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鐵普悠瑪列車在行經宜蘭縣新馬車站時，發生出軌翻覆意外，造成重大死傷。

在電視上看到警消和可能不相關的許多人，在黑夜裡傾全力搶救，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搶救工作。傷亡可能因此而減少，台灣人是善良而高效率的。

媒體披露大批傷者需要輸血，立刻有許多民眾前往捐血，超過了需求量。台灣人是有同情心的。

18位罹難者全都是台東居民，其中有難得的偏鄉教師和為國爭光的運動員。政府對東部偏鄉實在照顧太少，竟然沒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普悠瑪列車從樹林開往台東，在出意外前，司機員多次向行控中心報告列車有異常狀況，行控中心在幾個中間站安排了檢修人員檢修，都無法排除異常狀況，卻仍讓列車繼續行駛。普悠瑪列車大概經常有異常狀況(根據媒體報導，一些資深司機員都有此說)，因此行控中心不以為意，仍讓列車繼續行駛。這顯示普悠瑪列車的機件穩定度和維修都有問題，而台鐵無視異常狀況的警告，絕對難辭其咎。

行政院調查小組和檢查官的初判出軌原因都指向司機員，認為司機員關閉自動防護系統(ATP)，並且在彎道超速行駛因此釀禍。檢查官已把司機員列為業務過失致死被告，並要求法院對被告收押禁見，法院則裁定被告50萬交保。當列車有異常狀況時，ATP會限制列車的某些動作以保安全，很可能讓列車無法正常行駛，在這樣狀況，非要司機員繼續行駛，怎能怪罪司機員關閉ATP？司機員供述速度儀表板已無法顯示真實車速，因此難以掌握車速。目前雖無法確證是否屬實，台鐵的系統性缺失看來明顯大於司機員，把罪責推給司機員就是「好處上頭分，壞處底下扛」，真沒天理！

司機員自責很深，甚至一度放棄要找律師，表示：「我不要辯護」。另一方面，房市達人「月風」在臉書上力挺司機員，強調設備出問題，絕對不單單是人為操作失當一句話就可以做解讀，要司機員不用擔心律師費，他可以承擔所有的費用。對比政府的卸責，台灣人是有正義感的。

普悠瑪列車出軌翻覆的原因很明顯。台鐵長年虧損，靠政府貼補勉強度日，因此東折西扣、拼命省錢，自然造成人力不足、機件老舊、維修不落實等病徵，而且把營業收益置於行車安全之上，焉能不出事？列車出軌的意外其實不是意外，可說是意料中事。蔡政府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編列大筆預算搞軌道建設，對已有的台鐵軌道建設都搞不好，如何能再搞新的軌道建設？浪擲預算事小，軌道建設失敗是人命關天啊！

普悠瑪列車的出軌翻覆事件讓我們看到台灣民間基層的善，對比政府的卸責、不作為，人民何辜啊！

選舉不等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可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質。例如德國當年的希特勒政權，他當選的是總理，後來把總統撂一邊去，成為“獨裁元首”；南非今年2月透過大選以及議會選舉產生的西里爾‧拉瑪佛沙總統，因主張暴力奪取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也是個具有法西斯性格的政權。

台式民主也是如此。以目前蔡英文政權為例，2016年蔡英文高票當選，執政黨也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出現府院同黨的完全執政局面。蔡英文總統手中握有行政院長、監察委員以及大法官的任命權，同時她身兼民進黨主席，就連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都形同她的橡皮圖章。兩年來不能不說她的施政非常獨裁，卻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她。雖然她的施政不得人心，民調支持已來到25%上下，但有誰能改變她獨裁的局面呢？人民如何監督制約她呢？至少在她任期內是沒辦法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英九時代。他一樣高票當選，執政黨一樣佔立法院多數，一樣身兼國民黨主席，也是府院同黨完全執政的局面。當時的馬英九也不願意與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分享權力，被稱作自我感覺良好的獨夫一個，誰能制約監督他呢？一連八年下來，人民失望透頂，一樣毫無辦法。

