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總統馬英九頻繁參加許多公開活動，展現高人氣，於是有人拱馬2020再選總統，甚至有媒體發佈民調，若馬再參選總統，他的支持度高於主要競爭對手蔡英文和賴清德。馬英九現在沒有執政包袱，對比蔡和賴的施政不佳，因此人氣大幅回升；若馬再參選總統，國人勢必仔細回顧及檢驗馬的過去施政政績，不像現在馬不需面對批評。馬的8年施政究竟如何？

馬英九自1998年參選台北市長，到 2008年當選總統，是馬的最高峰，就任總統之後，聲望逐漸走低，到第二任總統任期，聲望終於跌落谷底。馬曾擁有極高聲望，顯然是因為他的好形象，高學歷、愛運動、清廉守法，再加上年輕帥氣，在高官裡是相當罕見，造就了他的超高人氣。有些人批評馬「無能」，雖然有些過火，但是從一些實例看，為人做事的能力不是馬的強項，應是持平之論。

馬英九的最大失敗是他沒能成功領導國民黨。國民黨形象不佳，馬為了保持良好形象，一向與國民黨若即若離，關係並不密切，在選舉時國民黨別無選擇，非支持馬不可，但是到了馬總統執政，他雖擔任國民黨主席，仍無法掌握國民黨，造成行政院和立法院格格不入、溝通不良，行政院所推出的法案時常無法獲得立法院的充分支持，以國民黨在立法院有壓倒性的優勢，施政竟然窒礙難行，是馬的最大敗筆。

2013年9月的馬王政爭是馬英九領導國民黨失敗的總結。立法院長王金平雖然算不上「深藍」所抨擊的「藍皮綠骨」，確實是「挾寇自重」，置個人利益於政黨之上。馬身為總統和黨主席，想要排除王，合情合理，然而馬處置王的手段拙劣，最後未傷及王，反而重傷自己和國民黨，此後馬和國民黨就一蹶不振了。

馬英九領導國民黨失敗也顯示在國民黨的體質上，有民意基礎的立委和縣市長以及沒有民意基礎的官員和中常委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關係該如何？始終沒有理順釐清，造成黨內沒有章法，總在內鬥內耗。另一方面，馬執政8年，幾乎沒有培植中生代，造成國民黨人才的斷層。以2014年台中市選舉為例，胡自強前市長年齡偏高又健康不佳，仍不得不披掛上陣參選，他的敗選一點也不意外，正顯示國民黨人才的斷層。馬沒為國民黨培植中生代人才，難辭其咎。

馬的政治能力並不突出，例如他初次參選總統時喊出六三三(每年經濟成長率6%、失業率降至3%、2016年平均國民所得達3萬美元)的口號，實在不智。他當時民調遙遙領先、必然勝選，完全沒必要給自己訂下這樣的硬指標，讓民眾有超高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幾年以後，馬的六三三口號成為笑柄、跳票的代表，甚至被譏為政治詐騙。

在兩岸關係和國際外交方面，馬政府無疑是頗有建樹的，但是民眾的感受是一整體，而以經濟民生為核心，馬英九初當選總統就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台灣免不了經濟疲弱、民生走低，在這樣情況特別需要政治手腕，讓民眾心裡舒服一點，馬卻不擅長此道，馬政府聲望走低因此難以避免。

馬英九擔任總統，經濟不振和政黨內鬥失去「淺藍」和中間民眾的支持，他總想拉攏綠營支持者和避免綠營的對抗，則失去「深藍」的支持，例如極少碰觸統獨議題、始終尊崇八田與一及直到快卸任才企圖調整中學的課綱等。馬執政8年完全沒有撥亂反正、奪回話語權，於是綠營的論述越發成為主流觀點，而民眾越來越去「藍」趨「綠」。馬的作為讓親痛仇快，這是他的聲望在任期最後甚至低於貪污的陳水扁前總統的原因。

