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在中壢發表「團結國家十講」第二講：團結，聲稱今天台灣認同的護台，和中華民國認同的反共，已經結合在一起了，中華民國派和台灣派團結起來，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併吞，自然能推動國家進步。賴清德高聲呼籲朝野一同反共、反侵略、反併吞。

問題來了，傳統意義上的中華民國派要反共復國，建立一個統一、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台灣派要分裂國土，若台灣作為一個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可以獨立，那大陸很多省份也可以分裂出去，這樣要怎麼重建新中國？因此這種結合必定是虛假的，目標是台灣派吞噬中華民國派。賴清德上台以來，頻頻操作台灣派與民國派的合流，企圖把民國派收編為側翼，他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

「民國派」務必要三思，民國派與民進黨的差異何在？賴和民進黨真愛中華民國嗎？他們是如何對待孫中山和蔣中正？

至於「反共、反侵略、反併吞」，民進黨自己就在平反戒嚴時期的共諜、在總統府養共諜，民進黨政治人物在大陸賺紅錢；上個月賴清德提出「併購說」，代表只要談好條件就能讓中共合併台灣，何來「反共、反侵略、反併吞」？

繼「其餘人口」說之後，賴清德又說，要通過一次次的選舉、罷免的民主淬鍊打掉「雜質」；這是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一般正常的民主社會不會有人說要打掉「雜質」。 要打掉「雜質」，必須要排除一切異議，達到思想輿論的100%相同，很顯然與民進黨創黨之初要爭取的民主、人權、言論自由和批判國民黨威權背道而馳。

經過「團結」演說，台灣不但沒有更團結，反而更加分裂了。

基督新教是美國最主要的宗教，而福音教派是美國基督新教中最大的一個教派。《國度、權柄、榮耀》（[1]）講述福音教派近年的政治化、世俗化、內部衝突和不少醜聞，以及很多信徒都成了「川粉」。

作者是記者、基督徒、福音教派牧師之子，期盼對福音教派進行改革。他訪談了至少15個州的幾十位福音教派信徒和相關人士，這本書是他的訪談紀錄，所有訪談都發生在2019年到2023年之間，正是川普從連任失敗到捲土重來之時。

書名的「國度、權柄、榮耀」原來是指上帝的「天國、無上權柄、無上榮耀」，但書中強調，很多福音教會和信徒卻更追逐世俗的「美國、權力、榮耀」，即積極參與政治，尤其選舉。福音教派一向是比較保守的，因此其信徒多半支持主張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和川普，雖然川普的私德絕不符合基督新教的規範。

福音教派信徒支持共和黨和川普，有些是非常狂熱的，不能容忍其他信徒不支持共和黨和川普，造成很多福音教會的內部衝突，有些信徒和牧師因此被迫離開教會。福音教派政治狂熱的主要原因是，其高層極力宣稱，基督新教受到民主黨的打壓，如在疫情期間教會被政府要求關閉，而美國被民主黨導向LGBTQ、DEI的歧路，以激起信徒的危機感和國族主義（實情是教派高層因此從多方面得到金錢和權力的報酬）。

福音教派的政治狂熱被作者稱為基督教國族主義，把愛上帝、愛美國、愛川普混在一塊，相當程度可以比擬俄羅斯總統普丁催生出來的東正教國族主義。

書中也記述了不少福音教派內的醜聞，最多的是性侵案，還有侵占公款、藉勢覇凌等等。醜聞多的原因顯然是政治化、世俗化，於是追求私慾、財富和權力，而當醜聞曝露時又以保護教會教派之名而極力遮掩，因此愈積愈多。

上述大多是福音教派中的負面部份，此外當然也有正面的信徒和牧師，如作者和勇敢揭發醜聞的信徒，他們雖顯得孤單，但仍努力的想要匡正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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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國家的原則之一是宗教自由、政教分離、宗教不介入政治，美國自立國之初就奉行這原則，但是近年卻破功了。大約是因為共和、民主兩黨的意識形態差距和衝突太大了，政治於是也滲入福音教派裡。這絕不是美國之福！

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儒家很像基督宗教，都推廣很多道德的規範。美國的基督新教有一神的權威，又擁有遠比儒家多的大量資源，因此很難避免成為權力和利益的爭逐場；儒家單純多了，是中國的幸運。

[1] Tim Alberta《國度、權柄、榮耀：民主折翼，政教極端主義如何重塑新美國？》明白文化，2024。（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in an Age of Extremism, 2023）

