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渾濁成為一種常態時，清白便成了一種罪；在烏鴉的世界裏，天鵝都是有罪的；在小人的世界裏，他們永遠都是對的。如同魯迅《狂人日記》之中的「狂人」，又如同《長明燈》之中的「瘋子」。
因為在一群渾濁的人中間，清醒者屬於異類，所以清醒便成了一種錯誤。

魯迅在1925年3月5日創作了短篇小說《長明燈》，最初連載於《民國日報副刊》，後來收錄在小說集《彷徨》之中。
《長明燈》這一篇小說和《狂人日記》相似，是一篇思想啟蒙的諷刺小說，魯迅在其中創作了一個人物「瘋子」，講述了「瘋子」想要吹滅村子廟中的長明燈，引起了全村人的恐慌，最後被全村人關押的故事。

魯迅塑造的「瘋子」形象，代表的就是在渾濁常態下，唯一的覺醒者。
魯迅在1918年寫下《狂人日記》，7年之後寫下了《長明燈》，所謂的「瘋子」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瘋子，而是在一個渾濁狀態下，世人都奉行錯誤觀念時，反而將覺醒當做了錯誤。

他的「瘋」並不是「瘋」在身上，而是「瘋」在了覺醒上，他敢於摧滅由封建思想和固執民眾共同建立的長明燈，而且他也意識到燈滅了，但是渾濁仍然存在。

所以「瘋子」說：「我知道的，熄了也還在。」
他忽又現出陰鷙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斂了，沉實地說道，「然而我只能姑且這麼辦。我先來這麼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
他說著，一面就轉過身去竭力地推廟門。
然而，這盞長明燈對村民來說，是傳統的象徵，是吉祥幸福的預兆，如果燈滅了，便會招來災難，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面，這盞燈從未熄滅過，他們怎麼會允許一個「瘋子」將燈熄滅呢？

當人們認同了某一種價值觀和生活環境，就不會察覺這個環境之中存在的問題。
所以就有這樣一句話：「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反之也是一樣，當一個人相信了一個錯誤的價值觀後，不僅不會懷疑這個價值觀的問題，反而會認為正確的東西有問題，所以大家都將這個人視為「瘋子」，他們絕不允許「瘋子」去吹滅自己所信仰的長明燈。

有形的長明燈在廟裡，而無形的長明燈則在心裡，就算能夠把廟裡的燈吹滅，但是也吹不滅心中的長明燈。
而且任何一個時代都有長明燈，任何一個群體也是如此。
在另一個群體中，或許並不是因為封建道德塑造的長明燈，而是因為群體的愚昧和無知，這就是「群體劣根性」。
對於群體來說，他們迷戀的是群體的歸屬感，缺乏的是個體清醒的認知，在歸屬感之中尋找優越感，而且他們更擔心被群體孤立的冷落。

蘇格拉底有一次上課，拿出一個蘋果，問在座的學生：「誰聞到了蘋果的香味？」
這個時候一個同學舉起了手，當蘇格拉底從每個學生面前走過，並叮囑大家，讓大家仔細聞空中的氣味時，又重複了一個剛才的問題，這次，其餘的學生都舉起了手。
最後蘇格拉底說：「這只是一枚假蘋果，並沒有香味。」

當時代在變化，但是群體的劣根性卻從未改變，當一個人指鹿為馬的時候，剩下的一群人便都認定「鹿」就是「馬」。
在任何一個時代，不管科技怎麼變化，時代怎麼發展，清醒的頭腦依然是一個稀缺品，獨立的思考和高於眾人的覺醒者，一樣都不被認可，但是一樣需要存在。

如果一個群體之中，個別覺醒者都沒有勇氣站出來指出「皇帝的新裝」，那麼這個群體永遠談不上發展和改變。
覺醒者不僅需要頭腦，更需要勇氣，他需要勇氣蔑視權威和群體。

當一群人都在往一個方向奔走的時候，逆行者未必是錯的，所以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瘋子」存在，而任何一個時代更需要「瘋子」存在。
因為能「救救孩子」的人，正是這些「瘋子」。

清朝末年，中國極度衰弱，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衰弱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的國民性普遍有重大缺點，如奴性、不團結、民智低下、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等，因此倡議改造國民性，始於梁啟超，其後胡適、魯迅等都是重要人物。大陸歷史學者張宏杰2016年出版《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體書)，講述中國國民性自古至今的演變歷程。此書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國民性，也有助於改進中國的國民性。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專制王朝以前，實行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當時的國民性可以概括為「貴族文化」，貴族長期有特權又富裕，使他們注重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高尚的品格。秦、漢之後，一直到隋、唐，主要實行郡縣制，傳統的貴族式微，但是朝廷非常重視門第，世家大族相當程度承襲了貴族文化，當時的國民性可以稱為「士族文化」或半貴族文化。到宋朝，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大行其道，完全突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於是迎來融合上層雅文化和下層俗文化的「平民文化」。元朝是極為殘暴的異族統治，隨後的明朝雖然是漢族統治，卻承襲了元朝的許多制度，元、明統治所導致的國民性被作者稱為「流氓文化」。作者認為清朝對社會的控制更勝元、明，因而形成「奴隸文化」的國民性。

作者已出版十多本歷史有關的書籍，文筆非常流暢優質，無庸置疑。他根據史料歸納出不同時代的中國國民性，雖然難免主觀，但簡單明瞭、不失重點，筆者大致都能認同，卻也有一些異議。

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很痛恨帝王專制制度。他傾向把自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說得一代不如一代，而國民性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大符合歷史事實。自秦、漢到隋、唐，再到宋朝，雖有起伏，中國的專制制度大致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化，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元朝的異族統治是一個大斷層、專制制度的大倒退，因此元朝只維持統治九十年。專制王朝多半因襲前朝，做點小幅改進，因此明朝比元朝好一點，清朝比明朝好一點，但明、清在多方面都比不上宋朝。流氓和奴隸的國民性都是元朝惡政遺留的惡果，明、清不過是無心無力清除改善而已。

作者在書中多處比較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極力推崇民主制度，而貶低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不能說比不上希臘的民主制度，須看時空背景。政治制度不僅要讓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過得好，也要能保衛國家，讓種族綿延。中國的專制制度讓中國人綿延兩千多年，現在人口十三億；對比之下，古希臘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兩千年，現在希臘人口不過一千萬。(時間久遠，現在的希臘人是否古希臘人後裔，甚至令人存疑。) 現代民主當然比帝王專制好，古代卻不一樣。例如，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還發表著名的《君王論》，支持帝王專制制度。

魯迅和胡適都是以著述和言論，企圖改善中國國民性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魯迅傾向共產黨，而胡適較傾向國民黨，因此魯迅在大陸備受尊崇，而胡適受到冷落。令筆者驚訝地，作者在書中極力推崇胡適，明顯超過魯迅，加以他高度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等同於推崇現代的西方民主，這不是政治不正確嗎？作者能成為活躍的知名作家，看來大陸對文化、學術是很開明開放的，很多台灣人顯然對此有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