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的美國，以老大自居，介入各國的內部政治，南韓更是飽受其害，美國因為自己荒謬的意識形態，被迫捲入了韓戰，打了一場不分勝負的戰爭，灰頭土臉。

南韓卻因此擺脫不了美國的魔手，李承晚在美國大使館與中情局組織策動的學運與政變下，被趕下台，朴正熙掌握政權十多年，強人風格，讓吹噓人權外交的卡特總統也受不了，只好似有似無的讓中情局搞出了一場謀刺行動，當時是1979年。

朴正熙遇刺前，曾發生過對美金錢外交的爭議事件，花錢收買美國政客，其實很多國家都幹這種事情，包括中華民國。不過，蔣經國高明些，斷交後，花了百萬美元收買美國智庫，就是AEI（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民進黨政府現在能有美國保守派支持台獨，無非就是撿了蔣經國生前留下的便宜。

朴正熙遇刺時的美國大使叫來天惠，其實這人過去常駐台北的美國大使館，1999年曾出書談論美韓外交。全斗煥利用朴正熙死後的混亂局面，軍事政變奪權，雷根上台後，馬上與全斗煥交好，美國國務院的辯解是，只有與全斗煥當好朋友，才能協助南韓的民主運動，雷根的支持，讓全斗煥有恃無恐，放幾個民主人士，換來他的高壓統治的穩固，很划算。

從雷根的態度，你就可以知道，美國的外交沒什麼大道理，只有美國的利益，卡特曾經想把駐南韓的美軍調走，當時還引發美軍保守派的抗議，引發了政治事件，雷根這種好戰的政客，當然不會撤軍，要是能大打一仗，更能滿足雷根狂妄的戰爭神話。

雷根是標準的欺善怕惡，專壓弱小國家，但是害怕蘇聯的核戰。他與全斗煥交好，你想想，全斗煥用這種手段上台，美國還是要接納他，所以，什麼合法選舉都是狗屁，南越的吳廷琰也是一樣，拒絕舉行南北越的選舉，把持南越政權，艾森豪與甘迺迪都要買帳，因為美國的利益要靠南越在中南半島對抗他們以為的蘇聯擴張。

全斗煥雖然反動，但南韓朴正熙死前，已經準備調整對北京的外交路線，全斗煥上台後，繼續推動改善對中共的關係，美國並不反對這樣的搞法。

南韓與北韓有軍事衝突，傻瓜才會認為這是反共，反共只是一種口號，一種漫無邊際，不切實際的口號，這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意識形態只是動員大家用的口號。

南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是增加自己生存的政治手段，台北當年大罵韓國背信忘義，當年的韓國大使館就在現在的大巨蛋捷運站舊址，可能很多人都忘了。

那時候的北京，不論軍事或者經濟，都落後西方一大截，如今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當然引起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的疑慮，所以拉幫結派要圍堵北京。

你回過頭去看全斗煥的軍事政變，就算用非法的手段取得政權，美國人會要他下台嗎？不僅不會，還會吹捧他，全斗煥甚至沒有被處極刑，後面無非就是美國人對南韓的政治指導。

國際社會，講究利益，沒有什麼道德或者良知。

美國一面倒的軍事支援以色列，在聯合國以一票否決各國巴以停火、善待巴勒斯坦人的提案，公然放任以色列進行種族屠殺。 引起民意反彈，遊行抗議。 為了害怕得罪盎猶資本財閥，紐約華爾街的金融、銀行及律師機構公然下令，員工不准在辦公室討論巴以衝突以及反猶反以的議題，違者開除去職，一時華爾街機構的員工噤若寒蟬。 哈佛大學的學生組織發動善待巴勒斯坦人的呼籲，貼海報發傳單。 盎猶資本財閥要求哈佛大學交出學生領袖的名單，公佈並恐嚇名單上的學生，將來永不僱用，一時哈佛大學及學生噤若寒蟬。