清朝統治台灣1683到1895，總共212年，可是在賴蛇的演講當中，竟然只剩下8年。不知道這8年怎麼算？

如果是台灣建省開始，那也是1885-1895整整10年，8年到底從哪來？清朝是目前為止在歷史上統治台灣時間最久的時代，台灣歷史如果只有400年，清朝就佔了超過一半。這212年當中，不但人口穩定增加，行政區不斷劃分，1863年之後也跟中國大陸一起開港通商，在台北、高雄都有洋人的租界、教堂、學校，滿清政府也在台灣推動若干現代化措施，包括港口、鐵路、兵工廠、郵政、學校，有若干甚至比大陸的發展時間還要早。

1895年日本人登陸，歷史上的乙未戰爭展開。根據進入台北城的日本隨軍記者的報導，稱當時的大稻埕「平坦堅固的石板路，兩邊是寬敞明亮的商店，裡面擺滿來自世界各國的貨物。」，「百姓的穿著飲食與生活水準，都明顯高過北支（支那，即指中國）。」這表示滿清政府在台灣所投入的各種現代化措施已經收到效果，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大陸內地要好，所以台灣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省份。這些都有非常清楚的資料記載，難道就可以這樣公開胡說八道嗎？

你不相信嗎？或者賴蛇與青鳥不相信。後藤新平你們總相信吧，他在著作當中稱劉銘傳「台灣現代化之父」。這一點日本人深信不疑，結果這些綠色台灣人竟然刻意迴避，或者裝死不提。

不知道賴蛇這種離譜的稿子是誰寫的？不但沒有什麼中心思想，還有濃濃的法西斯風格，連不同意見的個人與團體當作雜質打掉的鬼話都說的出來，更別提上面筆者所說的各種歷史年代與時間上的荒謬錯誤。這種稿子竟然可以拿給總統府來使用，這種政府的程度我們也就可想而知了。

悲哀，只能說悲哀，多少年前大前研一所警告的「低智商社會」就在我們面前活生生上演。

賴清德在「團結十講」第二講說：要透過一次又一次選舉罷免、一張又一張選票，一錘又一錘，千錘百鍊、百鍊成鋼，「打掉雜質」，淬鍊出捍衛主權，守護民主鋼鐵般的意志。這種思維與口吻，別說出自於一個領導全民的總統了，就算是一個普通人民說出來，都是駭人聽聞的。這種思想若任其蔓延下去，台灣將是一片血淵骨獄。

「雜質」是誰，誰是「雜質」，誰說了算？賴清德正在散播與推動與「納粹」主義毫無二致的思潮。在希特勒的思維裡，猶太人就是「雜質」，必須被「打掉」，於是第三帝國就由俗稱蓋世太保的國家秘密警察負責清洗工作。

別以為賴清德現在所講的只是用「選舉」與「罷免」去打掉雜質，並不是納粹極其恐怖的對猶太人的肉體消滅；但納粹一開始也不是直接消滅猶太人，而是建構對猶太人的仇恨，種族滅絕的大屠殺計畫是到1942年的「萬湖會議」才決定的，但要達到萬湖會議作成如此冷酷殘忍的決定，必須要達到全社會都以為某一類人就是雜質的地步，才可能一絲憐恤與悲憫都不存地，決定德國及其占領區一共1100萬猶太人該如何處死。

是用安樂死、用子彈呢？還是用毒藥、殺蟲劑，或是毒氣？這個會議上討論的可能是人類史上最龐大的殺人計畫，但黨衛隊上將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黨衛隊中將奧托．霍夫曼、黨衛隊少將海因里希．繆勒在討論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議題時，卻是波瀾不驚的。

2023年在台灣上映的電影《萬湖會議》（Die Wannseekonferenz，台灣譯為《淨化論》）的表現手法也許帶著臆測，但該劇中每一個人的發言都未使用「屠殺」或「殺戮」這樣的字眼，而是怎麼「處理」、「清理」、「轉移」、「消化」，以及該採取什麼「實行措施」或「解決方案」。在一種詭異的氛圍裡可以發現，這裡頭唯一沒有被黨衛隊高級將領意識到的，是這1100萬的數字背後，就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大寫的「人」。

亦即，從提出以毒氣室做為消滅方式的「最終解決方案」的海德里希上將，到最後被確認全權負責執行此一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實際上就是以為他們準備處理的，不過就是滿佈於整個歐洲大地上但對歐洲人有害的「雜質」罷了。他們甚至可能認為，用一個如今德國總理默莰的用詞，他們正是為了德國與歐洲的進步，幹了一件「髒活」罷了。

