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以前寫成此文，但一直未獲刊出，我們島上居然也有人隨著國外無知的說法胡扯，真是讓人遺憾；我總認為這類嚴肅的問題，要用研究的態度來認知，不可輕易論斷，想想自己也就以此文表示個人對於那個悲慘事件的嚴肅哀悼吧。。。

今天去我們台北市迪化街的阿嬤的家，參加了一場關於日軍「性奴隸」或「慰安婦」問題的座談會；

該座談中，與會的中韓學者與我台來賓與主持人針對一位晚生的韓國作家朴裕河在日本風行，但在韓國受到強烈批判的新作，提出了相當深刻的解說； 很感謝他們由各角度提出的觀點，使得我雖然沒有讀過該書，但是也相當理解了該書的內容與其誤謬。

對於這個曾經在我們島上被各方爭論得讓社會動盪的題目，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當然也曾注意；不過，因個人現在正努力進行著一本拙作的修整，對於該書與其相關的問題實在有心無力；因而，只能做一專心的聽眾。

然而，對於座談會中所提及的，那些不幸的婦女的出處，有來自日本內地、殖民地、佔領地之區分；該受日本歡迎的作家強調殖民地與佔領地之不同；似乎殖民地更應該向內地日本人的「愛國精神」看齊，在這個問題上，個人在研究日殖時期台灣史時，為了深入我先民不幸的處境，也曾探究日本的歷史與文化；

以下，願意提供個人一個來自對於日本歷史文化的觀點：

個人認為，來自日本內地、殖民地、佔領地，三者確實不同，發現這個不同不難，竟然以這樣的身分之別，就認為殖民地婦女應該比佔領地婦女更認命，這是說不過去的；因為，就所知，成為日軍慰安婦，絕大多數的都是被欺騙來的──以別的名目，例如，看護婦、護士、食堂或福利社服務生徵召；只是來自佔領地的不幸婦女，它們可能受到更多殺戮的威脅！

不過，根據個人研究日本的歷史文化，卻發現上述三種不同出身之間，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在日本內地婦女與其他出身的婦女之間，可能對於這個「日軍慰安婦」或是「日軍性奴隸」的問題，會有特殊的深刻意義──

那是來自自以為「神裔」的日本人，在戰前都深受日本國體文化的薰陶，相對的殖民地與佔領地都沒有那樣自大的「福氣」；對於佔領地出身者，入門時間太短，自然沒有受皇國教育的機會；對於殖民地出身者，雖然入門時間稍長，但是皇國一向很自高自大，對於沒有「神裔」身分的人，皇國的教育，除了常常體罰之外，不僅往往只是「馬虎」、「不嚴格」的，並且戰爭後期才開始膨脹的就學率總被高輟學率刺破，所以，雖然殖民地出身的人，確實比佔領地人受到更多的日本教育，但是在日本國體文化上，簡直與佔領地人相似，並沒有受到多少日本歷史文化的薰陶。

由於這樣的認知，個人認為對於在日軍中提供給日軍性服務的婦女，來自日本內地的確實可以稱為「日軍慰安婦」；而其他出身者，無論是殖民地或是佔領地婦女，由於沒有充分受到日本傳統國體文化的教育，她們極不可能出現志願的情況，所以只能稱為「日軍性奴隸」。

以下，提供較深入的說明日本國體文化與其衍生的歷史，如下：

其一、關於日本「神裔」的國體文化

明治維新以來，強調其國家神話所描述的故事都是正確的史實。使其國民一面自高自大為神裔，一面相信應該「認命」──例如──

一、 男尊女卑──能不「認命」嗎

在其國家神話中，創世的男女大神，彼此第一次出現異性相吸、兩情相悅的情況，女神主動，竟然生出畸型、無手無腳的「水蛭兒」；沒有提供其他理由，故事最後，該「水蛭兒」被放在蘆葦編成的船上，讓他在海上漂走，不知所終。故事中有這樣的對話： 「我們所生的孩子都不太好，還是去請示天庭中的神。」

「因為是女人先開口說話，所以你們生出來的孩子才會不好，……」 這對於女性會造成多大的恐嚇？女性能夠不「認命」嗎。

二、強暴似乎無罪──毫無批判的痕跡

在該神話中，肇始成立日本國的第一位天皇是「神武天皇」；據稱他的皇后的母親，當年是一個大美女，在郊外被天神大國主神看上了，那位天神就躲在當地的廁所裡強暴了該大美女，而生出了神武天皇的皇后；今日日本讀物對於該故事的譯解文竟是如此──

「……大物主只看一眼……滿懷戀慕之情。……想出一計。『好像沒什麼辦法……唔─模。對方是青春稚嫩的少女，我則是噁心御宅……正面進攻的話，她大概不會理我吧……雖說如此，我可是神咧，強硬的推倒她……以前都是那麼做的，不過我這次想用夢幻童話風的攻略法……眼見……良比賣走進廁所，大物主雙眼放光……大物主把自己變成一隻塗紅漆的箭……然後跳進河裡順流而下，恰好流到廁所正下方。當然，廁所裡的……良比賣正在方便。化為箭矢的大物主看準目標……宛如離弦之箭般……命中……良比賣的雙腿之間……大物主由箭矢變回原形……『……你是誰啊，你要對我做什麼？』 她渾身發抖，淚眼盈眶的控訴著……良比賣哭著拒絕……大物主使出最後一招……立刻變成一位英俊的美少年。於是……良比賣也改變心意……」 在該譯文裡，只描述了男性衝動的情況，簡直完全沒有站在女性竟受到強暴的角度提出一點批判的意思。

三、 須佐之男──武士、日本軍人的原型

在該神話故事中，「須佐之男」，是天照大神的弟弟，這四個字的中文意義「需要扶持、無法自主的男性」，可說正是他在故事中，所表現的男子性格；他衝動、任性，以至於他曾破壞了天照大神所耕作的田埂，並用土將水田的排水溝填埋，甚至還在大神舉行豐年祭的神殿中拉屎，卻仍被受姐姐的體貼與關愛；但最後他竟打破織布坊的屋頂，丟進一堆五顏六色、由天馬剝下來的皮，使得工作中的織女在恐慌懼怕中被梭刺死；這些惡行終使他的姊姊天照大神一度害怕得躲入「天之石屋」中，把門關上，不肯離開該石屋，天地都因此失去了光明，不只落入黑暗之中，到處都出現災禍；他惹的大禍事，導致八百萬眾神的決議把他放逐。。。放逐的途中，由於他的疑懼與厭惡，又誤殺了穀物之神……不過，該故事的結局是他竟能用計謀殺死了為害地方的八頭大蛇，並且在大蛇的腹中發現了神道教三大神器之一的「草薙大刀」，也有稱「天叢雲劍」者；過去惡行惡狀的他，此時竟然能夠不藏私地獻給姊姊天照大神。往後，他就成為神道教中位階第二的出雲大社祭祀的大神。

四、 年輕女性被當作犧牲的命運地位

在前述的「須佐之男」斬殺八頭大蛇的故事中，受到八頭大蛇威脅的鄉下人家，那對老夫婦原本面臨的就是當地認為應付該妖怪的方法只有獻上自己的女兒，給妖怪吃一法；據稱該長者有八個女兒，當時已被吃了七個女兒，最後一個因為長得很漂亮，被須佐之男看中了，願意為他們挺身而出，才挽救了他們的命運。 在這個故事中，似乎和其他日本傳說故事一樣，為了英雄人物的上場，而有以女性為犧牲的設計，然而，為何要把女性做為犧牲？

此外，很離奇的日本國體文化，在其國家神話中，除了創世兩大神在第一次交歡前，曾提及雙方生殖器似乎彼此互補外，至少兩次直接提及女性的陰部；並且都是被當作讓人致死的部位；一是創世女神由於生產火神，以至於被火燒傷陰部而致死；另一是須佐之男莽撞任性的作為，破壞天照大神的織作坊時，織作坊中的織女，被織梭刺傷陰部而致死。。。何以如此強調提出，而未見對於男性的生殖器官陽具提出這類悲劇性的描述？是否也代表著其傳統中包含著某種性別歧視或威脅的定調？

其二、日本德川時的歷史中神道教與婦女

德川幕府時代，對於上述國家神話的信仰，曾經成為全日本共同的信仰活動；那是以神道教的最高階的，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社伊勢神宮為對象，人們由全日本各地赴該神社進行朝拜，被稱為「伊勢朝聖運動」。那是該神宮組織的御師每年一次或二次旅行拜訪其教團，分發曆書、護身符和淨化權標給成員。被訪者折合現金回贈。假如財務狀況許可，鄉村每年亦派代表前往伊勢朝聖。他們都會受到堂皇的接待，並有神樂聖舞的表演──在完成一次宗教事務旅行後，朝聖者〈至少男性朝聖者〉可領受伊勢的世俗喜悅──當時伊勢一帶的妓院為數甚多，皆非宗教色彩，有些大型妓院甚至雇用逾一千名女子。

德川時代，日本社會是個階級分明的社會；對於各個階級都有明白的規定，因此，很有萬事萬物都「認命」的傾向。

例如，對於農民的要求有嚴格的規定，及於對於婦女的生活；其概要如下：

「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謫居童問〉」

「農民不得購買薪柴、煙、酒、茶葉；不許著棉麻以外布料……妻子事夫不勤，愛閒談上街者應退婚。」

換言之，日本內地婦女的意識形態是在這樣的國體文化與歷史傳承中長期薰陶出來的；這樣積累的歷史傳承會與我們殖民地出身或是佔領地出身的婦女一樣嗎？

下面，我們根據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發展的史實，來考察這個問題── 殖民地台灣拒斥侵略與受日式教育的史實──

關於日本式教育，在我們島嶼上，自然起於1895年，然而，最初有所謂「以國語至上主義」的同化政策，其內容並不重視日本傳統的國體，偏重在代表「維新」與威壓「支那」、震懾「清國奴」的所謂「近代或現代」；然後大正民本時代，除了受到本期西化勢力的影響，也由於根本把我台人看作「人下人」，在殖民地除了「教育敕語」之類基本文化資料外，並不重視國體文化的完整移植；要直到昭和時代，例如，關係日本國體之武士道文化的日本童話「桃太郎」才正式透過教科書輸入殖民地台灣；那是在1930年的「台灣新民報」的日文版上，我們可讀到一篇題為「桃太郎主義 注入侵略思想 人類文化之障害」的消息 ，抨擊當時公學校二年級教科書上出現了連載三課的所謂「國寶教材」──桃太郎征伐鬼島的故事。

該新聞的刊出，應該充分顯示了殖民地台灣雖然已受過三十五年的「日式教育」，但是「接受」日式教育，並不就是全盤地接受與本身文化傳統相悖離的各種觀點──況且，不止於此的，由1930年起，直到1939年，我島上就學率雖由三成三增至五成三，根據當年其實際上輟學率達到一半 ，也就是實際受該「日式教育」的不過由一成七增加到二成七而已──想想看，不要說「日式教育」與傳統文化牴觸者難生效果，更何況，當時該「日式教育」的實際效果，既使不計入傳統文化的反抗，也不過僅從學齡兒童的一成七增加到二成七而已。

以上的論述，我們是否可以相當充分地考察出我們殖民地婦女與日本內地婦女的差別？尤其，就所知，我們就學率是一男女生的平均數，實際上，男生總比女生高很多，往往女生不過男生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我們殖民地婦女受「日式教育」的機會，就比上述的數據更少了。 也因此，當我學者強力批判著，

「大部分國民連小孩都照標語的話，『〈我要忍耐〉不勝利不想要我喜歡的東西』，貫徹『盡忠報國』。於是犯下南京大屠殺、強徵或拐騙〈美其名為女子挺身隊等〉從軍慰安婦、從事生化戰、人體實驗〈731部隊〉等滔天罪行。……日本全國人民與軍部都變成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我們認為，我們更有理由應該把我們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日本國體文化薰陶，並且曾經那樣明白反對侵略的殖民地出身的不幸婦女和剛被剛成為占領區民眾的不幸婦女們放在一起，與受過日本國體論長期薰陶與教育的日本內地婦女區分出來──雖然我們也同情日本婦女她們的不幸。

最最後，本研究認為我們確實有理由強調──

由於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出身於日本內地，自幼就受到日本神裔的國體文化的薰陶的不幸婦女，似乎確實可以稱為「軍中慰安婦」；但是，我們殖民地與佔領地出身的不幸婦女，沒有與她們相類似的文化背景，應該被稱為「軍中性奴隸」。

以上是個人仔細考察後的結論。

關於二二八的正義感與史實──敬覆似乎很有正義感的年輕朋友

史實究竟是什麼？建議年輕朋友，要研究啊，不要裝作客觀，不要太嘻笑怒罵。。。

果然，拿到了政權，將如今日，沒有能力照護我們都鍾愛的台灣。。。

在某個意義上，我沒有理由為國府辯護，它們培育了多少碩博士。。？我只是個民間人士。。。然而啊，我中毒太深，我竟然相信「匹夫有責」，那句老掉牙的老話。。。

前言──

謹此報告，我對於那個時代的研究與理解。。。那是個動盪的時代，不是任何三兩句話可以解說的，像「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可以都錯。。。就像五十年後，如果人們要研究國、民兩黨輪流執政的這段歷史，光看藍媒或綠媒，哪一個真得更為可信嗎。。。請麼著良心，如果大家還有良心的話──

正文──以史實考察這類正義感的三大誤區

• 以當年新聞為主張所形成的誤區──報紙公正？外國是客觀的第三者？

該文引用『台灣戰後藝文雜誌「新新」與美國報紙 Washington Daily News 以及「民報」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的三版標題。』

似乎相當雄辯的支持自身的主張。

然而，它們的訊息正確嗎，會不會有誤，會不會失之片面？當時的社會與國際局勢，真的比今天單純嗎？當年的國共內戰與日本軍方的台灣自治運動，會比今天的藍綠衝突比較斯文嗎？

