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殖民當局前述那樣糟蹋、蹂躪式的統治之下，任何正常人，怎能忍受呢？不要說是革命家所喜歡強調的「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心中的不服、不滿，在我先民心中總是會有的──尤其，當日本人侵凌了我鄉里親友之後。

最初的攘逐殺戮起始時，殖民者是否充分考慮過如何統治新領土？我們不知道；但是最早在「台灣事務局」中，確實有過不同的主張[1]；不過，由於軍方所堅持的政策惡質、魯莽而招致失敗，顯然，雖曾經討論，也必須面對現實，在推出「台灣鴉片令」之此時，可說正開始重起爐灶。

就所知，此時他們提出的善後設計是乃木總督的三段警備制；它將整個島嶼按照地方安靖的程度，分別由軍隊、憲兵與警察來治理；希望隨著治安的安定，逐漸擴大警察的治理範圍；另方面，所謂「保甲制度」，也在此時被推出；明治維新下，熟讀中國歷史故事的日人，不難想到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保甲制度，更何況，前述他們自身社會曾長期擁有那類似我台保甲而遠為苛虐的「五人組」傳統。

這應該就是當年後藤長官對於我台治安構想的背景。

以下，是當年我島上警察政治建立的過程──

• 殖民政府的建立──在虛假的爭論中

1895年6月13日，中央設立了主管新領土台灣的「台灣事務局」；6月17日，樺山總督在台北展開始政[2]〈東京派令中未明白指示應該「民政」或「軍政」，僅稱「應圖撫育人民，維持全島治安，使其安居，然亦須在軍令之下施行諸般政治，不可令人民生侮狎之心。」以及「深為信倚貴官之果決才能……開示左列大綱，其意專在使貴官於執行重任有所資助，並非對貴官有所掣肘」；因而，總督竟一直沒有宣示「軍政」或「民政」〉[3]，推行他們認為重要的各項政策。

8月，因「殺戮攘逐政策」已正式推動，大本營決定在我島實行「軍政」；20日，高島副總督受命為南進軍指揮官，指揮近衛師團南下；9月，第二師團在乃木中將率領下抵基隆；奉派由枋寮登陸；10月22日，乃木入台南城。11月18日，總督向大本營報告「全台平定」。其實，並未平定。

這時出現了這虛假的爭論；那是軍方藉由台灣到處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名，國的反抗秘密推出殺戮攘逐政策，破壞了馬關條約的兩年自由選擇國籍期限；但由於是祕密的與失敗的；以至於在沒有人認錯的情況下，就出現了這究竟應該「軍政優先」還是「民政優先」的爭論。

當時的史實是犯錯的樺山總督，這位當時的「台灣通」，在1895年11月，宣告「全島平定」；依照其前的法令，「全台鎮定」[4]就應該結束軍事體制，但是事實上，攘逐殺戮尚未完成，軍方為日本移民打算的秘密作為，難受部勒；另方面，我台人慘遭殺戮攘逐，自然在各地激起了護鄉愛土的決心；因而，東京雖欲結束軍事體制，卻不肯反省此前自身政策之錯誤，大談其「殖民地」或是「內地」，可說就是虛擬議題，轉移焦點的開始。

重要的是，南進軍行動時，9月10日，水野民政局長向總督曾提出關於「台灣人民處理方針」的建議案，請樺山裁決，其中主張參考英國殖民地的放任政策，不以放逐鎮撫為方針，但被總督以「需要慎重調查」為理由而擱置。該擱置成為其後「雲林大屠殺」所造成的關於台灣經營問題的重要批判點。

該年12月初，根據「全台平定」，水野奉命赴東京，為決定未來在台的統治方針，與內閣磋商──出身法制局的水野局長促使「管理」台灣總督府的拓殖務省草案誕生[5]了──這是1896年3月底，通過「六三法」，賦予臺灣總督一種委任立法大權，使其可頒布具法律效力之命令[6]；與 4月1日，由軍政轉回「民政」與樺山總督下台的根源。

不過，雖宣布了轉為「民政」，但是由於新任桂總督並未真實專注民政，且很快離任，當時「除了文官中十之一、二者外，武官們殆皆誤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斥土民」[7]，因而地方警備隊的專擅仍舊；我先民續遭荼毒。

就在這樣惡質的民政期間，我們島上出現了高野法官仗義卻被打壓的事件。是他強調了關於應該以警察治理的主張；那是所謂的──

「台灣的守備隊、憲兵隊，不僅掌握軍務本職的權力，而且行使純屬行政官的職務，甚至行使具有純粹而無上特權之裁判官、檢察官、司法警察等之職權，一任己意逮捕、裁斷，……多數良民未經司法機關的裁判即遭殺害……由於未甄別良否殺戮住民，使得台灣民心瓦壞之期迫在眉睫，若持續軍政統治，則全島民心皆以日本為敵……為了避免此一事態發生，必須整備足以防範陸軍專橫的制度，就中以明確區分軍政與民政的權限，各自嚴守，互不相侵……而當務之急是充實民政機關……執行對匪政策的，不該是軍隊，而應是警察……」[8]

1897年7月底，高野被上奏免職。8月，高野雖提出違憲的抗辯；獲得各方支援；乃木總督卻動用日警把高野驅逐。同月，內閣通過強調「民政」應該「緩治」的「台灣統治方針」，望藉確立該長期虛懸的「台灣統治方針」能有助於遏制時局的動盪，但內閣仍在該年底倒台。而接到該方針的乃木[9]，四個多月後就離職了，沒有太明顯呼應的動作──當時他正忙著如何能把我台灣轉賣出去。

此段時間，東京的動盪是如此的影響了我們島內的情勢；這時是所謂「民政時期」，但武官總督並不特別「尊重」民政。1897年3月，民政部又爆發一串貪瀆案件；5月，乃木總督曾把民政局長從前所擁有的行政大權，透過頒布「地方官官制」而移轉到自己的手中；應該就是其明顯的例子。[10]

然後，島上的治安發展，逐漸轉出「警察政治」，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過去我台論者喜跟隨日人的說詞，強調「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與「統治者沒有經驗」之說；本研究認為我島先民有70萬人以上，在本期間被消失了，並且統治者當時的貪贓枉法，這都必須是「第二個」才能避免的「殖民經驗」嗎？使用這樣的說詞來混淆卸責，我們怎能接受；讓我們繼續試著由較細部的史實說起。。。

二、「軍政、民政」下的保良局、投訴箱

在本期間，軍政、民政，再到軍政的過程裡，日本學者最多只提出所謂「台灣住民放逐論」，強調攘逐殺戮政策是日軍面對我們先民出乎意料之外的強烈反抗，是在報復我先民的情況下出台的。

史實如何，我們前面已經論及；在那樣的史實之下，自然我台人對於殖民者的信賴感簡直完全破壞無遺，殖民者要如何才能維持社會的治安──地方治安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治安，開展什麼事業都談不上。對此，我們篇幅有限，難以細數，僅能就其概要述之。

• 保良局

是當年日據初期歡迎日軍入城的仕紳們，在日軍入城後向日軍提出的建議；當時的情況，在1895年7月中旬，台北縣知事接收到台北各堡以大稻埕李春生為代表人關於設立保良局的申請書，稱：「基於使上下情意相通，以使上無滯政，下無遁情，以防謠言之傳播，以圖良民之安篤之目的，……」[11]；8月，改行「軍政」後，由總督府批試辦兩個月開始；在台北設立「保良總局」，經費由地方仕紳義捐解決；各堡相繼設立分局；至八月中，全縣各地分局共達20多處；9月，獲得陸軍局憲兵部長之建議表彰稱「功績實為不少」[12]；總督也發下獎金嘉許之。

至10月試辦期限已到，代表人李春生再呈報請定該局之存廢；但台北縣知事竟建議趁其「基礎尚未穩固之際，希望採取斷然廢止之處置」[13]。但民政局以「事關總督府威信」以及「探知民間機密之方便」而反對廢止，但僅能表示「分局之存廢由地方便宜處理」[14]，顯示其無力指揮。

此外，其時在新竹支廳屬下的保良局運作，據稱因官方認為其成績不佳，該地的保良局也有被取消的情況。

另，該總局最高會辦為李春生；1896年，因獲得勳六等之辜顯榮自東京歸台北，決定總局增加會長一人，由辜氏充任。至該年4月，由於總督府已開始民政，各地開設民政官衙；總局與各地分局開始廢止，至6月中，全台保良局全部廢止。

• 投訴箱

這是桂總督時所開設；1896年8月，正是雲林大屠殺事件震動東京，而六月桂總督初接大任，面對各方批判，全無頭緒；此時是「民政」期間，總督府在法院外，設置投訴箱，上面告示為「開闢申訴之途，乃為庶民除暴安良之舉」[15]。史稱當時「投入之訴狀每日不知若干件」，但是，就所知，桂總督時期，真正在台時間，不過十天而已；各訴狀之作用，實在可疑。

