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問題：一、為什麼許多人對軍公教退休待遇削減鼓掌叫好？即使這麼做對自己沒有甚麼好處？二、為什麼當年賴清德一上台，就有那麼多活靈活現，甚至讓人頭暈目眩的所謂神蹟出現？您或許會覺得奇怪，這兩個問題有何關聯？但筆者告訴您，這兩個問題都是一種思維習慣的具體反應，兩者完全同根同源。

先說答案，這代表不管是大富大貴，還是小家小戶，中國人，尤其保持最多傳統性質的台灣漢人，在本質上全都是小農。更具體一點說，都是前現代化的人民。

毛澤東在1926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述農民的性格非常生動：小器、自私，只管眼前、不管結果；沒有組織，迷信，喜歡貪圖小利，容易被煽惑、收買，膽小怕事，欺善怕惡，甚至根本上就反智，討厭一切的改變，除非能讓他馬上得到一點點的蠅頭小利。

所以很清楚，就是見不得人家好。儘管人家的收穫(如軍公教退休待遇)是辛苦賣命得來，或者靠著自己力爭上游，通過層層考試而來，只要我沒有，那就是不正義，除非我也有，否則別人通通不許有。所以，管你服務幾十年，管你有多少的犧牲與血汗，我都不接受！

這是典型的小農性格的表現，也是這麼多人看到別人一生心血被莫名削減後額手稱慶的根本原因。至於以後政府會不會也把你的利益比照辦理，勞保勞退都削減呢？管他的，那是以後的事。

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的看法基本相同。農民性格之下，最在意的就是怎麼給自己與家裡的孩子搞些好處。所以，親屬關係的紐帶貫穿整個中國社會的政經結構之中，非親非故者，很難打進所謂的圈子之內。所以，不論別人怎麼努力，只要成果不是我家的，或者沒讓我沾到一點好處，那肯定想盡辦法把你弄掉，除非你願意分些好處給我。更下流者，若不能喬到讓我滿意為止，甚至整碗都把你搶走。

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研究中國農民的迷信心理，有很清楚的結論。迷信為的都是自己家裡的小事，生兒子、傳香火、賺點小錢、頂多發家致富，甚至還有些只為了下點詛咒，讓別人家得不到好。這基本上稱不上是甚麼宗教信仰，而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心態體現而已。但是，又因為無知，所以對於超人性格者與所謂的天命，有一種莫名的畏懼。會相信真命天子，相信天神投胎下凡，但不相信法律與公義，不會自律自愛，只懂得自私自利。所以，會想像一些神蹟去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恐嚇，感覺上好像是一種善良，其實是可悲，讓自己的懦弱與不反抗合理化，甚至自我催眠之所以會這麼做，是為了服從天命，不是無知無能無恥。

這種小農性格，是不可能建立現代化的公民社會，所以這幾年台灣一堆人喊著公民、公民的….在筆者看來，就像一群猴子說自己很會用火一般，呵呵，真是好笑。

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也有過描述：散漫、自私、沒有組織的中國農民，不可能推動甚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連修一條溝渠、建一座小橋，若沒有土豪仕紳出面強制，甚麼都做不起來。台灣不也是一樣嗎，要拆屋重建，要土地重劃，要修建公共設施，….對不起，我要分得最多，起碼要比左鄰右舍多，否則大家就耗著，甚麼都不必做。公共利益，那是甚麼東西？又關我甚麼事？

孫中山不也說過，中國社會一盤散沙，就是指的這種小農性格的人民，他在民國成立後致力於宣揚《民權初步》，地方自治六原則等等….就是發現這種性格與習慣不革除，革命永遠不會成功。

所以我告訴您，不要騙自己了，甚麼台灣人有濃厚的海洋性格，甚麼台灣是華人世界中的第一個民主公民社會….。這些都是自己想像出來的神話，用來自爽一下還可以，沒有什麼事實基礎，也禁不起檢驗。那，就拜託不要拿出來騙人又丟人了。

討論時事之前，先說一段故事。

那年，我高二。導師是教公民課的老先生，據聞還是國民黨的組織幹部。某回上課，從北大聊到咱建中的民主自由風氣，老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敝校某屆學長曾因老師不適任，憤而投票罷免老師，並要求教務處換人。那位被罷免的老師是如何地不適任，老先生並未多言。不過當他說完這則軼事，我明顯感覺到班上有幾位同學表現出躍躍欲試的姿態。果不其然，不出一個月，同學在國文課上發難了。