美國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賓州大學因為校園出現反猶反以，聲援巴勒斯坦的學生活動。 盎猶資本財閥在國會動員57個議員攻擊這三家美國頂尖的大學，要求大學董事會解聘校長，否則將停止傳統的捐款。 於是賓州大學校長Magill不甘受辱，立刻辭職。 哈佛大學校長Gay以其博士論文處理不當而辭職。 傳統上常春藤盟校是獨立行政的，但是資本財閥的黒手無所不在。

2018年川普總統掀起對華貿易戰，挑起仇中反華的民粹情緒、2019年更利用新冠病毒來自中國，掀起毆打侮辱華裔亞裔的風潮，然後藉國家安全的理由，在華裔眾多的學術界科研界調查迫害華裔學者。 華裔學者人心惶惶，有的回國、有的自殺、有的入獄。 使得在美華人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脅。

美國大城市無家可歸的貧窮人數已經高達65萬人，他們在城市的街道旁、公園裡搭建帳篷，寄居其中，流浪成災，形成可怕的貧民窟。 但美國政府對此視若無睹。

2011年美國人反抗大公司的貪婪不公和社會的不平等，超過百萬的群眾在紐約及其他40個城市，同步發動佔領華爾街運動，群眾遊行的口號是「我們是99%」，這是美國少見的大規模社會運動。 但是美國政府立即出動強大的警力，在各城市同步粗暴的棒打、腳踢、辣辣水、電擊槍、催淚彈，武器盡出，大肆逮捕，迅速弭平了這場社會運動。 媒體配合，降幅報導，如今已消失無蹤。 國家的警力及媒體都在為盎猶資本財閥服務。

行政權擁有國家80%的資源及入力，立法司法兩權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所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只是口號。 川普擔任美國總統以後，因為痛恨穆斯林國家，以總統行政命令禁止穆斯林國家的人民入境美國，即使已經取得入境簽證也立即作廢。 使得在飛機上的乘客落地後忽然不得入境、美國公司的外籍員工回國度假探親後不得返回美國工作、美國的留學生回國度假探親後不得返回美國求學。 一時間造成無數的痛苦困擾。 等到受害族群在各地法院提出告訴以後，總統的行政命令才逐漸被各州的法院推翻。 但曠日費時，社會早已付出了龐大的成本。

美國憲法賦予總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時，可以繞過國會，直接執行總統的行政命令。 川普總統要求國會撥款57億美元，建築美國墨西哥邊界的圍牆，阻止中南美洲的人非法進入美國。 國會拒絕撥款後，川普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總統以行政命令撥款，建築圍牆。 食髓知味以後，川普在任期內宣佈了40幾次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可以不經過國會，胡作非為。 因為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後，各州的政府必須配合緊急狀態，花錢動員軍警醫院消防民防。 久了之後，川普一宣佈，許多州就宣佈不願跟隨，以節省無謂的浪費，國家法制形同兒戲。

但是國會立法權也好不到那裡， 議員並不在意監督政府，而是在意政黨內鬥，拖政府的後腿，拖垮執政黨政府的政績。 有的議員強迫國防部在本州設立軍事基地，強迫聯邦政府在本州設立辦公室等，意在瓜分國家的資源用於本州，可以爭取連任的選票。 不少議員拿外國的好處，圖利該國。 譬如拿了台灣地區的好處，美國國會這幾年制定了超過一百件的友台法案，雖然多數毫無意義，卻能向台灣島內展示台美的緊密關係，助長台獨的氣勢。 如前國會議長佩洛西，拿台灣的好處，執意在2022年出訪台灣，刺激中國大陸，引發了台海危機，對中美台俱無好處，只為了個人利益，興風作浪。

司法權同樣紕漏百出，審檢分立的檢察官屬於行政權，檢察官遂成為總統的鷹爪。 譬如拜登總統動用了聯邦司法部DOJ、聯邦調查局FBI、紐約市、紐約州、喬治亞州等地的地方檢察官，指揮國家司法資源對川普起訴抄家，從盜竊機密文件、欺詐背信、 逃稅漏稅、性侵騷擾到操縱選舉，有37項罪名，法院的案件排到200多個。

