣之發軔初期。

詩句中下接的各項，即，清丈田地、設立保甲、開西學堂、設公醫院，不但，請江浙冨商來台北起商店街──原來這就是前述劉氏在守護上海與常勝軍共同對抗太平軍期間，深入領會了西學威力的反應，因而他就在省城台北設立了西學堂和西醫院；不僅於此，他在守護上海時與江浙商界建立了關係，因而在推動其理想時，就先在城外請本地富商林維源、李春生合建大稻埕商街；後在城內則請江浙富商來台建設西門商街；也恰在此時，劉銘傳適時將於上海失敗的鐵道建設移來北台；這時正好金瓜石金脈大起，商船頻繁，人客大增，自然商家受益非淺，淡水、艋舺、大稻埕三地在鐵道聯繫之下，繁榮迅速。

此時的榮景，我們無法完全掌握其資料，但是，在上海德文新報中，於1892年，有關台灣鐵路的資料已指出當時──

「台灣鐵路，自基隆至台北府計約十八英里，早經造成。現又向南接造，年內約可造成三十中里。因近華人往來稱便，附搭火車者日多；每日售出車票，約可五萬餘張。」

 

另據當時淡水關的海關資料，則有如下的紀錄：

「鐵路的建造並非純然為了軍事的原因而是為了有助於台北大稻埕艋舺三區合成的商業中心地的貿易」

「在過去10年間的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民需要品之大為增加，如在1881年有棉布20種，在過去十年間又增加了16種。」

「在這十年間，此一地區的人口數字是突飛猛進的。據往來乘客統計表上面所載，承輪船來此的旅客較離去的旅客多出21,436人；但是這個數字並未將民船運輸包括在內，所以只能被視為在繼續中的人口增加的一個跡象。台北的開創、大稻埕的迅速成長，以及艋舺之維持其原有人口，已經產生一個實際處於同一疆界內的至少擁有十萬人口的商業中心了。有了這種種情形，墾殖的地區也已擴大，再加上前來開採最近重被發現的金礦床的掘金者的大量湧入，台北縣的人口大概已增加了三分之一。」

〈「1882~1891年台灣淡水海關報告書」，H.B.Morse著，台銀研究室譯，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民國46年6月發行〉。〉

對於這一情勢，清廷的北京不一定理解其「以一隅為天下倡」意義，但是立刻就被列強所重視，尤其日本駐廈門領事，曾兩次來台考察〈1881年第一次，時在上海任職；1891年第二次，時在福州任職〉，也就成了後來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談判時，日本力主割台的導火線了。該1891年考察報告中，報導了所謂的「台灣的進步實在有長足之勢，該島成為獨立之一省已有六、七年。而在此期間，諸般事業顯著發達。尤其是著名的前台灣巡撫劉銘傳在清法交戰之際來到該島，以銳意熱心盡力開展拓地植民事業，敷設鐵道，架設電線，創辦商務局，推進工商事業，從外國購入汽船，以發展與支那本部的交通，建立英語學館，培養英才之士，勸人民以蠶桑之利來求得軍務貿易的巨大進步。因此思之我營業家應從今日起悉心關注台灣的前途，為準備將 其變成我國物產販售的一個市場，非及早策畫大計不可。」[4]

以上是日本領事的關切；稍早，1886年十月，美國公使田貝曾引用劉銘傳奏摺所謂「南洋門戶，七省藩離」之語，向美國務院提供關於台灣的詳細報告；1888年，田貝更因「聽到了台灣各方面都很進步，此次特別要來看看」，親自搭乘美艦，來台考察；已注意到臺省新政的成果，認為「台灣目前是中國最進步的一省」，指出基隆將可以取代廈門之商務；除了決定在台「設立一個與其他任何領事館平行的完全領事館」之外；他也指出了「劉銘傳如果真的嘗試成功，其最大意義，莫過於因此而促使中國大陸各地仿造施行，隨而為中帶來無限的進步。」[5]。也正因此，此處有所謂「商情蒸蒸驚領事   列強覬覦美英日」之句。

而割台之後，清廷的自強運動真是可說「胎死腹中」，而有生之年難以自療「東亞病夫」的病痛，唯有待往後「革命」之始能「起死回生」了。

[1]劉年譜初稿，頁1038。

[2]劉年譜初稿，頁1036。

[3]劉年譜初稿，頁1003。

[4]轉引自戴國暉著，「晚清期台灣農業的概觀」，收於「台灣史研究會論文集」，頁9。

[5]上述所引美公使田貝部份，請見於「美國與台灣──1784至1895──」，黄嘉謨著，中研院近史所，頁389、390、391。

婆娑台灣島福摩     清廷原民區保護
牡丹美日驚宮闕     沈將奉旨開瀛洲
從此原民失特許     漢胞因勢踰舊疇
所幸通婚漸同化     原漢猶偕慶豐收
光緒沖齡抗法勝     銘傳慧眼青台督
何以故    何以故     憾事一隅起鴻圖 