國文老師是位五十多歲的女性，學問頗好，教學也認真，但就是言辭犀利了些，年輕學子未必受用。那天，在解釋一個詞語的時候（又是文言文惹的禍！），一位同學倏然起立，手指老師大嗆：「你說錯了！」老師也不甘示弱，反詰：「你說我哪裡說錯了！」

正當雙方激烈交鋒之際，幾位同學轉頭看我，要我查查是怎麼回事。原來當時我自學四角號碼，隨身攜帶一本四角號碼字典，於是當大家遇到甚麼疑難字詞，就會想到我。我趕緊翻開字典一查 ── 老師說的沒錯啊！是同學無理取鬧了。但是既已發難，豈有挽回之可能？只見發難者的語氣更高亢了，甚至近乎人身攻擊。那堂課，就在極其尷尬的氣氛中不歡而散。

隔週班會，發難者果真提案罷免國文老師，附議者一副來勢洶洶，勢不可擋的模樣，顯然是經過組織串謀的。最後投票表決，不同意罷免票不足十票，罷免案高票通過。面對這樣的局面，教務處也只能「順應民意」，給我們換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國文老師。

基於前車之鑑，新來的國文老師講課講得謹小慎微、底氣不足，但至少還能和同學相安無事，直到畢業。至於新老師的學問如何呢？一次上課途中，只見她款款走下講台，搖到我身邊輕聲細語：「幫我查看看，這個字這樣念對不對？」我幫她查了。此後我再沒有認真上過一次國文課。

卅年過去，我始終認為，我們欠被罷免的那位老師一聲道歉。

故事說完了。但我要討論的，不是不值一提的中一中事件，而是關於「國文」這檔事。（蛤～）有點違和是吧！那又有甚麼關係呢？反正看了那麼長的故事，來到這裡，也該好好「休息一下喘口氣，讚嘆自己不容易」呵呵。

就功能論，語文可以概分成兩種，一是「思惟語」，一是「工具語」。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所以每一種語言，都可以說是「工具語」，但凡日常生活或職場交際的溝通語，都是。而「思惟語」就不一樣了，它除了做為「工具語」使用之外，還要做為更深層次的邏輯思考表達的語言，「思惟語」掌握得愈好，就愈能支撐思惟和表達的深度。也即，語言學習至少要能掌握一種「思惟語」，而且要達到「精熟」的程度，才能對深度思惟有所幫助。

所謂「精熟」，不單單是聽說讀寫而已，而是對該語言的歷史文化背景要有深刻的認識與理解，不僅能掌握各種典故和語意，還要能感受隱含於文字背後的種種細緻幽微……

甚麼樣的語言適合做為「思惟語」使用？當然是最熟悉，而且文化背景最貼近自己的語言最適合。以臺灣的現況而論，大多數人的「思惟語」，就是國語或漢語方言（閩客語）。（國語不等同北京話，這是常識，此不贅言。）

主張廢除古文或者廢考國文者，基本上都是一種把「思惟語」降格成「工具語」的手段，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舉措，無異於胎兒在母體裡自斷臍帶。他們所謂「難學」或者「無用」之說，其實只是凸顯自己沒有抓住學習目的、學習方法和要點，應該反省自己為什麼學不好，怎麼會是因為自己沒學好而主張不必學不必考呢？

至於要橫柴入灶，把英語做為官方語言，進而提升為「思惟語」，這對多數國人來說，恐怕也是奢談。畢竟臺灣未經英語系國家統治，欠缺那樣的文化底蘊，能將英語學到「工具語」的程度就相當花工夫了，更何況對英語的歷史文化與各種語文掌故的掌握，可達到精熟的能有幾人？

當一個人失去了「思惟語」而只有「工具語」的時候，這個人就只能做些普通層次的思考，比方說要吃甚麼？要去哪兒玩？等等，一旦面對公共議題、國際情勢之類需要深層次思惟分析探討的主題，就會顯得捉襟見肘，或者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然後自我感覺自己的思考能力良好。

