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品妤家族的事情似乎開始發酵。其實這有什麼奇怪？

這些人將國家機器用來賺錢又哪裡是一天兩天。連總統府裡面都可以藏著幾萬條的走私香煙，那他們還有什麼錢不能賺？這些人多有錢，去看看那位才幹過人的林秉樞就知道了，一年就可以給陪自己睡覺的女人超過4百萬，連這種俗辣都能一出手就是幾百萬，那新潮流大老的家族包下光電生意，一年搞個幾億又算什麼？

台灣老百姓自己頭腦要清楚：大家都很努力工作，也都不敢浪費，甚至讓自己斷了後代，那為什麼大家還是這麼窮？為什麼所得多少年沒有什麼實質增加？為什麼同一個工作現在拿的錢竟然比30年前還少？答案已經很清楚。很早之前就有人問過伏爾泰：「你反對不良政府，那如果不良政府是人民自己的選擇，將該怎麼辦？」這位啟蒙運動的先知很清楚的說：「那人民自己就會受苦」。所以，今天台灣社會在受苦，不就是該怪自己嗎？

相同的謊話可以連續來兩次，但一樣有將近一半的人自動買單，然後還會有一些看別人買單也跟著買單。高雄的台積電神話不就是典型的例子？三年前已經欺騙一次，而現在再來一次，還是看到很多人不斷高潮。

如果這不是活該，那什麼是活該？其實過去筆者就說過，這種心態很類似不斷受到家暴的女人，為什麼最後能離開那個打她的男人去過上新生活的比例很低？因為，她在心態上與精神上沒有辦法面對或者想像沒那個男人的日子該怎麼過？其實是可以過的，可是她們卻因為自己的恐懼跟愚昧而讓這些男人不斷虐待她們，一直到打死為止。

所以歸根結底，該怪的還是自己。

「願以最大努力爭取和統，但絕不承諾放棄武統。」關於老共這兩句話，所有以美國為首的話語權，全都集焦於後半句的武統，從來不提前半句的和統。中共是和統不成了，才會啟動武統。那台、美、西方為什麼從不討論和統，一直在針砭武統呢？這就是話語權主導的效果。中共一直主張和統，以避免武統。那麼是誰在拒談和統？以醞釀武統呢？

時局一直在變，維持現狀是騙人的。戰略爭議從模糊到清晰，2758案內容從一中到不涉台，在美霸操弄下，我們隔段時間就能看出現狀向獨傾斜。這是溫水煮蛙、滴水穿石的把戲。拒絕和統，又反對武統，以拖代變就是往獨的方向，想要走到積重難返，分離兩岸。老美更有意藉此刺激老共，變緩統為急統。如同藉北約東擴刺激普丁動手烏克蘭。然則就算動手，情況不同。俄、烏是兩國，或有國際干涉；兩岸是內政，老外不得置喙。

現在台灣不分朝野顏色黨派，全都在討論兩岸會不會打、什麼時候打、怎麼打、日本幫不幫、美國來不來、權貴跑不跑、軍售夠不夠、預算加不加、軍火什麼時候到位、是先進的、還是人家淘汰的、殺傷力強不強、要庫存多少才能成為刺蝟島、從灘頭到巷戰、如何接受美軍訓練、兵役延多久、徵召備役從幾歲到幾歲、派出所配備刺針飛彈、家家有AK47、台灣可以撐多久、兵推結果如何、被封鎖怎麼辦、沒有水電油怎麼辦、水庫被毀、電塔被炸、交通斷絕、大樓崩塌、傷患無處收容、屍體不及掩埋、山林大火不熄、街頭爆炸不斷…怎麼辦？

用所有這些力氣的千分之一，去泡杯好茶，聊聊和統，台、美做過這樣的努力嗎？沒有。可見台、美擺明了就是反統向獨，管你和統、武統，都一概反，那又何必醜化武統！何必講得好聽「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所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等於只剩一條路：同意兩岸分家，承認台灣獨立。盎薩美霸最擅長一嘴仁義道德，滿肚男盗女娼。台獨之後，必有港、澳、藏、疆、遼繼踵其後，不用什麼幾塊論把中國搞到四分五裂決不罷手。現在蘇聯幾塊了？南斯拉夫幾塊了？

