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古老的文化傳承、不絕的歷史連續、浩瀚的思想結晶。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開創國人無限遐思、自由想像、活力創造的先河。民本、仁善、兼愛、禮智、義勇、廉恥、誠信、至公、大同、和合等等，構成煌煌文明的主光譜。

而焚書坑儒、罷黜百家、文字獄、白色恐怖、萬里山河一片紅、一切向錢看、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按藍綠站隊認是非、因觀念有異而台獨、為反對中共而獨台，以制度藉口而拒統，則成為太陽的黑子斑、春天的倒春寒。認識極端的危害、防範極端重演，是當代思想者的責任。

國人說，天生一人必有一路。善男信女眾生平等。基督徒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類，生而平等性、命運共同性、危機災禍公共性，決定人類共有、共用、共治、共榮。

自然無限、認識有限，以有限囊括無限，建立包羅萬象、什麼都管用、放之四海、適之每個人而皆準的思想體系，似乎幼稚。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到了哪個山唱哪樣歌、量體裁衣、看菜吃飯、因病施藥、在自己研究領域發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實事求是，才是正道。

眾人遊山、視角不一、風景有異。
瞎子摸象、個別為真、概全即假。
條條大道通羅馬，世間從來無獨路。

個人（包括團體）認知的片面性，人類認知的有限性，階級、政黨認知的局限性，真理顯露的階段性，歷史演進的複雜性，都告誡我們：

政治、思想、文化上機械、僵化、單一、絕對、極端，是錯誤、有害的。
思想應當無禁區，探索應當無止境，異見不該被禁絕。
不同的觀點、意見、主義，除了鬥爭、還有調和。
調和與鬥爭，均是共存的一種方式，無所謂主次之分別。
共產黨不僅持「鬥爭哲學」、同樣持「和合哲學」。

治大國，若烹小鮮。在中國強盛、中華復興這鍋湯裡，離不開下里巴人的青菜蘿蔔，也需要陽春白雪的猛料鮮活，還要有調和百味、有之不奇、取之不貴、缺之不可的食鹽。這，或就是主張調和各種主義的共和主義。

共和之於其它主義，
不是破壞，而是成全；
不是取代，而是補缺；
不是隔絕，而是溝通；
不是獨行，而是共進。

其意在
以建設性糾正破壞性，
以寬容性消解對立性，
以整體性彌補片面性，
以前瞻性避免短視性。

以善意看待立論者的動機，懷尊敬吸取別人的精華，持遺憾揚棄對立面的迷誤。人們或許發現：

人世間，
思想，原本沒有妖邪；
主義，從來都怕絕對；
對立，或許並非必然；
人禍，往往緣由遺憾（獨斷、主觀）。

世間事，
大同小異、殊途同歸；
人之鬥，似是而非、自誤自損也。

最近一兩個月，國內最受關注的兩大新聞無疑是，蔡政府決定進口美國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豬肉，以及NCC以換照不通過而關閉中天新聞台，前者關係國人健康，而後者損害新聞自由和民主政治(參見《也談新聞自由》)，哪個較嚴重？

為了這兩案，民眾都曾上街頭示威抗議及在網路批評咒罵。觀察這些行動，反對關中天新聞的聲浪雖然不小，反對進口萊豬的聲浪顯然更大，看來國人在乎身體健康，超過新聞自由和民主政治。這大概有理可循，中國人自古說「人命關天」，因此在乎具體的生命和健康，超過抽象的自由和民主。雖然有些台灣人不願做中國人，骨子裡卻無法逃脫中國文化的影響。至於今年兩岸抗疫都相當成功，也是一樣的道理，中國人/台灣人願意犧牲一點自由，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維護大家的健康。

台灣人不在乎自由民主，至少從蔡英文上台以來一直如此。蔡執政至今不到五年，其違反民主的作為幾乎是罄竹難書，但老百姓似乎無所謂的照單全收，就算有反對和抗議的聲音，都很微弱。就筆者記憶所及，蔡政府的反民主作為至少有：