而這種思想是有一個很長的轉換過程的。我們都相信，科學是跨種族、國界與文化、信仰的純粹理論與普遍真理；但1937年德國有一本叫《德意志數學》的刊物問世，它的第一篇社論竟主張：凡是認為數學是沒有種族性質的任何想法，其本身都包含著毀滅德國科學的胚種。

在反猶思維的醞釀過程中，就連1922年就已獲頒諾貝爾物理獎的愛因斯坦，都開始被醜化。當時德國的物理學家威廉．穆勒（Wilhelm Carl Gottlieb Müller）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猶太人與科學》中竟說，在他看來，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是「頭號惡棍」。另一位柏林大學的畢伯貝克教授則認為，愛因斯坦是一個「外來的江湖術士」。

就像愛因斯坦1930年代在戴上諾獎桂冠多年後仍可以被當成「惡棍」與「術士」，如今被罷免的二、三十個國民黨被合法選舉出來的立委，竟也被一個國家領導人公開指控為國家與社會中的「雜質」。這種對於已被公眾與學術肯定的人物，開始被一個政權或統治體系採取負面的手法進行汙衊與栽贓，或是系統性的醜化與妖魔化時，它就是步上納粹主義，投往嗜血屠戮的開端與前奏。

最後歷史證明，納粹才是人類有書寫的歷史記錄以來最難以承受的「雜質」，它對整體人類人性所蒙上的陰影，至今都難以消除。無數的著述與書籍還在絞盡腦汁地試圖解釋，為什麼人類可以鑄下如此滔天的罪行？

賴清德不但應該深自反省，他正在觸犯人類曾經犯下的最為黑暗而邪惡的罪愆，更應該親自向整個國家及所有人民道歉，因為這一言論已是公然鼓吹納粹思想。就跟電影《萬湖會議》的台灣譯名一樣，他在鼓吹一種人類恐懼卻至今不能吹散的惡魔思想───「淨化論」，一個可怕而無盡的深淵！

我曾經表示：漢人不是種族，「種族」是血緣構築的認同，漢人的血緣來源極其複雜，涵蓋各種族；但漢人是族群，「族群」是文化構築的認同，族群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因文化而共同凝聚成一群人。

漢人與華人有什麼差異呢？從「中華現象論」的角度來看，漢人具有「四大特徵」：在語言層面，願意使用中文閱讀與思考；在信仰層面，願意崇敬聖神與祭祀祖先；在教育層面，願意按照儒家倫理來實踐；在民俗層面，願意依循傳統時令來過節。只要具備這四大特徵，將其融合到漢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會被視作漢人。

華人則是從「中華本質論」的角度來看，只要認同「中華民族」有關「內聖」（內在覺醒，其旨在修心養性）與「外王」（外在實踐，其旨在濟弱扶傾）的兩大特徵，彼此願意凝聚成民族共同體，不論人屬於哪一個種族，都會被平等相待視作華人。因此，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我們不只有具備中華現象四大特徵的漢人，還有不盡然完全符合該四大特徵的原住民族，共同因認同中華本質兩大特徵，聯手組成在臺灣的中華民族。這種對何謂「華人」（認同中華民族的人）的認知與定義，同樣適用於從外國歸化成中華民國籍的新住民。

漢人本身是個主幹族群，但裡面會有各種不同的枝幹族群。這是因漢人各自在不同的地域生活，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諸如山東漢人與廣東漢人就有著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譬如在語言層面，山東漢人講官話，廣東漢人講粵語；在信仰層面，山東漢人信仰泰山娘娘，廣東漢人信仰媽祖娘娘；在教育層面，山東漢人重視魯學傳統的繼承，廣東漢人重視國際學術的交流；在民俗層面，山東漢人在東嶽廟會前喜歡舞龍，廣東漢人在佛山祖廟前喜歡舞獅。這並不是種非此即比的對立特徵，而只是在指出不同地域自然會有地域文化的差異。

或者，即使在相同地域生活，因來到該地域前已帶來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或者來到該地域後，因生活型態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使得同一地域內生活，卻同樣會有著不同的族群認同。這就是臺灣境內為何漢人會有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的原因。其實，枝幹族群纔會是我們在臺灣討論族群的主要概念。然而，現在有個怪現象：在臺灣，大家既不肯說自己是中國人，漢人更不會說自己是漢人，如果有人強調自己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外省人，還會被指責在「撕裂族群」，最終只准說「我們都是臺灣人」，這是什麼心理狀態呢？