就所知，人類社會中的人性從來沒有太大的改變；因而，今天我們見到美國在敘利亞、烏克蘭、埃及、利比亞以至於拉美，更可上溯到越戰、韓戰。。。知否當年美國在1942年前後，曾經要求中國在戰後把台灣交給美國託管？到1947年一月，美國領事館的官員葛超智如何攻擊陳儀那頗受民間肯定的合作農場政策──美國那裏是兩造外，客觀公正的第三者。。。都不知道嗎？

 ●大作家親自上陣的誤區──「學有專精」或者「文史不分家」？

該文提及我們年輕作家引用了大唐帝國詩人皮日休的詩作「橡媼嘆」，然後以極漂亮的文學手法表示為

「而這套制度，輾轉隨著國民黨政府進駐島嶼。」（迴音～你聽到了嗎？）

「你知道早期中國國民黨控制的農會系統對於台灣農民送來的白米秤斤也只會秤少不會秤多的事情嗎？」

以支持自身的觀點。。。

然而，那是史實嗎？在盛行「去中國化」的今天；已經很少作家會重視中國人傳統「文史不分家」的自我要求了！該文中所提的種種是史實嗎？引用漂亮的文學手法，確實很吸引人的，但是，那是史實嗎？

就談漂亮的這句吧──

『你知道早期中國國民黨控制的農會系統對於台灣農民送來的白米秤斤也只會秤少不會秤多的事情嗎？』

史實是什麼？居然該文把『秤少不會秤多』，當成問題。。。

知否，那多一點，少一點，從來不是官僚體系中的重要問題，我們農民也不會那麼小氣的。。。真正重要的是日本殖民時期那著名的「三個保正，八十斤」的真實故事──

那是我們農民一卡車、一卡車的運送甘蔗給日本糖廠，規定不能賣給別家的，但是每次都得不到多少貨款；怎麼抱怨都沒用。有一次，正好有三個保正在旁邊，他們好奇地跳上車，發現三個人的體重，在那個秤上，竟然只有八十斤左右。。。啊

以上的真實故事，現在高度媚日的教育下，您們可能真不知道，卻以為我們農民會斤斤計較白米的，『多一點或少一點』？──白米不是很貴重的東西，平時怎會那樣計較呢？當然這應該又是國府教育的失敗，才會讓我們的大作家面對這樣簡單的問題，也無法發揮自身判斷問題的能力。。。

 ●關於「不完整的真相」的誤區

很高興，顯然作家是很有正義感的人，這世上有正義感的人不多啊。。。

該文引用了二二八事件前很有名的一段故事──由於光復當時，台灣米糧極缺，我們著名的祖國派領袖林獻堂竟受到中國兩位將軍相當粗魯的威脅──引用得很好，很有正義感，在我們這個冷漠的社會裡，真是難得一見的表現。。。

可惜，作家似乎沒有讀過哲人的一句告誡，所以可能被欺騙了──那是─

 「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必須是真的，但是他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

如果真的是學者，應該要有學者的虔敬，應該努力探索，尋求理解，儘管痛苦與悲哀。。。也不應隱瞞：換言之，史實不應該只說一半

知否──林獻堂日記中，曾經兩次提及他擔心日軍殺牛之事，未來台灣米糧一定不夠；而戰後，也曾經有報導說牛隻總數三分之一已被屠殺。。。換言之，當時的米一定相當不足。。。

此外，另一個重要的史實，是可敬的祖國派領袖林獻堂，何以受到蔡繼焜少將的歧視，甚至威脅？──林──當然不應受辱；──同時，如該文所說，蔡─後來竟是台灣省交響樂團團長，這樣的人，難道他是在事後，另有奇遇，才開始愛好音樂嗎？兩人都不應該啊。。。論述者是否研究過這不應該有的悲劇如何形成。。。

知否──

1945年9月9日，南京的受降大典，中方公開邀請了台灣祖國派領袖林獻堂等，屆時出席〈美方同意〉；那時林為了迎接陳儀，已到南京，然而，卻由於日軍參謀長脅稱「台灣軍可能不穩」，因而，竟然沒有出席該重要場合──可見於林獻堂年譜，葉榮鐘撰。

該受降大典，有多重要。。。很少書中記錄此事，連吳濁流都沒記；吳僅提及此事視為是我台人集體的光榮，或者當時知道該變化的人不多。

但是在「楊基銓回憶錄」中，提到此事時，曾稱「他們……竟受阻於……不能參加……深感遺憾。」〈該書170〉；該書還同時提到，八月底，台人已知我台人代表將參加南京受降大典之事，因而，參加該儀式的我台人代表獲得友人們的餞行。

知否──更糟糕的是，林與陳炘等，似乎並不曾擔心此事的可能影響；

事後他們去見受降大典的主持人何應欽將軍，當時，木已成舟，何雖不悅，只能期待未來彼此的配合；據稱何曾請林與陳幫助穩定島內經濟，林陳自然答應；

怎料到回台後，他們在台中樂舞台會見鄉親時的一番關於上海商情的談話，竟然導致島內物價一次大波動──此事也可見於林獻堂年譜；這時是1945年9月20日，國府先遣指揮所尚未登陸之際。。。這是否可能也給官方壞印象。

知否──前述，林日記中，很擔心島內會發生米荒，可以想見，任何正常人預見米荒，必會為自己貯米，作為關心民間的地方領袖，他應該還會提醒社區貯米吧。。。

請思考──

如該作家所稱，蔡威嚇的事，發生在1946年3月14日；是否應該就是上述諸條件聚合的結果──

• 受降大典前，日本台灣軍參謀長具威脅性的說詞，是有可能發生；林是一個讀書人，是一個企業家，對於從來沒有想到的問題，他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退縮了，能說「很錯」嗎？似乎不能；但是。。。
• 受降大典上，沒有通知，自行缺席；既使無人故意風傳，現場的人應該都知道，當時唸到名字，台灣代表竟然缺席‧‧‧大家都等不到人，還是會傳出去吧；否則，楊基銓怎會知道？
• 林不是完人，一定有不喜歡，甚至恨他的人；就所知，當時在戰爭下，他確實也不得不呼應軍方的多種戰時要求；甚至出任地方上皇民運動中的腳色後，應該更是不能不出席許多場合，說些言不由衷的話；這些都可能成為敵人攻擊他時，可以指控他的材料。
• 由林的日記看，他早擔心缺牛會缺米，他提醒地方多積些米，也是合理吧。因而，此時他處無米，他所屬社區的穀倉，確實有較多的儲米，也是合理的吧。。。
• 以上四點，合在一起，想想看，先看前述三點，合在一起，是否可能就形成了其實林並不太反日，甚至「很皇民」的材料？

個人的看法，這個「搶糧事件」確實很重要，國府來台後，在管理上確實曾犯了不少缺失；但是這個不幸的事件，不應該被任意、輕易解讀；

知否──

確實日本人很狠毒，他們自以為「神裔」，殺台灣漢族，稱為「土人」，日據初期，我台漢族有七十萬人消失，從來沒有道歉；而原住民，更是不被當作人；林獻堂在這樣的認知下，被當時尚未繳械的二、三十萬日軍威嚇到，實在可憐。

但是，此事知悉的人雖不多，尤其可說蔣、何兩人或可以忍住面子；當時其他在場者與關切者，卻可能很難接受，而真的視為羞辱了。

個人的看法，蔡，我們上網考察他的身分〈「維基百科資料，詳見於本文末」〉，是當年曾赴日本帝國高等音樂學院深造，且還獲得國際大獎，不過，他也是有血氣的、當年回歸祖國，在祖國成長的著名知識分子之一；也是戰後來台的軍職人員。是否他似乎不可能太不理性？

那麼是否可能他就是受降大典當時失望的在場者，或就是當年關切者中深覺國家被羞辱之一人，來台後，所接觸的台人又恰好給他較多林氏是皇民的惡質印象。。。或者他與皇民間是否另有個人的國仇家恨，以致，應該擁有帝國水準相當藝文素養的蔡，才會那樣粗魯地對待林？

想想看──

對於此，林後來的舉止，是否顯示他自身應該有思考過，如何讓那些認為國家受到羞辱的人，或認為他犯錯的人，理解他並非那麼惡質、惡意的人；因而，我們島上才會在該「蔡少將惡質事件」後不久；我們島上就有了1946年六月開始有了以林獻堂為團長的「   台灣光復致敬團」的組織，公開返回祖國參拜黃帝始祖的活動。。到該年八月底成行。

請看看，在該作者這篇正義凜然的故事中，是遺漏了多少要點。。。

請回顧前及

「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必須是真的，但是他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

大家是否會感到真的是「該文沒有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呢？

最後，關於該文其他無意義的文字，

例如，

某作家是某作家的女兒，或者某作家是某作家的父親。。。

或者某教授有哪一篇什麼題目的論文；

在我們這個無論學術界與電信業界

都以詐騙集團聞名於世的大環境裡，居然相信那樣的說詞

本文不予置評。

至於，關於該文任意把中國人汙衊的部分，

我想該作者可能無中國血統，不是我台人，也非原住民

其思想雖然有些正義感值得肯定，但是思想混亂

雖然我曾是一個教師，

但我現在正在寫我的台灣史專書，實在沒有時間可以談更多

而由另一個角度看來

該作者，或者是在今天的蕭條環境中，其人確實有不能不出賣自身，例如「賣身葬父」之類的苦衷；真是可憐。。。

最後，願請大家儘可能地原諒他。

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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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繼焜──

祖籍台灣彰化縣，生於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金井鎮塘東村。曾祖父蔡德芳是清帝國台籍進士，祖父蔡谷元是縣拔貢，父蔡實海，叔父蔡實魁是清帝國秀才。

日本治台後，全家離台到泉州府，蔡繼琨少年時曾先後在廈門集美高級師範學校、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高等音樂學院學習。1936年以管弦樂處女作《潯江漁火》，獲得「日本現代交響樂作品」徵曲比賽首獎，獲國際作曲家協會交響樂公演首獎而在世界樂壇嶄露頭角，也是華人第一個獲國際大獎的交響樂作曲家。隨後擔任日本新交響樂團（NHK交響樂團前身）常任指揮期間，提昇了日本交響樂演出水準，此時對蔡繼琨在管絃樂指揮方面影響頗深。

中部「二二八事件」的一個真實面相

──由台中「吳振武事件」探索

個人研究台灣歷史，基本的態度是探索真相，尤其，力求呈現歷史悲劇的真相。

我拒絕政治正確的「一言蔽之」……

希望我們先民的悲哀，不只成為政治陣營可以定期炒作的資產，

希望我們共同看清整個悲劇的來龍去脈，它將有利於讓我們的子孫跳脫歷史悲劇中，那屬於命運撥弄的枷鎖。

今天關心二二八事件的人不少，但是真知道吳先生的人，似乎不多。

吳振武先生在二二八事件時，是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下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在其前，國府海軍總司令桂永清[1]已面請吳氏擔任中國海軍陸戰隊的組織者。

首先，讓我們根據日據時台中州州立台中商業學校畢業，曾為台中的和平與安全盡力的，二二八事件後入中國海軍擔任吳振武先生副官的李碧鏘先生之回憶，來理解吳氏的重要性。

他對於吳振武先生的描述是這樣的：

「日據時期，受日本教育的台灣同胞對唯一考取大日本帝國海軍兵科預備學生，而後升為海軍大尉的吳振武咸認為是最光榮的事‧…。他是日本東京高等師範體育科畢業，…二次大戰時，被調派海南島，日本海軍海南警備府直屬第16警備隊大隊長、任海軍中尉，終戰前升為大尉，為當時台灣人最高的軍官。……日人士官士官長們看到吳中尉卻不敬禮，於是吳中尉就把日本下士軍官叫來左右巴掌打過去，這一打吳中尉就出了大名‧……台灣同胞都刮目相看吳振武，並稱許這一掌真有歷史意義。」

「吳振武在館山砲術學校接受嚴格鍛鍊，畢業前，校長與教務長要求他改日本姓名，理由是他畢業就成為日本的軍官，而且還要指揮日本官兵，面對此一問題，吳振武回答道：『讓亞洲各國人民知道台灣人也能成為日本海軍軍官，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本人認為沒有更改姓名的必要。』……在日本海軍日本長官面前做以上的答覆需要很大的勇氣，因此，日本長官對於吳振武的勇敢與認真，苦笑著說：「好！好！這樣也對，司令部方面就由我傳達好了。」〈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386〉

「日本戰敗後，駐於海南島的日軍司令官向吳振武說：『據說，中國方面認為台灣同胞為漢民族卻淪為日本軍的爪牙，迫害中國人，身為領導者的你可能被當做漢奸、賣國賊遭槍斃。所以你來我們日本人的收容所，將來好一起回日本。』吳氏聽了之後，凝視司令官答道：『把將近一萬的台灣同胞帶回台灣是我的責任，我不能只為一己的安危而置他們於不顧，否則我將遺臭萬年。如要判刑，我只有在軍事法庭上據理力爭，縱遭處刑也不後悔。』……振武先生一生不屑辯解，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終戰後，……二二八發生的1947年一月左右，中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來台灣視察……發現如是卓越人才……二二八剛發生，台中市鬧得天翻地覆，吳振武被認為是首謀暴動份子，陳儀下令通緝；桂永清知道後至急來電吳振武「來京一見」，並另通知國大代表林朝權及台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設法將吳振武送回南京海軍總部。吳振武報到後，隨即被任命為海軍少校參謀。」〈同上書，頁387〉

由上述可知，他應是個在實際戰事中有領導能力，且具有領導地位的重要人物。如果他真的以其威望領導台中地區的武裝起事部隊，確實可能造成更大的局面。那也就難怪當時他被槍傷住院的事，我們要稱為「吳振武事件」了。