不過，我們看桂的後任乃木總督，則確實曾經接受了這些民間的訴狀──據說他親自管理著投訴箱的鑰匙；而因此他頗接受了一些申訴，還曾公開表示，將清除「官匪」；他與當時堅持整肅官箴而著名的高野法官的作為，引起了震動東京的軒然大波。不過，乃木最後卻在其自身所造成的巨大衝擊中，並未能充分堅持自身的認知，以致於不只是在1898年1月，宣布廢止該投訴箱制度，卻只能為後人留下日人所謂的「洩私憤、誣他人者亦多，因皆予採納檢舉，累及當局有司者不少」[16]的自飾之詞；到10月，並親手把「罷免令」交給高野法官。

• 由「聯庄保甲制」到日式保甲制度

我們都知道，傳統中國社會中有名為「保甲」的地方組織；它不僅是地方基層的行政單位，並且對於社會有互助與自衛的功能；清代我島上通常在城市以「聯境規約」，在村落則以「聯庄規約」組織之；只是其社會組織隨著國家政經發展的興衰，其功能也相對地受到影響。

日本以先進國家的地位入據我島時，正是清廷衰弱之際；但是由於其入侵的「攘逐殺戮政策」，太過惡質，導致我先民紛紛地以義軍的方式，強烈抵抗。這些義軍之起與我傳統的這種社會基層組織，當然有相當的關係。

• 聯庄保甲制

就是當時我島上傳統的社會基層保甲組織之一種；平時保甲重視互助關係，動盪時保甲重視防衛機能；通常較重平時的理想狀態──

「夫保甲之制，所以衛民；使之相安而無事。然而，民不能永安也，水旱之不時，疫癘之間作，鰥寡孤獨之無告，則必為之盡心力，先事而防之，後事而循之，而後得遂其生。是故建義倉以平之，開醫局以治之，設養濟以卹之，而後可以收鄉治之實；而後可以為治國平天下之道。」[17]

乃木總督面對「雲林大屠殺」後各地反日「匪徒」紛起的局面，在1896年11月前後，於雲林地方推出了絕無社會互助福利意義、只有「自治警察」作用的該「聯庄保甲制」；當時地方警備力量不足，在日警的指揮下，集合了當地63庄的庄長，以全村或全庄之連坐法，脅迫我先民，共同抵抗「匪患」[18]。

事態稍平後，總督府內務部長古庄曾奉命南來巡視受災亂離地區，並展開賑災；由於天皇與皇后的災後慰問金與總督府建物補償金，平均每戶可得五元左右；對於當時我先民之處境，可說不無微補，因而，該組織的推出似乎可說頗見成果。

但是該制度之正式推出要到兒玉時代的1898年；該制的推出，日人有指為我台著名順民辜顯榮的獻策；那是真的嗎？

作為日本歷史文化的研究者，個人是頗為懷疑的；當年日人大多深受漢學影響，中國史是日本士人所必讀；對於我島上有著這樣的傳統組織存在，自然不難知曉；嚴保甲而靖地方，應該沒有很難懂的道理，何必等待我台人提出？更何況，日人本身社會傳統中有著名的「五人組」的宰制設計，長期深入而有效地監控著他們的社會──該制在日本要直到1888年才被撤廢──那就是我們下面要談到的。

• 日式的保甲制度

若自日本德川幕府以來，它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傳統；若自豐臣秀吉以來，則它更有近三百年的傳統。

豐臣秀吉時代他曾經通令全國，命武士五人為一組，庶民以十人為一組；開始了大和民族統治者強烈控制其社會內部的傳統；可能與日本武士道文化輕蔑生死有關；除了其連坐的規定極為殘酷外，其工役也特別沉重；日本學者曾經如此自述其殘酷──

「領主方面也利用這種結合作為繳納租稅的連帶責任團體，在刑罰上也讓一鄉一村負擔連帶責任。……在饑荒等痛苦時期，只因孩子偷了別人的糧食而一家全部被處死，像這樣嚴重刑罰的事例，也有被記錄下來，由此可看出共同生活體的嚴格處。」[19]

其史書中則如此描述「日式的保甲」──

「課役，種類繁多：如宮殿、城池、橋、路及堤防的築造和修建，驛馬等等，徵收所需費用──或繳米金，或使役人民，總稱『課役』。農民還有的負擔，是『助鄉役』。它指在驛站補充的人馬，由附近各村負擔。……經常的稱『定鄉役』，臨時的稱『大助鄉』……德川家康對農民的統治方針：『不可餓死』，在這裡赤裸裸地表現出來。」[20]

相對的，由前述「台灣通史」中所及，與清代對於我「聯庄保甲」的描述，所稱「為政之道，以官治民難，以民治民易。聯甲法行，民自清理，固易易也。況聯甲不分漳泉，不分閩粵，可以息分類之禍。予於建陽縣行之而效，今鹿港街行之亦效。」[21]，則全無他們「五人組」那種肅殺之氛圍。

因而，日本學者常故意強調其在我島上實行的是傳統的保甲制度，本研究認為我們不應該接受該觀點；那簡直是一種故意讓「啞狗壓死囝兒」的惡毒設計──尤其，當我讀到當年著名的後藤長官，正式推出該制時，居然曾經在東京記者會上，如此公開地談話時──

「……自制定新法有名的王安石以來，支那的官吏和儒者就議論頗多，且有許多書籍，其中雖然有嘗試實施者，但並沒有完全實施。……既然民間熟知『保甲』這個名稱，何不利用呢？只要多費時日，實施決不難。這就是當時採用保甲制度的理由。」[22]

我們必須憤怒地堅持，該惡質、長期如利刃般懸在我先民頭上的日式保甲制度，不是我們社會固有的傳統。

我不是尊貴的學界中人，但我要呼籲學界，絕對不應該接受這種惡毒的擺佈──那是我先民在日據五十年中，時常沉痛呼籲殖民者應該及早廢止這種當年只實施於我先民的苛虐制度！

然而，歷史的發展是無情的，甚至是殘酷的；這樣的「日式保甲制度」，整個的就這樣逼近且籠罩了我們的社會，後來成為殖民者在其所謂的「民政」中，宰制我們先民的重要工具。

[1] 在「台灣事務局」中，基本的兩個對立的觀點就是把新附地當作「領土」或是「殖民地」？因而，也涉及應該設立「文官」總督或是「武官」總督的問題。

[2]先此，5月10日，戰前曾經多次來台探索我島情報的海軍中將樺山資紀升任大將，並派任台灣總督；更早，則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4月底之前，司法省的兩位外籍顧問就分別交出了對於台灣統治的法制建議，法籍顧問推薦英國殖民制度更為成功；從此英籍顧問柯氏的意見頗受重視，提出的意見頗多，相對的，法籍顧問就沒有提議了。

[3] 該訓令可參見於「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黃靜嘉著，社會科學叢書，頁64。也可見於「台灣抗日運動史」，〈一〉，海峽學術，頁43。在黃書中，稱「始政」之後就進入「軍政時期」，但是由史實上看，在8月，正式增兵南下之前，並未進入軍事體制，即，警察未轉為陸軍雇員的身分。故本研究不接受黃說。

[4] 根據1895年八月頒布的「台灣總督府條例」〈陸達第70號〉，其中規定「至台灣全島鎮定為止。」，此期間為軍事官衙。此前，總督府下分設民政局、海軍局、陸軍局；此後，總督府下設參謀長，所有事務由幕僚長統籌

[5]雖然樺山總督不滿，曾在1月18日後，多次向水野發出「內訓」，要求改動該草案，但是並未能挽回。而直到1896年1月10日，首相伊藤還在帝國議會中表示「既為領土，應盡力移植我人民，以謀將來之發展。」，顯示攘逐政策應仍在推動中。

[6]它規定總督有緊急命令權，該命令可以不經總督府評議會議決；但是一般律令必須經評議會議決通過，但是，該評議會的組成，全都是總督的僚屬，且只有總督有發議權，故稱其為一種委任立法權；也因此，往後台灣總督所下的命令，都名為「律令」，具有法律條文的地位。

[7] 當時台灣高野法官對於當時的認知。個人以為合理，故引用之。轉引自「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鄭天凱譯，台灣風物四十七卷二期，頁140~141。

[8] 「雲林地方巡視後之台灣統治之意見書」，松方正義文書，書類之部；R_27。轉引自小林道彥著，「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刊於「台灣風物」四十七卷二期，頁142~143。

[9] 很有趣的，這「台灣統治方針」的資料，在官書「台灣治績誌」中沒有正式見到；但是在該書的關於乃木總督的「施政方針」專題末，有一段引述，指1934年發現乃木遺物中有一篇「關於台灣總督乃木將軍統治之意見書」與我們今日所見當年松方內閣通過的「台灣統治方針」頗類，由於當年的研究者考究該資料的字跡為乃木的字跡，因而列為乃木的觀點而附於該專題之末。如此重要的資料竟然不見於總督府之檔案，或許正可讓我們想見當年日據台灣統治之顢頇，我先民之悲劇之所由來，李鴻章真是太無知了。

