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名作家楊照，在其《楊照書話》中，如此描述日本基督徒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大作；稱該書為──
『滿足西方人對日本的好奇，也準確地凸顯了日本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尤其是西方人從表面看最感困惑又最難理解的部分。』
個人深感驚訝，如果日本的武士道文化，能夠以新渡戶的那本書為典範；那麼日本早年的那本《葉隱聞書》的存在，有何意義？而據個人所知，那本書乃是日本在二戰末期，每家必備的經典。。。
相對言之，新渡戶的那本《武士道》，原書是用英文寫成出版的，是否不過只是日本對西方重要的文宣作品吧。。。我們島嶼曾受日本深度宰制，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在那本《葉隱聞書》中，有這樣的鼓舞──
「一旦在本心中，附以辨別力、分別心，就會成為膽小鬼。在武士道裡，生出辨別力、分別心，能一往直前嗎？」
「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武勇的品德須有狂質』……這種認知與我的覺悟如此不謀而合。打那以後，我決心更要發狂。」
另外，上次讀楊先生大文，其中由早年京都帝大與東京帝大的差別到今天兩大學之不同。
個人所知，日本明治維新後，有所謂「國體論」天皇絕對主義的傳統，戰前，大正民主下，確實學術比較開放，但是仍有「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二戰後，雖在盟軍之下，有其開放與自由，但是其學術研究的框架仍然有其嚴格的侷限；因而，如名學者戴國煇先生在日本研究台灣近現代史，就有其不可碰觸的問題。。。
京都大學怕與東京大學的差別，在對於台灣史研究的範圍內也沒有太大的差距吧。。。
記得幾十年前，拙作出版時，一位長輩慰勉有加，我實在不敢高興，甚至很感悲痛。。。幾乎併淚的，因為，坦白地說，個人自知資具有限，又非歷史專業，那樣明顯的重要問題，居然要等待我這個外行者來提筆。。。過去的學界是如何怠惰，或是已被長期閹割了啊。。。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有感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