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性格硬，不斷做壞事，馬英九性格軟，幾乎不做為。但兩人的獨夫局面是相同的。

如今蔡英文政權無一優點以示人，只好成天拿著「台灣價值」說嘴，以捍衛民主自由為理由，抗拒與大陸溝通交流、和平商談，錯失台灣發展的契機。然而台灣百姓可曾想過，台灣社會發展停滯、迷失方向的歲月，不正是政客們高唱「台灣價值」、陶醉「台式民主自由」的這20年？

回想台灣自1996年完成普選式的民主制度，歷21年一事無成，政治惡鬥、民粹氾濫，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停滯，更有許多領域向下沉淪。幾天前，就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感慨台灣的制度日益遭到破壞，從前文官任用，多數還通過國家考試，現在總統一上台，居然可以搞出一堆黑機構，以及幾百個個人任命的職缺。

反觀大陸的同期發展，一言以蔽之，總體國力、人民生活都是蒸蒸日上，面對這樣巨大的差距，我們是否應該以平視的眼光，對大陸發展實驗中的「法治」、「監察」、「民主監督」以及行之有年的「民主協商」、「民主集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給予客觀的認識？或許當我們虛心審視兩岸制度之後，會忽然察覺台式「民主自由」除了在言論管制上比大陸寬鬆一些，剩餘的優點還真是乏善可陳。大陸這套帶有「民主元素的開明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台灣人一向看不起的「中國治理模式」，竟然優於「台式民主自由」？

近聞，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將被蔡英文強悍的掌握在手。一旦落實，早經摧殘僅一息尚存的「台灣價值」不就蕩然無存？念及子孫後代的命運，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最近筆者在台灣書市同時看到三本揭露美國黑暗面的書籍：

杭士基：《誰統治世界？主張民主人權的政府為何霸凌他國，勾結財團操控媒體、扭曲真相》(譯自Noam Chomsky：《Who Rules the World? 》, 2016)

約翰．傅利曼(編)：《真實的美國：美國社會的不公不義真相》(譯自John Freeman：《Tales of Two Americas: Stories of Inequality in a Divided Nation》, 2017)

珍‧梅爾：《美國金權》(譯自Jane Mayer：《Dark Mone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Billionaires Behind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2016)

從中英文書名就知道，第一本書主要在批評美國在國際上的不當作為，而後兩本書則揭露美國內部的黑暗面。筆者才在讀第一本書，但是以下博客來網站上的內容簡介已讓我有不少感觸。

《誰統治世界？》：杭士基「抨擊美國當權者與既得利益者不遺餘力，直言美國是超級流氓大國」。他認為「全球日益增長的政治亂象、媒體墮落，與美國蠻橫的介入息息相關，包括無人機暗殺行動、核戰危機、中東戰爭威脅。」

《真實的美國》：「美國社會是分裂的，你不需要一大堆的統計數字就可以知道。去造訪任何一個城市，破碎社會縮影的證據會自我呈現。從阿帕拉契到鐵鏽地帶，往下到農業的德州，最有錢的與最窮困的人之間的差異延伸出難以想像的缺口。無論不公平的肇因來自於不公義的體制、我們文化當中種族主義的鴻溝、長期以來與毒品的戰爭或者移民政策，它所危害的不只是美國夢，也重創了我們真正的生活。」

《美國金權》：「在寇氏兄弟等激進右派財閥的出資運作下，共和黨的溫和派失去舞台，激進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則無所不用其極地抵制與其他政黨或主張合作的可能。事實上，在右派財閥的奧援下，激進保守陣營有更多資源可以製作廣告、製造新聞、製造輿論，攻擊對手陣營─甚至是攻擊黨內的溫和派或中立派。最後能夠屹立不搖的，就只剩下這些獲得金援支持排除異己、攻擊對手的政治人物。」

美國一向高舉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開口閉口都是公平、正義。這三本書完全洩了底，美國的民主已經成為被激進右派財閥綁架的民粹，嚴重的貧富不均讓窮人難以過活，哪有什麼自由、正義可言？在國際上，自由、民主、公平、正義，都是鬼話，美國只追求其國家利益，其實是追求美國的右派財閥的利益。這樣黑暗的美國，代表激進右派財閥的川普能讓它再次偉大!?