往統的方向走，就是和統，縱有滯礙艱困，天行健，目標可期。往獨的方向走，就是武統，結果是統是獨，都沒有和平了。而且禍延子孫，不論結果是統是獨，都會有好幾代看不到和平。死8百人的228可以炒作七八十年，台海戰火要死多少人？炒作多少年？仇恨螺旋將讓血濃於水再也回不到從前。

普丁「特別軍事行動」初起時，還打溫情牌，訴諸東斯拉夫人的認同，只要烏克蘭不加入北約軍事對抗俄羅斯，並不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但烏克蘭是猶太人執政，並且配合同屬猶太裔的老美布林肯，把烏克蘭人民送上戰場毫不手軟。隨著傷亡增加，仇恨螺旋上升，東斯拉夫人的認同已經回不去了。澤倫斯基與布林肯成功啟動了東斯拉夫人自動相殘的機制。

普丁不再打溫情牌，對內教育開始割斷歷史上與「基輔羅斯」的連繫。澤倫斯基也拆掉了「祖國之母」盾牌上的鐮刀錘子徽，且將耶誕假日從東正教會的1月7日改為12月25日。(證明宗教信仰向來出自人為擺佈，而非上帝旨意)。戰場上開始不留情面，都往死裡打，體現戰爭極限殘酷的本質。俄羅斯每週炮彈消耗量增加了50%，每天出動空襲50次以上。往後至少半個世紀，東烏黃金波浪般的麥田底下，隨時會挖出未爆的地雷、炸彈和戰死的枯骨。

在幸災樂禍的美國、西方之外，我們替東斯拉夫人的兄弟鬩牆傷感之餘，有沒有足夠的智慧免疫於外人的挑撥，以避免走上同樣愚蠢的道路。有人說，台灣沒有反戰的權利，是嗎？讓我們回到未來，在硝煙瀰漫斷垣殘壁的最後場景中，請記住今天，我們還能有另類選擇的轉捩點：我們有權反戰，有權反對相殺自己人給老外看，因為我們有權拒絕愚蠢。

郭董絕對不會參選，並且會支持侯友宜，這是我的結論。為何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郭董在五月十七日在臉書斬釘截鐵地說會全力支持侯友宜，就是這句話表明了他的心意。一個在商場打滾了近五十年且卓有成就，靠的除了霸氣、眼光、謀略與運氣之外，誠信更是做為一個人，在江湖行走最基本的素養。因此，郭董不可能讓自己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

那為何郭董在五月十七日之後，不願見侯友宜，也沒有與國民黨接觸呢？

那是因為在國民黨提名侯友宜之後，侯的民調便墜崖式的墜落，且侯的競選團隊以及侯本人對國民黨歷來的主張沒有做出絕對支持的表態。這便讓本來就不喜歡侯的藍營選民更加懷疑他的忠誠度，再經過媒體、名嘴說三道四，兼且黨內小雞為了增強自己勝選的機會，提出與柯合體的論述，綠營趁機推波助瀾，使本來就沒信心的藍營支持者充滿焦慮感。

於是乎，藍營便出現換人的呼聲，這給本來要全力支持侯友宜的郭董，生出了一個不言而喻的念頭，這個念頭促使郭董倉促舉辦見面會並嘗試與地方勢力結合，就是想製造黨內的焦慮，以此試圖導引藍營換人，若藍營換人，則郭董便沒有失信的問題了。

不過，在郭董的民調沒有因強勢的造勢有所突破後，郭董這位精於謀略算計的老江湖，當然已經放棄參選的念頭。那又為何他仍然動作頻頻且提出各種「類政見」呢？

個人認為，他的目的是要告訴國民黨的支持者。我才最懂得台灣問題之所在，我才是能解決當前以及未來台灣問題的人，我才是能為藍營贏回執政權的人。你們沒有選擇我，是錯誤的。

不過，我郭某人，仍然願意將我的想法與解決之道提供給未來的總統候選人。誰當選了，都可參考或採用我的「類政見」。換句話說，郭董要表達的是：我雖不是候選人，但是，我比所有的候選人都高明。

至於，郭董是否會「全心全力」支持侯友宜，那就要看國民黨全黨上下以及護航藍營的名嘴能否節制，不亂放厥詞，不激怒人。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總統大選，郭台銘在國民黨5月中的徵召落空，3個月以來，他持續舉辦選舉造勢活動，似乎是要獨立參選。以他的財力，以及民進黨樂於支持他參選分散反綠陣營的選票，郭要通過連署參選應無困難，因此他可被視為總統候選人之一。作為一位總統候選人，郭台銘到底如何？