當然，史實，應該只有一個，但是其主要的流行說法卻有四種，

一、 周明談吳振武槍傷。

謝雪紅與楊克煌確有過這樣的猜測。……三月四日，謝曾派兵逮捕了三十多名正在密謀暗殺她的cc份子，三月五日，我從台北來到台中，第一次在作戰本部見到謝時，有三四個彪形大漢……謝神色緊張對我耳語：「你別離開我，顯然這些人想對我下毒手。」大約是三月六日下午，謝雪紅、楊克煌和吳振武同車出巡，謝對吳講了許多深明大義的話，吳終低頭不語，直到臨別時才說句：「謝先生我以前不認識您現在我對您有所理解了。但我有難言的苦衷，對我今後的行動請您諒解。」就在這天晚上，吳受傷了。謝楊兩人根據這些前前後後的事實推斷吳可能奉命暗殺謝，但聽了謝的一番話後不忍下手，……為了搪塞他的cc派上司，便以受傷掩人耳目。〈葉云云編寫，證言二二八，人間出版社〉

二、 經李筱峰、李喬、張炎憲三位文史學家

修改後的小說體傳記〈辛酸60年，上冊，鍾逸人著〉裡的吳振武先生。

「吳振武，高雄旗山人，乃十幾年前曾經『爲台蕉輸日盡瘁』，卻換來『金碗事件[2]』轟動台日兩地的男主角吳振瑞之弟。『體專』畢業後參加日本海軍陸戰隊，在海南島屢建戰功，由海軍少尉升中尉，戰後未回來台灣以前它也曾經為國府立過不少汗馬功勞。……」〈辛酸六十年，上冊，頁465~467〉

「請吳振武先生擔任我們的隊長，我則自任參謀。……吳隊長不肯就任，一再推辭。其理由是，…他是出外人，對台中人地生疏，再者他從海南島回來不過半年多，有很多事情還都摸不清，……我緊接著向大家宣佈：『……我是顧慮內外情勢，及看在吳先生過去在日本海軍的一段寶貴經驗，以及它所具備在海南島回來這一群台灣青年中的號召力。』……我並未具備實際作戰經驗，我過去在日本陸軍，也不過當一名陸軍囑託，我怎麼可以擔任作戰部隊的隊長呢。……吳振武終於勉為其難地接受擔任『民主保衛隊』隊長。」〈頁467~468〉

「他自從3月3日下午脫離民主保衛隊，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有人甚至說他與陳儀軍暗通款曲，這似乎不大可能。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簡直不可思議。這種中傷毀謗，實在可怕。不過他行蹤神秘卻是事實也許因此才引起部份人士的猜忌與誤會。」

「『你想看他麼？』廖老師問我。……躺在病床上的竟是吳振武。奇怪！身體那麼強壯……他慢慢地坐起來回我說：『前天晚上，大概兩點左右，忽然聽到碰的一聲槍響，以為附近發生了什麼便停下來掃視周圍，因為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又起步趕路回學校，忽然發覺右大腿有點酸痛，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中槍，原來是自己遭人暗殺！』等他說完，我又詳問他：『可能是那一方面的人幹的？……』他都說沒有，不知道。」〈上冊，頁531~532〉

三、未註明修訂者的鍾逸人著〈辛酸60年〉下冊。

「1955年，……一位姓施，操著泉州腔，『二二八』中在台中師範將中槍負傷的吳振武用擔架送往台中省立醫院的少年……將八年前發生在中師的槍擊事件內幕，一五一十告訴我。……依施俊龍的記憶，彷彿是1947年三月三日下午，民主保衛隊成立，……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另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他們最後見到吳振武時，彷彿是『二十一師』進駐台中的五天前晚上十點左右。吳振武表情凝重……以一反往常的嚴肅，改用輕鬆口肳叮嚀大家：『今晚可能會發生什麼變故，希望同學到時別驚慌……如果我身上發生什麼，悄悄用擔架將我扛到省立醫院某棟病房，交給某某醫師即可‧…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大家……將他扛往省立台中醫院。經手術治療後，當夜又轉送……佑吉外科醫院。』。

「由海南島被遣送返台還不到半年，在二二八中夾在聽命警總柯參謀長的直接長官洪炎秋校長與紅色人民協會派──謝雪紅等人之間，又有從海南島回來即面臨失業和饑餓，及腐敗無能的政府。而夾在蠢蠢欲動的老戰友們之間的吳振武，的確承受很沉重的壓力。況且，急欲建立『中國新海軍』的桂永清已透過台灣省體育會總幹事林朝權的管道向他招撫……採取舉槍自傷的苦肉計，以便接受國府的招撫，勿寧是較合情理。」〈辛酸六十年，下冊，頁248~250〉

四、即前述二二八事件中與吳振武相識，二二八事件後，避入中國海軍擔任吳振武先生副官的李碧鏘先生之回憶：

「三月六日晚，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吳振武從家裡要回師範學校，走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時，忽聞一槍聲；當時也沒感到身體怎樣，過了一會兒，它的腳筋慢慢隱引作痛，只有忍耐著痛苦走回學校。這時他的副官黃演廣〈吳在海南島時海軍陸戰隊通譯長〉看見吳很痛苦，馬上扶他坐在沙發上，吳呻吟按住自己的大腿說『腳脛被打傷』。這時正好國大代表林朝權進來，大吃一驚：『快送去醫院……』，於是兩人合力把他抱進校長公務車，送到台中聞名的李佑吉外科醫院。」〈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390〉

然而，其史實應該是什麼？

第一種說法，周明是當年「第八部隊」隊長鍾逸人的副官古瑞明〈「第八部隊」即後來的「二七部隊」，根據「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408，「二七部隊」之警備隊長黃金島之用語。〉的化名，延平大學畢業，是台灣共產黨名人謝雪紅麾下大將。其所提供資料自稱來自謝雪紅，聽來神奇，真是那麼樣的嗎？事件當事人已故去，無法求證，似乎只能擱置。而這「第八部隊」之名如何而來？是否與紅色的「八路」有關，與本題無涉，不論。

第二種說法，鍾逸人該回憶錄上、下兩巨冊，內文1000頁以上；是當年黨外民主運動散播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聖經」〈上冊，1988出版，日據時代到二二八被捕判刑間的回憶，〉〈下冊，1995年出版，獄中回憶〉，鍾氏在獄中被國府因他是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裝部隊部隊長而關了17年出獄；1978年，在作家李喬的懇切請求下寫出該自傳，其在二二八事變後30年，還能記錄得如此詳盡，真是不得了；而據該書鍾氏自序稱「尤應感謝李喬、張炎憲、李筱峰三位先生百忙中替我推敲校訂」，我們不知三位堅強的獨派大將，根據他們的「政治目標」，推敲校訂了多少真相，「改正」了多少面目？

第三種說法，在「辛酸60年」下冊中，對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記載又是怎麼回事？

──不過，更重要的是，鍾逸人巨著中有在台中師範組織「民主保衛隊」一段，自稱由鍾召集學生隊推薦吳振武為隊長而自居於「參謀」，其後，據其說，「隊長吳振武……就一直未見回來。遍找無著，不知去向。整個民主保衛隊群龍無首」，吳真是不負責任！？

然而，曾在日本海軍兵學校作吳之學弟，自稱先在謝雪紅處組織隊伍，後來轉到台中師範戰鬥隊，最後又隨吳入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楊子榮的回憶中卻是如此的「三月一日〈星期六〉早晨，黃演廣〈前海南島吳振武部隊的通譯長〉趕到……仍稱吳氏為隊長，並且告知可趁機報海南島之仇，等不及吳氏回答，它便飛奔出去招募弟兄了。翌日為星期日，……從南洋返台有實際作戰經驗的青年……陸續不斷的聚集……人數已近兩百人，因此吳振武就叫他們進入禮堂，…他們自行選出小隊長及分隊長，……吳氏上台大聲宣布：『現在任命戰鬥隊隊長之人選。站在台上這一位〈按：指楊子榮本人〉是戰鬥隊隊長，一切戰鬥任務由他負責執行，本人則為總隊長，負責對外之交涉。』」及「當晚，吳振武擦槍，突然轟然走火，……我和黃副官一同送他到李祐吉所開的外科……吳氏……一直說：『……此後隊上的事要全交給你了』」「後來，我得到一個情報，……我又往李外科，與吳氏徹夜討論，兩人討論的結果意見一致，……當前已達到某一程度的目的，不能再讓今後肩負建設台灣重任的台灣青年平白犧牲，因而我們決定解散戰鬥隊。三月十二日，早晨，我叫戰鬥隊450名隊員全部在操場集合，整隊之後即宣佈解散。」；這裡說的過程，最後吳氏把責任交給楊，楊與吳氏「徹夜討論」，明顯是負責到底，與鍾所述完全不同。〈上引文見於「口述歷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中研院近史所印行。可印證在李碧鏘的文中，楊是治安維持隊長，吳是治安維持總隊長，也沒有「民主保衛隊」之名〉

加上，印證鍾逸人在後來「二七部隊」的警備隊長黃金島的筆下〈黃氏，日本海軍出身，服役於海南島，因參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後避入吳振武所部海軍陸戰隊〉，卻說「古瑞雲任鍾逸人的副官，他……人相當活潑，體格也不壞，所以大部份事情由他發落，以致鍾逸人反而不知在做啥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408〉──那麼看這位鍾逸人在上、下兩巨冊的話，研究者又該如何採信呢？

第四種說法，與本文開始探究吳氏的地位時，所提供的可敬資料，都是吳振武先生的崇拜者李碧鏘、黃金島的回憶。當時李並不在現場，當然只能當做參考。

然後，我們要指出的：

首先，可注意的，是鍾逸人的回憶錄在對於吳振武相關問題上，有時十分粗糙而模糊，不像校訂者李喬〈文學名人〉、李筱峰〈政論名人〉、張炎憲〈史學界名人〉過去處理資料的專業形態；

例如：在吳先生值得崇拜的表現上，李碧鏘列出四項吳氏出類拔粹的可敬表現，鍾氏與其校訂者僅以粗糙、模糊而跡近胡扯的「在海南島屢建戰功，由海軍少尉升中尉，戰後未回來台灣以前它也曾經為國府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一句話，就想當然爾地帶過。是鍾氏真不知吳氏可敬的這一面，還是他與其校訂諸名人絕不認同於這可敬的一面？

其次，再看離奇的，是鍾氏與其校訂者對於吳氏受槍傷冷嘲熱諷的處理，竟是那樣「努力」，以本文前及的資料看其成果：

1、 在介紹當年的吳氏時，為何以取那發生在本事件後20多年的家族事，來調侃吳氏的重要經歷？其所謂「乃十幾年前曾經爲『台蕉輸日盡瘁』，卻換來『金碗事件』轟動台日兩地的男主角吳振瑞之弟。」

與當年的吳氏何干？同時，又將吳氏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體育科，說成是「體專」，是由於鍾氏本身考上過東京外語學校法語科，就能如此輕蔑於人麼？

2、 在第二段引文中，由所謂

「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有人甚至說他與陳儀軍暗通款曲，這似乎不大可能。」

先說得像是真很信任吳氏，但是話題一轉，由褒揚的「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竟轉出重大的罪名，所謂「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簡直不可思議。」然後再轉出具有尖刻猜忌的同情，那所謂「這種中傷毀謗，實在可怕。」以及再引讀者可能強烈猜忌的所謂

「不過他行蹤神秘卻是事實，也許因此才引起部份人士的猜忌與誤會。」

其行文轉折三次，然後落實其所欲導引人們對於吳氏「與陳儀軍暗通款曲」的猜忌。真是努力得十分辛苦，也實在很有成績。只不知這是坐牢17年的日本外語學校法語科的鍾氏之文筆，還是三位校訂名人的精心業績。

可惜，如果沒有上面李碧鏘為我們列出的四項可敬的表現，我們幾乎真要接受他們所製造的罪名。但是，讓我們知道吳先生有那樣高潔的人格，我們怎能相信他們草率羅織的罪名？

其三、在「辛酸60年」下冊中，對於吳氏遭槍傷竟是學生參與其事的新解。

在談此事時，我們要先想像自傳的傳主，寫作時應該對所有過去經歷的事都已知道，怎可能上冊寫到吳振武受槍傷時，不提另一已聽說的重要說法〈如其所說是1955年得知〉卻將此說法放到1955年的時刻才敘述？因而，讀者應可合理的懷疑，該資料不是鍾氏於1955年得知的，而是在上冊出版後，自身〈包括三位校訂名人〉對於該問題的處理深度不滿，因而再行處理的段落。

同時，我們再檢視，該新說法中的疑點。

1、 施姓少年當時何以會如此重視吳振武的行蹤？否則怎會有所謂

「……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

是每天學生都會如此注意教師的行蹤嗎？──讀來只覺得是為了順著上冊鍾氏的所謂「他自從3月3日下午脫離民主保衛隊，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說法而已──

2、 至於，對吳氏受槍傷事件經過，在下冊中別出新裁的描述：

「彷彿是『二十一師』進駐台中的五天前晚上十點左右。吳振武表情凝重……以一反往常的嚴肅，改用輕鬆口肳叮嚀大家：『今晚可能會發生什麼變故，希望同學到時別驚慌……如果我身上發生什麼，悄悄用擔架將我扛到省立醫院某棟病房，交給某某醫師即可‧』…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

真有這樣的可能嗎？在傳說陳儀已派出許多武裝國特到台中，且部份已被捕的情形下〈請參看「辛酸60年」上冊，頁481~482對此事件的說法〉，吳氏怎可能把這樣自行槍傷的大事，就透露給學生們，在各方對立中，不怕走漏消息？如果透露給學生，那是為什麼？有此可能嗎？據說，吳氏曾為了部份學生兵，只有14、5歲左右，很像娃娃兵。看到這些娃娃兵，就把他們集合起來。訓斥道：「你們都是小孩，武器操作都不懂，怎能作戰？」吳即命令解散，要他們回到父母身邊。〈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頁391〉；如此照顧學生兵的吳氏，會把如此重要的事，扯上年紀也比娃娃兵大不了幾歲的中師學生嗎？

