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與階級典範 | 許川海

中國自一九五零年開始共產治國,歷經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讓多數無產階級的農民、工人,用鬥爭鬥臭鬥垮資產階級,包括有房、有地、有文憑、有地位、有知識和官階的群眾。這是充分破壞的革命,讓全民落入原始的齊頭平等,也讓國家經濟陷入落後,欠缺國際競爭力。

所謂破而後立,自一九八零年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人民如無韁野馬,漫無法則盡力賺錢,富裕讓各種奢侈浪費和攀比炫富出現,進入奢侈腐化的生活。不論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都難助益國勢!

無產階級需要脫貧,資產階級需要富貴,前者為共產所重,後者是富者光環,鬥爭成為潛意識,變為驅動成長的動力。但生活法則與水平缺乏制高點,受物慾和情慾引誘,傷天害理,損人利己,觸犯法律等就出現,沒限制在合情、合理和合法範疇,帶來的禍害,甚至通敵叛國都可能。觀之大陸前外交部長、軍事委員等事件,豈不是物慾情慾的誘惑使然?習政府知道過度接受資本主義已然受害,才有許多變革,抑制資產攀比和無限制膨脹。

人類財富再怎麼提升,只是數字,名望也止於明星名士,權位也高不過總統或帝王,為了虛榮,不斷付出健康、親情和歲月有何意義?石崇、沈萬三等歷史上鉅富,最後落得怎麼下場?假如將人類福利和財富限定一個範疇,再從消費層針對奢侈品、帝王宴、囤地、囤房、炒房、炒股、炒匯等課徵高額稅賦,就娛樂影視等的捧星設定標準,讓人不再攀比,從內心感到知足,又對鉅富賦予榮譽,許多禍害應從此而休,轉鬥爭為競爭,免去流血傷亡,許多榮耀也因此而生。

之所以有階級鬥爭,在於世間存在極度不平等,資產階級過著奢侈浮華生活,無產階級生活窘困,前者輕鬆獲利,後者出賣勞力度日,還被欺凌歧視。貧富與地位越懸殊,差異越大心裡就越不平衡,就須對抗或鬥爭。若將貧富差距縮小,階級財富設限,超越高標轉為榮譽,爭執就不會那麼大。標竿人物,或稱聖哲或頂範或楷模,配給編號,代表頂級地位,人皆尊之,憑編號享特權與威望,將多餘的財富捐獻國家,用於照護鰥寡孤獨和社會弱勢,國家定見一片祥和。

在〈階級鬥爭與階級典範 | 許川海〉中有 3 則留言

  1. 阶级、自然存在。
    斗争,自然存在。
    关键是,如何让阶级差距相对合理、让阶级斗争合适进行,让阶级斗争烈度不至于爆炸。

  2. 《从阶级、斗争、走向公民、共和(或回归人民、共和),是历史继承、扬弃、升华的自然辩证逻辑》

    天人合一 《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三,共和主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盐”与“镜”

      共和,是调和政治小鲜(汤锅)的盐

      关于阶级斗争

        这是一个认识差异最大、是是非非最多、当前似乎又有点热闹起来了的名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类、这群、定义为阶层、阶级,似乎均可,如是,一万年、也即共产主义所谓无阶级之前,都会有阶级;
      人与人、伙与伙、差异总是存在,矛盾具有普遍性,相争也就有普遍性;
      否认阶级、无视斗争,是鸵鸟藏头沙堆里、是掩着耳朵取铃铛。