理想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應該是公正廉潔的法學泰斗，可是美國總統都是以相同的黨派意識型態挑選提名人選。 目前美國的9位大法官，有兩位涉嫌過去對女性下屬及同學性騷擾，有一位接受了商人朋友花費數十萬元豪華旅遊的招待。

因為司法預算不足，監獄不夠，美國的司法非但不積極的推動司法正義、維護善良風俗，反而是司法退縮。 譬如全美40個州通過法律將大麻毒品合法化、對950美元以下的搶劫，警檢都採取放任的態度，重創美國零售業，每年損失近1000億美元。

2023年12月，因為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認定川普操縱2019年1月6日的國會暴亂，犯了叛國罪，裁定其不得參加該州的總統初選，接著有廿多個州 採取同樣行動。 聯邦最高法院迅速的渾沌的以各州不得意圖影響總統大選為理由，制止了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的決議。

為了有利於民主黨長期的選票基礎，拜登總統採取移民寬鬆政策，引發大量非法的西班牙裔移民湧入德州，德州在其邊境河道設立鐵絲網阻止移民渡河。 聯邦最高法院基於人道，兩次裁定必須拆除鐵絲網， 但是德州不服。 德州國民警衛隊甚至和聯邦的邊境巡邏隊發生對峙。 這時全美25個支持共和黨的紅州調動國民兵馳援德州，聯邦與州政府矛盾對立益發嚴重。

美式民主制度在加速崩塌中，美國及盎猶標榜的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這兩套都腐敗不靈了。 世界要走上新的北京模式，高效率的、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道路。

對於發生在香港的因「反修例」而引起的黑暴運動，我一直有些疑惑。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起因究竟為何？中共在香港到底做了什麼缺德的事，何以激起如此多的香港人群起反抗？

自2014香港雨傘運動到2019的反修例風波，雖然這一路的新聞我都很關注，但一直有所疑惑。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反抗者的想法與心態，經友人推薦，我閱讀了香港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陳健民教授所寫的書《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希望解開我的疑問。

讀後，我有兩點感想。

一

在九七之後，香港的民主與自由並無倒退，甚至還在向前。（因為之前港英時期，根本沒有民主。）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如陳健民之流，對中共極不信任，所以芝麻小事都可以無限上綱擴大化，經由想像的加工，告訴大家「這樣下去不得了，會毀了我們的生活」。以此激起大眾的恐慌。至於是不是真的會「這樣下去」？早被人忽略了；沒有任何理性的探討，而被大眾認定為「一定會」，甚至被當作是事實來反抗。

這像極了台灣「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參加的人連什麼是「服貿協定」都搞不清楚，立刻就加入了激情的反抗。一個莫須有的賣台集團被泡製出來，馬英九立刻成為十惡不赦的獨裁者、賣台者，支持度下降到史無前例的個位數；群情激憤，人人得而誅之。當時在立法院周邊，反馬的口號極其慷慨悲壯，諸如「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島嶼天光，黎明前的黑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等，各種醜化馬英九的漫畫、標語、口號、歌曲、演講…，充斥在立法院四周，那裡早擠滿了激情的年輕人，安營紮寨，持久反抗；空氣中都充滿了熱血與激情，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大家都有一股「我們正在寫歷史」的豪情與激動。

如果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馬英九？馬英九做了什麼對不起台灣人的事？事實上一件也沒有。但因為台灣潛在的「不信任外省人做總統」的氣氛，只要有一個火苗，很容易被點燃。馬英九一點都不懂，他之所以能上位，是因為陳水扁的貪腐，而非對他本人的擁戴。換言之，民眾因為無奈與對陳水扁的氣憤，才選了馬英九，但在底子裡，是對這個外省人極其不放心的，所以一有風吹草動，有心人捕風捉影，立刻可以野火燎原。