[10] 該年公布的「地方官官制」，規定地方首長乃直屬於台灣總督。曾被稱為「總督獨裁政治」的開始。

[11] 「台灣抗日運動史〈二〉」，海峽學術，頁250~251。

[12] 「台灣抗日運動史〈二〉」，海峽學術，頁254。

[13] 「台灣抗日運動史〈二〉」，海峽學術，頁255。何以如此，值得探究；或因認為貫徹攘逐殺戮政策，所謂「保良局」的地方組織，未來怕只可能礙其大展手腳而已。

[14] 同前註。

[15] 「台灣抗日運動史〈二〉」，海峽學術，頁263。

[16] 同前書，頁264。

[17] 「台灣通史」，「鄉治志」，連橫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5年出版，頁433。此外，還有「……凡子弟為非，父兄同罪；當綢繆於未雨，期任卹之可風……各社家道殷實者，公議按捐地畝若干。各家分收近支族中貧苦孤獨子姪若干人，或借給糧食，傭工出力，按年抵扣；或支付銅錢，小本營生，餘利歸還；或祠堂公提生息，或本社捐置贍田，幼而慧者設義塾，以免遊閒，壯而鈍者習技勇，以防奸宄。如怙惡不悛，公請族長責懲逐出，本支聯名送官究處，不准回社，如改過自新，或保送衙門，充當壯勇」「此法一行，則各社貧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通賊，亦不復出而為外盜矣。姚前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之類。亦可見於同書；頁431。

[18]  1896年9月，在嘉義、雲林間，設置聯莊自衛團，使之隸屬於員警為其補助機構。同年10月下旬在台中縣〈當時的台中縣含雲林〉訂出自衛團組織標準；要求「各莊或部落，有受匪徒侵害之虞者，務設自衛組合……該組合內，不論老幼男女，概應連帶負責。」；11月，乃木總督確立其壯丁團設立標準；可見於「日據下之台政」，第一冊，頁316、337。

[19] 「為什麼日本的治安那麼好」，上村千一郎著，福祿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行，頁128。

[20] 「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頁149。

[21] 「問俗錄」，省文獻會，頁87。

[22] 「台灣抗日運動史」，第二冊，海峽學術出版社，頁316。

中國傳統社會是保守的，是缺乏現代知識的；我先民面對日本殖民者的攘逐殺戮政策，雖可能對於少數人只是耳聞而沒有親眼目見殺戮的殘酷現象；但是大家都見到殘酷的殖民者在停止該殘酷政策後，對我們社會推出簡直類似「謀財害命」的「鴉片緩禁策」，他們怎麼會願意接受這樣的擺布？──儘管，不久以前，苦口婆心的清廷曾經意圖禁止他們吸食鴉片時，它們是拒絕接受關切的。

由「嗜吸鴉片」而覺悟

是否可以設想，人們曾經頗長期地拒絕清廷官方關於戒吸鴉片的勸告[1]，或也聽過太平天國嚴禁洋煙[2]之事；然後，他們發現執行攘逐殺戮政策的殖民者，登陸不久就發布了前及的「台灣人民軍事處分令」的第一條中，對於吸食鴉片的情事是那樣地深惡痛絕。並且，在稍後，1895年11月發布的「台灣住民刑罰令」的第二章第二十四條，也還有與前述態度類似的嚴厲規定──「將鴉片煙或其吸食器交給軍人、軍屬或來台日本臣民者，等死刑，知其情而提供房屋者，亦同。」[3] ；他們應該難免會進行思考，過去為何沒有接受清廷的勸告呢。

它們難免會想起，外國洋行如何在港口把價昂輕便的鴉片，取代沉重的銀兩，當作工資發放給工人，以及工作疲憊時，洋商如何以鴉片幫他們提神趕工；尤其，當他們不僅看到了不幸的癮者，癮發時的慘狀[4]外，還發現惡毒的殺戮者的鴉片制度採取的竟然是官方專賣的型態時，它們不只是感受到心有不甘，更有被「謀財害命」，甚至被「奴役」的悲哀；於是他們開始覺悟了，有了強烈戒吸鴉片的戒毒動機。

一、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出現

進入日殖時期以前，我們島上早有透過民間扶乩活動，對於社會勸善規過的民俗信仰，通常其全名稱為「扶鸞降筆會」；該信仰頗為開放，除與我國傳統佛教、道教的關係密切外，由於他很重視傳統倫理，且其允許信徒無須出家，只要茹素，戒殺生，就可帶髮修行，因而，在我傳統之士人中，也擁有不少的信眾；不過，作為一種入世勸人為善的宗教信仰，我島上各地的鸞堂〈通稱為「菜堂」，信眾稱為「吃菜人」〉，過去與反對吸食鴉片運動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據稱，最早起自宜蘭，時當1893年，有蘭人吳某往廣東陸豐，由該處鸞堂學來，既勸化人民，並戒洋煙；乃回台傳法，服務民間；這是在台灣最早的紀錄。

至1897年，有新竹樹杞林〈今竹東〉保甲局長彭樹滋也至陸豐戒煙成功；返台後向新竹辨務署參事彭殿華傳揚其功效，並介紹彭可請蘭人吳某來竹進行；可惜，吳的祈禱降筆與戒煙方法不熟練，效果有限。

1898年，彭參事認為戒煙的事值得大力進行，重金聘來廣東五位鸞生；1899年，在自宅開設鸞堂，舉行降筆戒煙會，該次活動高度成功；除了該彭參事外，另有九芎林庄長等數十人，全部戒除煙癮。五位鸞生在離去前，將方法傳授給當地邱、彭、劉等四人；以今日眼光看來，由於該運動的作為完全暗合百餘年後我們今日的戒毒的三大原則──心理輔導、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因而，極具效驗；他們四人乃成為這個社會運動虔敬的火種，而這位彭參事後來更在地方文廟所在設復善堂，專為戒癮者服務，該堂另有義診莊民，不受藥資之藥局[5]，真是大力提倡，功不可沒。

由於當局之台灣鴉片政策，公開表示「禁止」，要「特准」始能吸食；因而，該戒吸鴉片的活動，乃在絕不違背當局法令的意義下，獲得了可以公開在社會宣揚推行的機會──政策的制定者，交代其政策「不可使之為他國所聞，亦不令使台灣新附之民所覘之」的後藤新平，正是當時主管我台政的民政局長。

二、降筆會戒毒運動的成就

每一次，想到這裡，個人都會打心底感到光榮，如果當時有人將它宣揚出去，甚至今天把我先民的這段史實，報到聯合國的戒毒組織去，我想那是我們台灣人怎樣榮耀的紀錄啊──當時在我全島的史實是──

「在本島各地，……最近在基隆尚有一團似是而非的妄信者出現，其目的則為鴉片癮者戒煙，其方法雖非似降筆會有乩童，在沙盤上描出文字，只奉祀關聖帝君，供神水使癮者在神前祈禱，引毒苦至吐血才給神水服飲，說服飲後鴉片煙毒癮能消除，並使決了念頭云云，這是在基隆新興街，名叫陳龜的癮者在台北學來的，當初其勢甚微不足道，但目前妄信者有百餘人，……」[6]

「改煙人數，中路關夫子之靈感……聞除苗栗一邑大約1萬5,000人，而中路總計煙癮之家則約近4萬人額數。試即此言之，三分已達其一耳。現各地支署日日收還阿片鑑劄，頗形繁忙……」 [7]

「阿片短銷，嘉義城內阿片煙膏往常銷售每日必四、五十罐之多；近日阿片取次人往辨務署發出三等阿片煙膏一箱，迄今一禮拜之久，尚未銷完。以後若仍如此短銷，營阿片業者必致虧本云。」[8]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9]

「扶鸞會（按：即降筆會，亦稱扶鸞降筆會）之戒煙風氣頗盛，在光緒26、7年當時，勢如燎原之火。光緒27年，南北信徒，大見增加……全省戒煙情形如下：台南、鳳山、東港、阿猴、蕃薯寮、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及嘉義等九所，光緒27年7月，當時鴉片癮者64,929人，……戒絕煙癮者，37,072人中，由飛鸞降筆會戒絕者達34,370人。」[10]

這是多麼讓我們後人感動的史實？在日據台灣期間，我們先民雖然武裝抗日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失敗了；但是，我們曾經如此成功地掌握自身的命運；個人以為真是動人啊。

三、殖民當局的強力打壓

然而謀財害命的，意圖奴役我先民的後藤先生與他的爪牙，如何看待那些？

據當年的報導，我們當年的先民是如此的──

「降筆會先以一度乩示：應予禁忌吸食鴉片以來，使各地吸煙者靡然奉以為信，因而據聞欲廢煙者頗多，現今在於台南所聞吸煙者之減少人數……本年4月與6月兩月之鴉片請賣人數……幾乎將鴉片請賣者之數減半。至此減少之傾向，仍在繼續中……」[11]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12]

「蓋前期戒煙者之多數係因飛鸞降筆之迷信而中止吸食，遂成為戒煙者，……。而據聞他們戒煙後之狀態，比之吸煙當時，其身體極為健康，且在家計上似非常增進幸福者云。」[13]