所謂「理盲」、「民粹」，就是失去深度思惟能力時表現出來的典型症狀。而當社會上愈來愈多人失去「思惟語」的能力時，又將會是怎樣的景況呢？

正本之道，愈是要做為「思惟語」使用的語言，愈要強化學習。要將更多的「工具語」提升為「思惟語」當然很好，但對多數人來說，至少要培養一種相對熟悉的語言成為「思惟語」，並盡可能精熟。至於外語則只要以「工具語」為基本目標即可，行有餘力再往上進階學習。在沒有多語言文化底蘊的環境中硬推雙語學習，並試圖以相對陌生的英文取代中文，只怕最後是「刀切蕹菜兩頭空」，落得中英文都學不好的地步。（啊～我沒有暗示甚麼喔，別給我文字獄！）

語言學習是一回事，語言政策是另一回事。邯鄲學步的夢想很美，但是不切實際，只怕徒增笑柄而已，神仙祕寶丹也難救。

好了，狗吠火車，完畢。

中國大陸現在有55個少數民族，包括特別受外界矚目的維吾爾族和藏族。少數民族一般比較弱勢，國家如何對待少數民族，因此時常是敏感的人權議題。歐美一再指控中國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強迫勞動，使我更關心大陸如何對待其少數民族，於是一口氣讀完中研院院士王明珂關於大陸少數民族之一羌族的著作[1]。本文是筆者對[1]的讀後感，著重於大陸如何對待羌族。

羌人很早就出現在中國歷史，譬如南朝劉宋時的《後漢書》裡就有《西羌傳》，相當詳細地記述羌人自古到東漢的歷史。簡單說，羌人自古就是居於華夏核心地帶西方的游牧民族，曾經相當強大，而與華夏民族進行長期的鬥爭和融合。隨著華夏民族的壯大和擴張，羌族曾出現多個分支，並經歷多次的遷徙，最後主要遷居於華夏領域的西南邊緣地帶。隋唐之後，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羌族夾在強大的吐蕃和華夏民族之間，其領域和人口於是愈益萎縮。到明清時期，羌人多已不自覺為羌族，並難以被辨認了。

清末民初，在國族主義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建構了羌族史；大約同時間，一些中國和西方學者根據史料、地方志和田野調查等尋訪仍存的羌族，他們的研究辨認出，羌族主要分佈在四川省岷江上游和其支流的流域，以及一山之隔的北川地區，這些區域現在都屬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人口約30萬，他們多居住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高山間的深谷裡(被稱為「溝」)，形成許多村寨。

羌族經歷了「民族化」。在民族化以前，他們大多不自覺為羌族。他們雖然有一些相似的風俗習慣，但是由於溝與溝的交通不方便，他們之間也有不少差異，例如有不同程度的「漢化」或「藏化」，因此沒有多少一體感。他們甚至彼此看不順眼，有所謂的「一截罵一截」。

民國時期倡導「五族共和」與民族融合，但因為戰亂，沒有執行多少少數民族政策。中共建政之後，積極進行民族識別工作，陸續識別出55個少數民族，羌族就這樣獲得「民族化」。不僅有民族認定，政府也大力推廣羌族史，先教育羌族知識分子，再由他們把羌族史介紹到羌族民間，使得羌族現在普遍以他們是炎帝和大禹的後裔(古代史家如此記述)為榮，近年還舉行一些紀念大禹的活動。政府和民間也合作進行羌族文化的恢復或再造，例如慶祝羌族的節日、鼓勵羌族舞蹈和羌族婦女服飾等，這些都有助於羌族民眾的一體感，也促進羌族地區的觀光產業。

很多國家裡的少數民族都受到多數民族的不公平對待，甚至壓迫、迫害。有些人不管有無證據，就認定中國大陸以「強迫漢化」企圖消滅其少數民族。[1]告訴我們恰恰相反，大陸不遺餘力地推進羌族的「民族化」，同時也強調羌族與華夏民族的歷史上淵源。王明珂院士是台灣的頂尖學者，他不可能刻意討好中共。大陸這樣善待羌族，怎可能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強迫勞動？