香港的情況也差不多，關鍵在於對中共的不信任。對香港知識界來說，港英政府才是文明的、可以溝通的自己人。而中共在他們眼中，則是落後野蠻又霸道不講理的蠢笨獨裁者。這正如「外省人」在台灣知識分子眼中，是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自然就會有水出來的大老粗，而日本人才是真正有文化、有教養的進步族群。

中共在香港沒有做一件令香港自由倒退的事，唯一一件有點形似的，就是拘捕專出反中書籍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桂敏海。但桂敏海本為中國籍（非香港人），且是在中國大陸被捕的，並非在香港被捕。（而他之所以敢於回到大陸，可能是因為自恃取得了瑞典籍。）這件事，嚴格說，並沒有破壞一國兩制。而除此事勉強可算是沾上一點點邊之外，你真的再找不到中共破壞香港自由的證據。

同樣，陳健民在書中，對中共或香港政府的種種指控，都是因為他自身參與了所謂的香港民主運動，才受到香港政府的「惡劣對待」。如果他不搞這些民主運動（與港英時期一樣過生活），則不會受到這些「法」的「迫害」。那麼，在港英時期，你為什麼不爭取民主呢？這點就比台灣的民主運動更加不如了。

香港沒有民主或不夠民主，所以有民主運動。這與台灣戒嚴時期十分相似。然而，對香港來說，港英時代你不爭民主，現在中共來了，「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與規章制度基本與港英時代無異，你為什麼要爭民主？這就真不好說了。民主人士基本上都一句話帶過，比如「眼看香港政府管治邁向極權」（朱耀明的推薦序），坦白說，這都是自由心證的話，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當然，另一個理由，那就是「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不必分什麼港英或中共，反正要民主，這個旗號總是正確的，無可非議的。但是，如果只是這樣，那也只是如陳健民這樣的醉心於民主制度的人有興趣，一般人，如果生活與之前沒有什麼變化，又為什麼要跟從響應而形成浩大的聲勢呢？這就不得不說回前文提到的「自己人」問題。如台灣的太陽花，非自己人，則蛛絲馬跡都可以被有心人誇大，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從而引起群眾的驚疑不安。

所以，對於像陳健民這樣的少數領袖而言，他們關心的也許真的是「民主」，但能引起群眾跟隨的，則是「自己人」效應。只要是自己人，而且可以連繫上高等的文明，則主不主奴不奴，其實不甚要緊。換言之，即便是奴，只要在上等人家，一樣可以鮮衣怒馬，食有魚出有車，一樣光鮮體面。但一旦要改換到下等人家，則顏面盡失，就非要起來革命不可了。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白，要作「主」，所謂「主人翁」的心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並不是有了投票權就作了主。其實，投票民主很可以只是個空架子，徒有形式；真正的政治運作，還是要看主子的臉色，跟隨真正有權有勢的人（國家）打轉。（以台灣為例，真是再明顯不過。）真正要作「主」，要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那是要有一點人格底氣，是要有一點真正的理想與志向的；不是光有投票權就辦得到。能自我主作，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真正的精神價值以實之，不為勢劫不為利誘，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具有獨立不撓之大丈夫的氣概，庶幾可以當之。這絕非幾個乖巧漂亮的口號，走上街頭的慷慨激昂，或是東施效顰搞一些「制度」來湊個門面，就可以換來「作主」的尊嚴與擔當。

正是因為沒有這種真正要求「作主」的氣概，所以所謂的民主運動，在有組織的力量面前，一觸即潰。中共不過是搞了個國安法，未見其殺人祭旗，不過抓幾個人判幾年刑，香港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勢若不可擋的所謂「民主運動」，立刻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了；就連「轉入地下」都未見其影，不過就剩一些人在那兒揉鼻搓眼哭哭啼啼不甘不願地忸怩作態了。