郭台銘的最大優勢是他擔任跨國大企業執行長的經歷，因此有豐富的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包括與一些外國政要和企業家都有交往。他在疫情嚴重而蔡政府還沒買到疫苗時，出錢出力，排除政府的強大阻力，終於買到優良的疫苗，顯示他對台灣的愛心和使命感，令民眾印象深刻並且感激在心，都可能轉為選票。

然而郭有管理跨國大企業的能力，是否也適用於發展經濟？未必。成功經營一個企業集團與促使成千上萬個企業都經營成功是不盡相同的，前者屬於企業管理領域，而後者屬於經濟政策領域。以台灣當年的經濟起飛為例，主要的經濟決策者，如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等等，大多是所謂的技術官僚而少有經營企業的經驗，他們的成功昭示經濟政策和企業管理的不同。

政治比經營一個企業複雜多了，因為後者有一個主要的目標－賺錢，其他都屬次要，然而政治卻不只一個目標，而且需要滿足很多不同類型的人民。

郭台銘經營企業不是沒有瑕疵，譬如：富士康曾發生連續跳樓事件；郭違背對林百里的承諾，從廣達挖角搶進筆記型電腦代工市場。由於企業經營的唯一主要目標是賺錢，這些瑕疵在企業界不算什麼，但是在政治界就沒那麼簡單。上次總統大選，郭在國民黨的黨內初選敗給韓國瑜，卻不認輸而攪局到底，讓韓粉和部份國民黨的支持者始終無法原諒，而這次他對侯友宜似乎又是類似的作法。郭一再失去誠信（雖然國民黨並不完全公平），怎可能得到民衆的高度支持？

筆者要放一馬後砲：郭台銘參加國民黨的徵召決選是一錯誤。如上述，郭在上次總統大選得罪了很多韓粉和國民黨支持者，他應該知道徵召民調贏不了侯友宜，因此自始就應該進行郭柯合，而非靠攏國民黨。

柯文哲知道自己這次當選總統的機會很低，因此主要目標是壯大民眾黨，假使郭自始願意參加並大力支持民眾黨，柯很可能讓位給郭代表民眾黨參選總統（柯還年輕，未來民眾黨壯大後更有機會當選總統），而郭柯合的聲勢很可能不會低於現在柯一人的聲勢。可惜郭已錯過郭柯合的時機，他既已靠攏國民黨，現在若再投入民眾黨，會被視為反覆無常，而且現在柯的民調遠勝郭，不可能讓位給郭參選總統，因為對民眾黨不利。

郭台銘無疑是優秀的企業家，並且對台灣頗有使命感，然而有企業管理長才未必善於發展經濟。政治比經營企業複雜多了，郭的政治表現並不高明。郭既已得罪很多韓粉和國民黨支持者，他自始就應該進行郭柯合，而非靠攏國民黨。現在郭已錯過郭柯合的時機，他雖然能獲得一些地方型政治人物的支持，但是無法獲得廣大選民的支持已成定局。

二二八事件是一樁悲劇；其所由來，當然是有人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希望現況能夠有改變；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本來都難免有這樣的份子存在；然而，如何改變與向哪一個方向轉變，才是合理的轉變，卻不是容易判斷的。

我們島上過去並不缺乏暴亂，清代那所謂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之說，並非完全捏造的描述；其所以那樣，應該就是由於難以判斷如何轉變，僅僅知道自己與同伴想「造反」是不夠的。

直到日本殖民時代，當局自許為「進步」，但對於這類強烈的不滿，並沒有能提供合理的處理，相反的，卻由於宰制工具的進步與其宰制手段的細膩，例如，槍砲對付冷兵器；全島鐵路民間利用者少，從此更利於威壓；以及利用教師、學者強調工程建設的成果，他們絕對不會公告我們島嶼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產業進步中，竟逐漸盤旋下降。於是真能「感化」一些受了當局低智教育的所謂「近代教育」的皇民。

但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島民平均死亡年齡由1908年的27.2歲，至1926年，盤旋下探到24.3歲，據稱，在1926年11月，官方曾有如此的紀錄──
「內地有886位本島留學生，相當活躍於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活動。」〈「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頁425〉