台灣一向是追隨美國的附庸，竟同時出版三本揭露美國黑暗面的書，可能從來不曾有過。出版商對市場一定相當敏銳，大約嗅到近年台灣人「親中」、「反美」的比例增加，因此出版這些書迎合市場的需要。看來台灣人是有可能選擇重歸中國懷抱的。

這三本書的作者/編者都是美國人，顯示美國的知識分子有相當反省能力，然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固化，要既得利益者放棄其利益和權力，恐怕是難如登天，政治改革因此是難以期待的。

 

民國三十八年在我八歲的時候，與家人隨政府來台，住在台北華西街的公家宿舍，就讀龍山國小二年級，對當時的教育方式很難適應，絕大部份老師都採取體罰式管教方法，且花招百出，以鉛筆夾於指縫中用力握手，學生疼痛得流出淚水尚不敢哭出聲來，以頭頂著盛滿半桶水的水桶並且兩腿半蹲灣，繞著操場蛙跳，同學相互打耳光等等，不一而足，其懲罰方式已近虐待的程度，但學生只得默默承受，絕不敢吭聲，否則會引來老師更嚴厲的懲罰。而受懲罰的原因往往並非個人違犯校規，僅是受到班上頑皮同學的牽連，因為查不出違規者，老師便執行團體懲罰，無辜受罰的學生，敢怒而不敢言。

台灣的小學有一項與大陸極不同的規定，便是髮禁，男生必須以剃鬍刀將腦袋刮得光亮可照，頭髮完全失去保護腦袋的作用，一場升旗典禮下來，每班幾乎有近十位學生因被曬昏或中暑而為同學抬到樹陰底下，此種髮禁極不合理與欠人道。完全是日據時代所留傳下來的惡制。而當時自大陸來台的外省籍小朋友，因為不適應剃光頭與打赤腳，不知受了多少無理的懲罰，到最後仍抵不過現實環境的壓力而低頭，變成了光頭赤腳的台灣仔。此種髮禁直到民國七十年代方才開放，台灣的社會也漸趨民主。

在台灣光復早期，受到二二八事變之影響，外省籍學生受到本省籍學生相當的排斥，常有同學質問「為何政府大官都是你們外省人？」當時幼小的我，根本無法回答這項問題，等年齡稍長，方了解民主政治與政府結構的道理。當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時，台灣的菁英中，很少有政治方面的人才，日本據台時期，根本禁止台灣人就讀大學政治系，台灣人均往醫學發展而很少涉獵政治，因此政府官員很少台灣人。

政府是從大陸遷台，絕未對台灣同胞有所歧視，政府官員的升遷退撫，有它一定的管道與制度，政務官與事務官均須經過選舉或考選晉用或退休，如此達到新陳代謝的目標，而非一蹴可及。
當時政府遷台，政府官員以外省人佔絕大多數，只要政府人事晉用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若干年後政府之官員，必定以台灣人居大多數，因為政府所在地的台灣，以台灣省籍的人數最多，這是必定的趨勢，這也證明身在自己政府與外國殖民政府最大的不同點。

試看台灣給日本統治了五十年，台灣社會仍一貧如洗，人民生活民不聊生，而東京即使在戰爭中，仍繁榮異常，而台灣人卻無法成為政府要員，也未發現台灣人成為日本皇軍的大佐軍官，更遑論將軍了。可是政府治理台灣五十年，使台灣經濟成為世界奇葩並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一度攀升至世界第一位，至今連總統與府院首長幾乎清一色是台灣人，就算是外省人的官員亦須將「我是台灣人」，掛在嘴邊，方可保住位置，能說政府是外來政權嗎？當年蔣介石若有歧視台灣人或具省籍情結，台灣會有今日的發展嗎？今日軍事將領中大多均為本省人，連軍事重位的參謀總長都是台灣人，而且在軍中根本沒有省籍情節的存在，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保國衛民，可知省籍情節都是一群居心叵測的政客在刻意挑撥分化，意圖達到個人攫奪權位之目的。