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藉以成立促轉會和黨產會，於是能跳過正常司法程序，追殺國民黨；
任命綠營色彩濃厚的多人擔任大法官、監察委員等，使司法、監察都失去中立性；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溯及既往的修改軍公教退休方案，損害退休人員權益；
大法官的釋憲完全支持(偏袒)蔡政府的各種政策，並以釋憲強制同婚合法、通姦除罪等，剝奪了該由民主決策的立法/修法過程；
制定籠統的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使人民可能動輒得咎、不知所措；
關閉中天新聞台，損害新聞自由。

蔡政府有這麼多反民主的行為，若在歐美會如何？早已鬧得天翻地覆了。例如，不久前，法國準備實施整體安全法，草案中禁止對執行公務的警察拍攝臉部及惡意流傳影像，該草案條文引發爭議，造成連續三個周末，每次數萬人的示威活動(https://www.bcc.com.tw/newsView.4926621)。對比之下，台灣人實在不像歐美民眾那様在乎自由民主。

民主的研究已經觀察到：以前民主制度曾終結於軍事獨裁、法西斯、暴力革命等，有比較顯著的事件或徵候；近幾十年，民主的消亡多半不那麼明顯，因為民主的銷蝕是漸進的、隱匿式的，即使政權已有獨裁之實，卻仍掛著民主的招牌。(參見《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美國是否例外？》) 蔡政府正是有獨裁之實，卻仍掛著民主招牌的典型。這是台灣人不在乎自由民主而縱容的結果。

進口萊豬關係國人健康，關中天新聞損害新聞自由和民主政治，哪個較嚴重？很難說，每個人可以有不同觀點。台灣人普遍重視前者超過後者，因此生命、健康較有保障(中央政府撒手不管萊豬，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自治管理)，但是台灣的民主制度已是虛有其表了。台灣人可以活長點，但別再自吹自擂自己的民主成就吧。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那本書上開篇就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老馬不知怎地，黑格爾並沒說過什麼偉大的歷史都出現兩次這個有些犯蠢的話，他作為青年黑格爾派勉為其難的一份子，卻顯然不是在恭維這位哲學史上不可搖撼的宗師。

但老馬的重點是後面，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他舉的例就是1789的法國大革命是真革命，1848的二月革命就只是突襲。拿破崙是英雄，他的姪子(路易．波拿巴，即拿破崙三世)卻是個騙子。

用老馬的邏輯，蔣中正的專制若是真恐怖，蔡英文的獨裁就只能是個紙老虎。

歷史的條件只在特定的時空下具備，當它消失了就不能複製相同的歷史。當年的蔣公是打勝了二戰的五星上將，所以他可以有無上的威懾的力量；但蔡英文從來沒有什麼彪炳的功勳，她縱使想要陳設出一個獨裁，裝出可怖的臉孔嚇唬人，卻將發現這個獨裁一下子就崩塌了。

那句老馬莫名所以炮製出來的「偉大的歷史事變總發生兩次」論，卻可能真的出現在台灣海峽，康熙克服了那一道艱險的黑水溝，命施琅率軍擊敗了鄭克塽的水師；如今對岸也在模擬著這個歷史，一步步部署，以讓它無誤地復現。

畢竟，老馬雖是共產黨的精神鼻祖，但這一句恥笑路易．波拿巴(拿破崙三世)的嘲諷，卻不能讓它成真！

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政治思潮》，描述及評論中國大陸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當代九種主要政治思潮。這本書是他去國赴美不久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授課教材的結晶。既是思潮，表示各有不少支持者，因此不會快速改變。以下以最簡潔的文字摘述這些政治主張：

自由主義，指歐美國家所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相關的政治思想。

新權威主義，贊成民主化的未來目標，但認為改革要「先經濟，後政治」，並強調改革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來推進。

新左派，類似於歐美的新左派，對資本主義持批判立場；歐美的新左派對政府多所批評，中國的新左派卻對政府和政治體制少有批評。

毛左派，支持毛澤東，贊成文化大革命；主張以毛澤東晚年的辦法解決當今中國的各種問題。

中共黨內民主派，中共黨內贊成歐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些人，大多是離退休官員、學者。