[1]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聯經，2003。

北宋神宗時宰相王安石推動變法革新，未見顯著成效，可謂失敗，退休後選擇住在南京。

變法運動使北宋朝廷分裂為「新派」與「舊派」。宋哲宗繼神宗位之後仍極力推動新政，卻感到阻力重重。「新派」認為不除掉「舊派」不足以成功，於是決定「殺雞儆猴」，擇定除掉舊派中威望足以影響時政的大臣。當時舊派人物以司馬光及蘇軾為代表。司馬光為元老重臣，威望令新派不敢攖其鋒，於是將目標鎖定於舊派第二號人物蘇軾。

蘇軾向來喜歡玩文弄字，曾發表許多諷刺朝政的詩辭文章，新派廣為蒐集，企圖扣上「謀逆」的罪名，向御史台告發。哲宗的意向在於推動新政，蘇軾處境堪危。他的弟弟蘇轍將家產全數變賣換得7,000兩銀錢，試圖為乃兄脫罪，但未見效果。

此時已退休在南京家裡的王安石出手相救。王安石為推動新法的主持人，新派以其為師尊。蘇軾為舊派的代表人物，是新派亟欲除去的死敵。王安石拋開兩人之間的恩怨，他頻頻上書哲宗及哲宗的母后，稱蘇軾為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不可絲毫有所損傷，因此蘇軾得以脫離險境。這段冤情，史上稱為「烏台詩案」。「烏台」指的是御史台，因為御史所着官服都是黑色，所以稱御史台為烏台。

蘇軾脫險後舉家大小23人來到湖北黃崗長江東畔的小山坡墾殖，在那裡他自命為「東坡居士」，蘇東坡的名號便是由此而來。在那裡他寫下「赤壁賦」、「念奴嬌」等千古絕句。在那裡秦少游、黃庭堅、米芾等人是東坡居士的常客。

蘇東坡於冤案澄清後親往南京拜謝王安石，他在王安石家中作客達一個月之久。兩位才氣縱橫的文人，曾為死對頭的朝廷命官得以日夕相處，把酒言歡。蘇東坡離去時，王安石親送至長江岸邊，為南京留下一頁千古佳話。

中國最知名的音樂家作曲家王洛賓先生，他作的民謠歌曲，幾乎沒有中國人不會唱，在有華人的地方就會聽到「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達坂城的姑娘」…..

可是王洛賓先生的一生貧困潦倒，妻離子散，三次入獄長達20年，共產黨說他是軍閥餘孽，國民黨說他是共產黨，共產黨再說他是國民黨。一個只想著音樂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不得安生立命。王洛賓先生的歷史，我毎看一次淚盈眶一次。

除了王洛賓先生，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蘇東坡先生，一個只想著文學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被朝廷充軍流放，一生貧困潦倒，最後一次流放到海南島。宋朝時代的海南島就是一個蠻荒瘟疫的天涯海角，朝廷就是要蘇東坡先生去死的意思，只差沒有處決他。有一次在海南島參觀蘇東坡先生的紀念館，導遊說宋朝的朝廷如此對待自己民族的瑰寶，如果沒有蘇東坡先生，中國的文學不可能如此燦爛，說得遊客有人落淚。

寫《滕王閣序》一舉成名的罕見奇才王勃，他的父親王福疇遠謫到南荒之地，被貶為交趾縣令（現在的越南）。王勃自己兩次被貶，貧困潦倒，在赴交趾探望被流放的父親時，路經南昌，意外的機會寫了《滕王閣序》，意外的遇到愛才的都督閻伯嶼，欣賞王勃的才華，選為滕王閣的序文，我們才有機會讀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只應天上有的美麗文字。寫完《滕王閣序》，王勃赴交趾探望父親後，回程翻船去世，得年27歲。

幸而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能夠享受「在那遙遠的地方」、「莫聽穿林打葉聲，一簑煙雨任平生」、「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果少了三人中任一人，中國的文化就會大幅失色。

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王何必曰利」（見下面的附錄）雖然在儒家的傳統思維上有了一些突破（它提醒君王不要只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還要遵從某些普世的價值），但對於政治領導人不會有太多的吸引力。