試問在蔣公時代，有限制台灣學生投考軍事院校嗎？有禁止台灣學生選讀政法學系嗎，他難道不怕國家大權落入台灣人手中嗎？此乃蔣公毫無省籍情節，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總統誰幹都是一樣，又何須分彼此呢？反而「本土化」的口號是蔣經國先生首先喊出來的，同樣是「本土化」的口號，發自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口中，其含意及格調卻大異其趣而完全不同了。

先後二位蔣總統對台灣的貢獻實非筆者寸管所能舉盡，蔣公將中華民國政府機關與國會及文卷檔案全數遷台，以使中央政府法統延續，始可立足於世界國家之林，獲世界八十餘國之承認，均在中華民國復興基地派有駐華使節，並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馬歇爾發表對華白皮書後原已放棄對國民黨政府之支持，由於蔣公之自立自強，得道多助，德不孤必有鄰，美國方捐棄成見，而回頭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與我國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並以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阻止中共之侵犯，否則台灣早已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與大陸同胞一樣要走過四十餘年的悲苦命運。

蔣公將北京故宮博物院之國寶遷至台北外雙溪，並建故宮博物館，保存了珍貴的中華文物，否則將毀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連大陸的學者教授亦額手稱慶，紛至台北故宮研究考察，並希望能巡迴大陸展出，此乃蔣公對中華文化不可磨滅之貢獻。

三十八年政府遷台適逢通貨膨脹，老台幣大幅貶值，蔣公令俞鴻鈞與蔣經國臨危受命，將中央銀行約三分之二的黃金及銀元運來台灣，悉數歸為國庫，以黃金為準備金發行新台幣，一塊錢新台幣調換四萬元舊台幣，頓時穩定了台灣的經濟波動與安定了浮動不安的人心。時過境遷，台獨份子竟然昧著良心，謂蔣公搜刮台灣人民的資產以一塊錢新台幣換取台灣人民辛苦賺得的血汗錢四萬元，未逢其時的後代小輩又那裡知道，當時的幣值買一枝鉛筆就得萬餘元，而新台幣只要二分錢便可買一根枝仔冰，人民是健忘的，很少有人站出來為蔣公辯解，令人深感疑惑的是連國民黨的李主席於下台後，在著作中亦提到這段往事，竟亦稱係外來政權搜刮人民的資產，實在有欠厚道。

試看友邦的菲律賓總統馬可仕與越南流亡總統阮文紹，哪位不是將龐大的國家資產與眾多的隨員攜往國外而過他奢侈浮華的寓公生活？而先後兩位蔣總統，將國家資產涓滴歸公，至死仍兩袖清風的安息在這塊土地上，經國夫人蔣方良竟然因為欠缺旅費而不得返鄉探親，一代全力為台灣打拼的偉人，就因為是外省人，連其眷屬亦落得如此淒涼晚景，又是情何以堪啦！

 

台灣過去的公投門檻非常高，公投案很難通過，被批評為鳥籠公投。去年12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公民投票法》修正案，使公投的門檻大幅降低。今年適逢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為了拚年底大選合併公投，各界團體紛紛遞出公投案，至今中選會已收到反空污、反核食、反深澳電廠、以核養綠、東奧正名、反同婚3案、婚姻平權2案等共10個公投案的連署書。

這麼多公投案，大部份民眾根本搞不清每個公投案是怎麼回事。中選會卻還在處理執行細節：如何查核大量公投連署書？多項選舉加上多項公投，投票流程要如何安排？已送件的公投案，如以核養綠公投，能否接受補件？公投案至今才進行到民眾的連署，只有極少數民眾參與其事(連署門檻是1.5%，但部份連署書可能是抄錄某些組織的成員名錄，連署民眾未必真了解公投案)。根據中選會，通過連署查核的公投案要到10月中之後才舉行意見發表會，距離投票日只剩一個月多一點。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的競選活動早已進行了超過大半年，這麼多公投案卻只有一個月的宣傳和討論時間，誰搞得清啊？顯然選舉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神聖的公投嗎？