殖民者之所以為殖民者，其所以為帝國主義，真是好話說盡，壞事作絕；統治者後藤的反應是，一面密切注意當時其鴉片政策的成效，是否合意達到預期目標；一面分化施壓打擊，是如此小心的強力打壓──

「就臺北廳管內癮者調查結果，癮者所分娩之嬰兒，比一般嬰兒，較為虛弱，並且發育不全，往往成為白癡喑啞等殘廢者之點，幾乎一致也。」[14]

似乎我們可以看到神經質的後藤先生如何得意地撫掌大笑；然而，同時，他如此下著指令──「對於參事、街庄長等地方名望家不可直接採取強烈制止的手段，宜切實取締，以防蔓延。」──同時，指揮日警進行深入的壓制與打擊──

「台灣全島各地之仙壇密通聯繫，如運動費之支出毫不吝也。……如本事件絕不可視為一片之杞憂。……不趁嫩芽割除，終須用斧…1.利用了解事理之地方有力者〈基督教徒及有新知識青年等〉列舉事實教訓愚民。2.鸞主、鸞生應列為第二種需要監視人，不斷偵查其行動。…5.關於降筆會之狀況及鸞生、鸞主之行動，暫時應每周報告一次。…自7月13日起至11月7日止，轄內…每周呈報各管轄內之鸞堂偵查報告，至降筆會關閉為止。」[15]

然而，如前述，當時民間的戒毒運動已經發展到無需扶乩人士，只要信仰，民間自可進行的程度；這應該使得該運動更有發展的空間──雖然後藤指揮日警仔細打壓；只是激盪出了我們先民不屈不撓的義烈可風的精神；但是，很不幸的──以下，就是我們新竹一間善堂主持人被捕後，向日警提出的動人抗辯詞──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16]

可惜，對於這位留德的醫師，執行他的政策比什麼都重要；他信仰的是「生物政治學」，人不是以人的身分存在，人只是一種生物。因而，雖然我們先民能有這樣可歌可泣的表現，最後，在後藤的大力打壓之下的結局，我們先民偉大的行動，竟然只是被抹煞與遺忘，或說只為後人留下了可泣的成分。。。

四、陰狠的「善後」

史實是如此的，在後藤指揮之下──當局又推出了美好的宣示，他為了我先民的福祉，要透過考試，「加強管理」我們島上的中醫制度──要求所有職業中醫者，必須通過資格考試，只有行醫十年以上者始得參加考試；以提高醫療水準──該考試只有一次，從此使得我島上的中醫數由原估之三千餘人開始逐年因死亡而下降，至光復時，全台中醫師人數剩餘不到一百人。

這個政策，導至了我島嶼社會傳統醫療體系的破壞。，

因為當限制島上行醫十年以上的人，才能參加資格考試時，有太多中醫師失去了資格──要知道，如果從二十歲開始行醫，此時三十歲，已經超過了平均死亡年齡，可說漸進入了當時的高齡階段；也就是這必使得我們社會的中醫師數量大為不足，無力承擔傳統醫療體系對於社會的功能。

是否可以想像，後藤醫生真是厲害啊！由於醫師數不足，民間自力救濟，往往不能不求助於麻醉性的鴉片；由牙痛、胃痛、肚子痛、月經痛、關節痛、神經痛，沒有更多醫生能夠問診的結果，鴉片更成了家族必備的良藥！是這樣的，我們先民那次的偉大奮鬥失敗了。雖敗猶榮的。我個人深深以為。

後藤醫生是讓人佩服的，「惡而知其美」地，我要表揚他的厲害。

如果，不是他後來的「善後」，太過分的話，我不會對於這一段故事用「陰狠」一詞，來給予評價。

以下，是他當年的「善後」作為──時在1906年，也就是後藤成功地破壞了我台醫療體系後的第四年；在我台人就讀的公學校裡，出現了這樣的課文[17]──

「……夫阿片之流毒於人不少矣，然在本島人視之以少吃何傷也，而不知吃愈多毒愈深，斯癮癖愈固，遂至每日不食，則困苦萬狀，而不能堪焉。試問好吃阿片之人，體瘦氣衰而百事卒無一成者，何其不知悔悟也，世如此者曰煙鬼。」

「許多煙鬼最堪憐，憔悴形容如坐禪；不覺漸成長命債，對人無語更淒然。」

「煙鬼癡迷真可憐，室家重寶化成煙；人人談笑渾無恥，剩得妻孥泣涕漣。」

在該課文中，完全無視於前此我先民降筆會運動奮鬥所曾獲得的偉大成就，然後，加害人竟仍然裝扮著一種同情與關切的虛情假意；好像真的我們先民自甘墮落，不知好歹似的；就所知，那樣的日語課文，子女朗讀記誦時，長輩並不懂得其內涵，子女卻誦讀得充滿了自卑，那應該是我台先民對殖民者自卑的重要源頭。

這位號稱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日本官吏，真的有資格被稱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嗎？──我台灣人非充分遺忘自身先民的奮鬥史，非如此自卑，就無法成為真正現代化的國民嗎？

[1] 據「台灣通史」記載，嘉慶十八年，曾詔禁阿片煙入口，犯者暗律治罪。道光十年，也曾有詔禁各省種賣鴉片，從閩浙總督孫爾準之奏也，犯者詔興販阿片煙之例，發近邊充軍。十九年，更有詔曰：「朕因阿片煙流毒，傳染日深……若不及早為民除害，伊於胡底……各地官民亦必凜尊新例，認真查辦，悔過予以自新，怙惡不令倖免。但積習相沿……數月之間，遽使各省一律肅清，恐不免有諱飾等弊，故予限一年六個月，俾查拏不致遺漏，而悔改亦不甚難……」

[2] 據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稱，秀全每論及此事「總是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為韃妖奴隸所惑矣」；因而在創立上帝教之後，在所寫的「原道教世歌」中，有如下勸世的句子「他若自驅陷阱者，煉食洋煙最癲狂」；到正式起義時，則有「煙槍即銃槍，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之詩；在1851年起義之後，更將吸食鴉片定為「妖魔惡習」，吸食者被視為「違犯天條」；1852年，發布嚴禁，「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眾，絕無寬赦」。；1853年，太平軍攻下南京，再頒禁令；有三人被斬首；鴉片煙斷絕。可參見於「毒品在中國」，馬模貞著，一橋出版社，頁87~89。〈引自「鴉片與近代中國」，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著，江蘇教育出版社，頁211。〉

[3] 「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陳錦榮、吳定葉、黃有興、陳壬癸、程大學編譯，省文獻會，頁7。

[4] 根據考察，癮者初吸鴉片能心情愉快，稍久，便會產生食慾減退，人體機能衰退，體重減輕、精神頹喪等狀況；長期食用後，率多臉色青灰，雙肩高聳，一副有氣無力，反應遲鈍的樣子。很難勝任體力勞動，甚至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只能橫陳煙榻，吞雲吐霧，離開煙毒便癱軟如泥，成為名符其實的「活死人」。煙癮發了，若不馬上吸煙，呵欠眼淚齊發，頭暈全身無力，冷汗淋漓，流涎心慌，氣往下脫，快要斷氣了。另，也有癮者全身骨髓、肌肉、皮膚搔癢，如無數螞蟻爬身；非服毒就苦不堪言者。〈引自「鴉片與近代中國」，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著，江蘇教育出版社，頁211。〉

[5] 該善堂下設仁濟藥舖，凡有窮苦之家，無錢請醫買藥等項，惟期各家倘有沾病者，可命親屬到堂，問明並由，照症發藥；及有外客驟患瘋痧，均可向堂支取藥料，不取藥資，此乃救濟危急也。〈當年復善堂條款〉

[6]引自「鴉片癮者之妄信」，原刊於「台灣慣習記事」，第11號，頁260。

[7] 「雜事欄」，「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七月十一日。

[8] 「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17日。文中「取次人」，即經銷商。

[9] 「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27日。

[10]日據下的台政」，井出季和太原著，郭輝譯，省文獻會印行，第一冊，頁351。

[11] 「降筆會與阿片之關係」，收入「台灣慣習記事」，第一卷下，第十號，1901年10月發行；台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譯者黃連財，省文獻會印行，頁175。

[12]轉引自「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王世慶著，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

[13] 「鴉片行政之狀況」，「台灣慣習記事」，台灣舊慣調查會發行， 1903年；省文獻會譯印發行。

[14] 「鴉片癮者與嬰兒發育之關係」，「台灣慣習記事」，中譯，第二卷，1901，頁89。關於「台灣日日新聞報」，為原文標示，未及於日期。

[15] 「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王世慶著，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頁131。

[16]前揭書之「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台灣文獻」，頁128。

[17]下面引文，皆引自「台灣阿片癮者之統計調查第8報告」，杜聰明著，收於「杜聰明言論集」，第二集，杜聰明博士還曆紀念講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印行，頁599。