憲政社會主義，主張憲政、法治、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方面比較分歧，有些人跟自由主義相近，有些人卻贊成現有的黨國體制並替其建立新論述。

儒學治國論，主張以儒學改造政治結構，實施王道政治。例如，設立由儒家重要學者組成的「通儒院」，成為議會之一。

回到新民主主義，主要是一些紅二代的主張，贊成實施過渡性的資本主義，但要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是中共在延安時代的政策。

新國家主義，強調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擁有新的地位和使命，即逐漸取代美國，重構全球秩序，成為新的世界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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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樹教授是自由主義者，堅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極力反對大陸的現行體制。除了自由主義和中共黨內民主派，張教授對上述的各種思潮和主張者，都提出相當嚴厲的批判，甚至譴責某些思潮主張者是放棄理想而向中共權力靠攏。

張教授著述時，自由民主制度雖然還不到近年的崩壞待救，已經顯露不少弊病(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張教授全面肯定自由民主制度，而抨擊大陸的現行體制和各種思潮。筆者要問：您是否放棄理想而向美國權力靠攏？

反共者總批評大陸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張教授的書恰顯示大陸頗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若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怎可能有這麼多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想眾多，每個國家都有其官方或主流的政治思想，但允許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政治思想流傳，就是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啊。

張教授對大陸有許多的政治思潮持否定態度，認為是「中國知識界的分裂」。筆者卻認為是好事，是多元化。政治思想眾多，沒有單一思想或主義能面面俱到，讓所有的人滿意，因此施政者可有一主流政治思想，但仍需博採眾議，在多元思想中求取平衡和諧。大陸同時有左、右派思潮互相質疑問難，因此能中道而行，正是其優勢。

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東歐民主化。當時是西方民主的顛峰時代，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認為西方民主就是政治制度無可取代的最終形式(參見《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

本世紀初，如日中天的西方民主開始出現走下坡的跡象，部份政治學者觀察到，很多實行民主的國家，尤其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發展不順利，而形成所謂的民主退潮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2008年美國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並導致2010年的歐洲債務危機。金融和債務危機造成歐美的多年經濟不振，逐漸激發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的興起，重創了西方民主制度，到2016年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而達於高峰。此時幾乎所有的政治學者都有共識：西方民主面臨了嚴重危機，而需要尋求拯救之道。

歐美國家還來不及改進其民主制度，今年的COVID-19疫情更曝露了西方民主的弱點和無能。迅猛的疫情最初起於中國大陸，一兩個月後才蔓延到歐美。中國雖然猝不及防，卻在4個月內控制住疫情；對比之下，歐洲和美國多了一兩個月時間認識疫病及準備抗疫，卻對疫情束手無策，至今已各造成千萬人染疫及超過25萬人喪命。實行民主的歐美國家的抗疫表現遠比不上「不民主」的中國，它們真需要改進其民主制度，才能對抗未來總有可能發生的未知疫病。

西方民主面臨嚴重危機，絕不是筆者信口開河，而是很多政治學者各自的觀察研究，他們各自尋求拯救之道，而出版了不少相關書籍。本文末列舉了一些我所研讀過的書籍及讀書心得，供有興趣者查閱(這些書尚未涵蓋到今年的疫情和抗疫)。

政治學者所提的諸多方案能拯救西方民主嗎？未可知也。川普總統在任4年，有很多損害美國民主制度的言行，他的連任失敗應該有助於美式民主的復原；不過川普在這次大選獲得七千多萬普選票，顯示民粹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的勢力依然龐大(歐洲的情況也差不多)，因此分裂的美國並不容易達成政治和解，而民主制度的運作仍不易順暢高效。

政治改革涉及政治勢力和利益的重分配，從來都不容易；而民主政治的改革更涉及千萬民眾的心態、意識形態的改變，是短期難有成效的。拜登身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新領袖，是任重而道遠，且看他未來如何拯救美國和西方民主吧。