根據民主理論，選舉與公投的地位應該要顛倒過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在此施政包括立法和執行政務)。因此民主的本質是政府要做民意期待的事，其重點不在於誰來施政。然而政事繁多，有些又有急迫性，不可能事事徵詢民意，因此只好選舉出施政者，授予他/她執行政務的權力。施政者一旦當選，其施政未必事事都按照民意，因此選舉施政者是間接民主，是民主的近似，與真正的民主有差距。對比之下，公投是民意的直接表達，按照公投施政完全符合民主的本質，因此公投應該比選舉施政者更受到重視。

雖然少數政治人物鼓吹公投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台灣民眾普遍不重視公投。如果公投單獨投票，投票率很可能很低，多半無法通過公投的投票率門檻(1/4)，因此要「公投綁大選」。公投綁大選時，大選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民眾、政黨和媒體都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恐怕差一百倍吧)。政黨尤其常把公投作為幫助大選的工具，提出民眾傾向支持的公投案，希望民眾愛屋及烏，因此也支持政黨的候選人。台灣民眾這樣不重視公投，對公投案缺少了解和討論，提出這麼多公投案，有何意義？

台灣人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因為前者決定權力的分配，而後者只是民意的展現。大選決定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成敗，立即影響很多人的利益，因此選舉是不擇手段，用盡一切資源；公投雖然決定國家社會的發展方向，卻未必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利益有立即的影響，因此公投只是輕描淡寫、虛應故事。台灣人這樣關注權力的分配，而輕忽根據民意決策，使公投徒具形式，而決策品質堪憂，公投甚至很可能變成政黨鬥爭的工具，更增加政治上的虛耗啊！

 

西方化簡稱西化，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像歐美一樣，達到工業化、現代化，過去的一、两百年，全世界幾乎都在追求西方化。東方化這個詞還比較新穎，當然是相對於西方化，表示東方或亞洲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逐漸超越西方或歐美，世界將可能越來越趨向東方。

知名的新聞工作者、Financial Times的首席國際事務評論員Gideon Rachman在2016和2017兩年連續出版兩本書，《Easterniz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Asian Century》和《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書名的主標題都是Easternization，即東方化。世界從西方化逐漸轉向到東方化，越來越成為公認的趨勢。

東方化最主要當然是因為經濟實力的變遷，雖然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看，美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經濟學家更看重以購買力調整之後的國內生產總值，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報告，以購買力調整之後，目前世界前四大經濟體有三個在亞洲，中國第一，美國居次，印度和日本分居三、四名。另外一份澳洲政府的報告，估計到2020年，亞洲的經濟產出將追上歐洲和北美的總和。亞洲的經濟成長潛力明顯高於歐美，而中國大陸是領頭羊。

經濟實力的變遷當然影響國際政治權力，東方化表示歐美西方的政治權力在下降，而亞洲東方的政治權力在上升，實例不勝枚舉。美國被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幾乎拖垮，歐巴馬政府不得不灰頭土臉撤軍，至今美國不敢再派地面部隊進入中東；川普競選美國總統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正表示美國在走下坡，因此想要重振聲威；一向是美國小弟的菲律賓，在總統杜特蒂上台之後，極力親近中國，是典型的從西方化轉向東方化；歐盟的經濟幾乎被金融海嘯摧毀，多個國家靠大筆金援才免於破產，加上移民負擔、英國脫歐、民粹崛起等，歐盟早己今非昔比、欲振乏力；冷戰之後，曾經向西方靠攏的俄羅斯為了克里米亞和烏克蘭與西方絕裂，大幅傾向東方；在歐亞之交、地位重要的土耳其曾力圖溶入歐洲陣營，在總統艾爾多安上台之後，大幅恢復其伊斯蘭教傳統，而與西方價值保持距離。