讓我們由「韓流的形成」開始來考察──

一、韓流的形成── 主要是兩個群體，獲得了溝通結合的機會〈遠大於深藍深綠，還有消長的機會〉

一般論述中，綠營眼中的韓流，總強調與其自身改革形象的對立面，是藍營既得利益者因被改革而失去其優勢地位後的反撲──也就是通常被指為「軍公教警消」的一群；而確實韓流的每次的造勢活動又都出現了大批國旗與國旗裝，那是過去藍營活動中所常見的符碼，這使得綠營更能坐實韓流乃是不服他們各項進步改革者的集合之說法。

然現實中，由韓流在網路視頻上的表現上看，卻會讓我們看到明顯有一批可讓綠營痛心得難以招架的庶民──他們不只是很明顯地擁有比綠營政治人物更為流利的閩南語能力，且具有社會中低階層背景，本應該是綠營選戰中重要的基礎部分；那應該是這幾年來，在綠營種種錯誤的政策下，由綠營游離出來的淺綠。

二、膠合作用──韓國瑜特殊背景

韓國瑜出身眷村，曾經就讀放牛班；後來如許多眷村小孩考入軍校，更後來，在大學時代，還曾經頗辛苦地過著工讀的生活；它的生活經驗相當豐富。這些使得他很能夠體貼地與各界人士溝通。

這種膠合作用可能除了來自眷村孩子往往有集體行動的脾性外，國中放牛班的經驗也更重要──因為前述中低階層者往往有就讀國中放牛班的經驗；那種經驗的特色是「一體放牛吃草」；在那種班級中，共同被校方歧視〈熱天無冷氣，天暗莫開燈，老師上課多自習，競試排名總落後〉，內部的班級認同自然發展得很強烈，往往發展到可以拉整班人出去幹架的程度──簡直絕無省籍之分野地。。。這種被放棄的歧視感，在近幾年綠營的執政中，是否越來越明顯。。。軍公教警消被放棄與中下階層的被放棄感相呼應；這是我們時代的主要特色──韓國瑜熟悉這種訴求。

此外，應該提起的是，韓在過去擔任台北縣議員期間曾經牛刀小試地，在北縣組織過「北台會」曾經頗有實績地對抗綠營的大將尤清。。。

最後，當然，還有其他各種游離思變的個體，在綠營的政策所照顧不到，或被其政策騷擾得難以安居的人們，在大選之前，他們找尋著他們可以寄託的新對象──例如，宗教人士或是反同人士，被綠營自認為進步的政策驚嚇到，離開它們過去習慣的社會庇蔭處所徬徨；或曾經誤信綠營是可能代表土地正義的老街巷居民團體之類，在政商難看的吃相下才突然驚醒──巨大的韓流對於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在這時形成了。

他們都是人民，他們都是人民，不就是主人嗎？他們想要拿回自身本有的權利，要實現自身的嚮往。。。

韓國瑜喚醒了他們生命中主體與權力的記憶。。。

三、韓流與綠營──為何「九合一大選」，綠營會大失敗？

前面我們談了『韓流』的形成，現在來考察綠營面對『韓流』，不能不失敗的理由。我想以中間選民的角度來分別選民的光譜談，會比較清楚；

我們試將所有選民區分為深藍，淺藍，中間，淺綠，深綠五個區塊

過去執政黨大勝，我們應該指出，主要應該是來自於藍營無能的形象，使得深藍與淺藍都有棄守、游離，走向中間選民的傾向；尤其，當藍營的統帥竟然拿著香跟著綠營拜，若只是在二二八的層面，由於受害人並沒有那麼多，其影響層面應該還小；但是貿然祭拜八田與一，其對廣大的農民則影響極大──好像藍營過去長期虧待了殖民者，李扁馬以來的親日教科書自然推波助瀾。。。這可說是藍營在「意識形態」上自動棄守的「漂亮成績」。

但是這次「九合一地方選舉」，地方選舉，主要不是「意識形態」的對抗，是實際政績上的驗收，執政者未能適切地面對風調雨順後農產品滯銷的情況；導致民間自動批判執政當局在行銷通路上的失職──如果兩岸關係能夠正常化，對岸應該會是最能幫助解決滯銷問題的良好市場。

農產品滯銷，不僅直接影響農民收益，農民簡直要把自己親手拉拔起來的，結實出來的農作物，親手毀棄；這些沉痛的經驗相對於執政黨所提「尊嚴」之類意識形態的名詞，真是太大、太真實的打擊。

此外，這次地方選舉，也是政治上朝野鬥爭的自然延續；已視藍營為軟腳蝦，習慣於予取予求，威風八面的新潮流系，太巧合地正把藍營中前述那位可說是天賦異稟，頗經歷練的韓國瑜「連驅帶趕地」由天龍國的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的職位上逼了出來。

看他自身的描述，在農產運銷上，確實真是有一套，應該是花心力考察且深刻思考過，才能夠有那樣成績的，也是可以得到農民信賴的。

韓，這個退伍軍人的子弟，是以他當年無分省籍的成長經驗與這次天龍國運銷的成功經驗站上競技場的；他的對手帳下，雖然武將如雲，謀臣似雨，但是由於他們過去缺乏接地氣的成長經驗，他們的考試成績多數只是某種理念掛帥的產物，沒有人能夠有效對抗他那青少年以來，由生活中所蓄積起來的庶民作風。

這應該也是綠營至今，難以認錯，難以及時自救，只會與藍營菁英不約而同地把韓貶稱為「草包」，一吐心中冤氣的原因。

四、韓流與藍營──新藍營的可能性

如上文所示，韓流的兩大板塊是遠大於深藍的區塊；自從藍營由於『無能』與「跟拜」而淺藍部分大大萎頓以來，這次偶然的機遇使得萎頓已久的深藍能夠與廣大的韓流相邂逅，尤其是本屬於淺綠的韓流竟願意共同招展起整片青天白日的旗海時，據稱深藍竟有相擁而泣者。

若想要韓流中的淺藍回歸的話，雖不太容易，但以過去的淵源言，應該還不太難，但是韓流中很大一塊，應該韓流中過半的那曾經淺綠的部分，他們對於深藍早有頗深的芥蒂，他們發現韓，肯定韓，投身韓流的時間並不長，他們應該沒有需要盲目跟隨韓國瑜的感情負擔。〈其所以在韓流中可能超過半數，應該是淺藍往往帶不動他們曾受「去中國化教育」的子女；而淺綠的，大多是一大家子全部換幟，而社會經濟不景氣為他們準備了更多的後備軍〉

所以，談到藍營要在未來的總統大選中取勝，僅憑藉韓個人與上述曾經出走的淺藍應該是絕對不夠力道的。必須要努力穩住甚至擴大整個韓流，才有維持戰果的希望。

但是舊日「無能」的藍營，如今竟能夠給韓流更多信心嗎？

或許，如果今天的藍營不能在短期內就給予韓流一個一新藍營的想像，韓流就將像真如綠營所期待的，韓流是否將很難維持其能量──關切淹水的情況，可能雨季只會到九、十月吧，而過去藍營無能的形象，將仍可能是壓垮自身最沉重的包袱；無法維持其熱情，無法發展其組織，因而很快又步上萎頓走低的道路。

五、韓流與郭流

最後，我們似乎也該談談郭流，某個社會心理的意義上，韓流是對於野百合與太陽花虛無進步的反思，中壯年人對於自身時代的反思，那是對於某種革命的政治啟蒙；這些中壯年們，從小在教科書上讀到的革命印象，它們從來沒有想扮演那樣的腳色；但是，由黨外時代到今天，尤其，野百合與太陽花，還有洪仲秋事件，每件示威中所包含的荒謬，都讓他們心癢癢的，好像自己當年少做了類似的那麼一件事──大家都可以，為何我們不可以，我們也要。。。在他們感到自身的權益沒有受到應得的待遇之後。不過，郭流似乎比較沒有這樣的色彩。

郭流在社會中的意義，由郭自榮譽黨員而出現在選舉舞台開始，個人就覺得很難判斷他的真實來路；郭很有錢，事後透露這次的參選，總共花了近億元；對他而言，買個特殊的人生經驗也不奇怪；看他的成長時代，他青少年時代，應該正是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餘波盪漾的氛圍中，他常強調自身對於中華民國的熱愛，在那個時代氛圍中成長的人，這種情懷，確實有其可能。

他與韓的差別，似乎只在於他是警察家庭，韓是軍人家庭；另一差別是一個往政界發展，一個往商界發展？很湊巧的，竟然是兩蔣時代，簡直可以與阿扁的出身相呼應的兩個低階層出身的藍營樣板。。。

兩位都是很好的人選──我甚至懷疑起，兩人是這次藍營找來的絕配；大約也只有像吳敦義這樣歷史系出身的主席，可能有這樣的眼光，使得綠營很難氣定神閒地鎖定任何一人進攻；倘真如此，吳敦義真是功不可沒。

吳在韓、陳決戰的最後關頭，當綠營要以非洲豬瘟來拉抬他們所慣使的「反中意識形態」之際，吳丟出黃俊英被陳菊走路工冤死的舊事；因陳菊在綠營地位崇隆，效忠表態者眾，使得該意識形態的血滴子，沒有能發生轉移焦點的預期效果；似乎就是藍營漂亮的迴護。