這就是「文化臺獨思潮」正在臺灣社會傳播產生的結果，使得我們被強制需要「團結對外」，不再需要認識自己的祖先是誰，自然更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族群（不論是主幹族群或枝幹族群）。但，我們被強制不得不團結對抗的「外」這一對象是誰呢？就是「中國」。這是受到「臺灣」與「中國」這種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所致。甚至，由於中華文化正在臺灣社會面臨各種打壓，使得閩南文化、客家文化與外省文化都呈現蕭條無人聞問的景象，縱然各縣市政府常會舉辦各族群的民俗慶典，然而這些文化風景並不等於族群意識有受到鼓勵與深化。

相反於此的現象，則是當前政府正在藉由課綱影響各級學校的歷史教育，擴大對青年學子宣傳「我們是南島語族」的虛假知識，並支持本來已經快要消失的平埔族群來恢復其族群，最直接的舉措就是行政院已經通過《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的草案，將其自閩南族群中裂解出來，再立專法來保障其權益。本來臺灣漢人中的閩南族群作為臺灣人口中最多數的一群人，其長期在吸納不同血緣的其他種族或族群進來自己族群內，諸如客家人閩南化就變成「福佬客」，雖然原住民閩南化沒有被稱作「福佬原」，但長期實際存在這種現象。

現在則反向操作，因古典閩南文化的日漸式微，當前政府從本來已經閩南化的平埔族中，再裂解出「平埔原住民族群」，這一怪異的稱謂。首先，「平埔」一詞最早出現在黃叔璥所寫的《臺海使槎錄》，該書使用「平埔諸社」一詞，「平埔」兩字只是指平坦的地面，「平埔諸社」是說平原上的社，臺灣原住民只有「社」而沒有「族」的概念，社與社彼此並沒有認同，「平埔原住民族群」是被後設創造出來的族群，但，將其稱作「族群」總比純粹稱其「種族」來得恰當些，因「族群」可型塑其文化認同，血緣不見得相同，種族則是血緣認同。

由於這一「新族群」尚未確立其最終名稱，我們目前就暫稱其平埔族群。既然平埔族群都能被重構出來，外省族群怎麼卻自甘墮落，既不敢自稱外省人，更不會說自己是漢人，最後連承認自己是個中國人都常在「猶抱琵琶半遮面」呢？請認清現實：臺灣政治從來就是族群政治，解嚴後快四十年來，政客都在藉由號召族群動員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如果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人不肯精確指稱自己所屬的族群，其結果就是自己在意的文化將逐漸消失在主流環境中，這個問題不只存在於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的身上，外省族群尤其如此。

閩南族群是臺灣社會最大的人口族群，只有異化的危機，但沒有消失的危機；客家族群則已經在中央成立客家委員會，當前政府每年有撥出相當預算在維護客家文化。對此我們暫且不細論。但，外省族群如果再不意識到自己在意的文化正在日漸邊緣化，則最終消失的就是自己父祖輩的生命記憶。外省文化的實際內容到底是什麼呢？我們如果說「外省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在各省呈現的地域文化」，這點固然不錯，但更細緻來說，還可指出外省文化最精緻的體現就是眷村文化，這是中華文化具體而微的反映。

在臺灣島內，能將中國各省文化的精華呈現在村落生活中，這種眷村特色實可向聯合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而無愧，然而，外省族群卻任憑這些來自祖先的文化日漸消失在臺灣社會的地平線上，卻不亟思挽救，對此寧無愧乎？如果我們還想要撥亂反正，則從文化的角度，效法平埔族群的案例來重構外省族群，實屬刻不容緩的大計。針對究竟「何謂外省人」，敝人覺得，不論本人或其父母任一人，只要符合下面五種條件中任一定義者，本人或其子孫即符合外省族群的定義：

（一）古典外省人：因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從民國三十四年（1945）臺灣光復開始來臺（尤其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前後來臺）的外省人。

（二）眷村外省人：不論祖籍本來是否屬於外省，因曾參與國軍而被中華民國政府安置在眷村生活，從而擁有眷村經驗或認同眷村文化的外省人。

（三）離島外省人：因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形成海峽兩岸治權互不隸屬後，出生於福建省離島（包括金門與馬祖在內），其後來臺生活的外省人。

（四）華裔外省人：祖先具有大陸籍，本人在國外出生與成長，會說國語，因留學或就業來臺生活，後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的外省人。

（五）新興外省人：來自目前不屬於中華民國治權的大陸、香港或澳門，因通婚或通商而來臺生活，後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的外省人。