想想孫中山的革命，共產黨的興起，那是多少人用鮮血與頭顱換來的。能用性命相搏，不管主義真不真，你都不敢說其中沒一股真精神。相反的，那從頭到尾不過想換個門庭作高等人的，（本來想寫「高等奴才」，算了，未免太傷人。）無不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一戳即破，一切想像中的美好或是恐懼，本就無根，此時也都現出原形，都化作了夢幻泡影。

我想，陳健民與他的同道們，大概是沒有什麼「為生民命立命」的「作主」之精神。他們所追求的，大約是民主自由人權一類；他們所嚮往的，大約是「世界公民」之類的格調。他們不能理解，中華民族復興在人類文明史上將會產生如何的重大意義，也不在意中國強盛能為第三世界國家與全球正義與和平帶來什麼樣的正面刺激與貢獻。他們不理解，也志不在此。這就是他們的局限。

更為要緊的是，他們不理解民主自由人權只是架起一個平台，其本身並不代表重要的價值。當然，這個平台本身，在人類歷史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其意義是消極性的、架構性的、保障性的（屬易經中的「陰」性），而非積極性的、創造性的，方向性的（屬易經中的「陽」性）。換言之，這個平台本身雖有一定的進步性質，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方能建立起來的產物，但遠遠不是人類文明價值之全部，更不是唯一能創造文明價值的平台。等而下之者，則是想藉此平台獲得更好的保障，以便謀求私利，得到更大的方便，而成為「為非作歹」更好的掩護。所以，過度誇大民主自由人權云云的所謂「價值」，執一廢百，結果是一葉障目，對社會的均衡發展與文明的進步，恐怕都會造成一定的危害。

或許在陳教授本身，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嚮往是真誠的；但能在香港造成這麼大的動靜，靠的則是一般民眾之「自己人」、「（西方）文明人」情結的發作，折射成對中共的恐懼與對中國的鄙視。民主自由人權的倒退云云，說到底，不過是陳教授等人提供給一般民眾的一個神聖而合理的藉口而已。

二

陳教授自述，其對民主自由社會的嚮往，主要是受到如韋伯、卡爾·波普爾等偉大思想家的啟發。誠然，這些偉大的西方思想者，對社會演變及其合理性與否，都有深刻的觀察與分析。對極權的批判與民主社會的肯定，其學說都有顛撲不破之處。但對於傳統社會該如何轉型為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相對而言，就缺乏足夠的路徑分析。西方進入民主社會，多經由暴力革命；但唯一肯定暴力革命之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剛好是陳教授所不喜歡的馬克思。

提不出轉型的合理路徑，也不深入探討轉型的艱難何在，而只將一切歸咎給當權者或舊勢力，則是學者的懶惰與失職。革命家也許可以這樣做，但學者不能深思，恐是太過依賴既有的理論而缺乏自己的深入觀察與思考。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既有的關於民主社會的美好學說（如陳教授喜歡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也沒有一個提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因為西方民主社會的建立，基本上是「前無古人」的，並沒有一個先行者或強權可以作為「外來勢力」來進行指導與干涉。所以，社會的本身，其內部可以創造理論，逐步嘗試，緩緩前行；一切改革與變化，都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自行互動且相互較量並感受其結果而產生的進退與妥協。如果有「外來勢力」，則一切都變樣了。因為外來勢力並不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換言之，「外來勢力」是社會變化、進步的「干擾項」，而非「參與項」；它是獨立於這個社會之外的，不必接受社會變化的反饋。故不論其居心為何，結果一定是干擾、破壞社會本身之協調、妥協與自我進化的能力，使社會變遷的「化學反應」永遠達不到該有的平衡。