後來，看到郭坦稱與韓的兄長是同班同學，到郭在戰場中局，情勢日益緊張時，章法似乎越來越亂，最後甚至開口說出「大哥請你讓給我」之類，政治上本來很少可能出現的語言；但是對於政治素人言，卻頗合其似乎也應該忙亂與熱切的身分。因而，這類作為雖然突兀，似乎應該還可接受。

總之，主將如此，郭流應該正是社會上另外一群游離份子──雖然有人說他們是中產階級，是文化菁英，是知識菁英，怒批韓流是草包；也正是如此吧，所謂「菁英」永遠是少數，否則如何稱為「菁英」，所以他們在民調的成績上有相當明顯的差距！？不過，韓國瑜以自身的勤奮投入找訂單，為他所提的「發大財」，作說明；郭則以自己過去在工商業的實績，與揚言自身不惜墊大錢，而願推動社會福利，則實在也不脫另一種「發大財」；這兩種表現，確實是折射了我們社會當前對於社會前景的共同焦慮。

在這個思考脈絡上，個人真很好奇，究竟吳是如何找到這兩位候選人的，以及他是否真的規畫了如何的劇本？──看來無論這次大選最後的結局如何，吳主席主導的這次選戰，必然會被未來的歷史家重視的──無論中華民國是否永續存在，甚至它都將被世界各國的政治學教科書記取。

六、其時代意義與其發展的前景

韓流的存在，是我們社會裡，中壯年自覺被歧視者，在看了年輕人肯定自己，批判社會的強烈方式後，對於自身的處境也開始憤怒，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要被看成很奇怪且「原罪」的樣子呢？

韓流的時代意義

如前述，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發現韓流是由兩個相當不同的弱勢群體組成的；這兩個群體，一個是以深藍或淺藍外省族群為主的，職業身分是軍公教警消的退休人員；另一個是以本省籍的中低階層，淺綠罕被照顧的游離份子；它們彼此在惺惺相惜或同病相憐的情況下，彼此看見，且感受到對方的存在處境；並且透過每個人少年時代都曾經有過的仰望國旗的肅穆經驗中，進行著一次不同省籍的大融合。

共同緬懷過去，共同思考未來。就我們傳統所謂的「同舟共濟」或是所謂的「同船過渡百年修」而言，這次經驗是否將使它們比過去可以更為體認彼此，更為相互體諒。將使我們社會的發展更有平順共進的可能。我們的社會將不會如當前執政黨不自反省所怨稱，自己「進步太快，有些人民竟然跟不上來」的困擾了。

對於我們中間選民言，這是一種融合，應該是我們社會中真實需要的、一種重要的、真正促進社會溝通與辯證發展的進步；對於藍、綠兩陣營言，為了選舉往往自然有裂解社會而圖利自身的傾向，大約只有我們中間選民會才衷心肯定這種促進社會中社群意識交融的發展吧。

韓流的前景──擴大？或消散？

最後，韓流未來發展的前景，可能如何？到明年大選之前，近五個月的時間裡，它能夠不要消退嗎？或者甚至能夠擴展嗎？消退的話，韓可能很難取勝；擴展的話，則大選應該是可以勝券在握的。。。

目前距離大選時間還有相當的時間，可能變數很多；例如，自稱「白色力量」，實力可觀的柯市長，是韓頗尊敬的長官，似乎有熱身的跡象；橘色的老將宋主席在江湖上也有復出參選的傳說；此外，蔡柯配的可能性，當然不是沒有可能性的；至於，執政黨如果真的要取勝的話，應該一定會動員所有的力量，由獨派死忠的「喜樂島同盟」的宣布「含淚投票」，到鼓動「美國議會」的呼籲支持蔡，甚至到「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大法官」公開支持連任，以及讓香港剛好再次發生新的「佔中」或是「反送中」；似乎都不無可能。

就中間選民的客觀觀察，韓流的前景，此時看來，面對執政優勢的對手，雖有過去「九合一」翻轉劣勢的基礎──

『此次選舉結果，……國民黨一舉奪回臺中市，以及原本的嘉義市、彰化縣、澎湖縣、金門縣等4個縣市，另外還奪下高雄市、雲林縣、宜蘭縣、花蓮縣，從原本的6席地方縣市首長倍增為15席。近乎翻轉的藍綠版圖被視為對蔡政府投下反對票，也等於宣告蔡英文在第一個總統任期的期中考被完全死當。』

但韓流取勝的可能性，若沒有適當的作為，怕不能不回到五成上下而已。這應該也是坊間民調專家公開為藍營擔心的──這是就指導人類行為的兩種相對的能力來看，不能只在感性的層次比較了──那就是所謂──

『在國民黨的基礎上，韓國瑜靠著感性魅力，活化了過往死氣沉沉的藍軍支持者，成功讓國民黨轉化為一個「感性的政黨」，但下一步該如何應對蔡英文近乎鑲嵌在國際情勢下的「理性主權論述」，對韓來說，可能還是一個尚待解決的罩門。』

換言之，未來，韓流除了在雨季過去之前，應該可以讓民眾「憶苦思甜」，充分彰顯前朝之怠惰與荒唐，但是，韓流是否還有其他兼具感性與理性的作為，可能有益於對抗執政黨必將發動的「意識形態」的攻勢？有人高標「愛中華民國」，想要藉此揭穿執政黨的虛偽，但那真可能引起多大的效果。。。韓流集會每每旗海招展，但是綠營永遠有「兩岸集會」時不敢拋頭露面的怨訴。。。如前述，是否又顯示了藍綠在大選中破壞了社會的融合。。。如我們中間選民在稍前所批判於藍、綠輪政者的。。。而今天的破壞融合、撕裂社會，已到了執政黨準備修訂國安五法，不惜以掀起「內戰」來打擊反對者的程度。。。

如果我們中間選民真是大選中應該被爭取的對象，我想我們應該建議具有促進社會融合意義的「韓流」，應該由「反對內戰化」，真摯誠懇地為我們社會的理想前景請命。

同時，應該藉此向對岸主張簽訂兩岸和平協議──讓我們兩岸由二戰結束後「內戰」如何在雅爾達密約中被設計開始共同反省──建議全省傳統的民俗宮廟與宗教團體，大家一起來超渡上次「內戰」中，數以千萬計的無辜犧牲的往者。。。並且祈求上蒼能夠讓我們避開目前已經隱隱籠罩在我們島嶼上空的「內戰」陰霾。。。

以上，是作為一位中間選民，一個研究台灣史的公民教師，關切兩岸中國人前途的知識分子，關切我們時代與社會的認知與其衷心的告白。。。

時間過得真快，又是兩個星期過去了。。。大選的局勢又有不少變動

首先，當然最醒目的是那樁謀殺案。。。賴金孫真的像乖孫子一樣被做掉了
不僅讓有些固執於民主程序的老綠男觀察者，公開表示不服
甚至也有榮譽法學教授級的老綠女，更出面揭露勝出者博士學位的醜聞，
認為應該乾脆逼這位吳蔡博士下台
還有跟不上別人的進步與民主不乏的老綠男教授，大叫如果賴金孫自身不抗議
那就是存心造假，打假球，其人應該政治破產
不過，一般都相信，這些人都是演戲的，那些貞操、操守聖潔，若是真的，他們怕不早已經為自身的名譽上吊幾次了
所以，幾個月之後，在大選之前，在越後面越是劇力萬鈞之下，今天這些似乎都頗動人的劇目，應該很快就會在最後一波亡國與亡黨的恐懼中被忘懷

原本真想試試自己的定力，能否每兩三周以後再與我們中間選民朋友共同聊一聊大選的動態與趨勢。。。

中間選民對於時局沒有一定要支持哪一方面。。。 如過去所強調的，我們只希望政治勢力間的競爭，將帶動社會各方面的進步。。。

我原還以為我自己可以專心研究、論述我不落流俗的台灣史，怎知時局的變化太過突兀，竟然使得我僅在前文刊出的一周之後，又有做為中間選民似乎不能不言說的急迫感受。。。作為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觸。。。

因為──

中間選民是有社會經驗的，懂得「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的差別，可能有時候是很重要的，例如當資金周轉不靈時；也懂得「有錢能使鬼推磨」，根本不值得太譴責，但是讀書人那樣的話，可能會被吐口水；更何況，如果這種情況讓人們感到受辱的話，怕難免相關的人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唉，怎麼這都不懂呢。。。

因為──

中間選民往往是不僅曾受到相當教育水準，還有細膩社會經驗的；他們都知道民主與民粹的關係，他們絕不會過分推崇自身「民主」的理念，輕蔑他人為「民粹」；因為民主推銷者那種把所有「失敗的民主」，都稱為「民粹」，從而彰顯「民主的神聖性」之勾當，實在可疑；例如，如果民主真有那樣的崇高性質，為何沒有一個大企業採用民主制度來推舉他們的總裁？有相當社會經驗的他們太清楚了，民主理念是神聖的，有動員力的，但在複雜的大環境中，實在不是那麼現實有效的。如此而大談其民主的理念，批判對方為「民粹」，為不理性的『○粉』──僅知高調民主理念的名嘴們，怎可能說服那些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早已看破民主理念的廣大人們？

