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住在台中市中區，曾是日本人聚居之處。
記得鄰居小孩在巷子裡玩耍，都夾雜著簡單的日本話，
教我三年的男導師打我們時也都是順口罵出日語「八格壓路」。
那時日本電影盛行，台中市許多兩層樓電影院都可以擠上千人，甚至大螢幕舞台上和走道都是觀眾。
印象深刻的日本電影明星和電影至今仍在腦海，栩栩如生。
小時曾在成功路「豐中戲院」看日片「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
片中音樂響起，我身旁的大人觀眾居然都起立了，我仰頭藉著影片的光一看，居然有幾個還在拭淚 (那時看電影片頭時照例會唱咱們的國歌，觀眾也都會起立)。
後來才知道那時影片中正在奏日本國歌。
鄰居有我母親教過的學生，他家是「第X大旅社」，我們也算玩伴，我四十九歲由美返台，就是跟他打聽台灣的鮮奶該買哪種品牌。
有回跟其他小時玩伴/鄰居一起閒聊（都講台灣話），才知道他母親是日本人，但看得出他不想讓我知道。
就像小六時，隔壁班龐祥麟邀我們到他法院宿舍的家吃院中大芒果樹的土芒果，我發現他的母親跟我的母親相似處是胖胖的，口音也是北方標準國語，但總覺得有相當差異，後來(聽父親說)才知道山東籍的資深演員龐祥麟有個日本母親。
曾有些名氣的高雄角頭楊雙伍母親也是日本人，以前常上電視的綠營名嘴楊憲宏母親也是。
馬政府時的總統府祕書長，當過台中縣長的廖了以，有三分之二日本血統。
另外更引人遐思的是，老蔣總統為了反攻大陸/抗共，暗自引介日本前皇軍將領在台襄助/訓練國軍，號稱「白團」。
回想我在台中「車籠埔」受的三個月二等兵訓練，居然跟我曾看過的日本電影「二等兵」如出一轍。
難怪許多外省子弟除了考大學外都進軍校當軍官，至少進專修班，也不願當二等兵。
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被遣返軍民號稱六十萬，佔當時台人的十分之一，比起光復後到民國38年間，由大陸來台的上百萬所謂外省軍民人數還少了許多。
但五十年間，來台的日人，尤以日本政府鼓勵移民來台的民間人士，在台延續兩三代的家庭不在少數。
戰敗後遭國府計畫性集體遣返時，因對攜帶物和金錢有所限制，等於是他們在台經營的有形/無形資產，一夕間化為烏有，而回到日本面對的卻是滿目瘡痍跟台灣市容差異甚大的家鄉，甚至許多人並無家可歸。
此期間許多台人因為接收/受日產發了財，甚至吃三代還綽綽有餘。
台中整條繼光街的店舖，當時都是日人的商店，即使賤賣錢也帶不走，只能順水人情給了家中台籍傭人/工人或親友。
此外，女嫁台人，改名換姓，隱藏留下的例子不少。
光復初期有些日據時期技術官僚及其家屬被政府留下，也是事實。
在那時外省人/國軍及眷屬反日的氛圍下，他們噤若寒蟬，不敢暴露自己的身分/血統。
有些人，我是指外省人，尤其是藍營軍眷二代，容易誇大日本後裔留台數目，對任何有悖藍營或親日的言行都會被冠以「倭寇」、「倭奴」，「日本餘孽」的謾罵惡名，但是每次選舉，明顯支持綠營的票數不少，但藍營在許多縣市也超過綠營。這種跡象顯示，將綠的/獨的台人歸類為日人後裔或有日本血統，是不合比例及邏輯錯誤的，因為綠/獨中，外省第二代並不少，而藍統/親中人士，像我這樣，父母都受過日本教育，家族中還有日本長輩的，包括廖秘書長等藍營大咖，也不少，一味的將他們都列入仇恨名單，是自我限縮，值得憂慮的。
藍營中的前台北市女副市長李永萍，本來跟陳文茜是綠營的兩大女將，她就是受不了綠營本土派在公開場合對外省人的謾罵/排斥才由綠轉藍的。
關於在台所謂「日本餘孽」的數字被無限的誇大當作選輸的藉口，曾號稱是范仲淹後人的新竹范光棣博士曾有說明，我贊成/同意他的說法(大意)：日據時代的戶籍，為了徵稅/配量和徵伕/徵兵是很完善的，左鄰右舍誰家有日本關係/日本因素，瞞得了人嗎？
除國府官方登記有案留下的技術/軍事人員及眷屬外，即使少數漏網之魚，也早就與台灣人嫁娶改名換姓了，而且異常低調，退一萬步，就算有日本血統，經過這七十幾年，也早就被閩南/客家/平埔族群和高山原住民及百萬外省軍民同化/稀釋得無影無蹤了。所以動輒把對「去中」/親日的恨，歸咎於在台日人的後代，不但是罵錯對象，便宜了那些真正該罵的人，而且還讓該罵的人竊笑不止。
註：引起「人數」誤會的主因是，戶籍更名的紀錄，二戰後期台民「皇民化改」漢姓/漢名的風氣不低，呵呵！戰後「大日本帝國」滅亡了，只要將姓/名字改回來，搖身一變，就是戰勝國國民了！而且還是本來閩/客/原住民的血統。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