Jason Brennan《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Against Democracy, 2016)－參見《學者反對普選民主》

David Van Reybrouck《反對選舉》(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 2016) －參見《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Bill Emmott《西方的命運：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從？》(The Fate of the West：The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olitical Idea, 2017)－參見《西方的命運將如何？》

Pankaj Mishra 《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Age of Anger：A History of the Present，2017) －參見《現代性導致憤怒時代－中國有優勢》

Marc Hetherington,  Jonathan Weiler《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Prius or Pickup？: 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 2018)－參見《世界觀導致美國大分裂》

David Runciman《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 2018)－參見《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競爭態勢的演變》

Steven Levitsky,  Daniel Ziblatt《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How Democracies Die: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 2018)－參見《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美國是否例外？》

R. Rajan《第三支柱：在國家與市場外，維持社會穩定的第三股力量》(The Third Pillar：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 2019)－參見《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

Larry Diamond《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2019)－參見《民主的危機與反擊》

蔡英文及其相當一批民進黨政客，似乎以獨為業，實則以獨謀權、謀利、謀私。

「獨不了，就是獨不了。」陳水扁的無奈，他們早就心知肚明。對喜樂島聯盟區隔，對「務實台獨工作者」賴清德的打壓，對華航改名瘋狂的降溫，對傻冒癡呆獨蔡易餘去統去中修例提案的急踩刹車，無一不顯示，他們充滿了機巧權變，隨時留著溜之大吉的後門。

蔡們，走的是借殼獨、漸進獨的路線。 其內心儘管獨，但其頭頂上仍以民國為帽子、嘴巴上還是和平、對話為幌子，正式文告上還在宣示民國憲法、兩岸條例為遮掩，在臺灣之前加「中華民國」為前置。

如果情況對獨有利，其「中華民國臺灣」或許就是「民國」等於「臺灣」，對岸「大陸」，便是「中國」。

如果情勢對獨不利，其「中華民國臺灣」或就釋義為大小於關係，即中華民國內的臺灣。

若情勢吃緊，到了要命關頭，蔡英文招架不住，或許來一句「中華民國大陸」，就比馬英九、吳敦義「各自表述中國」更接近北京的說法或意思。如此，蔡英文們，就像香港四亂首之陳方安生、李卓人等近來洗白港獨、紛紛跳船一樣洗去獨疑，擠進中間，立即佔據以前國民黨絕對優勢掌控的兩岸關係操作空間。

而此時，國民黨內一群忘了辛亥先賢、失去黨魂民氣者，不知今夕何夕、昧於兩岸大勢者，缺乏胸襟睿智，卻偏偏自作聰明者的江啟臣們，為了選票，竟欲冷棄共識、逃離一中、拋棄反獨、絕口避統。如此，不僅立馬失去兩岸和平交住的優勢、利基，並且，其去藍就綠當跟班，自亂陣腳之軍，能克敵麼？自傷根脈之木，可活多久？

江啟臣，假聰明，笨算計，不改弦更張、緊急回正軌，將置國民黨入絕境，死無葬身地。

關掉中天該作何解？有人說是走上獨裁政治，但這不精準。我以為，它真正的意涵是：台灣再度戒嚴了。亦即，蔣經國解嚴，蔡英文戒嚴。

我們只經歷了短暫的三十年的類民主時期，就再度回到了漫長的戒嚴。那三十年裡有李登輝、陳水扁與馬英九。最民主的時期是馬英九的八年，唯一的一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時代，占領國會無罪、占領行政院有罪無罪猶在糾纏。

當年解嚴有兩個指標，解除黨禁與報禁。而蔡英文都恢復了。蔡英文先恢復了黨禁。她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將反對黨戴上緊箍咒，讓它萎縮為一個難以行動的侏儒。其餘小黨則都是戲劇黨、裝飾黨，無關宏旨，因為，即便原來的戒嚴亦有青年黨、民社黨。