      政治领域所说的阶级斗争“是指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是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相互冲突的表现,是解决对立阶级之间矛盾的基本手段”(见互动百科、百科名片)。显然,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与矛盾具有普遍性哲学意义的阶级斗争不是一个意义。但人们恰恰、常常将二者混同。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对马克思原著知之甚少,所知均为二手货,不敢妄评伟人。世人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怕也千人千面,各拜各的佛。本文所臧否者,或均为世俗走样异化之成见,与原著、原创者思想、与专家学者精研细究之经典无关)从人们的经济地位划分阶级,这同从肤色、性别上划分白马黑马、公马母马一样,在分类学上无可厚非。由于经济关系、地位不同,同类有同利、会同争,由此产生相同的政治集合,这也有一定普遍性。如果经济利益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这斗争也就对立、不可调和、会很残酷,只能斗争、甚至暴力、革命、以不择手段为手段。上一、两个世纪的国际社会政治生态,劳资对立、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国家冲突、世界大战,工人阶级(社会下层)觉醒抗争,统治者严酷迫害,抗争的与迫害的国际性形成两大阵营将世界一分为二,为这种理论提供了充足依据与营养、增加了火药的分量。而在中国、私有皇权与民权的生死对立,列强侵凌的严酷危机、财富占有分配的巨大悬殊、军阀割据的极度混乱,革命者身上传统恶斗死争的劣质基因,缺乏共和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人权科学的社会环境等等,使这种斗争更加普遍、长期、复杂、反复、残酷。
      想想辛亥革命的壮烈、削平军阀的复杂、四一二的血腥、平均地权的奇伟、站起来的豪迈,前人们的所有作为、无论痛楚或快乐,都有时代的成因,均为历史的共业(或共孽)。
      鄙夷责难,谁有资格?事后诸葛,只增笑话。

      然近两年,
      老百姓阶级斗争之声又起,
      肉食者“文革复辟”警报吓人。
      探寻究竟,正本清源、以史为鉴,避免再交学费,才是正招,很有必要。

      1,不应把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决定阶级属相的粗糙公式绝对化。

      马、毛、刘、彭湃等许多共党领袖们家庭出身与政治信仰对立就是证据。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也有好的一面,就是面对国家、天下、民建构政治学说,讲的是安邦定国、经世济民,其真正践行者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面对的是全民而非哪一特定阶级。根据土地多寡划成分,作为平均地权时的依据,尚可;此后一直保持这种称谓,将人们分群定等、恒久政治定位,甚至血缘相传,龙生龙、凤生凤,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则大谬不然。列“黑五类”、搞“管制”,无论什么运动,都要先将其摆出来当成活靶子,触及灵魂触及皮肤,这与封建皇朝的“禁锢”、“株连”、与元朝残暴统治者将老百姓分几个等级没有多少区别,充满着野蛮愚蠢、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2,不应当只用一个视角观察历史、只从一种关系上寻找动因。

      社会生活多姿多彩,事物原因多种多样,不同视角认识或异。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从一个侧面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讲,科学实验、一些实验成功了、一些实验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等语。甚至,好奇、幻想、异想天开,也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因之一,说“一些好奇满足了、一些幻想成真了,这就是历史”,似乎同样成立。同理,“人世难逢开口笑、上彊场彼此弯弓月”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总是相辅相成。一种场合,说话有侧重可以,但将其绝对化,套用到任何场合,不是辩证法。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人类社会五个阶段,言之有理。换个视角,从权力产生方式着眼划分公推首领、智慧威权懾服、强力夺取、选举(直接、间接)产生社会,从当政者对权力的自我标榜分为权力神授、权力德居、权力民约、权力民有民选社会,难道不可?
      在中国的政治权力史上,明显存在一条公权力从神权、君权神授、经君相分权、科举向平民大众渡让放权、间以平民革命轮流坐庄的不同于西方的公权演变线索;文化观念上则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体,君舟民水,民为邦本,乃至诛“独夫”等等。以此着眼,或可划分公权力神有、私有、民有诸般社会形态。
      从近代中国最广泛、最包容、最现实、最紧迫,也是两岸及全球华人热切期盼的愿望看,我们完全可以将近百年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称之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伟大的复兴期。如此、两岸间、海内外、不同政治分歧均可消融,各种利益藩篱自然崩塌,国际遏制势力消于无形。
      盲人摸象,人人都真,不得象之整体;庐山看峰,峰峰皆实,难识庐山真面。世界上,没有终极了的真理,没有包罗万象的体系、没有只此一家的道理,多一点视角、多一点思索、多一点比较、多一点争论、多一点主意(义),真理才会越辩越明、人祸才会越来越少。