蔡英文和賴清德施政不佳，於是大家懷念起馬英九，然而馬過去執政8年政績也不怎麼樣，筆者真希望台灣能有比馬、蔡和賴更優秀的領導人，祈禱天佑台灣吧！

政治學裡的一個基本理論是政權或統治者要有合法性，英文是legitimacy，就是政權或統治者要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可，這樣政權或統治者才有正當性，因此legitimacy也被譯成正當性。西方民主強調選舉統治者，就是由所有被統治者以投票來認可統治者，讓政權有合法性。中國大陸雖有基層選舉，基層以上的統治者至今並不由所有被統治者選舉產生，大陸政權是否沒有合法性？

根據西方的政治理論，大陸的統治者沒有獲得被統治者明示或暗示的認可，因此沒有合法性，但是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卻欣欣向榮了四十年，其目前狀況雖然還沒趕上某些先進國家，其進步的快速明顯優於實行選舉民主、有合法性的國家，沒有合法性的大陸政權竟能一路向好，難道是西方的政治理論錯了？

西方民主源於古希臘，某些希臘城邦的統治者就由被統治者選舉產生(當時只有少數人能成為統治者候選人，也只有少部份人有選舉權)，但直到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克才明確提出，政治合法性來自群眾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在洛克之前的兩千年，歐洲一直有一些政治體，多半是小國甚至算不上國家的政權，斷斷續續地實行選舉民主，這些政治體或興起或滅亡，不管其政權是否有合法性。洛克之後的政權合法性理論無疑有助於選舉民主的推廣於全世界，但是成功的選舉民主國家雖不少，失敗的例子似乎更多，即使它們有理論上的合法性。

理論上政權若，像選舉民主，有合法性，被統治者認可統治者的統治權，被統治者應該比較支持擁護統治者的施政，使統治者比較容易施政，於是易有較好政績。然而以台灣為例，實際並不然，選舉競爭使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立，統治者的施政可能反而比較困難，因此政權有合法性未必有助於政績優良。另一方面，統治者有合法性，有可能因此為所欲為、沒有顧忌，反而可能造成重大傷害，如過去的納粹法西斯。反之，缺少合法性的政權因為心有顧忌，可能因此兢兢業業、戮力從公，反而有很好的政績，如台灣的兩蔣時期。無論如何，政權的合法性與其施政政績沒有多大關聯。

政權合法性的理論相當吸引人，尤其容易說服服膺理論的知識份子，然而實際政權的成敗很少取決於其合法性，主要取決於其施政政績，當政府的施政讓民怨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就會揭竿而起、推翻政權，才不管政權是否有理論上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權的真正合法性在老百姓的心中，政權若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老百姓自然認可這個政權，是政權合法性的真正來源，以此角度看，現在的中國大陸政權頗有合法性和正當性，雖然不符合西方的政治理論標準。

每個人對政權合法性和選舉民主的感受不同，有些人覺得身為千萬選民中的一員無比重要及光榮；有些人則覺得政績才重要，一般人不可能真正認識了解千萬人中的候選人，因此選舉時常選不出政績優良的執政者。假使多數人屬於前者，國家勢必要實行選舉民主，反之，假使多數人屬於後者，則國家沒理由非要實行選舉民主不可。無論如何，政權是以實際政績論英雄，而不是以合法性論英雄，政權的理論上合法性沒有那麼重要，太滿足於政權的合法性，如台灣，是有害無益的。

追根羅興亞人的苦難

台灣是中國的若開邦嗎？

結　　 語

決定政黨生命力的因素是什麼？

第一是黨魂。就是政黨執著奮鬥的理想，與人民群眾對國家、對民族命運的期待，兩者的相關性如何。這也叫創黨初心。

每當發生濫殺無辜的殺人案，尤其殺警案，要求執行死刑和反對廢除死刑的呼聲就會高漲。然而政府和司法單位總是裝聾作啞，或表面遵循民意，等殺人案逐漸脫離媒體和民眾的關注，司法單位就繼續不執行死刑和盡量不判處死刑。

死刑存廢問題的主要爭議在於，執行死刑也是殺人，本身是否不人道？殺人犯的行為多少受社會環境影響，因此社會是否也有部份責任？

對於這個爭議，每個人的認知和意見可能不同，因此不可能有普遍一致的共識。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自然應以民主法治方式，解決沒有普遍共識的死刑爭議。

