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樣似通非通的應酬文字（應酬二字並無貶義，古人皆如此用），真的覺得好彆扭，也好難過。都是學界中人，簡單的幾句話寫不好嗎？

忍不住改寫一下。非為炫己責人，只想表示這並不是什麼特別難的事。當然，我也想藉機分析一下，與大家一起探討什麼才是（或不是）好的中文。改寫如下︰

驚聞黃教授辭世，本會同仁悲悼之餘，也衷心感念黃教授對本會及台灣心理學界的卓著貢獻。本會必將繼續秉持阿德勒心理學之精神，讓每位與本會相遇的朋友，在面對社會或個人生命的各種問題時，都能展現出獨特的勇氣與精神高度，開發出生命的各種可能，以達成黃教授以心理學淑世之心願。

改寫或不特別好，但肯定比原文好。好在那裡？分析如下︰

一、原文80個漢字，4個標點符號。「字符比」為20:1。而改作121個漢字，9個標點符號，「字符比」約13:1，比原作降低了許多。對中文來說，一個「句子」（以標點符號為界）不宜太長，太長不好理解。這是中文文法本身所決定的。諸君請看古代散文，很少出現超過10字的長句，駢文更是只有4或6字（故稱四六文）。白話散文，各位請看名家（如琦君、張曉風、梁實秋等）與俗手之作，比較他們的「字符比」，就知道好的中文訣竅為何。

二、雖是短文，仍應有基本的結構。起首應有原因，（標題可代替，故原文亦不算錯。）結尾應呼應主題。這樣才能維持文章的整體感，文氣不致散亂。

以上兩點，簡單分析。請讀者賜教。

說實話，我忍不住要指責一下大學（尤其是國立大學，排名靠前的大學）國文課都在幹什麼？我不相信這些「好學生」都那麼不好學，但老師會教嗎？是否因循故舊，不知變通？更令人難過的是，一些年輕中文教師本身的寫作能力就有問題。而這些老師，又是誰培養出來的？教不嚴，師之惰，不客氣地說，一代代中文系師生多有苟且之處，實為中文程度下降之罪魁。鄙人忝為其中一員，責人亦是責己，悲夫。

聽到黃光國教授去世的消息，真是驚詫莫名。因為我在7/19才收到黃教授的信，信中提到他對台灣的教育已徹底失望，目前正準備集中全力，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以搶救「文化中國」。言語之中實感覺不出有任何異樣，未料才十餘日，竟歸道山，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我與黃教授本來素無淵源；去年我在鵝湖的群組發表了一些反對教育部EMI（全英文教學）政策的言論，引起周博裕兄的注意，他遂於暑期主辦了一場針對EMI的討論會，請了五位引言人，其中就包括我與黃教授。黃教授最後發言；他在發言中，對我的一些看法十分肯定，並且認為非常重要。之後，我服務的景文科大通識中心要舉辦生命教育教師研習營，身為主辦方，我想到邀請黃教授擔任主題演講。黃教授接到邀請後，不但欣然同意，還特邀我到台大他的研究室商談，以共同決定演講的主題。於是，在今年四月中，遂有了一次愉快的午後會談。我也因此開始閱讀黃教授的著作。

在當今接受西方社會學訓練的著名學者中，黃教授應是最具有文化主體意識的一位。從他的成名作《人情與面子》開始，他就非常明確地主張心理學必須本土化，而不能一味地依賴西方理論；而所謂本土化，又必須是立足於自己的文化及學術傳統之上的（而不是只從事本土的田野調查）。於是，黃教授開始大量閱讀中國傳統文獻，並因而接觸到牟宗三哲學。他曾在張大春主持的廣播節目中，批評台灣學者普遍陷溺於西方理論之中，亦步亦趨落其窠臼而無力批判創新，但認為牟先生是唯一的例外，且是當今最具創造力與系統建構能力的學者。

我看到黃教授在YOUTUBE上的一些演講，他近年已開始嚴厲批評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觀點以及對中國的見解。雖然完整的學術性論述我尚未拜讀，但對於他的魄力與企圖心，我是由衷的敬佩。五四之後，中國學術經過百年的發展，實在沒有道理再臣服於西方的權威之下；但實際上，因循苟且，崇洋自大，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黃教授敢於逆勢而上，得罪學界同僚亦不顧惜，實在值得欽佩！

於今，世局之演變波詭雲譎，而台灣更被推上風口浪尖，若說有可能成為世界大戰之爆發地，已非危言聳聽。而台人碌碌，於此渾然不覺；魚游沸鼎，燕巢飛幕，昏聵蒙昧，莫此為甚。而肉食者鄙，爭權奪利，結黨營私，以為外力可恃，因而偷安苟且如故。

所以萬一危機迫近，政府實不可靠；此時，唯賴具有一定聲望之學者名流，奮臂而起，團結人心，指點明路，或可避戰而維持和平，否則民無噍類矣！而環顧四周，頭腦清醒、思路清晰而具有高知名度並孚人望的社會領袖能有幾人？而黃教授可居其一。如今不幸仙逝，豈非台灣之大不幸？而何止於學界之損失哉！思之誠可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