後來的資料不足，但就所知，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尋求大我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上述的社會主義傾向，在社會中應該是不會消失的；只要似乎有了適當的機會，難免自行由地下鑽出。

一〉台共的因素

在當年的左翼社會主義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建黨於1928年的台灣共產黨；但是早在1927年，文協分裂時，新文協早就是我島社運中的重要左翼，同時，更早成立的農民組合，由於處境艱難而向日本勞動農民黨取經，而受到日本左翼的影響；台共，其生雖晚，但是因其擁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組織以及經費的支持，還有在各國鬥爭的經驗，可說在現實中具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它的遺憾是從來的主體性不足；這主體性不足可能來自殖民教育的塑造，例如，都市公學校與鄉村公學校相較於日本學校的低智情況，如何能完整地扶持起一個，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有著主體判斷能力的個人？

此外，在1928年成立時，並沒有獲得主體的肯認，在當年國際共產主義中，竟然只被允許成立「民族支部」，隸屬於日共之下。我們相對言之，即使蘇共的認知難以改變，台共實在應該充分表達日、台之間過去曾有百萬人消失的血仇；就像當年愛爾蘭成立最早的共黨組織時，由於英國對愛爾蘭間長期的苛虐，使得當年恩格斯就同意了愛爾蘭共黨獨立於英國共黨之外。

此外，正由於台共的主體性不足，在1934年竟然發生跟隨日共中央委員在獄中公開認錯的事件。不過，如前所述，「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二戰期間，雖然該黨曾經接近銷聲匿跡，但是二戰後，當社會有了似乎適合實現自身理想的土壤與氣候時，他們確實會活動起來。

例如，我們在林獻堂日記中，看到社會主義者楊逵的如此消息──
「楊貴、李喬松十時來訪，並持『解放委員會』之宣傳單示余，余勸其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唯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1945.8.23〉

在台共楊克煌的回憶錄中則可看到如下的回憶──
「1945年8月16日，當謝雪紅和我在頭汴坑的山裡獲悉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我們立即決定離開山裡，於8月18日出來台中…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告台灣青年書』…9月15日，第一架美國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張大佐，即張士德。…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竟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我的回憶」，楊克煌著，楊渡節錄，收入「激動1945」，巴札赫，頁127、131。〉

這是過去的台共人士，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的情況；它們由於心中的理念不死，社會的問題仍然存在，在大變局之前，自然會有各自關切的表現。然而，大約沒有人會想到這個變局遠比他們所想像的大變局，可能還要巨大；以至於直到今天。

二〉中共的因素

雖然台共在當年屬於日共下的民族支部，但是台共的成立是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雖然組織與任務分工完成，實際出席者僅七、八人；不僅是在祖國的國土上，並且當時由於日共正處於受法西斯「三一五事件」強力打壓的低谷，無法兼顧，故其成立大會上列席的上級指導，也是中共的要員彭榮；而組黨後於1928年4月18日曾召開第一次委員會，出席者更僅有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與謝氏阿女〈即謝雪紅〉四人，決定了組織幹部名單；而後更創立十天而已，其組織名單就被日警取得，要角被捕。

至1929年，日共因再受「四一六大檢舉」，難有活動，台共與日共聯繫完全被切斷，台共不能不透過中共的台胞黨員，求助於中共；因而，雖然中共與台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很受中共中央的影響。〈「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蘇新著，收入「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著，時報，頁128~129〉

不過，由教育的觀點上看，日本殖民下的教育，根本缺乏主體性的智育與群育，其自行號稱的「近代化教育」，我島民族運動溫和的領導人林獻堂就拒絕讓其子弟接受該殖民教育；雖然該種教育當年在田總督口中自稱「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與番人的差別，完全撤銷種族之畛域，成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甚至那也就是美國那位柯爾所重視的「對於日本半世紀的統治下所得的進步」之一。

但是當年台共在其對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卻直指其為「奴化教育」──
「學校教導什麼內容呢？都是一些像『天皇萬歲！』、『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中國人卑賤粗陋！』，以及『當一個日本臣民就是當一個文明人！』等奴化教育的內容。最壞的是學校不讓學生說母語，也不讓學生閱讀報紙，甚至連反動的報紙都不可以閱讀。在讀完老師指定的書後，學生通常都會指定交出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如果報告中被發現有反抗的思想，學生可能會被立即退學…」〈「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中研院台史所，頁440。〉