其他──

例如，所謂的「沒有表示參選」的問題；認為因為韓沒有公開表示參選，就認定沒有「背後被開槍」的問題──真的這次發生的情況，其事態只是如此嗎？ 看看對於韓而言，他勝選之後，對手陳其邁立刻反常地被大公主拔擢到行政院的高位去了，然後，據稱，某位執政黨要員時常管制交通，來到大高雄市開會；同時，中央政府傳來對於高雄市預算打壓的風聲；未來市政的推動可能遇到多大的掣肘，他應該會自然想到。。。

當時，他是否已經感受到危機四伏，據稱，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十二月卅一日、今年一月六日、一月廿四日及二月一日，陳菊的攝影官利用下班後深夜時段或假日五次侵入市長室……雖然該五次進出市長室事件尚未爆出。。。但是他出國洽商時，已經感受到打壓。。。

此外，由於，中央過去怎樣打壓他所屬的藍營，他由這樣的客觀環境而這樣的自然聯想，會不合理嗎？

更何況，我們長久看到當前的政治結構，許多人都說司法不獨立、監察不客觀、行政院成了大公主的行政局、立法更是「剃刀拒馬」拱護下的「多數暴力」的「全面執政」。。。這客觀的一切啊。。。

那是當初，意外勝選以前絕未想到的、自己將面對的局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當選後，雖然馬不停蹄地招商，每天疲累之餘，能不想到這些隱隱隆隆的壓力嗎？他所屬的藍營可能給他多少實際的幫助？他要如何實踐自身給予大高雄市民的諾言。。。？他要如何獨自面對。。。如何回應這時民間日益高漲的、參選總統的呼聲。。。

以他的戰略認知言，他當然懂得「攻擊是最好的防禦」，所有懂得現實攻防的社會人，應該都知道，他當時一定會陷入了困擾。。。

作為新科市長的他，應該如何回應社會上推擁他參選總統的廣大呼聲？ 所有真正關懷高雄市與總統大選的人們，應該都會感受到他的困擾；

一面是上述執政黨無邊沉重的打壓，他不能等著對方設計完畢──自己或將在不獨立的司法、不客觀的監察之下，坐以待斃；

一面是他必須珍惜自己在高雄與全台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感；所有社會人與政治人物應該都知道他是忐忑在這樣的困擾之中的。。。他必須拿捏。。。 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曾經把自身的忐忑告知很多人，但是對於藍營的大咖，應該都是知道他的處境的吧。。。

他是否應該參選，或者等到哪個時機才宣布參選呢？

〈郭能否算是藍營大咖，我不知道；韓當選後，郭曾經訪韓表示願意投資高雄，那時，兩人接觸談話，郭表恭喜時，韓可能會觸及這個問題吧〉

如果以上的考量不太脫離現實，韓的遲遲表態，是否是可以原諒的？

一個習於努力把自己的生命捏在自己的掌心的人，在重重威壓之下，不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自己曾經頗為失望、甚至高度批判，並且社會觀感也普遍覺得已失去黨魂、黨格、理想，需要大改革的隊友；那是他的錯誤嗎？

──如果韓輕易地就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那些隊友，當初擁護他的全台韓流們，會原諒他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巨富的郭提出「不徵召」為自身參選的宣示，對於因擁有全台「韓流」，由於韓流人數在各地遠超過黨員數，最宜接受「徵召」的韓是怎樣的一記打擊？──這樣，稱之為「背後開槍」，是否真的很過分？

郭如果真的有心拯救我們島嶼，或者拯救中華民國，或者拯救藍營，在韓忐忑困惑之際，何不直接與韓談其自我奉獻的高見──想來韓不會不承認郭在經濟事業上的卓越成就，會慎重考慮彼此配合的各種可能性──實在彼此難以配合，那時堂堂正正地在開始競爭，也不為晚吧──為何人們不能循著更合理合情的道路一起奮鬥啊。。。

以上，是這一兩周來， 一個研究台灣史的退休公民教師，觀看2020大選選情的觀感。。。 我急切的幾點惋惜。。。

我是如此地關心過去的台灣史，對於這未來的台灣史，我也難自禁地疼惜啊。。。

〈這次談的對象是藍營的；下一週，我想談談綠營方面。。。〉

德川幕府自德川家康以來，至明治維新，共計兩百六十餘年；為了結束了其前戰國以來到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時代的長期動盪，大力提倡儒學，一面為了儒學中強調的「有德者居之」，可以肯定自身的權威；另方面為了使各地長期動盪的社會能夠獲得養息，也避免自身的權威受到大名的挑戰，要求過去習於戰事的各地大名偃武修文，學習講究名分、大義的儒學。

不過，儒學在德川幕府的時代，是否真的就能夠勝殘去殺、改變舊日的社會習性呢，今日研究起來，由大化革新引進中國的律令，到德川時代之引進儒學，其實都只是工具性的運用，對於日本社會的傳統本質卻影響不大。

以下，我們把這些歷史文化上的影響分別提示於下──

• 德川時期的社會傳承

德川家康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基礎，除了推行朝覲制度，要求各地大名應該把家眷遷入江戶城居住，做為將軍能夠控制的人質外[1]，還透過目付監察制度派出各種眼線[2]，到全國各地進行偵察性的安全工作。他們對於社會的控制很深入，我們可以分為明白的上層和基層兩方面──

一〉是對於上層的──

幕府除了要求各地有實力的大名定期參覲交代，他們更會以交付龐雜工程的工役作為消耗大名實力的手段。那是很有名的另一壓榨性設計──據稱也是後來幕末諸藩反幕的重要根源之一──

「家康知道，大名之能對抗幕府，為著他的財力充足。要消耗他們的財富，最好的方法，是迫大名們建河川、堤防，和修繞城池。……」^[3]

「命令協助修建土木工程。名為協助，其實就是變相的徵發，或使供給人力，或著補助材料，或令輸納金錢。主要目的是在如何增加諸侯的消耗，不使有餘財來造反作亂。例如當時頗具聲勢的藩侯福島政則，嘗受命協助將軍妾庶子修繕城郭，…不敢不俯首聽命……也有的藩因負擔過重而債台高築，…其最著者，…木曾川治水工事，幕府斥薩摩藩承修。該藩將該藩國產為抵押……因工程困難，用費超出預算，總提調平野與屬下49人，為向藩主謝罪，同日切腹。」^[4]

這是對於幕府將軍對於所屬大名的宰製型態。

相對於這方面，幕府另外還對大名們推出了種種的規定，那是由鎌倉時代的「貞永式目」〈1232〉的傳承，經過戰國時代，室町幕府以「建武式目」〈1336〉規範大名而逐漸發展，至德川家康時代，則明白公佈「武家諸法度」〈1615〉；往後，每次將軍更選時，必對大名們宣讀，對違法者嚴加懲處[5]。

此外，德川幕府關於旗本、禦家人的規定則稱為「諸士法度」，頒布於1635年，則對於這些武士的作為，另有種種規定。

二〉是對於基層的─

日本社會中，地方的部落有一種自治的傳統；他們內部的關係是緊密的，也是嚴苛的；其淵源自戰國時代，社會動盪中，領主失去了實力，無法維持社會的秩序，地區的居民必須用自己的力量來恢復秩序。這樣的村落被稱為「惣」，又稱為「自檢斷之村」；它立基在極度男性中心，且「為了『家』委屈犧牲個人的人格是當然的道理」[6]的「家長制」上。

1‧在社會組織上

該村落的特性是──

「為了維持村內秩序，確保用水、共同防衛外敵等，村民們大都以村內的神社為中心來結合。領主們也利用這種結合作為繳納租稅的連帶責任團體。在刑罰上也讓一鄉一村負擔連帶責任。」[7]

這樣的社會發展，進入德川時代，不只與戰國時代流傳下來，約制下級武士的五人組結合更與幕府禁止天主教和取締人犯的員警性目的結合，乃更制度化成為社會的傳統；從此，日本社會的基層就是彼此監視、連坐的──

「農村所有百姓，城市的地主和房主，每五戶編為一組；互相監視、防範、告發異教徒和罪犯，成員負有連帶責任。組長稱為五人組組頭。五人組也被用來確保貢租和傳達法令。」[8]

加上，勞役上的沉重負擔──

「課役，種類繁多：如宮殿、城池、橋、路及堤防的築造和修建，驛馬等等，徵收所需費用──或繳米金，或使役人民，總稱『課役』。農民還有的負擔，是『助鄉役』。它指在驛站補充的人馬，由附近各村負擔。……經常的稱『定鄉役』，臨時的稱『大助鄉』……德川家康對農民的統治方針：『不可餓死』，在這裡赤裸裸地表現出來。」[9]

上述「自檢斷」的嚴密社會組織，一直要到「明治維新」之後二十年的1888年，才正式取消。

2‧社會意識形態上

另，值得注意的，是幕府對於民間的宰製，我們可以當時的法令與著名的儒教武士道大宗師、受到吉田松陰高度崇拜，17世紀的山鹿素行的描述與18世紀的國學大家本居宣長的紀錄為例──那是──