我們會將這群人稱作「外省人」而不只稱作「眷村人」，主因在於並不是全部人都有眷村經驗，由於真實在生活中的眷村已經消失殆盡，保留與光大還存在的眷村，將其變成外省族群共同的心靈家園，甚至申報成世界文化遺產，這是極其具有深意的事情。然而，前面所說的五種外省人，其真正的交集就是「認同中華民國」，如果本人沒有這一層精神認同，就不會想要篳路藍縷或攜家帶眷來到臺灣生活，不論積極或消極，本來在原鄉就是中國人（或漢人），卻因「想生活在中華民國而來到臺灣」，就會是被視作外省人的重要認同指標。

如果沒有這一層精神認同，其子孫同樣就不會想要承認自己是「外省人」，而只會說自己是「臺灣人」，藉此隱含著「支持臺灣獨立」的思維。就當前時空背景而言，中華民國的有無，就是外省族群的有無。外省族群率先把中華民國帶來臺灣，中華民國衰落至此，外省族群難辭其咎。當外省族群都不肯發願振興主權涵蓋全中國的中華民國，使得中華民國重新成為光照全體華人的精神燈塔，光只是絕對多數的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還有某些依然信仰古典閩南文化的閩南族群願意支持中華民國，就能撐住中華民國的大局嗎？觀看當前事實發展，我們已經看見結果。因此，我會問：誰是外省人？這是攸關族群認同的靈魂拷問，更是直指中華民國興衰的靈魂拷問。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六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日本每年到了8月就會哀哀叫廣島與長崎被原子彈炸死20萬人，但是蘇聯的列寧格勒被納粹德國圍困近3年，3百萬人死了1百萬人，這當中大多是老人與婦孺，這哪裡是廣島與長崎能夠比擬。
納粹打不下列寧格勒，就圍住他們，餓死他們。

一般人不明白，以為希特勒這樣的極右派納粹魔頭，是因為反共才要與蘇聯打仗，意識形態的歧異，只是表面看來如此，真正的原因，是這些右派人士的種族優越感，將俄國人視為是低於人類的存在，所以納粹侵略蘇聯過程中，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希特勒反對布爾什維克是假，滅絕斯拉夫人是真。
納粹在撤退過程中，曾經將某些俄羅斯古城給毀了，把許多中世紀留下來的古老石造建築全給炸了，整個古城成了廢墟，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俄羅斯人應該存在。

納粹的作為，其實在台灣可以看到類似的行為，國民黨過去反共，那是真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國民黨不反中，因為中國國民黨本就是中國人嘛。但民進黨口口聲聲的反共，其實與希特勒一樣，是帶著種族優越的一種批判，是用反共包裝反中，反中為真，反共是假。
所以要去除一切與中國文化歷史有關的符號，一如納粹對付猶太人與斯拉夫人一般。

西方國家對於二戰只有諾曼第的最長的一日，只有突出部戰役的坦克大決戰，只有渡過萊茵河的雷瑪根大橋，但是最後攻入柏林，徹底毀滅納粹反抗的，卻是蘇聯軍隊。
人們在過去的八十年間，只有西方的歷史觀，因為冷戰的政治因素，完全無視於蘇聯在戰爭期間的巨大犧牲和貢獻。蘇聯的軍事反攻，才是真正摧毀納粹的力量。

蘇聯對於東歐的控制，主要是對於西方侵略的恐懼心理使然，與蘇聯本身的意識形態毫無關係，他把東歐都搞成衛星國、附庸國，用來保護自己；從這個面向上面看，華府還不是幹一樣的事情，把西歐囊括成他的國防前沿。
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經常扭曲了歷史。

「黨外」一詞在台灣政治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它指的是戒嚴時期非國民黨籍政治勢力的統稱，包含了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但共同反對威權統治的力量。這段抗爭歷史是台灣全民共同的政治遺產，不應被任何單一政黨壟斷。然而，民進黨近年來的操作卻試圖將「黨外」與民進黨劃上等號，彷彿只有認同民進黨路線者才有資格繼承這一名號。

這種歷史詮釋權的壟斷在6月11日「黨外在野大聯盟」成立時表露無遺。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檢討為何社會出現新的在野結盟需求，而是機械式地貼上「紅統」標籤。這種反應恰恰顯示民進黨已將「黨外」視為其意識形態專利，任何不遵循民進黨路線的反對聲音都被排除在正統「黨外」論述之外。這種做法與當年國民黨打壓黨外人士時使用的「匪諜」指控何其相似，顯示民進黨在取得執政地位後，已不自覺地複製了它曾經反對的威權思維。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的「黨外」精神強調的是包容多元聲音、反對一言堂，而今日民進黨卻容不下任何對其兩岸政策的批評。從鄭麗文、蕭旭岑到館長陳之漢，再到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些背景各異的人士之所以能形成政治結盟，正是因為現行體制下在野聲音被系統性邊緣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實際上是一種民主退化的表現，將豐富的政治光譜簡化為「民進黨vs.親中勢力」的二元對立。