作者自註──

以上六句，是描述清代的台灣族群政策的發展。

前兩句
「婆娑台灣島福摩    清廷原民區保護」

是陳述清廷不是個「現代化」的「殖民的」國家，它表現在對於原住民的政策上，不像歐美殖民統治者對於原住民採取欺壓的統治方式，它雖是個沒落中的帝國，但是，不是帝國主義者，所以，它所採取的治理態度是類似先進國家今天設立的保護特區，讓原住民自治的方式；當時，那保護區是前述以高隆起的「土牛」，把漢蕃居地區隔開來，一面是進行定居農耕的閩粵移民，另一面是從事漁獵或燒山遊農的原住民，不准兩方任意越界的。

這可說簡直是當時世界上文明國家所趕不上的文明政策。自17世紀中，台灣收入版圖以來，清廷對於台灣並不刻意開發，甚至幾度禁止漢人渡海來台。

因此，漢人雖與原民間有衝突，對於原民的居地，官方在語言與文化不通的情形下，並無意打攪；因而，蕃漢間有近兩百年「非法的」或「前近代的」關係，雖族群確曾有相當之衝突，原民顯居於劣勢；例如，發生在1815年前後，中部著名的埔里漢族郭百年喬官強墾之殺番事件，幸於1818年，由彰化知縣吳性誠偕北路理番同知往處理，「毀土城，逐佃農。番始歸社」；然而，在官府難免失察下，漢族之墾地仍然漸廣；即是。

       不過，各地更有自然融合的過程──這也就是平埔族漢化日深之背景。

後四句，
「牡丹美日驚宮闕    沈將奉旨開瀛洲
    從此原民失特許    漢胞因勢踰舊疇 」

是陳述清廷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以後，其治理原住民政策始轉變。
也就是原來清廷在原住民政策上採取了近兩百年的上述寬鬆自治方針。要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以後──那是1868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武士道的擴張主義，在其後各藩因版籍奉還、武士沒落，而在薩摩與長州海陸軍的爭勝中，陸軍征韓論者在政爭中失敗，黷武武士轉向征台的結果──

1874年，他們結合了對於台灣頗有理解的失意美國浪人李仙德〈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把清廷尊重原住民歷史與文化自治方針而稱為「化外之民」的原民，解為近代世界主權理論上的「不屬中國」，藉口琉球漁民受難而攻打我台灣東部的原住民牡丹社，是為台灣近代史上極重要的「牡丹社事件」。
至該事件後，清廷才正視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要保有這個戰略要地，必須開發台灣，必須把原住民也置於正式統治教化之下。清代肩負海防重任的名臣沈葆禎，當時是福建船政大臣，就在此情形下，被派為欽差大臣來台，奉命建設與保護這個戰略要地。

他任內最有名的工作就是「開山撫番」與歡迎移民，並且加強海防。

當時，沈氏為迎擊來自日本的威脅，「奏請移駐福建巡撫，以一事權」，「添設台北府縣，以資治理」，「奏改營制，築砲台，架電報，振商務，凡諸要政，多所更置」；

史家連橫曾指出，「台灣歸清以來，閉關自守，與世不通；茍非牡丹之役，則我鄉父老猶是酣歌恒舞於婆娑之洋焉。天誘其衷，殷憂日至，析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禎締造之功，顧不偉歟。」；所指正是此一史實。

 換言之，清代的原住民與漢族間的問題應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因交通頻繁而變得複雜，產生種種問題的。其後，至台灣被割讓的1895年，不過二十年。

近年來強調原住民與漢族衝突的說法，其實，漢族行政能力與武力不強，對於原民之壓力，應是相當有限的；換言之，日人治台時所惡意強調的，實與史實有相當的差距。

末四句「光緒沖齡抗法勝     銘傳慧眼青台督

                何以故   何以故     憾事一隅起鴻圖」

此四句，主要在劉銘傳當年就看好台灣省的發展潛力，論者稱其治臺，是「以一隅為天下倡」。對此，首先應知──

劉銘傳乃當年中國名將，有「武人中之名士」之稱。在平定捻亂與太平天國中立下勳功；因而，他的「銘軍」練兵操典被頒布為全國的典範。

更重要的是，劉銘傳在平定太平軍時，與洋兵並肩作戰，曾親身操作洋砲，深覺西學深邃，不可小覷，遂虛心請教，與西人接納〈有法人因而追隨劉，終至隨之歸老安徽者〉，並將所得報與李鴻章，後來累功至疆臣，成為中國自強運動的重要主張者。