它可能確實高度滯礙了我島民智育與德育的發展。因而，中共的來台，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應該確實有相當的影響。當年中共滲透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充分的資料；但是在前述關於柯爾的大作中的描述應該值得注意──那是東京澀谷事件後，這位曾有軍職，當時也是美國文官的他，五、六年前曾經在島上任高校教師，當時他注意到了青年學生的情況──

「中國大陸上的新現象─職業學生騷動份子─出現在台灣島上，令人回想到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佬，滾回去』的運動都是由這些職業學生所帶領的。現在他們來到台灣，穿著單調的藍布旗袍的中國女子開始在教室、校園及公共場所、街道及公園內發表下層人民翻身的演說…他們鼓動台灣學生與他們的大陸『弟兄們』合作來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國境。」〈該書，頁232〉

看來在美國有意掀起國共內戰的時局中，所有苦於抗戰艱困的人民是有可能以這些學生為其喉舌的；當時整個中國裡，他們是最有閒，最有知識，也最有正義感的。這應該是當時國共以統一戰線相互對立之後，國府雖然一度獲得美國霸權的支持，但是最後卻因美國逼迫國府簽訂絕不平等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947.11. 4.〉，自曝其貪婪面目〈連國府史書「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都直批之〉，以致國府當時不能不失盡民心的主因。

而我島二二八的悲劇，似乎在三月六日以前，還似乎有望能獲得美方的支持；三月六日之後，島上的民軍似乎就只能接受當時欠缺實力的台共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領導，他們雖然可說絕對蔑視國府軍，但是面對裝備齊全的國府軍，已是絕對難有勝算，只能以悲劇退場了。

棉花糖測試的內容是，心理學家給受試者（四歲左右的小孩）一個棉花糖。在那同時，他們會告訴小孩，如果他（她）不馬上吃掉那顆糖，而願意等待15分鐘，他將得到兩棵棉花糖。心理學者發現，有些小孩願意等待額外的15分鐘，而有些孩童會立即把那顆糖吃掉。

棉花糖測試曾經帶給人們一種聖杯的印象，認為如果一個小孩沒有通過這個測試，而他的同輩通過了，那麼前者的前途堪虞。然而最近有一群學者重新做這個研究（包括原先提議這個測試的學者Walter Mischel），徹底移除了這樣錯誤的預測（或指控）。

其實當我仔細思考這個測試時，我發現我即使活到這麼大的年紀，也沒有通過很多女性能夠輕易通過的測試。我失敗的測試是這樣。當結帳的服務員（通常是和藹可親的小姐）問我，如果我買第二個同型商品只需付一半的價錢，問我要不要？我通常會立即說不。有一次，有個小姐跟我說，這個商品是買一送一，要我再去拿一個。我竟然也說不要。直到她再次提醒，我不需要為第二個商品付任何錢，我才恍然大悟。

這說明了，在現實的世界中，不同的人對於等待（以便得到更好的某類結果）會有不同的權衡，這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有很大的關係。這裡的原理是，我們通常會根據自己的習慣作決定（畢竟生活中需要面對的決定多如牛毛），只有在特別的情況下，我們才考慮是否改變自己的習慣。而且，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時機改變平日的習慣，並沒有相同一致的作法。

也許讀者會問，當我付出一半價錢買第二個商品時，我並沒有等待呀。事實上，我等待的是要過一段時日才能享受消費它的效益，因為我已經買了第一個商品。明白了吧？男生通常只有在需要（而且是亟需）的情況下才會去購買某些特定的商品。而且，他一旦在拿到這些東西以後就會義無反顧地掉頭離去。據說，女性原來是為了某個商品走進百貨公司。然而她東逛逛、西逛逛，最後買了很多原先不在計畫中的商品，除了那個她原先要購買的東西。

這些年隨著大陸崛起，近七年台灣政治人物更被美國遙控，充當起抑制大陸成長的馬前卒，因為掌權執政者扛起抗中旗號，讓人民失財並驚心度日，所以民調顯示維持和平的厚望。

追根究柢，五十年來，台灣與大陸並沒存在著深仇大恨，反是同根同志，皆嚮往發展與成長，只是遭有心人分化，埋下反共抗中種子，台胞兩字雖沖淡兩岸對立，但分化的力量變本加厲，配合台獨興風作浪，戰爭似乎就在眼前，人民被迫佈雷迎戰，充當炮灰。