3、 對於受槍傷後的處理，在下冊中別出新裁的處理是：

「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大家……將他扛往省立台中醫院。經手術治療後，當夜又轉送……佑吉外科醫院。」

卻是和在上冊中與鍾氏親身聽自吳氏自白的：

「前天晚上，大概兩點左右，忽然聽到碰的一聲槍響，以為附近發生了什麼便停下來掃視周圍，因為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又起步趕路回學校，忽然發覺右大腿有點酸痛，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中槍，原來是自己遭人暗殺！」。

在時間上全不能相合，換言之，若吳氏真如施姓少年所稱是在該時間動手，在向鍾氏自述槍傷時，何必偽造時間，由十時至午夜兩點之間，近四個小時，倘有人看到吳行蹤，豈不壞事？更何況，就所知吳氏是一六呎高的魁梧壯漢，學生扛他七手八腳，趕赴醫院，怎會是好的安排？

因而，我們乃更能肯定前面懷疑的合理性，認為該資料不是鍾氏於1955年得知的，而是在上冊出版後，自身〈包括三位校訂名人〉對於該問題的處理深度不滿，因而再行處理的段落。其中充滿了處心積慮的醜化與攻擊的痕跡。

探索初步結論

而相對於此，我們乃能以上引的第四種說法為主軸，引出吳氏受槍傷過程最合情理的說法，即：

「三月六日晚，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吳振武從家裡要回師範學校，走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時，忽聞一槍聲；當時也沒感到身體怎樣，過了一會兒，它的腳筋慢慢隱引作痛，只有忍耐著痛苦走回學校。這時他的副官黃演廣〈吳在海南島時海軍陸戰隊通譯長〉看見吳很痛苦，馬上扶他坐在沙發上，吳呻吟按住自己的大腿說「腳脛被打傷」。這時正好國大代表林朝權進來，大吃一驚：「快送去醫院……」，於是兩人合力把他抱進校長公務車，送到台中聞名的李佑吉外科醫院。」

不過，參考前吳振武在海軍兵學校的學弟，自稱因吳氏而由謝雪紅處轉至台中師範吳振武麾下，任戰鬥隊長，後來隨吳至中國海軍服務的楊子榮的簡單回憶：

「當晚，吳振武擦槍，突然轟然走火，……我和黃副官一同送他到李祐吉所開的外科」

因為，李當初不在場，同時黃副官一人不可能把高大的吳氏送醫，以隊長與副官送總隊長就醫，應屬合理。

而二二八當年還是相當禁忌，林朝權原與國府關係很好，人在大陸，與吳也有舊，但楊在台，若牽出謝匪的關係是很危險的，雖知道楊恐怕也會迴避，以維護之。所以，傳述時林朝權將楊子榮轉為自己是可以有若干理由的。

此外，確實不少當年不同陣營的相關人士，都將該槍傷視為擺脫困境的苦肉計，而居住美國的吳振武先生自身又不肯說明，因而，我們應可將事件釐清到吳氏應該是自傷由楊子榮與黃演廣送醫住院的程度。〈按，自傷應確是最安全的擺脫困境的方式〉

深入探索的問題──動機問題

上述的探索，雖然，為我們把事件進行的過程，由「辛酸60年」一書所造成的迷霧中，大要地廓清了出來，但是，就整個問題言，還沒有處理大家所關心的關於吳氏的動機問題。

其一，真的可能是第一種說法嗎？──因為，謝雪紅的自認為「大義懍然」。〈記得嗎，黃金島居然說「二七部隊」原稱為「第八部隊」，台北公車號數雖多，永遠沒有八號車。〉

其二，真的是第四種說法嗎？──因為牽涉在紅藍的壓力之間，難以自拔？

其實，細看以上兩種理由，何其相近──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接近宗教的世俗理想，確實可能出現這樣的道德場景。謝雪紅的自信，永遠存在於若干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之間，因而，謝氏對吳說教，非不可能，效果如何，則不可知。而二二八的情勢，何其複雜，吳氏以其在本文初段所表現的風格，他會希望為自己維持自身的處事原則，是可以想見的；在此，鍾氏在其下冊的回憶錄中，把複雜的情勢提出來強調是對的，但是，史實應該更為複雜──似乎，鍾氏與其校訂者諸名人，如前所及，他們只想自身的目的，並不想真的呈現全部的真相〈例如，美國與日本與二二八的關係皆無提及，即其一例〉。

更複雜的是什麼？

請審視以下相關的前引資料：

「我是顧慮內外情勢，及看在吳先生過去在日本海軍的一段寶貴經驗，以及它所具備在海南島回來這一群台灣青年中的號召力。」

「依施俊龍的記憶，彷彿是1947年三月三日下午，民主保衛隊成立，……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另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吳振武被推派為隊長的原因，確是他在海南島的歷史經驗，但是，為何他又要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是否，這其中應該以些什麼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得他不想把「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進入「純『中師學生隊』」裡？

如果，我們擴大取材範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與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尤其與由海南島回來的退伍軍人〉的相關資料：

上引二七部隊警備隊長黃金島的回憶中曾及：

「在二二八中領導民軍與國軍作戰的，大多是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

在吳濁流的回憶錄中有：

「失業者非常多，而從海外回來的青年幾乎完全失業。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並且經過了非常困難才回到台灣。」〈吳濁流，無花果，頁190〉

「一群青年……迅速地把市內警察局的武器接收下來了，這批青年主要是以前的軍夫、軍屬、志願兵等，他們手無寸鐵，竟能那麼勇敢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裝。」〈台灣連翹，頁179〉

由上述資料看來，一面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在二二八事變史實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是否也就凸顯了吳振武在戰爭期間的崇高地位，如果此時登高一呼，確實其意義絕非凡響──於是，關於吳先生自行槍傷的動機問題，倒像是回到了頗類鍾逸人在其「辛酸60年」上冊中所曾提出的疑問：「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

然而，史實究竟如何？有著崇高風格的吳先生，首先，被鍾氏逼成隊長的他，有「出賣自己的同胞」嗎？他脫離「治安維持隊」及解散「治安維持隊」，使台中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創較少，加上，如黃金島所稱「我在二二八後過著流離逃亡朝不保夕驚惶的生活。而投靠吳振武的海軍陸戰隊，到了左營兵營後發現，到那裡報到的，有不少人是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他能算是「出賣同胞」嗎？

換言之，到此為止，由他接納「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的動機看，至少是「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參加者，這與前引其「愛台灣」的態度，是一貫的。因而，才願意以其自身特殊的地位，甘冒被牽連的危險，而加以庇護。

不過，既然願意為自身的同胞承擔那麼大的責任，又為什麼當初寧願「自行槍傷」，也要擺脫當時為自己同胞迎接新時代的大責任？──只是當時判斷錯誤麼？──是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他作出那樣的判斷？──據說，他的海南島軍中同袍確如前引我們台灣文學家吳濁流所說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那麼，何以，他拒絕成為領導者，成為摩西帶領其子民出埃及？──只是桂永清先生已答應重用他，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就妥協了？

史實是什麼？可能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但是，當歷史的種種資料不斷浮現時，史實確會往往越來越清楚。那是在海南島曾經發生的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故事，身為海南島日本海軍海南警備府直屬第16警備隊大隊長，是當時台灣人最高的軍官，相信他一定也會知道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重大故事。

那是在受了皇民化教育與軍事訓練後的台灣人中，有人曾經在海南島對於當地被輕視的「支那人」發生了悲劇。據一位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如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

「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這些，具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應該一定知道。自己的同胞呵，他一定深惡痛絕。因為，出身於教育專業的他，東京高等師範的素養，一定知道日據下台灣被吳濁流稱為「完全和訓練狼狗方式相似」的軍事訓練〈台灣連翹，頁95〉──所謂：

「把公學校畢業生全部納入青年團的組織，加以訓練；……每週舉辦一天，……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的身上。」〈吳濁流，無花果，頁82〉

也一定知道這種軍國主義極致的教育，其宰制到可同情的極深程度──可見於下例：

「對老師的尊敬程度，從我下面說的這件事就可見一斑。有一位日本軍事教官，非常嚴厲，……日本剛投降時，許多台灣人會去打有宿怨的日本人，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也計畫去找這個日本教官算帳。剛看到他一個人在園子裡種菜，卻突然有一位同學大喊：『敬禮！』於是我們大家都列隊站好敬禮。教官就說『好好……過來幫我種菜吧！』我們幾個同學本來要去修理教官的，結果反而幫他去種菜。……」〈台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張豐緒，頁52〉

在那樣的軍事訓練下，有些台灣人極可能在某種命令或暗示下，實在已到了別無選擇的悲慘地步。

更悲劇的，以他的身份也一定知道，另有一群群的台灣人，則以自身的生命做了相當崇高的選擇：

例如，有位我們台灣人警察的回憶是：

「日本軍人對海南島我同胞實在太殘暴而沒人性，每當我以警察身分出面干涉，不但無效而且連我自己都要被日軍毆得遍體鱗傷；其次，是日人如要殺人，不問青紅皂白，祖國同胞不知多少人枉死……我和同班台籍志士三人起義，逃出後在山區迷路，日軍動員四千人圍捕，幸被游擊隊保安七團救援，始免於難。……游擊隊特別宰豬表示歡迎我，並命我當中尉排長，後來並代理連長，繼續從事對日諜報及滲透工作。」

另有位被派到海南島農場指導員的農校畢業生的經歷是：

「接獲日本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命令，派任海南島農場指導員……每天辛苦勞動十小時以上，隨時都要遭受日本人的打罵，而且伙食是分明的，日本人食好的、住好的，講究衛生，台灣人食的是爛魚白菜湯，既不營養又不衛生……（1940年）農場突接日本海軍命令……令我負責先行調查市場狀態，從此可以整天在外廣泛的與中國人接觸，……雖然初見，但彼此都很信任，這大概是由於血管裡流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吧……經過無間斷與台籍軍警人員秘密聯絡結果我們的反抗力量逐漸有了規模；日本軍營中高通譯、歐通譯，特務部的林通譯、楊阿香、廖雲、周順，日本國際電信局何阿木等同志，均同意參加我們的抗日陣營。」

這些，對於品格受景仰的吳先生，會是怎樣的衝擊？然後，他經歷了日本投降後，在海南島與廣東，那段吳濁流先生所提起的「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的日子──他一定比許多人，對於那個時代裡，我們台灣人被撥弄的種種，有著更深刻的重要感觸。

是否，因此，在他處於那個新時代既將來臨的環境裡，雖然，有一些子弟兵已挺身站上的時代的第一線，他卻在那似乎極重要的時刻，以極不得已的自傷行動，作了他慎重的抉擇──為了理想中只有強盛，才能避免被撥弄的祖國，他斷然行動，把當年在海南島，他沒有機會實現的，可以拒絕被撥弄的理想，這次在現實中正式作出他的抉擇。

相對於此，二二八事件，在族群問題上，我們見到了當年一個台灣族群被強烈撥弄的面相。因為，如果我們看到了其他方面的資料，例如：

以批判日本據台史著名的戴國暉教授，童年親聆鄉人所傳達的慘劇可見：

「我們村子也被拉去一人當軍伕，記得他大概幹了一年多吧，……拿了一個八等瑞寶勳章退伍下來。我的父親為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我家來吃晚飯。……目的是想聽聽……報告他在廣東的所見所聞。………良久，軍伕壓低了聲音，慢慢地開始細訴日本兵在我們家鄉幹的種種暴行，如何慘絕人寰，如何動人心魄，其中包括獸兵強姦了我們中國婦女之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他捅死……當時，在蚊帳裡偷聽大人講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本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這事發生得太突然，以致大人們全給嚇得面無人色……」

此外，後來成為人權工作者的林歲德先生，在南京附近所經歷的屠殺：

「1938年夏天，我被動員參加南京周邊的討伐戰役；……某日我和古參一等兵一同進入村中，進行民宅搜索。……我從右側進入，發現有一名老太婆藏在屋內。不良於行的老太婆抱著五個月大的嬰兒，磕頭如搗蒜，哭著哀求我『救命』，一陣迷惘間，那老太婆抬起頭，使我大吃一驚，……她的面貌和我母親太相似了。於是，我隱瞞關於老太婆的事，……但走出房子沒幾步，嬰兒突然哭出來，一等兵立即回頭，發現了老太婆與嬰兒。他當場將我打倒在地，雖然我咬牙忍耐，但仍遭痛毆。我對他說：『這老婆婆不能走路，嬰兒也不會成為我們的敵人。』結果又招致一頓毒打。他大吼：『你是台灣人，才會想放過他們，這老太婆可當連絡員，這嬰兒長大後會變成八路軍。』於是一等兵便用刺刀把老太婆和嬰兒刺死。……殺了老太婆及嬰兒後，一等兵餘怒未消，又用槍扥毆打我……當晚我在懷恨中哭了一整晚，……」

加上，當年，大戰結束後，身在國府的台灣人丘念台，美國軍方竟然直接對他傳話：

「您回台以後，如果感到民眾不滿現實政治，不妨和我們聯絡，我們軍部派有人在台灣，我現在寫一封信介紹您去見他，希望時常和他保持聯繫。」

在台灣，則美國著名的台北副領事，海軍情報官柯爾在其名著「被出賣的台灣」中，則描述了當時美國撥弄的作為：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

這些，以吳振武的身份，我們不知美國是否也有人向他接觸，或者他曾經讀過那些小冊子，在1946年初，美軍情報人員，公開在路上，透過譯員訪問民眾的政治傾向的往事，他一定也聽人家談論過，而有深刻的印象吧。