      3,不应把阶级斗争神圣化。

      任何斗争都是双轫剑,都可能负作用,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何况许多时候不是杀敌而是殘友自殘;错误的斗争不是进步、是倒退;过度的斗争、扩大的斗争,不能缩小对立,只会越斗越红眼,为更大更烈的斗争提供依据与能量;阶级之间,不仅仅是斗争,还有合和,不仅仅是对立,还有妥协。不一直在对抗、还有转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更多的是哲人、诗人、战略家自信、浪漫、夸张的一个方面,君不见,其与王佐和、与陈济裳和、与蒋介石和、与苏联和、与尼克松和,其与第三世界、与旧友、与降将、与民主人士,尤其与普通百姓,处处都是亲,那里只有“斗”。
      在中国恶争死斗最祸国殃民。

      4,不应让阶级斗争异化为政客恶争。

      中国政治领域,有许多曾经界定为对抗性阶级斗争者,其实未必,至少并没有那么纯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对地主阶级(封建主义)的斗争?地主们就没人造反、资本家就没人保皇?当然不是。其为民权对皇权的斗争,无论资本家、地主,还有别的什么阶层,都在“民”之列、都有造反者。国共党人北伐路上头一天还是同一堑壕的战友,反目后一夜之间即成对抗性的“对立阶级”,是本来就是对抗的阶级,还是四一二因屠杀激化对立而对抗对立?打倒蒋介石集团,主要原因怕是因其腐败、专制、黑暗,与全民对立而非仅仅与一、两个阶级不对头、仅仅为一、两个阶级、阶层的心愿与胜利。
      百年来,更多、更常态化的倒有这一类斗争,如军阀混战、派系倾轧、同志内斗、共产党历史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样惊心动魄、惨烈异常,这自然无法用“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定位。还有一些甚至影响历史进程的斗争,根本不是阶级间的对抗,而是政治人物个人、团体、圈子之争。
      看当今政坛,有的斗争或许不过源自羡慕嫉妒恨、表现为勾心与斗角。
      有一种现象需要注意,就是把个人、小圈子的利益说成公益,把私斗美化为公争,把几个年轻人超出僵化语言做几件体制内标准的份内事拔高到路线、道路、阶级地步,这异化了的“阶级斗争”或许反复出现、祸害深烈,国人自然应当警之惕之。

      5,不应从阶级斗争导致专制专横。

      阶级划分简单粗糙化后,孰敌孰友未必清楚真实。阶级斗争神圣化后,阶级利益成了最高利益。正常的政治歧见,为本阶级利,往往不能分辨是非;一般性质的斗争,在对抗中,常常容不得半点退让。因为党同,所以伐异;因为成王败寇,所以不择手段;因为你死我活,所以没有宽容。在阶级利益的共性下,个性往往被限制、扼杀,甚至人类共同价值被冷落、忽视。极易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制,进而异化为少数所谓的阶级代表者对所有阶级、所有人的专制专横。

      6,不应让阶级、阶级斗争成为和平建设时的主旋律。
      阶级斗争之说,在社会极度对立、暴戾的时期,对处于弱势、深感不公不平、甚至被捕被杀、撵得钻山沟的一方确实管用,剥夺剥夺者、复仇屠杀者、造反有理、反抗必然的口号,寻找谁、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的方针,使革命者占据道德制高点,有了清晰的策略与战术、立于不败之地;使被革命者成为不义、陷于孤立、困于必败之途。其是乱世之道理、革命之利器、砸烂旧时代之重锤。
      当革命成功、乱世结束、社会更新,对立的阶级失败溃散,造反者成为治理者的时候,和平建设自然应当成为主旋律。四九年具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五四年《宪法》均无阶级斗争术语。“阶级斗争”一词首次入宪是七五年。其显然系文革“继续革命”观念所致。其实,四九年内战胜利,所谓官僚买办阶级在大陆即不复存在,土地改革、一化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 80年代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已经将其划入到人民内部。既然阶级斗争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应当是在对立的阶级之间才存在,显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哪怕是初级阶段,只当是民与民、官与官,以及职务没有高低、职业不分贵贱的社会化分工关系。何来对抗阶级、何提阶级斗争。