更令人憂慮的是，民進黨將「反中」塑造成檢驗政治立場的唯一標準。在這種思維下，任何主張兩岸交流、批評台獨冒進主義的聲音，不論其論據多麼合理，都會被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前國民黨立委鄭麗文與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等人組成的聯盟，之所以被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指控為「紅統」，正是這種標籤化思維的典型表現。民進黨完全不去思考為何連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樣的知識分子都願意加入在野聯盟，反而立即啟動「抹紅機制」，這顯示其已經喪失了與不同立場者進行理性對話的能力。

這種話語權壟斷的惡果是台灣公共討論空間的極度窄化。當「反中」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關於兩岸關係、能源政策、產業發展等重大議題都無法進行實質性辯論，因為任何批評都可能被轉化為對「台灣價值」的背叛指控。這種氛圍下，台灣的民主品質自然日益惡化。台灣民主化初期，社會曾對「政黨輪替」寄予厚望，認為這將帶來更開放的言論空間與更公平的權力分配。然而，民進黨的執政實踐卻顯示，缺乏制衡的權力無論在誰手中都可能導致民主的異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與對在野勢力的系統性「抹紅」，實際上正在將台灣帶向一種新型態的威權主義。

「黨外」精神的真諦在於反對任何形式的思想壟斷與話語專制，無論它來自哪個政黨。今天的台灣需要的不是民進黨版本的「黨外」，而是一個真正多元、包容、理性的民主空間。唯有重建這種精神，台灣才能避免淪為民粹對立的犧牲品，走向更成熟的民主未來。

「黨外」，顧名思義是指未加入任何政黨者的總稱，若狹義而言，也可泛指非執政黨成員。2025年6月11日前立委鄭麗文發起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其宗旨即可能是團結除民進黨之外的各方力量，從鄭麗文公開言論來看，該聯盟明確批判總統賴清德推動的大規模罷免行動，指出其手段侵害民主體制。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指出，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執政黨不應以罷免方式針對在野國會議員，藉此改變國會權力結構，轉化為多數黨。民進黨此舉無疑開創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惡例，也將自身聲譽蒙上陰影。然而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這仍屬政黨競逐政權的手段之一，儘管不當，至少未訴諸暴力或戰爭，對百姓生命安全無直接威脅，仍算屬於制度內的爭鬥。話雖如此，執政黨若出現腐敗與濫權，究其根本，責任也在在野黨監督不力、表現不彰。倘若在野黨能真正獲得民意支持，完全可以在選舉時以選票更替執政黨，達成權力轉移。因此，執政黨的惡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在野勢力的不爭氣與監督失職。至於新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若無法形成有力政治組織，其替代現有在野黨角色的可能性有限。但從正面角度看，台灣多一股能夠制衡與監督執政黨的聲音，對民主發展總不無裨益。

早期黨外所處的政治環境，比今日嚴峻百倍，當時正值國民黨戒嚴體制下，政治打壓無所不在，黨外人士既無從政機會，辦報遭禁，無法組黨，更談不上言論自由與民主權利。這樣的壓迫與不公平，正是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根本矛盾。筆者自倫敦大學學成歸國後，正逢此一時局，於大學任教兩年間，內心不斷拉扯——究竟應留在學界從事終身學術研究，還是投身社會，推動政治改革？最終，我選擇離開學術圈，返鄉高雄，一邊執業律師，一邊投入政治運動，並準備參選立法委員，以組織一個真正的在野政黨為目標。當時，亦曾遭巴黎大學同學、國民黨政要遊說加入執政黨，並允諾優渥條件，皆予以婉拒。筆者認為，必須從體制外著手，團結反對力量，終於在民國74年9月28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見證民主進步黨的正式成立，筆者亦為26位創黨簽署人之一。

然而，社會層面的壓迫與不平，並未因政治改革而自動消除。筆者遂認為，在民進黨致力於政治民主的同時，仍需有一個政黨專注推動社會改革、照顧中下階層與弱勢族群。因此，筆者選擇離開民進黨，另組「工黨」，致力於爭取社會正義，特別關注教育、醫療與居住三大基本人權，這些本應由政府保障的基本需求，對弱勢者而言更是生存之本。其實，落實這三項權利並非難事。筆者在巴黎大學就讀期間，便親身體驗到社會保障的力量——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不需支付高額學費，巴黎大學法學院每年註冊費不過80法郎／年，約合新台幣800元，四年下來僅花費不到四千元。對貧寒子弟而言，免費教育是一個翻身的契機，只要肯讀書，便有希望改變命運，不必世代困於社會底層。