況且，還有雖然名為「無條件投降」而離開台灣，日人除了留下皇民化運動的種種「問題」外〈可參看吳濁流之台灣連翹，頁193、196〉，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臨去伏筆更是不少，例如，由時人所謂：

「最麻煩者為日產家屋租用問題，善鑽營者，與日人勾結，租用即成事實，以期獲得優先權，並向各方活動，余亦感覺煩惱，利之所在，鮮有不趨之若鶩者。」

加上更有將應該充公的日產轉移給過去相親近的台灣人，自然更引起其他台灣人的不滿，當國府尚未來台前，爭奪日產的衝突，已為我們社會埋下了不安的因子。即其一例。而為我們台灣人所不知道的惡毒暗招，例如，威逼林獻堂先生不准出席1945年9月9日南京舉行的中國受降大典，當天林先生的財經顧問陳炘也未出席。加上其前威脅林先生擔任「台灣自治運動委員長」，種下兩岸的誤會；其他，如，與上述南京受降同日，日人鹽見俊二，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親自由東京押運一飛機台灣銀行大額鈔券抵台，以發給欠薪與預發半年薪資與退休金為名，散入台灣市場，吸取大量物資，造成我們台灣社會金融，在國府來台前就已有潛伏之巨大通貨膨脹，而外表則作出投降者讓人同情與敬佩的掙扎苦況；其實情，此地不一。

唉，那是怎樣一個被撥弄的時代！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怎會甘心被撥弄。

至於，歷史的悲劇當然不應是冤冤相報；但是，人類並不是全然理性的。例如，國府當年的問題實在不少，應該負起其應該承擔的責任；但是，歷史悲劇的真相，並不容易犁清。

以吳振武先生言，處在被撥弄的大環境裡，他付出相當的代價，成功地跳出被撥弄的情境；想來，後來在「二二八事件」後，他以中國海軍少校身份，負責返台召募海軍陸戰隊隊員，又見到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同袍而決定加以庇護時，他對於自己竟不僅能拯救自身，更能拯救那些被撥弄的同袍的事，一定是極為快慰的吧。

但是，他怎知道美蘇冷戰的棋局已經逐漸成局？自己所跳脫的，只是一時的、一地的那個現實。那時白色恐怖所撥弄的巨大幃幕正在形成，二次大戰後，海峽兩岸分離而受撥弄的另一段不幸歷史，再度展開。直到6000億軍購的今日。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上等兵退伍 泥土敬撰於2004、8、8

修訂於2005、12、24

[1] 桂氏，黃埔一期生，東征、北伐中身先示卒，受賞識，曾奉蔣之命往德國留學軍事；返國後負責處理德國軍事顧問來華訓練國軍事宜；發起並出任蔣嫡系的「復興社」之中央幹事兼訓練處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據稱所訓練的軍隊雖少，但在守南京中山陵時，曾擊敗日軍，表現頗佳；但1938年「蘭封會戰」，雖親赴前敵，未能達成蔣當日取勝的軍令，因失守而被撤職返任軍委會戰幹團教育長，極受指責；1940年奉派駐德武官；1944年為駐英武官，軍事代表團團長；1945年，任海軍副總司令，負責整頓海軍三派系；1947年，任海軍總司令。1954年，卒於參謀總長任上。〈中山陵之事，見於「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蔡淑瑄、潘淑芬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印行，頁12〉

[2]這是當年大案，吳振武之兄，即高雄青果合作社負責人吳振瑞，被揭發於1969年以大小金碗賄賂眾官員；據稱，其中內政部長徐慶鐘曾來電以操守自清，未被揭發；其他高官如徐柏園、蔣彥士皆赫然在列；此案，該社23人被處徒刑。該案主嫌吳振瑞後人曾於解嚴後，意圖翻案，稱「多數農民則不管相信與否，都對吳存有好感。因為在他主持高雄青果社的十年間(1960─1969)台灣香蕉一片榮景，蕉農確實賺了一些錢，自然要心存感激了。」〈見於「為蕉界功臣吳振瑞冤案平反 憶往(上、下)」，馮清春著，「台灣公論報」2004/7/29~30〉，然，張憲秋在其「農復會回憶」稱，「農林廳、農復會、青果合作社與省農會在蕉農謳歌聲中快速動作，合作無間。香蕉於1963年出口值僅約700萬美元，1964年增至2,900萬美元，1965年增至4,900萬美元，1967年達最高峰約5,200萬美元；其後因美國自厄瓜多爾輸出香蕉至日本，後更在菲律賓大規模植蕉輸日，台蕉輸日乃漸減。」〈該書，農委會印行，頁68〉；可見所謂「十年榮景」，應屬有誤；其他，有攻擊李國鼎之弟或有政治鬥爭之說；最近日人有老記者談日本右派發展與其掌握輸日香蕉特權有關，因而該案或有值得再研究之處；但該書中故意在此提吳振瑞的案子，實在有任意牽拖之嫌。〈可見於「日本政界的台灣幫」，本澤二郎著，吳寄南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這是我不能不貼出來的，尚未充分完成的 關於「基隆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報告 忍痛掙扎著，忍耐多年了。。。

問題絕非只是「有」或「沒有」的是非題啊

請大家認知到，它雖然未完成，然而，我是真誠的。。。

年輕時，我曾經願意奉獻出我的生命給社會

如今，為了我們社會的前途，我不能不把我不成熟的作品提供出來，一如我當年獻出我的生命之嚴肅。。。

請大家沉思 以下，是我的未完成的研究，我敬愛的基隆的朋友們，如果有人讀到此文，能提供資料，讓我們看到當時更多的真相，讓我們今天的社會，能夠避開許多原本不必要的衝突，那將是我們社會怎樣的福氣。。。

個人謹在此向您們叩首感謝。。。

關於「基隆二二八」，極悲慘的，人類精神墮落之研究

                                             ──由鍾肇政大老的資料研究

在關懷與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情境中，「基隆二二八事件」是我最感沉重的一部份，因為，在所有「二二八事件」中，基隆二二八事件可能是死傷最多，也是最殘酷悲慘的一部分，我名之為「人類精神的墮落」。

我所得到的解讀訊息頗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雖然很有力，但是，它指向一些我無法追究的間接來源。以我過去研究的態度言，我不會加以公佈，但是在今天二二八事件一再被炒作，某電視台甚至特別製播「基隆二二八」的部份悲慘記憶之後，為了及早澄清這個慘案的面貌，我認為慢慢的抽絲剝繭已是緩不濟急，所以，我決定先把我已發現的資料公佈，請關心史實全貌的各界朋友能一起提供各自的訊息──還給社會真相吧──

為了我們社會共同的未來。

在一般研究中，對於「基隆二二八」的悲劇，藍營可能由於無法面對那可能是先人的錯誤，而有矇混過關的傾向，綠營則對之理直氣壯，痛心疾首，高張悲情幾至無以復加的程度；筆者沒有藍綠色彩，坦誠其悲慘確實已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然而，那些慘事，不只有類似日軍在華所做的，以鐵絲貫掌後，送到海邊槍斃或投海，更有讓人髮指的，死者竟有被切除生殖器官者，這簡直無人性的慘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覺得那才是更重要的，我們應該重視的問題。因為在事件後六十年的研究，絕不只是為了替死者伸冤，也不是為了找出那些可能已經亡故的加害者；而是為了弄清楚悲劇之所以發生；人的精神何以竟能扭曲到那樣殘忍的程度？我們作為那悲劇歷史的傳承者，我們能夠把過去的歷史當做教訓而理智地避免悲劇的重演嗎？否則，族群問題的巨大陰影怎可能自行消除？

以下，本文就為了處理上述「基隆二二八事件」裡該一重要問題，將先提出四項重要資料；

其一，也是最重要的獨派大老鍾肇政在其大作「台灣文學十講」中所提二二八事件中的周金波問題〈我讀到的時間大約是2005年前後〉；

其二是基隆地方人士的奇怪說法〈我讀到的時間是「基隆雨港二二八」與「八堵車站二二八」出版後的不久〉；

其三是本人過去所獲得的，過去從未聽說的一項新資料〈我聽到時，是1997年，當時，我妻病故不久，我去妻的學校辦手續，他的一位同事告訴我的〉；

其四，再研究周金波本身的特殊身世背景問題，

其五，最後，雖還得不到答案，卻可試著由某些交集，剖析這些資料對於該問題的意義──

以下，就由鍾大老所提問題開始我們的探究。

其一    台獨大老鍾肇政提供的周金波問題〈周金波就是周振才的長輩？〉

此是由有「台灣文壇之鬼」之稱的鍾氏在該書中所提供給我們的研究線索；看來除了他沒有理由造假之外，更應該不只是來自第一手的，更是絕對可信資料。 鍾氏，在該書中提到，關於基隆地方重要文學代表人物──留學日本返台的周金波的一段往事；他是如此說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皇民作家周金波，戰後他隱姓埋名了差不多四十年。……戰後二二八的時候，甚至二二八以前，他就是一個反抗國民黨接收人員、反抗國軍的具體活動者，很激烈的一個反抗人物。」〈該書，頁228〉

「可是文學方面，我不曉得他是不是怕人家知道……他姓氏也換掉了，幾年前他突然出現，……他被邀去演講。他把藏了四十多年的內心裡面的話通通透露出來，而且堅決表示是無怨無悔的，他寫一些皇民作品，他絕沒有後悔。〈同上〉

「……他是不是到現在還有那個皇民思想呢？我是不太清楚，不過他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什麼翻悔意思，他認為他那樣做是對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該書，頁229〉

讀了以上的敘述，您是否與我一樣好奇，這位周金波究竟是做了什麼「激烈的反抗活動」？
為何在該書中，我們完全被鍾氏隱瞞了，沒有見到任何描述；為何鍾肇政要隱瞞，但是筆下卻一再地以曲折的周氏「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翻悔的意思」與「認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來表示平素極為同情皇民文學的他，似乎自身主觀上也對周氏的作法難以認同？

在此，讓我們試考察一下，鍾氏是台灣文學界獨派大老，眾所周知，當國民黨時代，他在台灣文學巨擘吳濁流名下，主持吳氏的「台灣文藝」；深受各方器重，曾經屢獲國府文學大獎，在黨外民主運動時代，才漸轉型為獨派大老；他自李登輝時代以來，高據資政地位，平素對於國府可說絕無寬貸的表示。那麼，這位台獨大老是知道了什麼真相，他隱瞞了什麼讓他也不敢說出口的激烈史實，什麼使他似乎難以認同？鍾肇政先生的這一重要資料，是我們在過去所見的各種二二八研究中所從來沒有被觸及過的新資料，它讓我們似乎有了進一步探究的線索──前一資料所謂的「激烈反抗活動」，可能是什麼？

其二     地方人士提供的特殊線索──

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即有前述之慘況，大概人人知其嚴重性，非有親見目賭者，不敢傳述吧。不過，確有若干間接的抱怨式的說法，與鍾大老所表達的，似乎恰巧相反，前者不可說，後者似乎不少人知道；值得我們研究時參考。例如，「基隆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林清泉之妻林溯涼說：

「他們也沒有目標，都是亂捉；我也什麼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糊里糊塗被捉。真正的流氓他們不去捉，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無罪的人反而被捉走。……」

當時基隆深澳坑的里長江萬成所說：

「說到二二八事件，本人從頭到尾身歷其境。……本省人稱外省人阿山自始就看不起他們。緣接收台灣之國軍無論軍容與軍紀皆差於日軍故引起鄙視。後來變成要打阿山實在是台灣人不好，於是變成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最大的污點是真正的壞人走了，好人被冤枉而死。」

當時省訓團結業的翁來所說：

「當時在安瀾橋要塞司令部抓了不少人，其實抓來之人，不全是壞人，當時壞人大都已經逃走躲起來了，…… 」

以上三方面的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在基隆「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中似確有某些未能到案者，其身份似乎是大家都知道，他們做了某種易於被判斷為「壞事」的行動，但是似乎沒有人敢說出來的──是真的嗎？為何給我們如此的印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我們來看二二八事件前後在基隆曾經發生過什麼重要活動，又正好與周金波有關，是否有任何「激烈反抗活動」──我們確實看到了，那是皇民作家周金波於1992年受張炎憲等訪問時的自述：

「1946年5月4日，……這是台灣第一次遊行。……友仔〈筆者按：流氓〉…學徒兵…一般市民…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水產學校、光隆商職、基隆中學……以日本留學生為領導中心……我是押隊，走在最後……。」

「二二八時，我弟弟是在寶公學校當教員；……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那時我當里長，我父親楊阿壽是市參議會議員；……三月初八以前，路上有台灣人打外省仔，至於有沒有台灣人搶警察局的武器，我並不清楚，我沒有出門……」

周氏在1993年對日本學者演講時，其所描述內容則有重要的不同：

「1946年5月4日這天，……這時，以學生和青年們為中心的抗議行動，秘密醞釀進行。由於我家與廟庭相連，因此成了集合地點。……隊伍後方突然騷動了起來。我跑去一看究竟，原來抗議的群眾正和警察鬥毆起來，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就抓住我不放。」

以及他在該示威後他被逮捕後的不幸遭遇；其所謂：

「我被脫得精光，遭到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戰爭期間，我曾經驗過坐潛水艇奔逃，在疏散地遭受飛機的機槍掃射，但就是沒有刑求拷問這樣恐怖。」〈此段與後面日警刑求相關，故此強調〉

他在對日本學者描述時，似是有意隱匿掉了自身作為「領導中心」的日本留學生與押隊者身分的重要地位，可能只是為了讓日本學者更同情自己吧，似不足深究；但這卻顯然相當證實了鍾肇政所透露的內情可能有極高的可信度，它顯示了周氏在當年是個深涉時代動亂的皇民青年；然而，我們卻並沒看到似乎能被鍾大老稱為「激烈抵抗」，並且顯然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它雖是個應為社會廣泛知曉，但是並不是個值得大驚小怪保密的往事。