      7,谨防步入仇富、限富、劫富的陷阱。

      上一、两个世纪,中国处于乱世之秋,阶级对抗、社会分化、权力崩溃,革命、战争连连。孙中山们打碎皇权、蒋介石们荡平军阀、破坏了旧社会的上层。毛泽东们平均地权,摧毁旧的社会基础。想想土地改革前,不到人口10%的所谓地主、富农们占有土地的52%,人均18亩,占人口52%的所谓贫、雇农们仅占土地的14%,人均不足0.9亩(源自维基解密数据),而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状况,便可清楚,无论是阶级斗争的冲动、或者是国家经济治理的需要、社会危机的化解,平均地权势所必然。这场革命的最高形式、土地改革,让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对中国社会的正面作用显而易见(台湾后来耕者有其田改革亦证明这种必然性)。现在有人以现今土地需要而且正在集中经营、以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发出对当年土地革命、改革的置疑,将其描绘为一场劫富济贫的绿林运动,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与反动。诚然,如果没有四一二类的屠杀将对立推向极致、如果中国已经形成坐下来慢慢谈的机制、如果养成了有道理有冤曲也只能按法律、讲人道行为的习惯,如果大陆有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时的家底(大陆运转的黄金、没收日伪的资产)、较从容的时间、别人土改的先例,大陆的平均地权也许更加理性、平和、完善,少一些后遗症。但这不是这场革命的错,而在“革命者”本身多了一些恶斗、少了点共和。全盘否定是没有道理的,搞极端是危险的,也是难以引发共鸣而无济于事的。冷静分析,土地革命过程中,确实有极端、过火、甚至不人道、酿祸害的行为,有将阶级斗争庸俗化为穷人对富人斗争、将平均地权理解为平均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在旧的经济不平衡、不公平被打破后,社会引领者没能在新社会新平衡基础上一视同仁地对待跟随者,而是用政治上的不平衡不公正替代之。长时期唯成分、政治管制、分别对待、阶级歧视,延续了旧的历史仇恨,造成了新的社会对立。
      改革开放,这些失误基本得到了纠正,全民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求富裕、奔小康的竞赛场。然而,由于发展过程中本身具有天然的不平衡性,由于共富不完善甚至失误所造成人为的贫富分化,由于执政者腐败异化而出现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且为富不仁,社会思潮出现极大异动:正直者对腐败的痛恶,未富者对现实的不满,贫困者对前景的绝望,落伍者对降位的不安。如不在理论上厘清,潮流上引导,过去将阶级斗争庸俗化为穷人对富人斗争、将平均地权等同劫富济贫、将政治公平公正搞成经济绝对平均主义的历史极会重演。步入仇富、限富、排富、甚至劫富的陷阱,将是绝大的悲剧与笑话。

      8,不要把反腐败搞成、逼成阶级斗争。

      当今,官员腐败、执政异化,几近“亡党”、“亡国”程度。

      对腐败有几种不好的态度,
      一为“阶级斗争说”,以腐败论证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也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反腐败;
      二为“体制说”,将腐败成因一直推到所谓“毛体制”;
      三为“适度说”,认为其是发展的伴生物,社会上过度反应会“文革复辟”。

      允许“适度的腐败”,与允许“适度的犯罪”何异?
      “适度”的腐败。现在适度吗?
      现在还不够吗?
      谁来确认“适度”与否? 民众乎? 官员乎?腐败烂透的肥官乎?还是未腐想腐正大腐狂腐的饿官乎?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
      错!
      我们自己曾有过不、或不太腐败的记忆。
      当今世界也非处处皆腐。
      腐败,近二十年才成为群体性的现象,其越演越烈是不正常状态。其不是改革设计者、推动者的初衷,不是改革拥戴者、动力者的心愿,不是改革开放必然的宿命与代价,而是改革开放出了偏差、是改革开放成果里寄生的害虫,是不成熟的执政者执政的缺失或罪过。
      勿须讳言,台上不少人、及其吹鼓手,已是腐败者或是腐败寄生虫。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的说道,
      是“要说自家煤炭白、非说邻居面粉黑”,“自家庭院不干净,便向邻屋泼污秽”的最笨拙、最可笑、的乌贼术。
      是近年来最赤裸裸的、为腐败、腐官、腐政、最强词夺理、最无耻之尤、最不顾观感、最不怕惹祸的诡辩词。
      其昭示,腐败,已经到了为所欲为、厚颜无耻、不遮不掩、堂而皇之的地步了!
      悲乎,中国!醒吧,国人!