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的進展過程中，沒有「外來勢力」的現象，所以他們的種種政治社會的學說，自然也不會涉及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如今我們的學者，拿西方的經典照本宣科，卻不知時移勢異，完全沒有意識到「外來勢力」是後進民主國家最嚴重問題，也是後進國家民主化不能成功的重大原因。不但不知，甚至有意忽略，甘為「外部勢力」所用，以致自身社會永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折衷平衡點。最後除了造就自己「悲壯」的美名之外，對全社會一無好處。從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到一九年的反修例暴亂，香港有好多次機會可以達到「各退一步」的妥協，但最終都被錯過。如果不是「外來勢力」讓某些人有恃無恐，會是這樣的發展嗎？一部國安法就能戳破「強硬」的假象，那麼請問，當初憑何強勢？豈不是全靠外部勢力撐腰嗎？外部勢力使這些運動領袖對自己實力造成誤判，其結果就是完成了西方英美等國的願望—搞爛香港，制裁港府，並藉此削弱中國。而對於香港本身，乃至這些運動領袖本身，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

像陳教授這樣的學者，我不懷疑他的人品，（我的朋友說他是好人，我相信我的朋友。）但恕我不客氣的說，他真是學藝不精。生搬硬套，不查時變，觀察力十分膚淺，更缺乏深入思考批判的能力。這樣的學者，雖然用功，但只勉強適合在書齋裡作學問，傳承推廣一些既有的理論或許還可以，講學則可能誤人子弟了，更不要說社會運動，更是自誤誤人，貽害蒼生。而令我更難過的是，像陳教授這樣的社會學科學者，正不知還有多少。冥頑不靈，食古不化，好心也辦壞事，更不要說那些本就居心叵測者。學術一差，人才自壞；百多年來的崇洋媚外，學術不能獨立，士人精神低下，裝模作樣，邯鄲學步，其惡果，總是要後人承擔的。為之奈何！

自2010年底開始，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的很多民眾紛紛走上街頭，反對本國的獨裁政府，並要求實行民主制度，於是造成大量的動亂，以及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的執政者垮台，被稱為「阿拉伯之春」。這些街頭運動大多利用網際網路的社群媒體，如臉書（Facebook），成功集結大批抗議民眾，使得社群媒體一度被視為進行革命的有效工具。

阿拉伯之春曾被視為民主的成功和希望，然而至今的發展卻乏善可陳，二十多個受影響的阿拉伯國家中，幾乎無一成功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由此可知，社群媒體能夠集結大批抗議民眾，卻不足以發起和進行有建設性的真正革命。《革命前的寧靜》（[1]）探討革命前需要哪些重要卻寧靜的準備工作，並且由此指出一般社群媒體用於革命的不足之處。

[1] 探討的革命不限於政治上的革命，而涵蓋任何革新、激進想法的實現和推廣。書中列舉了十件過去具有革命性的案例，其中六件屬於網路時代之前，四件屬於網路時代。網路時代的案例包括：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埃及動亂、2017年美國的一些另類右派（白人至上主義）的活動、2020年美國遭遇新冠病毒疫情時一些抗疫小團體的活動、2020年美國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一些社會和政治活動。

由這些案例，作者歸納出推動革命需要什麼，被比喻為需要房間裡有一張桌子，讓志同道合的參與者能夠環桌而坐，私密而有規範地討論及辯論革新、激進的想法，並擬定實行方案。

一般的社群媒體並不符合房間裡桌子的比喻。為了營利最大化，社群媒體歡迎參與者多多益善，不管是否志同道合，也幾乎沒有私密性和發言規範，於是參與者的發言大多算不上是討論或辯論，而時常成為各說各話或甚至吵架漫罵。這樣怎能釐清革新激進的想法，並擬定實行方案？

作者在書中最後列舉了一些有私密性的社群平台，如Mastodon、Polis、Discord等等，被視為較符合發展革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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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優秀的媒體人，但是似乎不熟悉社群媒體的使用。譬如：臉書上可以建立私密的社團，符合房間裡桌子的比喻，讓志同道合的參與者私密而有規範地討論及辯論革新、激進的想法，並擬定實行方案。臉書的環境確實相當吵雜而商業化，但有志革命的參與者只要視而不見即可，吵雜的環境甚至可以成為革命的掩護。