比較有吸引力的應該是互利的想法。也就是說，如果君王提供服務來幫助人民增加所得，那麼他的政府將獲取更多的稅收。這種互惠的作為其實在戰國時代已經實現了。李冰父子在秦國的四川領土上建設灌溉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子，無怪乎秦國終於一統天下。另一個互利的作法則是，君王鼓勵人民從事商業行為，並且排除了在其管轄區內通商的障礙，因而可以從商人那裡收取額外的賦稅，可能遠比從農人所得到的多。

這些作法是儒家根本沒有看到也沒有想過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任何君王的重視。然而，為什麼儒家在後來的中國反而成為最受推崇的思想呢？

上面所說的「興利以強國」的思想在多國角逐權力的局面下比較有意義，然而中國重新成為統一國家以後，它的價值就不再那麼重大。相反的，秦國雖然使用了這個政策而一統江山，但它不知有所節制的作法反而為自己的快速滅亡鋪路。因此，到了漢朝以後，人們的直覺是不要繼續遵循秦朝的路線，應該走回周朝的老路，而這正是儒家所主張的。

儒家其實並沒有太完整的治國方案，也沒有太深刻的政治學理念。它只是一種直覺的想法，那就是，和平遠比紛亂可貴；而要做到長期的和平，人們必須懂得珍惜國家統一的局面，而維持這樣的局面就必須對執政者（天子）的權威有某種敬意，而且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關係也要有敬意。於是，儒家的想法將政治理念與倫理理念結合在一起。

這種相當靜態的哲學思想十分能夠配合漢朝以後的局面：中國已經大一統，唯一的敵人在北方的邊境之外，這可以使用比較優勢的武力將他們阻擋於外（而不一定要加以滅絕），國防對於國家財力的要求就不一定那麼巨大（不像宋朝所面臨的處境那麼艱困）。因此，靜態的儒家思想配合了靜態的中國政治形態，成為一個相當可行的思想模式。

後言：讀了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之後，我才對於現代國家如何發生有了概念。用這些概念去重新反省中國傳統的思維似乎更能夠明白它的意義以及侷限。

附錄：《孟子》〈梁惠王上〉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我一生中所學的第一首歌《寒衣曲》：

寒風習習，冷雨淒淒；
鳥省無聲，人寂靜。
製成軟布，斟酌剪寒衣。
母親心裡！母親心理：
想起姣兒好不心悲！
細尋思：
小小年紀，遠別離；
離開父，離開母，離開兄哥姐妹們，獨自行千里！
難記！難記！腰圍粗細？身段高低？
尺寸無憑難算計，
拿起尺兒沒有主意，拿起剪刀沒有憑依；
記起！記起！哥哥去年有件衣，比一比，弟弟。

那時是民國二十年（1931），在故鄉洋學堂剛剛興起，我們的學堂叫：「鳳陽縣立第四初級小學」。只有一至四年級。全校學生不會超過五十人。

記得那是第一次上音樂課，正是寒冷的冬天。全校學生集合在一個大教室裡，校長、老師都來上這堂課，歌譜、歌詞寫在黑板上。音樂老師是從外面特別請來的。據說他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看起來溫文儒雅很年輕。沒有鋼琴或風琴伴奏，他手中拿枝指揮棒，他要大家照黑板的歌詞念一遍，讓大家把感情進入歌詞中。然後他自己唱一遍給大家聼，提高大家學唱的興趣。然後他教大家唱，一遍、兩遍…，他糾正大家錯誤的音階，他很會教，大家很快就學會了。

下課鈴響了，校長要大家不要離開，他要這位老師用他自備的小提琴為今天的歌演奏一曲。這位老師取出他帶來的小提琴，先拉了一小段前奏，全場鴉雀無聲，只聼到窗外傳進的習習寒風，婉轉哀怨的琴聲動人心弦，我看到有兩位老師開始掉淚。

這首歌是九十年前學的歌，我一句也沒忘記。每逢寒風苦雨之日，我都會情不自已的哼起它，哼著它就想起媽媽。

民為邦本，國家是以人民為基礎，中華民族經過數千年歷史的鍛鍊成為有獨特民族性的優質民族。

1. 中國人聰明。世界上IQ最高的國家是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

2. 特別重視下一代的教育。中國父母親願意為下一代的教育，砸鍋賣鐵，竭其所能。

3. 喜歡學習。中國人有超凡的解決問題能力，現在正在創新方面，尋求全面的突破，近年來，在發表的科技論文數量，申請專利數量，每年均大幅成長。

4. 生活節約，喜歡儲蓄。

5. 辛勤勞作，而且守紀律。中國工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人，中國的工程師，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台積電的張忠謀曾說，台灣的工程師遠勝於美國的工程師。