      本人经历过腐和不腐的年代。
      本人甚至可见证近二、三十年腐败从小到大,从暗到明,从偷偷摸摸到堂而皇之,从个别到普遍,从声名狼藉、人人喊打到竟然有人公然提出“适度腐败”、竟然厚颜无耻地要人民理解的全过程。
      老百姓会容忍“适度的腐败”吗?
      否!

      “体制说”是把现官责任推前朝。
      体制不是贪腐猖獗的主因。
      同样的体制。曾经有过“开后门”脸会红的时代。现在呢?当官搞祚才自然,不搞就是另类。
      曾经有过当“头”的怕群众知晓自己多吃多占,开会要发言、要放炮。现在当下属的生怕“头”不多吃多占。看着、跟着“头”多吃多占、最好是一块做点坏事,一下子成为自己人,或是许多人的真实用心。
      过去,腐败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现在呢,能腐则腐,只恨自己腐不了。
      曾经有过以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为荣的社会氛围。现在呢,怕多给白眼:这是多事的瓜娃子。
      以前的举报、多出于公心,多是一个单位的熟人。现在呢,没有私仇、如失宠的二奶、争官的败将,怕大多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什么时候,下级共产党支部、党组、党委,开始堂而皇之召开会议研究向上“送”、对内“分”?
      什么时候,“老大”(地方党委书记)对辖区内的贪腐官员从查、捕、判各环节上都实际上行使直接干预与最大、最终决定权。

      体制,说一样又似乎有差别。
      就算体制一样、似乎人已不一样。不一样的人,事情才两样。
      国民党也曾经青春年少、活力四射,最后贪污腐化成风,基本腐朽,落花流水般去了台湾。
      共产党长时期清廉,近些年贪污腐化愈演愈烈,事必有因,岂是简单“体制”二字轻轻带得过的!
      近代百年,国共两党血火相拼,构建过不同的体制。然而又都在不同体制内经历了清廉有为与腐化堕落的阶段。
      简单“体制”二字能说清腐败恶疾的病因?
      轻巧“民主”一法就是中国百年内斗的良药?
      民主是个好东东.可惜百年内斗乃至当今,其似乎都只是战斗的旗帜、攻击的号角、标榜的油彩、好象从来没有显出过清热消火的药效。
      体制不是积木房说拆就拆,说建即建。
      体制的构建许多时候得靠白骨搭建。
      人类社会不应当不断地、无休止地在体制“建”与“拆”中翻烧饼。
      稍有不顺,即推倒体制重来。 能这样轻巧?这与曾经“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有何两样?

      现体制内就没有反贪治腐的机制?
      请不要忘记,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原因之一正是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清廉。
      请回忆,杀刘青山、张子善时国人如何景仰.
      请再三深思,大跃进、文革,让老百姓吃了那么多的亏,老百姓还是屁颠颠地跟着共产党,其原因难道没有因为共产党人虽然政治上好斗、管制上较严,官风上却比较清廉?
      请想想现在,经济上有成就、生活上大提高,人们骂声却连连,社会危机却显现。原因何在?
      是对宗旨的背离。 是主人翁全体缺位。也因过去极左,导致历史大反复。
      而最近几年确实形成了一个以权贵勾联的利益体。

      当下,有人在现体制下不认真治贪反腐,一推、推给体制,自己一干二净,没有一点关联;
      有人自己不廉洁,把原因说成大家如此、大势所然,你不腐败、才是异类怪物;
      有人反腐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却说让我先改革体制。
      世上有那么安逸的玩法?
      所有这些, 其目的、其结果,是遮掩不反腐的本质、回避反腐不力的责任,是寻求继续尸位素餐找的借口。

      体制内,真没有反腐治贪的希望?
      胡说八道!
      翻翻既有宪法、党章、法律,什么地方有容留腐败存活的空间?
      随便那一一条条款,不能置腐败黑恶于死地?