由書中列舉的十件革命性案例可知，發展革命的關鍵在於有目標、有組織、能合作、能動員群眾。社群平台很有幫助，卻只是輔助性的。

[1] Gal Beckerman《革命前的寧靜：激進想法的起源，往往在意料之外》黑體文化，2023。（The Quiet Before: On the Unexpected Origins of Radical Ideas, 2022）

美、英盎撒人時常詆毀中、俄的一種方式是把中國、俄羅斯、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Dancing on Bones》（[1]）就是這樣的書，在台灣翻譯成中文後，書名中則明指為「極權」！中、俄、北韓都一樣嗎？

[1] 指控中、俄、北韓利用歷史敘述，尤其有關戰爭的歷史，增強人民的愛國心，鞏固其政權，以及對抗敵對的國家，「這些歷史敘述是扭曲、選擇性的，而且在北韓有部份是編造的…」

書中的指控實在沒有意義，可說是刻意的誤導。哪個國家不是如此扭曲、選擇性的利用歷史？譬如：民進黨執政後就修改中學歷史課綱，盡量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歷史上的連接，並且把中國視為外國，以驅使台灣人對抗大陸及追求獨立。筆者沒讀過美國的中學歷史課本，但是看過一些美國的戰爭和間諜電影，大多講述美國在二次大戰和美蘇冷戰時的輝煌事蹟，我卻不記得看過講述美國戰敗講和（如越戰、韓戰）的電影。台、美對歷史也與北韓差不多，作者為何不把台、美與北韓並列？

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就政體而言，北韓由金氏三代連續執政，可說是父傳子的類君主制。中國大陸由9千多萬共產黨員中挑選出其最高領導人，雖然與美歐的西方民主不同，絕不是類君主制。俄羅斯實行類似美歐的選舉民主制度，但因為與美歐作對，美歐就不承認俄國為民主國家，並且指控其總統普丁為獨裁者；即使普丁是獨裁者，也是通過西方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俄國選舉或許不公平，台灣選舉公平嗎？

在經濟方面，北韓幾乎沒有私有企業，並且經濟活動都由政府規畫和執行，因此屬於計畫經濟。中、俄的經濟制度與西方國家已是大同小異，都可說是自由市場經濟，差別僅在於中、俄政府的影響力大於多數西方國家，並且中國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北韓的民生狀況雖然欠缺可靠的統計數據，幾乎可以確定遠比不上中、俄。

北韓與中、俄的另一明顯差異在於開放程度。北韓是非常封閉的，外國人要進入北韓，需要通過非常嚴格的審查。相對於北韓，中、俄對外國人的入境是寬鬆多了，可說是相當歡迎外國人造訪，以賺取觀光財。

北韓的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威，幾乎能夠完全控制整個社會與所有人民的生活，因此可歸為極權國家。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美、英盎撒人卻時常把中、俄與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只因為中、俄不願臣服於他們麾下。美、英盎撒人仍掌控世界主要的媒體，他們於是能夠恣意詆毀抹黑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台灣的出版商則是助紂為虐。天理何在啊！

[1] Katie Stallard《極權基因：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如何扭曲歷史，塑造統治國家的基礎？》好優文化 ，2023。（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2022）

遭科州法院禁止參加初選案…川普上訴 美最高法院同意審理
美國兩黨惡鬥法律淪為兇器

聯邦最高法院受理科州川案，不須先行認定川普無罪，只需依無罪推定原則，審視科州的有罪裁決能否成立。能成立，即維持原裁定；不能成立即推翻。
但不能類推適用而一次推翻或維持其他各州的裁定，因各州裁定的理由不一，必須一一審視能否成立有罪裁定，才能決定推翻與否。

據報導，聯邦最高法院已決定作出裁決，並表示將適用於各州。如此可以避免「最高法院有沒有時間和資源一次次推翻各州的裁決」等問題，但也阻礙了對於川案多元觀點的呈現與討論。