東方在經濟實力上逐漸追上西方，但西方仍掌握支撐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大部份重要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等等，並有較被接受的法治體系，因此西方仍擁有不少優勢，東方化將是一個確定但逐漸演變的過程。另一方面，東方化導致中國和美國競爭世界盟主，而崛起的亞洲諸國也彼此競爭激烈，相當程度都影響世界的穩定。

東方化是世界的大趨勢，但是仍有少部份人想要逆勢而行。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想要遏制中國的崛起，雖然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但違逆東方化的大勢，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台灣島內，執政者一方面「去中國化」，另一方面大力擁抱美、日和西方價值，違逆大勢換來的是政黨惡鬥、社會分裂、經濟停滯等惡果，令人慨嘆。

周刊九月十二日爆料，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在內部會議中兩度點名侯友宜是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並說「這個如果沒有操作，很可惜！」更自稱執政黨東廠。張迅速請辭，行政院也不打算留人，辭呈一來就核。

就在這時刻，所謂的爆料深喉嚨沒有隱藏，促轉會副研究員吳佩蓉發千字聲明, 坦承來源就是她。往後的發展，我們也看到洪耀福有趣的台灣人都愛練肖話，是台灣人的性格的操弄，跟國民黨的把握機會群起而攻之。

幾天後，監委陳師孟上周六，九月十五日，在他部落格《尖尾週記》發文，認為爆料者應該當張天欽的面表達異議，而不是讓張被公審，張天欽對於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的「除垢論」並無錯誤。陳師孟，上世紀70年代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進修，同時也在當時的查經班，教會中有服事，是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言論縱算特異，值得思考，尤其是從他的信仰的內涵來看。

在馬太福音7章有這麼一段 (路加福音六章37-42有類似的記載)：

1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2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3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4 你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5 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6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7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8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9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

10 求魚，反給他蛇呢？

11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

12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這是天國的教導。放在面前的是一個提問，v.12，我要怎樣待人?

論斷，直覺上是不好的，這是翻譯。對這個用詞的解釋，要怎麼看呢? 耶穌，喔這是馬太記耶穌的教導，舉的例子是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那不是太好的一個行為嗎? 這麼樣的一件好事，耶穌居然說「你們不要。」

對的事情，好的事情，去做不是可取的嗎? 張天欽推展促轉會轉型正義，吳佩蓉持守民主操守，也都是能夠面對承擔後果之輩。前者立刻辭職，後者公開承認，都值得拍拍手。

耶穌卻要擋下那往前的衝。為什麼? 眼中的樑木，若定意要善待人，是期待好的結果的，不是嗎? 就像我是願意人善待我的。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除了有個善意外，前提是要能看得清楚。太重要了，不是嗎?

但那就夠了? 若耶穌，神，覺得夠了，好像就不需要有六節到十一節，直接下到十二節的所以，給個結論。耶穌卻巧妙的繼續下去，不也是我們今天做人、處事、 商界，甚至政界常常面臨到的? 願意行善，卻得羞辱。黃煌雄的哽咽，應該是真的感受，能避免這些，成就善果? 有志之士，持著信念，就是面對挫折，千萬人我往矣。就算今世中沒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I did it my way.

但是耶穌沒跳過六到十一節. 耶穌是誰? 你若看他也不過是個人，甚至可以接受是個很好的人，他講的，跟我的當然是平起平坐。我可以接受他在一到五節的說法，這一段，又是怪怪的，故作玄虛，什麼狗啊、豬啊、聖的、珍珠。

若我們認耶穌是神，這一段就變成極其重要的了。第六節，黃煌雄是個活活的寫照，要做好事，怎麼會變成這樣? 六節到十一節給了一個信息，神是看見的，神是知道的，神是極願意成就我們行善的。問題是要不要求?

張天欽、吳佩蓉、陳師孟、黃煌雄願意行善? 我們就這樣認定吧。但做得成嗎? 至少是不一定。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這是耶穌讓我們看到神的心意，祂的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