在巴黎求學期間，筆者對法國的免費醫療制度印象極為深刻。曾有一位來自文化大學的女同學，也在巴黎大學就讀，因心臟問題接受了兩次手術，全部醫療費用由法國國家負擔，未讓其家庭背上龐大負擔。正是這樣的制度，使得社會中下階層不會因病致貧、因貧而死。免費醫療保障了最基本的生存權，也體現國家對人民的尊重與照顧。教育、醫療與居住，是人民生活最基本的三項人權，台灣目前僅在醫療保險方面初步實現，教育雖學費不高，窮人子弟仍有就學機會，但在居住權方面，問題仍十分嚴重。高房價讓弱勢族群無法安身立命，形同現代社會的不平等象徵。對此，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呼籲政府應大力興建社會住宅，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期盼能真正落實「住有所居」的基本權利。

筆者當年參與黨外運動，所追求的正是「政治上消除壓迫與不公、社會上減少貧困與不平等」的理想。為此，我參與籌組民進黨，推動政治改革；後又成立工黨，致力於社會改革。未曾想到，當年我們滿懷改革熱情創建的民進黨，在歷經十餘年執政後，卻逐漸偏離初衷，不僅分裂華夏民族的認同，甚至有否定自身為華人的政治論述，導致兩岸關係日趨緊張。

華夏民族歷史綿延數千年，歷經無數次分裂與統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歷史循環之常態。如今，賴清德自詡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然而，務實地追求一個根本無法實現的虛幻目標，不僅無助於台灣發展，反而可能將台灣推向戰爭的邊緣，台灣與中國大陸若因政治分歧引發衝突，將對兩岸人民帶來巨大災難與無盡痛苦。因此，今日的黨外力量，應重新團結起來，將「防止兩岸戰爭、維護和平」作為首要目標，和平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價值，唯有防止戰爭，人民的生命與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戰爭是殘酷的，任何政黨與政治人物，都不應以意識形態為名，犧牲千千萬萬無辜百姓的生命。

回應《對「開明專制」的反思》，我是支持開明專制的，但並不了解西方對開明專制的定義，只知開明專制有別於野蠻專制。

梁啓超認為：「凡專制者，以所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所謂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即是民本思想。這不是依賴制度，而是依賴人治。所以中國儒家講求治人者的素養，而不是依賴被治者的民主。

西方民主並不科學，不專業，大眾並不具有多方面的思辨能力，只是在被設定的片面信息繭房中做出決定，往往慘不忍睹。例如英國選出生菜首相特拉斯（Mary Elizabeth Truss），美國只有在兩個爛蘋果中擇一。現在全球所謂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已經漏洞百出，補不勝補，正是因為他們相信制度，不重視人治，結果發現人治不彰時，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被利用做為助紂為虐的工具。美國川普與台灣賴某都是著例。

重視制度而不重人治者認為人治不牢靠，因為人性不牢靠。那是現代人重視智育而不重視德育的結果。中國儒家論語幾乎全講德育、全講人性、全講廉恥，其理在此。雖然不能確保萬一之所無，但只要其理存乎人心，總有恢復補天之時。不像西方在道德淪喪之後，只有叢林法則，亂不可治矣。

開明專制，這種重人治的做法顯然不符主流意識所謂的普世價值。但所謂普世價值不過是美西方的思想殖民罷了，我們並未經過思辨就全盤接受。專制之被污名化亦復如此，他們並未考慮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之專制，那就是我支持的。

最近看到有人在鼓吹後藤新平的「開明專制」，說如果當年漢人和原住民抗日成功，只會讓台灣淪為非洲原始部落社會或被共產黨統治，內文實在怵目驚心。

我之前有提到民國初年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主張「開明專制」，他是在中國面臨經濟大蕭條和日本侵略危機下提出救國主張。丁文江作為一個理工人，從工具主義的思維出發，希望國民政府能成為一個效能政府，造福國家和人民，並沒有惡意。然而，他對「開明專制」背後的歷史和思想脈絡缺乏理解，「開明專制」在特定環境下容易受到有心人士的曲解和濫用。