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和執法。多年來，台灣的民調支持死刑的都達七、八成以上，顯然多數民意支持死刑，而且在法律裡也明訂有死刑。因此，台灣若是民主國家，就該遵從民意，該執行死刑就要執行死刑。若法務部長硬不執行死刑，按民主原則就該下台走路。相反地，台灣政府卻不遵從民意，時常該執行死刑而不執行死刑，實在算不上是民主國家！執政者不遵從民意，而自行其是，就是獨裁！

民主國家尊重不同意見，因此支持廢死者儘可大力宣揚其廢死理念，但在大部份民眾仍支持死刑的現在及未改變其民意的未來，政府就該遵從主流民意執行死刑，而支持廢死者應該少數服從多數，這才是民主的真諦。支持廢死者常舉歐洲「先進」國家的廢死為範例，但是國人需知，每個國家的民意不同，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按照本國，而不是他國，的民意施政和執法。

法治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法。台灣法律裡既明訂有死刑，法務部就該依法執行死刑，而法官就該依法判案，該判死刑就要判死刑。法務部不執行死刑，不僅是不民主，也是沒有法治。而很多法官找盡各種無端理由，幫被告脫罪，避免判處被告死刑。這不是法官慈悲，而是損害法治。蔡英文聲稱要司法改革，連最基本的依法執法都做不到，談什麼司法改革？

法官避免判處被告死刑，是台灣法官普遍傾向於輕判犯罪者的現象之一。難怪國際詐騙犯都樂於被遣送台灣，接受台灣司法的管轄。基本上，台灣的司法一向是保護壞人，多於保護好人。這樣能算是法治嗎？

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筆者也希望是，但是請從「執行死刑」和「該判死就判死」做起，否則號稱民主法治，不汗顏嗎？

網路的影響越來越大，最近發生兩起網路事件：其一，蔡政府認為很多網路假新聞抹黑冤枉了政府的施政，因此想要立法懲罰假新聞的製造和傳佈者；但是立刻被網民譏笑，蔡政府才是最主要的假新聞製造和傳佈者。其二，李家同教授抱怨他的退休年金被大砍，感覺「晚景淒涼」；網路上同情聲援李教授者不少，但是似乎持反感、批評角度的酸民更多，包括主持年金改革的林萬億說，李教授已經比勞工好很多；作家廖玉惠酸李教授：「他真敢說！照他這種標準，現在的年輕人都在吃土」。

互聯網初起時，還沒有社群網路，當時網路與人的互動是被動式的，人需要主動上網才能獲取資訊；現在有了社群網路，形成許多網路社群，網路與人的互動變成主動式的，網路社群上一有資訊，會立刻主動地傳播給社群的所有成員，因此影響既快且廣。網路社群上的資訊量極為龐大，難免有假資訊、假新聞，卻幾乎不可能區別及過濾。以最近談論的香蕉市況為例，很多人說香蕉價格崩盤，政府則說香蕉價格沒有崩盤，香蕉價格多少算是崩盤，根本沒有明確定義，如何能區別香蕉價格崩盤是真資訊，還是假資訊？網路上的假資訊、假新聞可能有害國家社會，例如假資訊、假新聞就影響了上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但假資訊、假新聞卻幾乎無法防範，大家只能接受它們，祈願人們能自然免疫吧！

網路社群蓬勃發展是因為人有物以類聚的天性。社群網路讓觀念相近、利害相近的人們能突破空間的限制聚集在一起，好的一面在於同類的人們相濡以沫，身心是比較愉快的。然而壞的一面則是社會被分割成許多的小圈圈，即網路社群，每個人都活在一些同類的小圈圈之中，於是人多半和同類的人互動，而很少和不同類的人互動；同類的人常互動容易加強彼此的共同點，使共同的觀念易傾向極端，而不同類的人很少互動使人容易形成自我中心，難以接受不同的觀念。