6. 注重家庭，以家庭為奮鬥單位。舉一例，我們常常看到，兒子、女兒、媳婦出外打拼，鄉下老人在家看孫子或者外孫，全家一起奮鬥，這就是了為什麼沿海工廠，可以找到成千成萬的工人。

7. 堅忍卓絕。中國的軍人在不可想像的艱苦條件下，在韓戰中跟美軍作戰；中國的解放軍、工人、工程師在十分艱苦的自然環境下，修建進藏的公路和鐵路；歷史上的張騫出使西域，蘇武在北海牧羊，從古到今，多少的中國人，在萬般艱苦的環境中，拋頭顱，灑熱血，只為維護著國家民族的利益；今年9月，一個18歲的英國小女生，Emma Raducanu，拿到了美國女子網球公開賽的冠軍，由於她的成功就像是一個神奇的童話傳奇，一時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在訪問中，她提到她的母親是瀋陽人，她回東北姥姥家時，她感覺媽媽的一家人mentally resilient(翻譯成中文就是堅忍卓絕)，沒有什麼可以打倒他們，她深受影響。

基本上中華民族的特色是受到兩千年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本身是世俗文化，注意現實，不受神的束縛(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教導人民勤勞和愛學習，所以在儒家文化養育下，聰明、勤勞、好學的中國人民是中國能快速發展的底氣。現在世界上很多的國家民族，不夠聰明，不勤勞工作，不好學，一旦有了這些致命的缺點，而想改正是非常困難，而且幾乎不可能。

所以我們中國人應該飲水思源，感謝我們的老祖宗，傳給我們這麼好的基因和這樣好的文化傳統，台灣早年經濟能快速發展也正是同樣的原因，在東南亞，日本、韓國和現在的越南亦然。

中國人建立起兩千多年的大一統文化，主要的推手是秦始皇的書同文。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統一的文字，要想維持統一，是很困難的。中國大陸近年也想明白了，少數民族不是光給優待就行，現在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族，大家通通都學中文。

所以中國以前的藩屬國，韓國和越南想脫離中國，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廢棄中文，創造自己的文字，韓文是韓國皇帝造的，越文是法國人造的。歐洲各國，用的文字是拼音系統，語言不同，文字就不同，語言文字都不同，要成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統一文字是給大一統提供了必要條件，但是這個中國兩千年的大一統是有實際上的需要。

第一，對抗北邊來的侵略。中國是農業民族，以農耕為主，每天拿的是鋤頭，很少殺生，而北邊的侵略者是遊牧民族，那邊自然條件不適合農耕，騎馬狩獵、彎弓射大鵰，是他們生存的必要條件。打起仗來，農夫一般當然打不過騎馬的，那麼要抵抗他們，只有成立一個大帝國，用全國之力來對抗北方的敵人。

第二，中國的農耕主要是沿著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那裡雨太多，就氾濫成災，雨太少，就是旱災，每隔多少年還會發生蝗災，這些大災難來臨時，都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解決問題，而平常沒有天災的時候，也需要每年修堤，以防水災，所以在中國，一個統一的大政府，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國家要統一，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共同的願望。至於重視到什麼程度，舉例來說，皇帝去世時，如果國家是統一的，那麼皇帝去世，叫做「崩」；如果國家沒有統一，是沒有資格用這個「崩」，只能用「殂」。下至平民百姓，國家的統一也是念茲在茲的事，南宋詩人陸游死前的絕命詩：「到死方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年初我在新聞上看到大陸一個有名的音樂人趙英俊四十多歲早逝，他離世前說有三個遺憾，最後一個遺憾，就是沒有看到祖國的統一。

在華夏的歷史中，縱有胡馬窺江、金甌殘破，但是追求統一，始終是一條主線。且不論台灣在地理位置上對中國的重要，就在這幾千年的文化背景下，我認為今天大陸十四億人，從上到下，都期待著祖國的統一。台灣想永遠自外於中國，我是看不出有什麼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