其次應知，中法之戰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意義，俄國外交官的報告曾描述稱：「戰爭開始時，甚至中國極邊遠的角落的居民都募捐獻款，資助國防；各省有錢人都紛紛出資，……在中國南部建立了一整隊一整隊的帆船隊，保衛沿海地區，抵禦法國人可能發動的種種攻擊。私人出資武裝起來的志願兵，僅福建一省就有一百多萬人。」

換言之，對於當時台灣先民的民族意識言，除鴉片戰爭時，姚瑩防臺未敗，是值得一提的史實外，中法之戰清廷派自強運動名將劉銘傳守台灣，已表示清廷在甲午戰前就已極看重台灣。
其三應知，中法戰後，劉銘傳自然是首功，他奉派赴台時，官銜是「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前直隸提督」，有戰功後立即升官，當即升為「補授福建巡撫，仍駐台灣督辦防務」〈當時福建比台灣大，地位高〉，法兵退後，他審時度勢，深感閩台難以兼顧，上摺自願放棄閩撫的地位，以求專注於台灣防務。這一棄大就小的抉擇，可見銘傳的遠見──對台灣地位的重視。

果然，他後來建鐵路、開礦產、建病院、設西學堂、蕃學堂、開自來水、推動掃街與公醫的公共衛生制度，在台灣展開其自強運動的理想，當時他的努力成果，受到美日各國的注目，可惜當年清廷正是寡婦孤兒當政，無力對之充分支持；遂使其建設台灣，希望「以一隅為天下倡」的苦心，終無實現的機會──並且竟然因此而啟發了日本的野心。

        此誠劉銘傳之憾事，我寶島台灣之憾事，更中國自強運動之極憾事也。

然而，正是人生憾事何其多，一一縷列，豈只一籮筐了得？

不過，這裡卻由於有一個台灣史的重要典故，所以，此地所言「憾事」，不是一般個人欲求不滿的憾事，而是指具有重大意義的事，雖然失敗，但是影響歷史走向的事件。此憾事出自開台英雄鄭成功故事，論者曾指出，若以明鄭在台僅二十二年言，鄭成功也者，只能叫「鄭失敗」，何可紀念之有；然而就其在這短短期間所立下的規模言，卻絕不是可用「失敗」兩字概括的；清代為鄭成功立祠時所謂的「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正是本文「憾事」兩字之來源，也是它的原型。

因而，本篇的說明中，所稱「憾事」，就應該絕非一般憾事，更非隨手可有一籮筐的事了。

至於──

上引的名句是台南延平郡王祠的對聯，聯曰：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其作者就是在前面我們提及「奉旨衛瀛洲」的沈葆楨。負責在牡丹社事件後來台處理台灣問題的他，竟不只來台為「反清」的鄭成功立祠，更如此公開肯定鄭氏，那是何等氣度與胸襟，因其有如何深刻的眼光，才能拿捏得如此細緻、精采。

啊，這當年的「憾事」一提，豈非真是一值得我們至今深刻沉思的好問題呀。

 

😎這張仿冒TlME雜誌封面，雖是網友惡搞假圖…但與台灣政治局勢實情差不多…很有創意！
TIME雜誌的封面故事WMI 的英文縮寫如下:
Wonky=虛弱的，令人不滿意的
Monkey=騙人的，不誠實的
Iron Curtain Country =鐵幕國家
号稱民主進步黨，反而比二蔣時代更退步!!真丟臉！ ​​​🤧🙈🙉

中華民國的文天祥—趙仲容將軍 終於在民國107年(2018年)3月27日入祀忠烈祠。

故陸軍中將趙仲容將軍是蔣經國先生留俄同學，也是第一屆立法委員及國民黨中常委，於民國38年(1949)政府轉進來台之前，奉蔣介石之命，派往北平擔任監軍，監督傅作義防止其叛變投降，因身負重任由同學蔣經國親自送機就任，其忠於職守，因而得罪傅逆。

當最後一刻，蔣介石下令派遣專機，接回胡適與趙仲容時，傅逆因而報復
，不讓趙全家登機，使其蒙難被捕，經羈押一年八個月後，當全部留在大陸的滿朝文武官員都投降之時，他卻在堅決不投降的情況下，於民國40 年(1951) 3月25日在北京永定門刑場遭到槍決，成為國民政府唯一在大陸淪陷後殉國的將領。

其妻女兄弟共十人亦遭株連，死的死，瘋的瘋，可謂慘絕人寰。其中六女趙經漢女士，在數次自殺獲救後，終於改革開放後赴美，並奉母遺命，於民國99年(2010)來台向國民黨及軍方報喪，希望能夠將趙將軍入祀忠烈祠，期間備受國民黨黨政軍各界百般阻擾，後雖經海內外學者大力為文呼籲，但一拖8年，人神共憤。

天可憐見，終於2018年2月初，經前部長馮世寬下令專案處理，家屬終於在3月23日接獲軍方通知來台，參加3月27日趙將軍入祀大典，為本案劃上完美句點，還給趙將軍一個歷史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