「農民不得購買薪柴、煙、酒、茶葉；不許著棉麻以外布料……妻子事夫不勤，愛閒談、上街者應退婚。」[10]

「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謫居童問〉」^[11]

「戰國時代以來……田佃之收成物僅留下部分讓農民活命，不致餓死，其餘皆繳納年貢，確是事實的情形，至今未變。」[12]

那是一個控制極為嚴密的社會；或許我們看過日本忍者戲劇的話，真可以想像；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黑衣人出現在屋脊，幾個縱身就落在一個大戶人家的院子裡；在他們的時代裡，原來那不是想像偶然的武俠劇場景；同時，五人組是如何彼此監視著，使得彼此大約也不太容易充分信任──除非是在不能不合作的情況下──這就是它們如何被嚴密掌控的真實生活面貌。

• 德川時代的文教傳承─

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德川時代的日本教育，已略如前述；其內容則更值得我們注意；除了它們社會中，士農工商有著明確階級性的差別，到了所謂「士為四民之首，農工商之輩，對士不可致無禮。……對士致無禮者，士予討之不妨。」的程度外，更有深入生活細節的種種規定；如我們前面提到農民的妻子應該遵守的生活常規，就是其一；甚至，還限制了武士與農民家族的人數[13]；西方學者曾經如此描述──

「日本人在一個任何行為細節都有所規定、社會地位有所確立的世界中長大成年，這種現像是任何主權國家無法匹比的。……其規定並不是十誡式的抽象倫理原則，而是下列這種詳細的說明；在這種情境中應當如何、在那種情境中又該如何；如果一個人是武士應當如何、如果一個人是庶民又該如何；對待長兄應當如何、對待幼弟又該如何。」[14]

其次可能該注意的是德川時代的水戶學的興起，那是經過明末來自中國的儒者朱舜水的激盪，更加強了「大義名分」的觀念；那是強調效忠主君，到為主君背黑鍋的一種「應用史學」──所謂的──

「有奉獻精神，即使是主君的過失，也會以身承擔，為主君著想。」[15]

「〈給主君的〉諫言和異見都是馬後炮，於惡事發生之後才說，其效驗薄弱，甚至使惡名流傳。」[16]

「我藩從上到下，都為主君所有，要讓主君的慈悲心昭示全藩。若有此願，那怕受傑刑都要成全主君的慈悲心。」[17]

「有人發現……那人問我：『是否該向主君報告呢？』……我制止了他向主君報告的想法，倘若主君處理不當，便會傳於世間。」[18]

這應該是後來其社會高度重視的所謂「有辱國體」的過渡型態。

日人來到我們島上，雖然中國傳統與西方十誡不同，甚至，我們也都知道，德川時代曾經引入中國儒家的若干學術，因而有朱子學派、陽明學派之類，但是絕對也難以與德川這類治術相合；他們的傳統中，在嚴格的階級制度分隔中，也強調權變之術，雖非完全不能轉換身分[19]，但是並無公開公平的社會流動管道；這成了它們社會教育中的重要變數──或許這正是「神裔」擁有神秘性、因而並不那麼封閉的另一特點。

此外，日本在德川時代的傳承，可能極重要的是17世紀初的「島原之役」的經驗；前面，我們提到寺子屋，就是日本人為了宗教信仰的緣故而發生國人彼此，兵刃相向的內戰[20]，為了避免再發生這樣的情況，而責成佛教寺院負責教導各地孩童的制度；這是和儒家社會傳統的「子不語怪力亂神」，有著截然不同的背景而出現的制度。或許這就是日本民族終究不同於中國人，他們原有神道教信仰而造成的衝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僅早就引進了西方的蘭學，並且可能與前及他們傳統的目付監控制度有關，很有憂患意識地注意國際的大勢；關於對外貿易上，幕府當局不僅重視如何賺取金錢，並且要求每一艘來日貿易的外國船舶都要把沿途所見的、所知的各地風俗歷史提供報告，即通稱「風說書」者；官方還會向船長提問種種風說的內容。這種態度是當年中國所沒有的。

不過，最深刻的，應該是他們的社會控制極為成功，戰後美國人類學者班納迪在其名著「菊花與劍」中，曾經驚訝地指出，相對於正常社會發展的人口理論之「任何社會在沒有明顯戰亂之下，人口是很難不增加的」[21]，然而，在德川幕府統治下，近250年間，其人口數雖也有增減，竟然能維持在2700萬人上下[22]，相當罕見──但是大和民族做到了──此後，我們先民正是受到類似這樣的嚴酷的社會控制──

[1] 1633年，幕府把全國各藩大名分為兩組，一組居江戶，一組散居各自領地；一年交替一次；大名的妻子家室都等於人質，住在江戶；大名率家臣與軍隊必須時常奔走於江戶與領地之間；住在江戶的僕從與儀仗的生活開支不小，負擔不易。往往成為領地農民得更為沉重的負擔。

[2] 據稱當時的賣藝人或是走方郎中，要取得幕府同意才能在各地落腳；而想取得同意通常都要負責向當局提供各地的消息。

[3] 「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頁8。

[4] 「日本近百年史」，上冊，包滄瀾編著，藝文印書館，頁30~31。另有幕末志士橫井小楠在1860年還曾指出：「始以參覲交代，並視藩大小，飭其協助營建之工，兩山其他之火防、關門〈馬關與門司〉之守禦，以致近年邊警之戒備等，極盡勞役之煩重，未嘗顧惜各藩及民庶之疲弊。更佈告天下，施行金銀貨幣諸般制度，以所謂霸府之權柄，營德川氏一家之私利。絕無安天下，視庶民如赤子之政務。……」

[5]自德川幕府宣佈該法度之後，至幕府滅亡止，該法度曾經修改七次；其中包含限制修繕城堡、禁止築新城、禁止結黨、婚姻須經幕府批准、參覲交代、禁止信仰天主教、懲罰不孝、准許製造大船等等。

[6] 「日本社會的結構」，福久直著，王世雄譯，東大圖書，頁13。

[7] 「為什麼日本的治安那麼好」，上村千一郎著，福祿壽興業，頁129。

[8] 「日本歷史辭典」，左秀靈校訂，名山出版社。頁36。

[9] 「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頁149。其多次農民暴動的詳情，可見於該書頁268~274。此處應注意的是，傳統中國政治強調「藏富於民」，而日人傳統則是「不可餓死」，差別極大。

[10] 「德川禁令考」，卷43：財政經濟史料，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

[11] 轉引自「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著，徐白、包滄瀾譯，台灣商務，頁268。「可與前述日本國學派大家本居宣長所描述的「不可餓死」，相印證。如果讀者有興趣，當代日本研究中有所謂「勞動倫理」，其概要稱「在日本……每一個上班領薪人，每年可以自動地有20天的假期。話雖如此，從來沒有人自動地利用公定休假日數不上班；頂多一年有一次休息兩三天也就夠大膽了，再多不但會受同僚的非議，對於自己的晉升也會受到影響，……既然是公司給的休假期，怎麼不敢悠悠自在地在家休息或出外旅遊呢？原因是日本人把『工作』做為人生最大的使命，他們把它稱之為『勞動倫理』，如缺乏這種視工作如命的人，便是缺乏『勞動倫理』，也就是在日本社會無法存在。」〈「日本論──解析日本強盛繁榮的秘密」，陳再明著，遠流，頁177〉，似乎與前述其封建時代的「農民觀」可呼應。

[12]引自「日本歷史思想之發展」，石田一良等著，蘇振申、劉崇稜譯，驚聲文物印行，頁202。

[13] 「菊花與劍」，潘乃德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6、58。

[14] 同前書，頁63。

[15] 「葉隱聞書」，遠流，頁71。

[16] 同前書，頁104。

[17] 同前書，頁107。

[18] 同前書，頁104~105。

[19]那是社會中原本階級地位最低的商人，可以透過高利貸轉為地主身分，然後，地主透過通婚就可以成為武士階級；以及如果武士階級相中了哪一個年輕平民，可以把年輕人收為養子；該養子從此就擁有了武士身分。

[20]據稱德川家康時代原來對於基督教採政教分離的態度；他的屬下旗本與近身的妾也有基督徒，但是，除了在其計畫消滅豐臣秀賴的對峙中，基督徒有投身秀賴陣營的傾向；更重要的是他聽說西班牙國王在征服一國前，會派教士誘惑對方國民；歐洲有宗教戰爭，與教皇的勢力 ；因而，使得他對於洋教發展才採取了如踏繪或炮烙，甚至殺戮之類壓制排斥的嚴酷手段。可參見於「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頁44~50。

[21] 在近代人口理論中，糧食增加僅會呈等差數列，而人口的增加卻會呈現等比數列。所以人口增加很容易超過糧食增加，造成社會的大動亂，消滅許多人口。但是在德川時代的日本，人口學者似乎看不到明顯的這種現象。

[22] 「菊花與劍」，潘乃德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8。

待續，殖民者的歷史文化須知   七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