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談到蔣中正，最常談的是「要不要繼承蔣中正遺志反共？」要了解蔣中正反共的意識形態和特有的革命道路，大家可以看看《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1]），這本書讓我對蔣中正大為改觀。其實考證蔣中正的思想變化，他早年非常的左傾，但他受到戴季陶的影響後，開始產生變化。
在戴季陶的影響下，蔣中正認為，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有壓迫人民，然而品性卑劣的問題也普遍存在於工人和農民之中。所以社會問題的解方不應該是階級鬥爭，而是國民黨作為超然於各階級之上的政黨領導各階級，再由社會上的支配階級（地主、資本家）扶助農工，因此提倡以中國固有的仁愛（民生哲學）取代階級鬥爭。
蔣中正也認為，即使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言，當時中國經濟還相當落後，尚未出現像歐美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大規模的階級分化和對立，中國的社會問題是「患寡而非患不均」，因此在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後，應當全力進行和平漸進的生產力建設而非階級鬥爭，日後才有談社會主義的可能。
因此，蔣中正在台面上擁護「聯俄容共」政策的同時，私下跟中共的歧見愈來愈深，意識型態和革命領導權的衝突，促使蔣中正發動「四一二清黨」，國共兩黨於此分道揚鑣。
不過時隔多年，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擱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力發展生產力；同時大力復興傳統中華文化，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政權一樣，愈到後期愈中國。這些都跟蔣中正時代的中共相去甚遠，蔣中正時代的此種反共理由已不復存在。唯一剩下的反共理由就是「西方和台灣是自由民主，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邏輯。
但西方和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陷入了金權政治和民粹主義的死循環。少數富人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壟斷了權力、財富，當經濟危機爆發時，既有的議會民主體制無法解決，不滿的群眾倒向極端民族主義，加劇國內社會衝突和地緣政治風險。從蔣中正時代開始，台灣就把自己宣揚成「亞洲自由民主的燈塔」，但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反而在其他人看來已經是反面教材了，一直選舉、一直大罷免，什麼有建設性的事也沒做出來。
許多無視時空背景變化，要別人拘泥於蔣中正反共觀念的人，他們很多人都沒有真正理解蔣中正反共思想的根源，或是別有意圖加以曲解。有些人自己不喜歡蔣中正，卻消費蔣中正，偽裝成支持蔣中正的「反共正藍」，藉以對別人進行情緒勒索，這種人很顯然是配合民進黨的認知作戰，無須認真當一回事。許多自認為是「藍營」的人被賴清德的「擁蔣反共」冷戰思維牽著走，走到中華民族復興和世界多極化的對立面，實屬不智。
重要的是，要如何實事求是地處理蔣中正的歷史遺產。蔣中正領導抗戰勝利、在大陸和台灣建立經濟基礎（如資源委員會等）有功，但派系鬥爭、官僚貪腐、社會不公、經濟落後等問題拖垮了蔣中正國民政府，蔣中正日記在1949、1950年對這些問題也有深刻的反省。新時代的中國，一方面要在抗戰勝利和經濟建設的基礎上砥礪前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蔣中正時代的特權現象，如土豪劣紳、權貴資本、官僚資本，的捲土重來，真正建設一個統一、民主、富強、公正的三民主義/社會主義新中國。
無謂的、不明事理的「反共」徒然消耗社會成本，實事求是地繼承和改造蔣中正的歷史遺產，造福兩岸人民、振興中華民族、促進世界大同，才是正道。
[1] 施純純《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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