另一值得提出的，是周金波當年在日據下的成名作「志願兵」，是在大東亞侵略戰爭時期，由於鼓舞我台人從軍而獲得當局最高榮譽的小說。

其三      外省○先生的噩夢似的回憶 ──

此是光復初期來台，在基隆從事印刷業的○先生，於八、九年前，去世之際，於病榻上對子女談及二二八那年代，告白他曾槍殺一個舉槍瞄準著的青年，那有如噩夢的往事。

○先生之本省籍、他的老妻在旁，為榻前子女證實其所言；此資料由當時在榻前的其子某君，是我的著作「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的讀者與亡妻當年的同事，親口告我。這一聽來的事件，我沒有在它處見到或聽到；也沒有它與前兩事件直接相關的任何線索；但是，據說，它確實是當年發生在基隆的悲慘事件，因為它似能接近鍾大老前所謂「激烈抵抗」，或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因而在此提出參考。

事發當時，從事印刷業的外省○先生，屬年輕知識份子，與台籍女子剛結婚，妻子已有身孕；駐基隆的來台國軍，某年輕尉官也屬知識份子，負責軍中文書工作，由於教育程度相近，在工作連繫外，自然，例假也時相過從，連絡頗為親密；某日，○先生有事約了該尉官，不知為何平素往來密切的對方，竟爽約未至；雖經聯絡其單位，甚至找人打聽，也全無消息，但覺其聯絡時，回應氣氛有異平常；○先生由於關切，更親循軍營內關係查究，才知有一批軍人竟在前一休假日外出時，被害於鐵道旁私娼寮內，死狀甚慘，連那話兒也被割下；該年輕尉官竟正在其中──

於是，他也備了自衛的槍支。然後，在其後的一次動亂中，他由自家窗角射殺了街上一個持槍射擊的青年。那外省老者垂死時描述著，他的省籍老妻則在榻旁肯定其回溯情境皆是真實的。當然，此事的意義，除了對這家人真是噩夢般的悲劇外，當然也波及那持槍射擊而被射殺的青年的不幸家族。 然而，可能更讓人遺憾的，是個人推想，該消息在軍中可能難於封鎖；所有在台無眷官兵，此時，長官都不能不告誡官兵，那過去休假時的重要去處，如今已是一個危機重重的可怕絕地！那對於眾多在台無眷官兵們，會造成怎樣的壓力？這樣的情事發生，對於軍人心理會造成怎樣的反彈──這與，二二八事件後，國軍21師登陸平亂時引發的「基隆二二八事件」之似乎特別悲慘，是否有其實際的關係？！ 由以上三項資料，我們似乎並不能就發現太多有利的線索；下面，為了更深入此一問題，我們就由鍾肇政大老為我們提供的研究對象周金波做進一步的探索──

其四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周金波研究

如前文所見，我們已發現到「基隆二二八」的史實，其中應該確實有很大的疑雲；然而，如前及，顯然研究已無法在那個方向繼續進行下去；現在本文改由另一個方向，看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對於當時事態的理解──就是我們現在一起來研究皇民作家周金波──那位前述獨派大老鍾肇政在其「台灣文學十講」中為我們提供線索，我們才發現的地方重要人物。以下，我們就把周氏的家世、成長背景與社會關係分別概要簡述如下：

一、家世、成長背景──

周金波是基隆楊阿壽之長男，生於1920年的基隆；其周氏家族曾長期從事貿易業，楊氏家族則從事齒科診所業務；楊阿壽自身則除在1920年代留學日本學齒科，還曾參加代表台灣社會進步力量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各種活動，交遊廣闊 。 周氏出生後，隔年即隨母赴東京依靠在日留學的楊阿壽；1924年，返台；據說，在周家扶養長大，但其就學時，

「爾後周金波輾轉就讀桃園、新竹、基隆的公學校，因為不太會說台語而飽受欺負。」

1933年，再隨父赴日，入中學、大學，習齒科；有藝文天份，在大學期間學習音樂，又入舞蹈研究所，並參加右翼壯士劇的演劇研究會，可是個有能力編劇與籌備演出的專業人了；其整個人格成長的少年與青年時期都在日本順利渡過；到1941年，大學畢業才返台。

以上，周氏在日本的成長時期，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昂揚，左翼「轉向」 的時代；我們由他在返台的第一年〈1941年〉就發表了他的成名的小說「志願兵」，鼓吹殖民地台灣青年應該為天皇流血犧牲；我們可以想見他返台時，其個人應該已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反華與衊華觀點的影響。 至於，他對於台灣的感受，他曾對自己的成名作「志願兵」的內容，自行坦承：

「我實際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不過十年，……14歲時重返東京，必須再學日語，隨著日語的精進，台語也就慢慢地淡忘了。因此，我和台灣社會一直有段距離，即便有接點也不緊密，無法看出真實的一面；……寫文章不是我的本行。所寫、所講的，真的沒有人共鳴，是好是壞大家也不敢說，反應甚是冷淡。…」

多年後，在日本學者訪問他，請他談當年「老人層對徵兵制認識的態度」時，他的回答竟似完全不知道當年老人們受過日人大屠殺的故事，以及日據下島上產業雖然進步但是我台人並沒有改善生活的實況 ，卻以為── 「六十歲以上的人一定會確實地感受到現在的聖恩。相反的，四十歲、三十歲左右的人反而只因不知道領台前的樣子──因為太習慣了領台以後的幸福，感激就可能減弱了‧‧‧」

換言之，他在戰後的二二八事件前後，基本是延續著其上述的特殊身份和那樣的歷史認知而涉足於社會公共事務上的。

以上，我們已由其成長背景與其回答日本作家的訪問，可以看出周氏當年寫作該鼓吹志願兵的作品時，其無知的精神樣貌。

二、周氏的社會關係與其運作

如前所及，他的社會身份，主要可分為三部份：其一是皇民作家；其二是市參議員、擁有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發出的第八號黨證 的楊阿壽之子周金波；其三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及基隆地方里長楊金波 ；

以下，就由此三方面來看這位讓獨派大老驚訝的人物：

一〉 皇民作家身份與齒科醫師── 在日據台灣，他是罕見的皇民作家，一回台就擔任文藝家協會的劇本部理事，參與策畫皇民化青年劇 的指導，其劇本的選定和演出，還曾得所謂「文藝台灣賞」，因此成為許多媒體報導的對象〈他參觀過志願兵訓練所、國民練武場、生產機構等，並還跟隨台灣安藤總督考察南北攻防演習〉，這使他在社會上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在涉世未深的年輕皇民中有一定的號召力；但是他的齒科醫師證書上的名字卻用的是1944年的新名字「宮口博」；因而他可說至少有這三個名字──皇民作家周金波、議員楊阿壽之子曁里長楊金波、齒科醫師宮口博。

二〉 市議員楊阿壽之子周金波── 如前述，其父楊氏曾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應是有相當進步性的知識份子，曾經留學日本，甚至與蔡培火、連震東類，參加國民黨，曾數度受老蔣總統召見；為齒科醫生，曾任基隆牙醫公會理事長，擁有國際戲院，其更能連三屆擔任基隆市參議會議員而後1958年退休，當然在地方上有相當影響力；實際則不僅於此，更早年基隆民間結社分西皮與福祿兩派，以運河為界，據稱，其周姓曾祖父，家住西皮區為保正，所經營的貿易行則在福祿地區，在過去曾有統領兩派的地位，而他幼時曾在周家長大，因而與地方勢力可說極有淵源 。周氏於1941年返台接掌家族齒科醫院，應該透過這些家族背景取得相當的社會地位與資源；而如其自述，周妻親族，那總和周氏一起行動的蔡先生又擁有基隆另一家戲院的經營權 ；如此，更加上前及皇民作家在年輕皇民中的號召力，這些都應該使得周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必然頗有可觀。

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與里長楊金波── 這是極為耐人尋味的轉變，堂堂皇民作家，鼓吹軍國主義，辱華、衊華的激進法西斯青年，戰後搖身一變就成為當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文化工作負責人。同時，他在地方基層不僅擁有地方自治上的「里長」據點，並且據周氏回憶當時採取的是四里聯合辦公的形式運作，那應該是一個官方指揮體系的重要末梢；他以深具社會實力的市參議會議員之子，基隆三青團文化部長與其在年輕皇民間的號召力而匿身其中，應該是會銷聲匿跡，以求安全吧──不過，這時他的名字已不是「宮口博」，也不是有赫赫聲名的「周金波」，而是改名為罕為人知的「楊金波」了

。四〉社會關係的實際運作      原來，周金波的父親姓楊，他本應姓楊，但本省婚姻中，男方早逝，女方難於謀生而再嫁時，有「抽豬母稅」習俗 ；周金波就是因此得母親原夫的周姓；因而，他確實合法地具有兩個姓氏；也因此，戰後，當他體會到自己的處境說，「在戰後會被批判成軍國主義者，中國國民黨來台接收時，即盛傳檢舉漢奸的流言。」 ，他就有了躲避撿舉的良好條件。也因此，我們乃能揣測，他應該是在這類的顧慮下，「以楊金波之名當選里長 」，不但改名以避人耳目，並根據「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的原則而轉入官僚體系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吧。

同時，由前述他參與「領導中心」並「押隊」的「五四示威」隊伍中，不僅「三民主義青年團」赫然成為前驅，並動員了不少學生與流氓，應可謂正是他在地方勢力上的實力之展現；那所謂：

「日本在戰敗後把『鱸鰻囝仔』都放出來，他們也自行組織『省修會』，各地方都利用這些友仔維持治安。……我的一個親戚是『省修會』的頭人，……我被當成『首謀』，當成登記的『無業流氓』」

及詳看他自述「五四示威」的組成份子──

「那時中國人來了，省修會 的友仔〈按：流氓〉閒下來，學徒兵也從海外回來…一般市民、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水產學校、光隆商職、基隆中學……以日本留學生為領導中心……我是押隊，」

我們才能拼湊出這「周金波」或「楊金波」在當時的完整社會面貌。 應該是如此地，他的社會實力不僅在往後讓他躲過了二二八事件後的軍方或情治單位的反撲，還讓他躲過了以後多次的查緝──仍然是齒科醫師，也仍然是影劇文化界重要人士；1959年，正式回復當年的姓名周金波；1960年代，曾長期擔任基隆市牙醫公會理事長；但在1996年歸葬於他心靈的祖國──日本。

其五   以上資料中的交集與推敲──

上面我們是否可以發現某種有意義的重要交集？

首先，這位神通廣大，少年與青年其都在日本成長，愛好演劇，以「志願兵」一文獲得文藝台灣賞，並獲選代表台灣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卻改姓楊，隱身於三民主義青年團，於是日據的皇民典範竟立刻成為地方的里長並兼任該團基隆分團文化部長的周清波先生；家中開設戲院，其父的國民黨黨證為第八號，並且與地方流氓關係似乎良好的他──在獨派大老鍾肇政所記錄下，我們可知他自承幹過某種讓鍾大老也感到嚴重，不敢提筆記錄的事；但我們不知是什麼的事‧‧‧

其次，前及某位外省人臨終時噩夢般的回憶，那個失蹤的少尉軍官的下場，和前及有青年學生被國軍切除生殖器官的史實，兩者是否有太離奇的接近；而這樣的死亡方式，簡直正是一種讓人很難容受的「壞事」，正似可列入如鍾大老所難以清楚描述的，但是卻必須主動為他辯解說明的那類「嚴重的錯誤」──讓我們回看那所謂

「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

它們之間是否有一種交集，讓我們不能不推測──尤其，鍾大老還描述說，

「甚至二二八以前，他就是一個反抗國民黨接收人員、反抗國軍的具體活動者，很激烈的一個反抗人物。」

也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前有激烈行動，之後也有行動──由其自述的二二八前的活動看來，他確是有行動能力的；是否二二八事件中，他才做了那鍾大老所謂「他內心裡面認為……不算嚴重錯誤」的行動──雖然他曾經自稱「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 ？

其三，請看，奇怪某些地方人士似乎都能呼之欲出地說：

「真正的流氓他們不去捉，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無罪的人反而被捉走。……」

「其實抓來之人，不全是壞人，當時壞人大都已經逃走躲起來了，……」

然而，在敘述中她們所呼之欲出的「壞人」或「壞事」，那些消息素來靈通的情治單位真的會不知道麼‧‧‧否則究竟是為什麼給地方人士這樣的印象？

最後，那個與「友仔」關係密切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到底當年在「基隆二二八」前後，究竟做了些什麼？──雖然在張炎憲教授的訪問中，周金波的太太李寶玉說：「我們是齒科醫生，又是里長，教育程度那麼高，怎麼會做壞事。」〈「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5〉

但是，獨派大老鍾肇政所謂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是否某些事，確實在鍾大老所提，是在某種心理下，可能就不是「壞事」了 。

而最新的資訊，則是來自2001年2月28日，周金波的長子周振英在自由時報的一篇投書，他以基隆市二二八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身份，提出了下列的資料──

「父親周金波執業齒科醫，清鄉時被押入憲兵隊，幸經中國兵出入之私娼寮斡旋，以當時可以購買十幢房屋的台幣八萬元贖回生命。」

這是我最近上網才發現的新資料──「私娼寮」三字震撼了我的眼簾，因為我想起了前述軍官橫屍的場所，如果一般人怎會有這樣的關係去斡旋，以及怎會把大筆的金錢信託給這樣的關係？同時它也讓我們想起了我最關切的精神墮落問題──兇手是誰似乎已然不是那麼重要‧‧‧