      越来越腐, 缘由未能坚持体制中的好东东、真精髓! 缘由执政者异化而非体制变坏!
      雄心勃勃的政治热心肠,不要满心思中南海、紫禁城,管管身边的黑与恶吧。
      善良可怜的老百姓,莫想一口吃个大胖子,盯着你眼皮下的局长科长烂芝麻吧。
      人人喊打,老鼠才不敢过街。
      我们不是有那么一段履行人民权力、正义、正直、捍卫原则、维护公利的主人翁时光吗?
      履行自己的权力、做好随手便可做的事吧!
      莫要坐等天上掉下个不腐败的体制。
      任何体制,离开了真正反腐败的人,都会异化成腐败者的温床与乐园。

      中国不缺骂者而少真做者。
      从反身边具体的腐败开始吧、从自身不腐反腐做起、从最简单、最原始的目标要求起 、一步步来吧。
      侈谈体制,妄言革命、等待变天,会把反腐推得更远、更久、甚至到白头,会把好事搞得变味、很累、很危甚至掉人头。

      “阶级斗争说”是不负责任在玩火。
      腐败,于各种社会都是恶疾,都是危害、都是过街的老鼠人人要喊打。
      异化,对所有执政者(团队)都是背叛、都是伤害,都是在把执政者导入孤立失败甚至灭亡。
      腐败,源自人性之阴恶;异化,贯穿事物之始终。
      把腐败说成地主、资产阶级所独有、其特性,而所谓无产阶级就根正苗红、天然纯洁,即使腐了也是地主资产阶级传染、责任,这是典型的对对手抹黑泼污、对自己毫无自知之明,是对自己及其阶级固有恶习的放纵。
      腐败、异化的是自己、自己人,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只应向自己开炮、拿自己人开刀。
      建国以后,永恒、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毛泽东,洞察到了共产党人腐败异化的危险,不断疾呼“就在共产党内”,始终把矛头指向“当权派”、指向“最大的”。然而,惜乎其为激烈阶级斗争的过来人,习惯别人全错,自己人全对的思维模式与攻击异己、吹嘘同类、护短本阶级的宣传口径,总是把问题、不好、罪过推给别人,
      于是,信手拈来,对明明是自己队伍一员的蜕化变质分子,却冦之以地主、资产阶级大帽子;
      于是,这个阶级“人还在、心不死”;
      于是,阶级斗争便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于是,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成了永恒的妖魔化了的符号;
      于是,一群已经被剥夺物质条件成为无产者的前资产阶级,作为前社会残渣余孽成了新社会久远的斗争对象、成为无产阶级中腐败异化分子即所谓新生资产阶级的同刑人、陪杀犯、伴斗者。
      这,或就是文革的起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新中国长期未能将人民转口为公民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毛思想的本质,不是毛本人的真意,而是长期对立恶斗社会的误读,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剧、是国人历史的悲哀。
      腐败,就是非法占有、滥权掠夺、违反执政规范获取,跟先富后富、钱多钱少、姓资姓社,没有关联。
      腐败,就是腐败,哪需挂阶级的面具。
      反腐就是反腐,不能用阶级斗争的作法。
      腐败分子就在执政团队内部,怎能偏离斗争的方向。
      反腐败、防异化,跟阶级、阶级斗争无涉。
     
       值得警惕的是,
        当今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反腐败会成为国人政治pk的角斗场。
      幼稚的政治热心肠难以把稳反腐方向.
      无良政客会把反腐工具化.
      百姓的无名火或成`玉石俱焚势.
      而腐败异化者反倒会在阶级、同党、稳定、政治合格的画皮下得到掩护、保护,会在阶级斗争、对立、恶斗、混乱的环境里自由自在、浑水摸鱼、悠然自腐偷着乐。

    记住历史的教训,抛弃过时的成见,克服一已的小利,胸怀全民的福祉,开启一个少一点恶斗、多一点共和的新时代吧!

  3. 公权力,一定不能被金钱污染,应当由专业化的人民精英掌控。
    或许才有可能防止阶级固化、差距扩大、斗争恶化到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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