讓兩岸調適了「共識」，就能持續維持和平，只要不再受人教唆挑撥，在認同的制度下和睦共處，何須提心吊膽滿懷畏懼，本是一家人，呼什麼民主、共產的政治口號，擁有共同目標互惠合作最重要。台灣領導人稱總統，每四年一次大選，總統參選人都得到美國朝拜，接受洗腦和認同，上次參選人韓國瑜也去美國，沒見他熱衷捧美，疑是被作票硬拉下人民共拱的地位，也沒見國民黨有所維護幫忙查票，結果更加強美對台操控，不疏離美國，接下去就是內亂和戰禍。

這次大選，三黨參選人都已向美國在台協會報到和表態，也陸續出國參拜，AIT更在台北內湖擴大版圖，想劃下租界佈署軍事，又想如在烏克蘭，設立生化實驗室，研發病毒，用台灣人做實驗，再禍害他國。你們認為三黨總統參選人，能阻止這種災禍，會為台灣帶來和平？由此，要達到兩岸和平，我們須先排除附庸殖民地位，更要擁有一個全民認同的領袖人才，具有宏觀的見識以及和平發展的共識，所以考慮到適合的人選，不外韓國瑜和郭台銘。

只要是知識分子，都知道美國這些年對世界各國的操控，所以別再懼談政治，因為那是裝聾作啞，將自己禁錮在暗室，直到災患降臨。由於前述原因，國民黨不推舉韓與郭，我們龐大國民就須自己推舉，否則流離失所的危機就在眼前。然郭台銘雖擁有治國藍圖和能力，但全部資產遭美監控，無法擺脫蘇俄前例，所以共推韓國瑜出來競選，期望韓、郭兩人能真誠合作領導台灣，屆時再友美。又，所謂疏美，是疏離美政客和軍閥，並非多數的美國人。

有大陸朋友問關於李登輝，筆者對李的看法，簡單的總結就是一句話：賭徒。他把所有的籌碼都押上，只為了賭一件事：中國崩潰。他不只一次公開以及在著作中說：中國不可能富強，更不可能走向民主，只有崩潰，他認為中共政權必然跟九零年代的蘇聯一樣，最後一聲巨響，轟然倒塌。

那全部押上的賭注是什麼？就是台灣人民的幸福，以及身家性命。簡單說，一定程度上李登輝跟希特勒有一點完全相同：要不然命運就全部照我所想像的來，要不然就是毁滅，只有零分與一百分，絕對不選擇中間跟妥協。

李的第一步，先要鬥垮國民黨內仍抱持中華情懷的分子，以及改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與民族信仰；第二步要扶植台灣本土政治勢力，其實就是民進黨；第三步削弱並且分解國民黨之後，讓所謂的本土勢力能永遠執政。

島內改造完畢，就是加強與美、日的連結，全力對中國大陸進行鬥爭，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一直到任何一方走到崩潰為止。所以，台灣人不要糾結在經濟成長、國民所得、物價，或者所謂的生活水準能否提高等等這些小事情上，這些小事情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實現上面的理念，「戒急用忍」的核心含義就是在此。

他是舊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地球上的最後代表，也是最後的武士道信仰者。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天命，必須要加以實現，否則台灣人就沒有生存的價值與需要，台灣人必須要為這一種信仰殉道犧牲。所以他不斷強調台灣人必須感謝日本在殖民時期所謂的現代化，必須要對日本感恩，其實言下之意就是台灣人必須要完成當年日本帝國所未完成的夢想。這個夢想是偉大的，日本帝國已死，但是這個夢想不能死，台灣人必須奮力一搏，必要的時候要有決心全體以身殉道。

他比新潮流有信仰，後者是赤裸裸的貪腐，而他是真正在為一種價值努力，不惜犧牲所有的人，這一點與希特勒非常類似，「日耳曼民族若不能消滅布爾什維克，那沒有生存的價值，就走向滅亡吧！」對他來說信仰比別人的生命都要重要，不為信仰而犧牲的人基本上沒有生活下來的價值，隨時可以去死。

台灣人選擇跟隨他，無論懂事或不懂事，多數民意是如此，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都走他的路線，就是所謂的台灣主體性。那我們就來看，最後上天是覺得到底誰該贏？誰必須走向崩潰或者被毁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