代結論──真相是如此展開的嗎‧‧‧

由於，時至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本文研究這問題的目的，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兇手──而是為了探究人類精神的動態與它可能的墮落過程；否則這怎是一個人類的世界──我想。 能否不再苦苦追究兇手而直接拼湊真相？──因為我沒有把握獨派鍾大老會把他所親耳聽到的第一手資料，曝露出來；而要求周金波先生那已歸化日籍的公子周振英的口中，會說出鍾大老所說的「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的錯誤行動，那更是我不敢想望的──但是我們社會真是需要對於這樣的精神精神墮落現象，充分理解，以獲得充分的療癒啊‧‧‧

以下是我的努力拼湊‧‧‧寄望於它能有助於族群精神的療癒‧‧‧

1941年，學齒科的周金波返台，在台灣就讀公學校時，因不會台語而飽受同學欺負的他，卻在日本渡過少年與青年快樂成長期的他，懷著前述「完全不知道當年老人受過大屠殺的故事，以及島上產業雖然進步但是我台人並沒有改善生活的實況」，以及如他所述的經歷，

「儘管我身在異國，但我自覺到無論在環境、人生知遇上都受恩惠，因此我暗自使用了周惠太郎這個名字……已感到戰爭勢必到來，但從來沒想過日本會打敗仗，……有段時期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我呢，則因為是自由業，對這點不太在意。」

\因而，他才會毫不猶豫地寫了他的成名作「志願兵」，熱烈地鼓勵台灣青年透過像天皇獻身來改造自己，成為「真正的日本人」，被日本官方選為皇民化的典範──他是以「已非吳下阿蒙」的心態，來指導當年曾經欺負他的同伴與那個讓他飽受同學欺負的社會的。

然而，不幸的，他以為絕不會戰敗的日本軍人竟然戰敗了。他或他的父親懂得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周金波就改姓楊，不但以家族深入黑白兩道的地方勢力把自己放進地方基層官僚體系中，並且還成為呼應國府先遣來台的第一批社會精英，成為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團文化部長。 由於他是標準的皇民化知識青年，不僅無知於前述日據初期的歷史，認同於皇民化對於台灣的醜化，對於中國充滿了輕衊；更由於其家族於1945年年底才由避難的雙溪搬回基隆，對於國府接收前，日人運來整飛機鈔券破壞台灣經濟的作為毫無所悉，而他遂領導了1946年5月4日的基隆「五四示威運動」。

我們不知該運動內情究竟如何，但該事件就其所稱，有兩千人的規模，在那年代，應該確是會被情治單位追究的事件；他因該事件被捕。我們同情他痛苦的回憶：「我被脫得精光，遭到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戰爭期間，我曾經驗過坐潛水艇奔逃，在疏散地遭受飛機的機槍掃射，但就是沒有刑求拷問這樣恐怖。」

但就所知，光復後，台灣警局的正副主管皆外省人，但其他人等皆日據下的舊台籍員警，似無可能立刻有所謂「中國人特有的刑求」出現，而日本刑事的刑求是有名的，在著名的東港事件的日本特高警察之回憶錄中，已是民主時代，該回憶錄中曾坦述其所謂──

「刑訊方式我們當然使用所有的方法。」〈「台灣特高警察物語」，頁108〉

「此處，我得赤裸裸地披露幾樣在當時的台灣，特高所使用的偵訊方法。……刑訊變成唯一良法，刑訊通常是由偵查關輪流徹夜進行。雖然如此，最初的兩晚嫌犯由於昂奮而相當頑強，但到第三晚就會開始露出疲態，因睡意難耐而臉色蒼白，並且連連表示痛股。然而，坐著打起瞌睡，偵查官就頻頻戳他，以執拗的態度繼續審訊。此法由於不在嫌犯身上留下外傷，所以算是相當有效的刑訊手法。其次是水攻法……再來就是使用在往昔戲中常看到的井字架刑具……做到這個架子上的人頂多能熬三十分鐘……另外一個方法是將繩索掛到偵訊室天花板上，用以吊起嫌犯。然後剝光嫌犯衣服，燒其陰毛。此外，還有浸水、通電等等方法……日本人普遍的情形是被刑求到某個程度就會招供，而台灣人卻是被整到半生不活地步也堅決地說『沒有』。這種倔將心理，日本人是很難理解的。」〈「台灣特高警察物語」，頁78~79；

還有其他刑求法，可見於該書，如，為嫌犯打鹽水針就是〈頁108〉〉

故周氏在那動亂的時期，受到酷刑或是極有可能的──但是他所謂「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如果他過去沒有見識過那位日本特高警察所及的刑訊之所有方法，該論斷顯然缺乏根據，應是偏見居多──不知道，他的子女，所聽到其父所受的酷刑，他說的「脫得精光‧‧‧‧」後面沒有寫出的，是否就是在前述日警的回憶錄中那「吊起嫌犯，然後剝光嫌犯衣服，燒其陰毛」之類。。。。至此，本研究的拼湊，是周氏在此酷刑後，依其所認知的「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自覺有理，動員其所有社會關係和本身的能力做強烈的反擊；這也就是鍾大老所謂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 會不會如此──鍾大老不敢直說的

「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那周氏親口說出的，正是像前述軍人「假日被閹死私娼寮」一類的「激烈反抗行動」‧‧‧

這裡我們真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斷定，說該案就是周氏所為或指使，但是就研究者所知，若有的話，那應該是當年最激烈的反抗行動。

會不會也因此──前面我們所及地方人士對於情治單位處置該事件的說法，只是無知的印象，他們私下風聞了「壞事」「壞人」，但他們不知道真相的複雜性；這一複雜性，我們就以周氏為例：周氏除了前述「五四示威」那一次被警方逮捕外 ，其實更有其所謂：

「事變處理中，我三次被捕。一次是憲兵隊，第二次是警察局，第三次是要塞司令部。」

所以，一是官方並非沒有抓這個「壞人」，而是這個人，社會關係良好，或有些特殊的運氣，看周氏家屬自述如下──

「父親周金波執業齒科醫，清鄉時被押入憲兵隊，幸經中國兵出入之私娼寮斡旋，以當時可以購買十幢房屋的台幣八萬元贖回生命。」

「我父親被逮捕了三次，好在第一次的憲兵隊，母親託人探問，掮了一大包現金去求命，中國人的軍統機關互相牽制，以後的警察局及要塞司令部來逮捕時，反而受了憲兵隊的救命，說憲兵隊已調查清楚不必再審，而由上司派一名憲兵去討人回來，被派來的憲兵二次討回父親，憲兵名叫楊容標，是單身在台……因為同為楊姓，我們稱他『同叔』。」

此外，前面既稱其第一次的「五四示威運動」中是被警方逮捕，怎會又稱「第一次是憲兵隊」呢？應該這正顯示了那時社會的混亂與動盪，以及其子所告訴我們的「中國人的軍統機關互相牽制」──應該是當時憲兵隊有權力到警察機關討人，他的家族是以金錢和中國人重視同宗的關係而獲得了護身符吧──周氏能夠取得這樣的護身符，是否還有別人也可能獲得這樣的護身符──對於不知情的外人，就會產生前及那怎麼「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的印象了。

至於，最後，真的有類似如此曲折的過程麼，剩下唯一的問題，可能就是當進行這類激烈行動時，是否就像周氏自稱他當初寫作「志願兵」鼓吹我台青年從軍時，對於日本戰敗的可能性，完全不曾考慮過──他真相信皇軍能「武運長久」──他也沒考慮過該激烈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麼‧‧‧那是因為他成長初期在公學校期間的飽受欺負的緣故？加上確實他覺得不夠皇民化的台灣人，就是不值得存在的台灣人麼？──真是讓人遺憾，研究者魯鈍，所以，本文還是不能充分探究出全部真相。

由周氏在當年五四示威運動裡具有重要地位上看，周氏在「二二八事件」時，是否真如他所說「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此外，在日本講述時，他為何不但把自己的重要地位和「友仔」〈流氓〉都隱瞞起來？或者說，如果真如他所說沒參加，那麼問題就讓我們又回到鍾肇政所隱瞞的，究竟什麼才是他所涉及的能被鍾肇政稱為二二八前的「激烈抵抗」到顯然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這些都是研究者無能處理的問題。

然而，所幸地，整個探索的過程中，似乎已讓我們看到了整個二二八事件裡，一個特殊的精神墮落的過程；一個青年在台灣出生，在日本成長，對於自身島嶼的歷史與社會的疏離，可能對於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就研究所知，由於當時日據統治下島上有嚴酷的不平等，不少上層社會精英將子女送到日本本土，以取得較佳的生活品質；其中少數更是整個成長期都在日本渡過如周金波者，理解這樣的情境之特殊性與其悲劇性，雖然本研究並沒有解出鍾大老所隱瞞的真相，但是是否已可以略為消除我們對於這段時期人類精神墮落的擔憂呢。 ,,,,,,,,,,,,,,,,,,,,,,,,,,,,,,,,,,,,,,,,,,,,,,,,,,,,,,,,,,,,,,,,,,,,,,,,,,,,,,,,,,,,,,,,,,,,,,

下面是有一位學者研究光復初期的基隆性產業之論文題目，

性產業工作者與基隆社會的互動〈終戰前後〉──鄭文彬 經國學院通識中心

我讀到其相關資料時，我興奮極了，那個題目，如果沒有特殊事故發生，有什麼值得探討的？

我極盼能得該資料。我過去曾努力尋找，但該文沒有上網，論文集也找不到；後來才看到該文出現在網上，但已不知是否即當年發表之論文。不過，若找到該教授應該請教。不過，如研究所見，由於周楊家在基隆勢力不小，怕教授不肯談該段史實──想知道當時是否真有那個關於私娼寮的殘殺事件──為了解開這個可能導致島內永遠動盪的問題啊。

個人衷心地期望，基隆當年發生的慘案，我的研究看來，極可能來自那個少尉慘死於私娼寮。。。該案與在日本受教育的周氏極可能高度相關。。。如果今天的慘案只公布民眾受害的一面，而隱匿了另一面，以致於造成未來另一次社會的慘劇。。。人們是否將虔誠地咒詛被隱匿的那另一面，將永受厲鬼纏身。。。

研究者郭譽孚敬白

民報上的【專文】論紀政的二二八悲情

展昭／教師 2018-03-01 15:20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f3c46eaf-c98b-4959-98ce-d6ca9054b14a

其中有提及紀女士說───

『她還說，二二八當年，據她姐姐與先生說，有許多高中生莫名其妙在校園中失蹤，原來都被吊死在嘉義中學外面的一整排椰子樹上，每一棵樹上都吊死一人，高中生的睪丸還被切開並灑鹽，手段有夠殘忍，國府軍人的野蠻與不仁，由此可見一斑。蔣介石與陳儀等那一班人實在真該死，沒有檢討整個事件的起因，是因為自己的無能與貪腐，搞得民生凋敝，導致民怨沸騰，卻倒果為因，濫殺無辜。他父親自然也受迫害，僥倖沒死，從此避談往事。』

個人因而自然聯想到前述這人類精神墮落的基隆二二八的悲劇。。。紀政女士所傳述的，會正是這個悲劇的一個曾經延續的型態嗎？

──研究者2018年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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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這片土地至少五十年了，當年牯嶺街的舊書攤上，還不時可見到各種各樣的舊資料；今天我要談的問題，來自於當年購自該處的一份舊資料──那是1947年一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印行的一册小書──「合作農場須知」；在當年原來有這樣的事業正在籌劃進行。

該書的序言，是陳儀當年對於政策說明的言論──如下貼圖──

「日本佔領時代，政府及各會社〈如墾殖會社、糖業會社等〉各移民村，各私人佔有的土地，特別是耕地與將來可耕的土地，須依據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分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但除小塊土地外，以輔導農民用合作社方式，組織合作農場，由農民自己共同經營為原則。政府經營的農場，需限於『試驗』『示範』兩者，不要多佔土地。為輔導農民經營合作農場，關於機器、技術、資本、運銷等，政府須予幫助，必要時可特設指導農場的機關，訓練招集，確能刻苦耐勞、曾受農業與合作教育的青年，到農場去為農民服務，總之，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改善人民生活，而改善農民生活，首先須改善土地分配。」。。。「公地及日人私地，需分配給耕者，但以輔導農民用合作社方式組織合作農場，由農民自己經營為原則。。。。不過這樣的合作農場，在中國是創舉。究應如何組織，事前須有詳細計畫。」

然而，當年史實可能是如何的情景？

查考我手邊能夠看到的相關資料不多；似乎很少主流學者關切；我只看見兩種代表不同背景的紀錄；謹此紀錄於下：
首先，看來自美國著名的二二八經典「被出賣的台灣」，我們可見到這樣的一段否定的描述──

「二月一日，陳儀又給台灣人的希望帶來了第二次的打擊，……幾乎沒有一個台灣人有辦法以現金或信用的方式與中國人競爭購買。……在台灣，傳統的中國地主制度是眾目昭彰不受歡迎的，很清楚地，比較有效率的日本地主三井、岩崎及皇家經紀人等不久將被孔、宋、蔣三家取而代之。因此民眾向行政長官請願，要求改變拍賣計畫讓台灣佃戶優先購買……陳儀似是而非地辯稱，時代的潮流需要大機械來耕作大田地，台灣人與中國人應該經營集體農場。當民眾繼續反對時，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長官指責台灣人之批評土地政策是『無道德』的，他忿然地拒絕任何爭論。」〈被出賣的台灣，頁245〉

但是，在當年我島上的記者徐瓊二的「談談台灣的現狀」中，則可見到一段該記者關於失業問題的這樣美好紀錄──

「俗話說，『耕者有其田』，據說陳長官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發表：『應該像一般省民開放日人時代的台拓所有地及其他國有土地，或者依照某些規定，公布給予各種耕作機會的處理辦法。』，這一辦法果真實施的話，一定會救濟許多失業者，其家庭也會隨之得到好處。假如農業發達起來的話，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也會隨之發達。老百姓過去沒有拿過鐵鍬，就未必不會幹農活。重要的是，要從事一份與自身體格、智能程度相合的工作……這是新台灣，不，應該說是新國家產業建設的很好榜樣。」〈原書收入「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下部，「談談台灣的現狀」，頁20〉