社群網路把社會分割成許多觀念不同而主觀強的網路社群，於是很容易產生對立和衝突。以上述的李家同教授為例，李教授代表軍公教退休人員的社群，林萬億代表一般勞工的社群，而廖玉惠代表年輕人的社群，各人的言論在其社群內受到熱烈支持，而在不同社群間則受到挖苦奚落，相當程度增加了軍公教退休人員和勞工、年輕人之間的對立。李、林、廖三位的言論都是真話，各有其道理，卻會有不好的影響，更別提某些惡意製造(有關政治)的假資訊、假新聞很可能造成網路社群的嚴重對立和衝突。

選舉民主的核心是政黨競爭，選舉時各政黨以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爭取選民的支持，難免導致社會的分裂，這樣的社會分裂不是好事，但是在網路社群興起之前並不嚴重，熱衷政治者總是少數，選舉後社會容易彌合。時至今日，網路社群是長期而大致穩定的結構，不會因為選舉結束而消失，因此選舉時導致的社會分裂幾乎都會繼續存在於網路社群之間，始終揮之不去，於是放大了選舉民主導致社會分裂的弱點。近年來，很多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包括台灣，都內部衝突加劇，看來都與網路社群分割社會有關，這大約是當初選舉民主的設計者完全想像不到的。

幾個月來一直持續延燒的話題首推「拔管」案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事件，都是人才運用的爭議。管中閔背景偏藍，執政黨因此絕不接受他擔任台大校長；吳音寧和她的父親以社運大力支持綠營選舉有功，執政黨因此不管她是否適任，始終力挺到底。人才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根據顏色用人，合理嗎？

除了深綠群眾，多數人都會直覺認為，上述根據顏色用人不合理、不利國家社會發展。然而理性想一下，在選舉民主的制度之下，助選有功之人當然要被酬庸，否則以後誰還會支持你選舉？執政黨力挺吳音寧因此合情合理！綠營全面執政，當然要重用自己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焉能任用敵對陣營的人才，擴張敵對的勢力？執政黨「拔管」因此也合情合理！根據政治顏色用人，不僅台灣如此，所有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而已，例如美國現在共和黨主政，自然多半重用傾向共和黨的人才，未來若民主黨主政，自然多重用傾向民主黨的人才。

台灣目前是兩黨政治，粗略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綠營，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藍營，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才則屬於不藍不綠。綠營執政不用藍營人才，藍營執政不用綠營人才，因此不論藍、綠誰執政，最多可能任用四分之三的人才，而少則只能任用傾向自己的四分之一的人才。而實際情況恐怕較接近後者，因為傾向執政者的人才可能助選有功，當然比不藍不綠的人才更受執政者的青睞。縱觀現在的執政團隊，執政者能否任用不藍不綠的人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台灣的人才有限，又只有少部份人才受到重用，實在是很不利的，但這是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相對於選舉民主國家，大陸的「中國模式」在人才運用上有很大優勢。人才不需要區別哪個黨，大家都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出謀劃策，而執政者則聽取所有人才的建言和討論，最後任人唯才，明智地決定大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例，大陸在2011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之後幾年迅速跌落到7%以下，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幸而這期間許多大陸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對策，經充分討論，政府終於決定採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而不是多數國家所採行、偏需求側的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政策。供給側改革使大陸能改善經濟結構，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所有經濟人才在此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功不可沒，這在選舉民主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台灣執政黨根據顏色用人，大陸卻多能用人唯才，台灣如何能跟大陸競爭？大陸比選舉民主國家有運用人才的優勢，因此大陸的崛起是勢不可擋啊。

郭譽申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有選舉就是民主嗎？》討論民主。我想補充一些個人的看法。因為文字比較長，所以獨立出來，另做一篇。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民主是最高價值。但是追究根本，並不必然。民主不過是一種工具，它的唯一目的是為了防止獨裁。有人或許同時認為民主會帶來最有能力的執政團隊，但是這樣的期待毫無根據。

民主可能有多種版本，不同的遊戲規則下有不同的利弊。我在這裡把焦點放在台、美兩地的總統選舉，也就是兩黨政治，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在美國，它選出了川普，在台灣，蔡英文的政績有目共睹。我想探討這個制度失敗的原因。