「開明專制」起始於18世紀部份歐洲君主運用啟蒙思想家的觀念，合理化其專制統治的過程；意即具有啟蒙思想的君主和官僚，要由上而下教化「愚昧的」人民。在新帝國主義大行其道之後，「開明專制」也被用來合理化殖民統治：這種思維認為，正是因為西方人和日本人具有「啟蒙思想」，非西方人處於不認識「啟蒙思想」的「愚昧」狀態，所以他們必須接受殖民統治，不從就要遭受嚴厲的刑罰。

這樣的觀念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來說都是危險的，因為在近代亞洲當中，日本最接近西方中心論眼中的啟蒙狀態，「未啟蒙」的中國大陸、台灣、朝鮮都應當接受其「開明專制」的「文明開化」。若要最徹底的「開明專制」，抗戰也不必打了，直接像汪精衛一樣投降日本最快，全亞洲都在日本的「開明專制」下走向現代化。「開明專制」本質上是幌子，在啟蒙思想包裝下仍然是血淋淋的暴力壓制和經濟掠奪，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才是現代政治的正途。

有論者說中共和新加坡政府也是「開明專制」，但「開明專制」是純粹由上而下的壓制，中共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人民由下而上建立政權，若只是以「開明專制」控制社會，今天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各族、各界人民的向心力。新加坡政府一直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與「開明專制」的歐洲君主國及後來的殖民地統治有本質上的不同。

任何政治體制若只是一味的壓制和征服，而沒有融合與協調，勢必會遭到人民的反撲，再怎麼強大，不過就是招致秦朝速亡的後果而已。

賴清德主政台灣，比蔡英文更反中，既稱對岸為境外敵對勢力，又延長兵役期、鼓吹不對稱作戰、恢復平時軍法審判等等，而美國則增加軍售台灣，並且派遣軍官觀察台軍演習。賴即使不是「倚美謀獨」，也是「倚美拒統」。這樣使兩岸和平統一的機會渺茫，似乎只剩武力統一一途。不過最近的一些世事發展卻讓和平統一重燃希望。

首先，台灣拒統的靠山無非就是美國，但川普再任總統不到半年，已經把美國搞得元氣大傷。譬如：
無端草率的裁減聯邦政府的人員、部門和計劃，造成很多抗議和訴訟；
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種族滅絕，使美國的國際形象大幅衰落；
對世界各國提高關稅，並要求盟國負擔更多軍費，使各國對美國離心離德；
與一些一流大學（如哈佛）衝突，大量裁減其科研經費，損害美國的科研競爭力；
聯邦政府的債務已達36兆美元，大而美法案還將增加債務約3兆，引起很大爭議；
無端辭退不少高階軍事將領，損害美軍的軍心士氣；
不符法律程序的抓捕無證移民，引起許多城市的示威抗議，甚至警民衝突；
川普改革很強調保守主義（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如反LGBT、DEI，使美國更加分裂。
美國加速衰落，台灣何能「倚美拒統」？

中國大陸迅速崛起，愈來愈富強（雖然部份內陸地區還算不上富），過去不太外顯，近年卻逐漸被世界，包括台灣，看見。譬如：
中國的電動車和電池產業領先世界，使所有的傳統汽油車廠都受到嚴重的威脅；
美國對中國課徵145%的超高關稅，僅持續約40天就大降，顯示貿易戰沒有贏家，而中國比美國更撐得住；
美國多方面制裁中國的科技產業，中國以限制稀土出口，足以反制美國的多方面制裁；
中國已擁有3艘航母，組成2航母艦隊（第3艘航母預定今年開始服役），多次穿越第一島鏈進行遠航演訓；
印巴戰爭中，巴國運用中國製造的殲-10C戰機、空中預警機和地面防空雷達的協同作戰，擊落了3架法國製造、歐洲最先進的飆風戰機。
中國大陸愈趨富強，台灣憑什麼抗中？

賴清德雖然謀獨拒統，他的一些政策卻有反效果。譬如：
司法單位沒有柯文哲貪污圖利的明確證據，而所涉案件還在法院審理中，柯卻已被關押超過9個月，是對人權和司法的損害；
綠營推動大罷免，想要罷免藍營的大部份區域立委，等於是要推翻去年的立委選舉結果，是對民主的損害；
檢調對藍營進行的很多罷免連署任意搜索、偵訊，甚至拘押，顯然是小案大辦，恐嚇人民，是對人權和司法的損害。

美國已經靠不住，中國大陸愈來愈富強，而賴政府損害人權、司法和民主。台灣人要如何抉擇？何不做一個有光榮感的中國人？過去親綠反中的「館長」已經改變立場，隨他而改變立場的恐怕不在少數，和平統一因此重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