理論上民主就是一種裁判，由選民投票決定取誰棄誰。川普若叛國，自將遭棄；川普若勝選，即受民意肯定。你要標榜民主，必得接受。現在由司法攔在前面，剝奪民意的檢驗，是司法不信任民主？司法干涉民主？寥寥幾人的決定大過幾億人的決定？若說是依據憲法的規定而來，這是不是一部反民主的憲法？政敵使用法律攻防，釜底抽薪的去掉對手參選機會，更表明不願經過民主程序取勝。這些人還能向全世界大喊民主？而全世界不分賢愚還有那麼多人如痴如醉的追隨擁戴民主？

法律本來就是服務政治的工具。
有人要搞台獨，我就訂個《反分裂法》。你有《反分裂法》，我就來個《反滲透法》。
你許文龍賺我錢去養台獨，我就搬出稅法來請教奇美這些年是怎麼賺錢的？許文龍立馬公開宣示支持《反分裂法》。
你加拿大莫名其妙扣我孟晚舟，我就用重刑法扣你兩隻加拿大人。
香港用外國法官外國法，我就訂個《送中法》。
台灣詐騙集團最有感，送中靠北靠母，送台開趴慶祝。你還真相信台灣政治與司法沒有在詐騙集團碗裡分一杯羹！
監察院在2019卡管期間彈劾管中閔，追究的是2012年起擔任公務員期間的兼職投稿；公懲會委員長石木欽不願撤職管中閔，監察院2020彈劾石木欽，追究的是1997年起當法官期間的不當飲宴。
2024大選爆料的賴皮寮是2003蓋的。蓋好以來，經歷國民黨周錫瑋、朱立倫、侯友宜三位市長五任20年執政，都沒事。

法律要用不用看政治。例子舉不勝舉。藍營執政，法院國民黨開的；綠營執政，法院民進黨開的。但你還是相信法治，因為那是普世價值。法治與民主是西方最成功洗腦的五大思想殖民之二。

中國經濟遇到了大麻煩(紐約時報)

2023年中國經濟數字已經公佈，5.2%；美國估計只有1%。
1%的評論5%的，已經可笑。
紐約時報用的老三樣又來了，也不怕世人恥笑：

1）美國的1％，是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預期；中國的5%是，幾乎所有經濟指標都表現不佳。
2）中國經濟陷入了困境，原因在於習近平領導不力。
（難道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預期是拜登領導有方？）
3）面對經濟困境，中國會試圖通過軍事冒險來轉移國民對國內困難的注意力。
（竟然無視於美國正在烏克蘭、紅海、南海、韓國，四處拱火。）

歸納起來就是盎薩的老三樣如下，儘管世人恥笑，紐約時報仍然要執行任務，黑幹到底：
1）中國經濟即將崩潰
2）中國政府即將瓦解
3）中國威脅即將實現

大家也注意到，最近盎薩對中國已經不太打自由民主人權牌，也不打新疆種族滅絕牌、新疆強迫勞動牌、香港反送中牌、支持台灣獨立牌了。
因為這些牌都打不動了，台灣獨立牌再打下去，中國可能馬上出手五桶台灣；加薩正在種族滅絕，新疆種族滅絕牌頓時變得十分可笑。
現在流行打中國經濟崩潰牌，一時美國、日本、英國、台灣的經濟學家，如台灣的謝金河、馬凱等，都紛紛抬出各種分析論述，斷定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幸災樂禍、自我安慰。

而且紐約時報這篇文章文字簡陋粗糙、邏輯混亂胡扯，懂一點總體經濟學的人看了都會噴笑出來。
這篇文章作者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本該有點水準，為什麼如此簡陋粗糙？
可以參考拙作 ，瞭解諾貝爾經濟學獎早不值錢了。
褪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正在籌畫寫一篇「自由民主人權老三樣、行政立法司法老三套，兩老行將就木」。
所謂自由、民主、人權老三樣的盎薩國家及日本、韓國、台灣，個個領袖望之不似人君，經濟毫無起色，國家社會分裂鬥爭。一切為資本服務。
所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監督老三套，只要川普上台，馬上皇帝三套一把抓。三權分立都是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