首先，選舉不能防止獨裁。總統一但當選後，就再也沒有可以約束他的力量。人民只有在投票那天有權力，投完票，當選者沒有義務傾聽民意。比方說，川普上台，先是對穆斯林國家限制入境，又撤出巴黎協議。蔡英文上台，先是強推前瞻計劃，又有種種乖張的人事任命，這些決策都違反多數國民的意願，但是當權者可以毫無忌憚地硬幹。我上大學時班上有一位來自約旦的學生，他就指出了這個漏洞。他表示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總統做錯事不需要負責，而他們的國王如果犯錯，是會被砍頭的！我不知道阿拉伯國家有沒有國王被砍頭的先例，但是我相信無論是中東的國王，或是大陸的領導人，都會比台、美的總統更重視民意，恰恰是因為他們不是靠一次人民普選而上台的，所以要時時注意自己掌權的正當性，不能拿「我是法定程序選出來的總統」做為擋箭牌。

四年一任的總統選舉也不利於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每個政客想到的最多是兩任八年。八年以後的事，要看它們對下一次選舉有沒有加分再說。鐵打的國家，流水的政客。一百多年前的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就指出了共和制度的這個缺點。非但是長遠的國家發展缺乏規劃，在政黨輪替的情況下，國家既有的政策與立場都難以維持。比方說川普上台，就要砍掉歐巴馬的健保計劃，又退出談判多年的貿易協定。蔡英文上台，不承認九二共識，把兩岸關係倒退到八年前。這樣的反覆無常，一方面造成資源虛耗，政務空轉，同時也造成國家整體信譽的傷害。

政黨競爭的政治似乎是民主的必然選項，因為沒有政黨的代表，眾多的公共議題難以聚焦。但是政黨的競爭並不像是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政策品質。理想中的設計，是各政黨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張供選民選擇。實務上，政黨的目標就是勝選，拿到執政權。政黨不需要有完整的政治規劃，它們只要討好多數選民，把對手打倒就可以了。所以負面選舉就成了最便捷的手段。從中國的歷史上看，黨爭的本質也不外乎黨同伐異，不論是非。在現今時代，這個遊戲規則依舊是主調。

政黨政治的另一特色是會造成兩黨政治。一旦前兩大政黨以分贓的方式建立了政綱（political platform），基於棄保效應，第三政黨是沒有勝選機會的。因此理論上人人都有參選的權力，但是實務上只有兩大黨的候選人才有當選的可能。老百姓往往只能被迫在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

在許多場合，當我們要挑選最合適的人才時，我們絕不會採取民粹式的普選。比方說在遴選大學校長或是法官時。原因大概有兩層，一是我們認為經過一個委員會遴選出來的人才的能力會優於自告奮勇出來角逐這個位子的人；二是我們希望在這個位子上的人可以不需要花心思討好選民，能夠憑自己的專業判斷做出決策。民粹式的普選引出一個弊端：少數人就可以挾持選舉。選民中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會對候選人的品德能力做一個整體評估再決定票要投給誰。但是還有很多人會不按這個規則走，尤其是各種單一議題的選民。比方說在美國，喜歡在家里擺幾支槍的人，他們不會管你提出什麼經濟藍圖、外交策略。他就只是介意能合法擁槍。誰要禁槍，絕對拿不到他一票。所以在美國的民調中，我們看到大多數人是支持禁槍的，但是沒有一個要選舉的總統敢說出他會推行禁槍令。在台灣，也有不少的單一議題選民，比方說主張廢死的、同婚的、反核的、台獨的等等。雖然這些議題都不是主流民意，但是把這些選票聚集在一起，就有了勝選的機會。

我的結論是：台、美式的民主並不能夠達到「以大多數民意為主」的目標。要改得更好，有兩個可能的方向。一是「絕對民主」，建立全民電子投票系統，所有重大議題，一概公投公決，不給靠花言巧語騙得政權者專治的機會。二是採用菁英政治，實行間接民主，以遴選的方式產生國家的領導團隊。說來有些諷刺，中華民國原先由國大代表選總統就是這種制度；甚至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也是相同的精神（當初各州選出的選舉人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投票，第一高票當總統，第二高票當副總統。）但是陰錯陽差，後來都走上了民粹的死胡同。至於人民能不能覺醒，意識到當下制度的缺失？我的看法是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