過了四年，她恢復了報禁。關中天是向各類媒體進行要脅，若不噤聲將同遭厄運，從此，眾聲皆瘖。

但蔡英文的戒嚴是真戒嚴。兩蔣的戒嚴關心民瘼，一斤豬肉漲了，皆大事也，政府設基金去保證價格；衛生紙被哄抬，閣揆要派員偵緝囤積。蔡英文的戒嚴卻殘民以逞，讓毒豬戕害人民身體。

早初的戒嚴，只有警備總部是搜捕機構，如今的戒嚴，促轉會、黨產會等東、西、內廠，還有錦衣衛一應俱全，以及網路上遍布的眼線斥候。最重要的是，她有連納粹都未必有的狂熱民粹，是新戒嚴體制最強捍的鐵衛部隊。

戒嚴了，晚上小心火燭，當心隔牆有耳。保重！

美國名校教授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繼2012年出版《Why Nations Fail》(中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去年再合著《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中譯：自由的窄廊)。兩本書有一貫的脈絡，而同樣誤讀中國大陸。

《Why Nations Fail》主張，廣納的(inclus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extract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簡單說，廣納的政經制度是自由、法治、開放的；反之，則屬於榨取的政經制度。(參見《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

前書把「自由」與國家的成功互為聯結，《自由的窄廊》則探討自由的條件，一國的人民如何能達到自由？自由，意謂個人不受他人(包括國家、雇主、大企業等等)力量的宰制，因此不會生活在恐懼之中，也能夠選擇及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兩位作者主張：國家機器要強，才能實現現代國家所需的龐雜功能；而社會也要強，如社會有動員能力，才能制衡強大的國家機器，這樣人民的自由才有保障，而國家才會成功、富裕。自由必須國家機器和社會的力量達到適度的平衡，這很不容易，因此被稱為「自由的窄廊」。民主制度若實行得好，可以讓國家居於自由窄廊之內。自由窄廊很窄，因此窄廊外的國家不容易進入窄廊，而窄廊內的國家可能掉出窄廊。書中列舉了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許多實例，包括在窄廊之外、在窄廊之內、從窄廊之外進入窄廊、從窄廊之內掉出窄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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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窄廊》的最大敗筆在於誤讀中國大陸。「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可以出售，包括靠近黑板的前排座位和班長的位置。」「在北京的另一所菁英中學裡，家長每捐獻4800美元，學生的成績就會額外多得一分。…」大陸龐大，筆者不敢說絕無上述的事情，但是若有，必定是極少數的例外。大陸的教育體系若真如此敗壞，怎可能產生華為、騰迅、大疆、阿里巴巴等世界級企業的大量優秀工程師？兩位作者竟相信顯然不合理的例外資訊，真是缺乏判斷力。

書中略述了中國自古至今的王朝專制歷史，結論是今日的中國仍有專制遺風，受共產黨的宰制而不自由。兩位作者顯然不知道，中國古代雖然專制卻管得不多，多數人蠻自由的，因此流傳「天高皇帝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現在的大陸其實與台灣差不多一樣自由，人們在開放的市場找工作，大多與共產黨無關，工作若表現好晉升快，若表現不好晉升慢，工作之餘，每年常會出外或出國旅遊幾趟。這樣怎是不自由？

中國大陸的國家機器力量強大，超過其社會力量，但是大陸仍維持自由繁榮，因此成為推翻《自由的窄廊》理論的反例。兩位作者傾向「唯力量論」，認為國家機器的力量若超過其社會力量，則必侵犯人民的自由，而主導國家機器的菁英必侵占他人的利益，造成國家的失敗。然而有力量未必就會爭權奪利，大陸近年愈來愈遵行法治，使國家機器尊重人民的自由，而政治菁英不能貪瀆枉法、謀求私利。國家機器和社會的力量何須非彼此平衡不可？

如果兩位大教授的目標是為美國宣傳，他們的書是大致成功的；如果他們的目標是讓讀者了解世界，他們的書是失敗的，美國讀者會低估中國，對美國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