當年二二八事件之前，曾經發生了許多問題，真真假假，很多人關切，但是為何這件事很少看到學者專家提及？

我想到的是為何美國方面持如此否棄的態度？而我們台灣記者的態度完全相反──由該小冊子刊行於1947年一月，正在二二八悲劇事件之前，思考當年的此事態會不會有特殊的意義？

當年的史實是二戰結束前，美國已經覬覦台灣；除了1942年由美國著名的生活、時代、幸福三大雜誌聯合提出「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公開要求國府把台灣交付「國際共管」 外，駐華美國新聞處長還曾在1944年前後，要求中宣部的陶希聖向蔣轉達美軍將順利攻略各島，包括台灣，戰後所有島嶼美國都有託管的責任；要求陶轉告蔣；陶以1943年開羅宣言已定歸屬，拒絕傳達該美國新聞處長說詞。〈見於「從美國片面費約探討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意圖」，潘承佑著，戰略季刊，1980.3.10〉

戰後，美軍戰略諜報小組率先來台，由1945年9月1日起分三批抵達；向日方提出各種情報要求，受到日方全面的應和，包括日籍女子的性招待；其中也包括調查台灣民情、社情與政治現勢，並自日本憲兵隊手中接收了各類情報資料；往後更曾公開進行其所謂「台灣歸屬美日中的調查」，並在媒體刊出其相關資料‧‧‧聲稱，我台人希望由美國託管‧‧‧甚至美國新聞處運來大批鼓舞青年學習「一七七六年精神」的小冊子。。。〈可見於「狗去豬來」與「被出賣的台灣」〉

這些都是二二八悲劇以前發生的事。

美國可能獲得的日方情報為何，我們不確知；但是我們可見到台灣軍留下的若干線索，例如，其有所謂──

「作戰情報主要為情報班〈甲〉」……設置情乙的目的則是要在美軍登陸後由島民確保情報據點、暴動組織以及高砂族游擊隊的組訓，…查察島民的反戰行動等。……老鰻的閱兵，七月初，我受邀去主持老鰻的閱兵時帶去三包糖……一年前組訓它們，賦予淡水河舟艇隊名稱，準備在美軍登陸後從事情蒐工作…我覺得他們的訓練很徹底，想到若能利用他們於實戰必很有趣……水上閱兵結束後，在流氓老大的地盤大稻埕辦酒宴，個個流氓都露出興奮的表情。……」〈秘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

另，大家都知道，光復之際，就有日本情報部少壯軍人中宮悟郎、牧澤義夫與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共謀以駐台近20萬日軍與10餘萬日人與部分台灣皇民結合，公開以台灣未受戰事的軍火實力為後盾，推動所謂「自治運動」；消息流布迅速，台灣總督安藤雖然於1945年8月20日根據東京天皇命令公開禁止它們的活動；但是，日本浪人素有「替天行道」的「天誅」傳統，在日軍內部往往表現為「下剋上」之歷史傳承，因而他們對於「自治運動」之推動，其下級可能並未停止。

9月9日，日人鹽見俊二〈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由東京空運來台灣巨量台銀鈔券〈整個機艙，鹽見氏睡在鈔券上〉，以發放對於總督府人員欠薪，預支薪金至1946年2月，並藉退休、退職金之名，大量散發鈔票給員工；並且在公營機構清償對民間協力戰事者之所有欠款，還將各國策會社清算，將資產分發所有相關台籍人員 ；這時，國府接收人員還未抵達。

這是否可視為「自治運動」原定的步驟？

不過，上述戰後美日接觸與自治運動應該只是重要的背景；

真正具決定性的，

卻可能是前述的美國的東亞戰略安排已定，看前述美國副領事、情報員柯喬治在「被出賣的台灣」中的觀點與我台記者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們是否可以想見陳儀這合作農場的計畫，如果真的進行起來，對於美國的東亞戰略會起怎樣的影響──除了美國拿不到台灣之外，合作農場代表的是一種社會主義──無論是近於俄式的還是德式的，都不是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那會是他們所能容忍的嗎──如果在台灣，如該記者之盼望其成功，而真的成功了，新中國還會是他們能支配的嗎。。。事後之明──戰後日本的土改是否也將受衝擊。。。

以上都是推敲與猜想；

最後，太湊巧的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們島上當年最親美關係最深的領導人，留美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倆人都剛好離開台灣，訪問上海。。。正好不在血腥的悲劇現場
以及，近幾年來，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等一連串美國所主持的動亂，讓我們不能不把東歐過去的，甚至中南美洲的政治動亂的血腥都串連起來，甚至想到中國當年的種種悲劇。。。是否都是在這類戰略的設計下潛行的。。。

以上是本年由於網上有人主持關於二二八的資料展，我由自身收藏的資料而想到的，一個似乎應該重視，但是被長期忽略的問題。

朋友，您是否與我一樣，受到衝擊──原來當年陳儀有這樣的計畫，而民間已經有人知道，並且盼望其真能實現，以解決當時艱困缺乏物資的社會狀況？而我們長期視為客觀的第三者，美國老大哥卻是完全根據美國利益。。。

時至今日，我們是否該深思自身的處境──美國還會為了美國利益，日本為了日本利益。。。我們是否已經臨近了另一次悲劇的開端。。。我們能否避開另一次悲劇的命運。。。
或者任由另一次血腥悲劇再籠罩我們的子孫幾十年。。。

譽孚歎曰

對我而言，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因為他可能會得罪過去許多我們可敬的台灣史研究者。

我採取了可說與今日研究者完全不同的角度，但我似乎也不得不說

那是自四十多年前，我在師範大學讀書的時候，我開始關心台灣史

那時，是我狠狠地在我的頸部與腕部，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之後不久。

關心的理由是我想革命不成，但是還想革命，怎麼辦──我想，一定有專人盯著我吧

當時我就讀著國立師大的公民訓育系，不錯，就是畢業後擔任公民或是三民主義教師的啦──要如何把改造社會的理想堅持下去──老天爺既然讓我活了下來，我要繼續詮釋自身的意義。。。不應該辜負老天，我思考著。。。

我整理著自身的理想，繼續著健康我的體魄，咀嚼生命的體悟，在群書中吸取我找到的金言吉句，自我惕勵。。。最後，決定就在自身當前的環境中壯大自己的力量吧──

我決定要編一本自己理想中的公民課本，

企盼未來在改革終將到來之際，作為個人對於社會微薄的奉獻吧。。。

我的台灣史研究，是在這樣的背景前展開的。。。

因為我理想中的公民課本，本身應該絕對是一由現實向理想過渡的啟導者，接引者

理想中的公民課本，

應該是充分深刻地勾勒出現實社會的相貌，應該本質地完成社會群體可大可久的理想

從而指引給年輕人可以步武與邁進的共同道路。。。我如此想像

就因此，我面對了如何認知與詮釋現實社會的問題──這我願意為之犧牲奉獻的人群與土地，與它們曾經怎樣的欣欣向榮啊──作為一位公民，我們都應該知道，作為一位公民教科書的編撰者，豈非更應該深刻認知，才能負責任地傳遞與啟導？

是在如此的狀況下，我開始面對了我們的台灣史問題，開始了我探究台灣史的道路

當時，我們社會沒有藍綠、沒有統獨，甚至簡直還不太有黨內、黨外，所以我的認知道路是相對素樸的。。。

以上，是我研究台灣史的起始。。。當時，我在牯嶺街舊書攤上還買得到台灣同鄉會為二二八事變而印發的小冊子，買得到戰後初期出版的蔣渭水遺集，買得到國民黨內部印刷，有編號的，包含著「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黨大會資料，買得到戴笠為軍委會編印的「政治偵探」教本，買得到而無錢可以購入的則還有總督府印行的「台灣警察沿革誌」，甚至滿鐵印行的經濟調查報告書……

幾十年來，我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是無論是印刷成書或是網路上的文字，當偶遇讀者時，他們常常提及拙文與一般主流論述很不相同，我想應該就是我過去幾十年來探索，由於上述起始心態不同，而自然產生了差異吧。。。

其次，在此「奮起」開欄時，另一想向讀者預先報告的，是關於我目前對於台灣史研究上，個人得到了一個提問式的觀點，個人認為應該是一頗為重要的鳥瞰──

究竟日據五十年後，戰敗離台之際，留給我們島嶼台灣的，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我們今天許多主流論述，往往只是「我田引水」地不斷引用自身認同的描述，然而，究竟其中有多少是真實的情況？有些現象，其真實的背景為何，其中真的只是簡單的黑白是非麼？

或許由於具有教育的專業背景，當然在關切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時，總不由自主地想探究該明顯的現象後面的本質為何？如何形成的，對於專業者，豈非更具有研究探索的價值？

也或許，由於我只是個素樸的左翼知識分子，我沒有高深的左翼論述，我只知道左翼應該關切弱勢，應該關切社會與其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我的研究因此頗重視社會實況，總想把各種事件都放回那個時代的脈絡中，相信那樣才能恢復各事件的真實生命樣態。。。那無論正派與反派人物所共同呼吸與生活的生命環境。。。

鳥瞰過去的歷史，個人有一個簡單的體悟；那就是──

是否我們應該也回看今天我們自身的處境。。。

坦白說吧，如果五十年或是百年，或是更久之後，有人研究我們今天的故事，有人專拿獨派媒體做文章，也有人專拿統派媒體論是非，我們會認為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客觀公正的嗎？

甚至於，我們還可以問，即使他們引用了綠藍雙方的媒體資料，綜合整理獲得了成果，就真的是客觀獨立的信史了嗎？我們是否應該仍不滿意──因為，政局發展到今天，何以爛污如此，獨統兩陣營早已經都被美日霸權宰制得失去了主體性，我們社會的言論自由，在失去主體性之後，言論自然大大偏頗，當然也就失去了原本真理應該越辯越明的機會。。。

就我個人的研究舉例──言論自由應該真理越辯越明──但是霸權宰制下，霸權論述畫下了對於日據時期嘉南大圳的偉大現代性的肯定，以一大堆漂亮但不准研究的數據，保衛他們當年殖民主的身分──這一塊就成為我們台灣人、中國人與狗不可進入的禁區。。。

這是一個重要的史實，幾乎從來沒有一位主流學者願意關心研究的部分，然而，卻也是我們台灣史研究中真正需要研究，最具有啟發性的部分。。。台灣歷史的真相啊。。。

衷心希望我們未來的研究，將可以讓這部分的真相早日大白於世。

為何要談這個問題？

個人以為這個問題在我們今天的網路時代，極為重要。。。

我想只把自身的經驗與觀點，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的經驗，來自大約2000年時，當時連戰將參加大選，我看到中時的「時報廣場」中，親日的小投書不斷，都是說日本如何好，應該學習；

我看當時這被綠營所謂的「統媒」上小塊的「讀者投書」，竟然多是親日的，真是讓人喪氣，我就上去投書，指出其錯誤；從那時起我就感到它們文宣的氣勢。。。就在2000年大選期間，我上「中時電子報新聞對話」欄，與綠營對話──

同時，主動出擊，上獨派網站「台灣茶黨」論戰，2004年，在中時因不諳規則曾被封一週，轉往聯網闢「真正的台灣史研究」；然後，在茶黨筆戰中，因我雖可以不排斥台獨，但我台灣史的真實研究的殺傷力太強，被號稱自由論辯的該茶黨集體要求列為黑名單而踢出──其中只有一、二人認為應該容受我的異議。。。另方面，因完全生手，在匆忙中，竟把聯網的密碼忘了，該「真正台灣史研究」，乃遲遲未能上路。。。

後來的綠營網軍越來越強，其主要的感受是在號稱「自由編輯」的「維基百科」被它們盤據；尤其關於台灣史的重要部分，可說已經全部被它們改寫了。。。一般讀者往往使用該資料，我曾根據自身的研究，上去也想「自由」編輯一下，卻根本沒有插足的空間；原來自由就是誰擁有更多的寫手。。。自由就是民粹集團霸佔壟斷的最好包裝。。。

中間有一插曲，是我在「聯合新聞網」貼出的台灣史論述中，某次曾遇到一批年輕研究生，我談台灣史把它們說得無話可應；突然出現一人，貼出一文──「老師說過，歷史相對主義，不要理他就好了。。」──然後，那批年輕人，幾分鐘之後就一起消失了。。。我想那就是他們網軍運作的明顯起步。。。來自當時我們島上開始產出大批的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研究所，以及質變中的大學教育。。。

上述經驗是個人在台灣史上所親身體驗的，在台灣史研究上，這簡直已是大家不可不知的網路生態。。。深知欲達到其目的，很有心的他們，可說已經累積了十多年的經驗。。。應該已經能夠很深刻地扮演了他們自身所派定的腳色。。。要演綠的、藍的、紅的、親美的、反美的。。。很懂得文化霸權的操作與維護在統治上的重要性。。。

順便，我想也提出的，是由這一經驗，個人認為關心時局的我們，其實應該由此網路生態，不僅思考島內問題，也應思考海外問題。。。包括美日霸權早已經展開其戰略佈署，如何製造反霸陣營內部的矛盾；一如綠營製造使統派陣營無法真實結合的矛盾。。。如今，我甚至可想像，綠人李明哲先生去大陸被拘捕，據稱他是受民主基金會之託前往，真的嗎？網上許多簡體字的網軍，到處謾罵，會不會正是這樣的背景下的曲線作戰的設計。。。破壞兩岸關係。。。這可能應該是當前我們島上最緊急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減少自身的內耗，而為我們的島嶼找出可能更生之光輝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