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民主被美歐推崇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於是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而這類研究的結論幾乎都是，威權國家應該轉向選舉民主（否則研究恐怕無法發表）。《從經濟發展到民主》（[1]）又是這樣的研究報告，探討一些亞洲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選擇和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觀念：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也會比較民主，或威權國家因恐懼迫在眉睫的人民暴動起義而轉向民主，書中主張，威權國家一般是憑藉實力轉向選舉民主，實力包括執政團隊的組織能力、過去的施政表現等等；威權執政者有實力，因此有穩定信心和勝利信心，前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國家仍能穩定發展，後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執政團隊能夠在選舉獲勝而繼續執政；執政者一般是在實力已過顛峰而仍相當強大時轉向民主；執政者可以接收四類訊號，藉以研判本身的實力及是否轉向民主：選舉訊號、抗爭訊號、經濟訊號、地緣政治訊號。

書中觀察了12個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歷史，分為4個群聚：
日本、臺灣、南韓（國家主義群聚）憑藉強大實力成功轉向民主。
印尼、泰國、緬甸（軍國主義群聚）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印尼勉強成功，泰國、緬甸不成功，而回歸威權統治。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群聚）迴避民主。雖有選舉，但執政者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被作者視為不民主。
中國、越南、柬埔寨（社會主義群聚）迴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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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國家可能轉向選舉民主，選舉民主國家也可能轉向威權。一個執政者很可能隨時都在考慮要趨向民主多一點或趨向威權多一點，因此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合理的，只是太偏重由威權轉向民主，而較忽略由民主轉向威權。其實本世紀以來，由民主趨向威權的國家多於由威權趨向民主的國家（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如臺灣的賴政府也愈趨威權。

學術研究應該客觀中立，但作者顯然非常偏愛選舉民主而反對威權體制。譬如：他把前英國殖民地群聚稱為「痛苦的威權主義」，新加坡、香港都擁有極高的人均GDP，而馬來西亞的人均GDP也居於世界各國的前1/3，怎能稱為「痛苦」？雖然書中承認選舉民主的脆弱性，最後的結語卻是「民主轉型的歷程愈早開始，路途會愈平順。」

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包括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民主或許是普世價值，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施政要遵從主流民意，未必非要選舉不可。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都有可能遵從主流民意來施政，而實現民主的理想，因此威權國家未必非要轉向選舉民主不可。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和治理優於幾乎所有的選舉民主國家，因此更沒必要轉向選舉民主。

[1] Dan Slater ,  Joseph Wong（黃一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2024。（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 2022）

加拿大籍、任教北京清華大學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出版 [1]，從學理上比較中國模式，一種政治尚賢制，與西方的選舉民主制，相當客觀地指出兩者的優缺點和改進方向。

書中首先指出選舉民主的四個弱點：
一、多數派暴政，選民多數派使用其權力壓迫少數派。
二、少數派暴政，少數派，如富人，利用其高於一般人的影響力追求本身利益。
三、選民共同體暴政，非選民，如子孫後代和外國人，的利益被忽略。
四、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民主選舉往往基於個人或政黨實行負面宣傳，會加劇而不是緩解社會衝突。

針對上述弱點，作者提出四個對應的替代選擇：
一、新加坡的賢能政治(以賢能決取代多數決，尊重/融合少數族群)
二、限制資本家
三、以長期執政顧及子孫後代
四、取消黨派政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尚賢制大致綜合了這四項特徵。

政治尚賢制的目標是挑選優秀領導人，書中主張需考慮領導人的四方面：
一、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二、智識(智力和識見)能力
三、社交技能
四、美德
並提出優秀領導人應以政治為志業，選拔機制須認真對待官員的性格特徵，並重視同級評價。作者又指出中國一向有政治尚賢制的傳統，古代的科舉考試就是一種政治尚賢制，著重在官員的智識能力。

貝教授指出政治尚賢制的三大弱點是：
一、腐敗問題
二、僵化問題
三、合法性問題
他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
腐敗問題能夠通過獨立的監督機構，提高官員的工資待遇等方式處理。
僵化問題需要執政黨向多樣的社會群體和更多言論自由開放，並根據不同賢能標準選拔不同類別的政治領袖等方式處理。
合法性問題則需要通過民主改革的方式處理，包括某種明確的民眾認可。

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書中探討了結合/調和兩者的一些可能方式，結論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實行尚賢制和在地方層面實行選舉民主，這樣的結合具有可行性，正是中國大陸目前實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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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賢制與選舉民主，哪個挑選出的領導人較優秀？書中沒有回答這問題，大概也沒有理論能回答這問題。回顧30年來的政治實踐，中國的領導人率領中國迅速和平崛起，而美國的領導人卻發起大耗國力的反恐行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尚賢制挑選出的領導人看來明顯強過選舉民主選出的領導人！

在歐美的大力鼓吹之下，選舉民主幾乎成了「普世價值」。書中所列選舉民主的弱點其實都是老生長談，在政治學界早有認知，但是在民主的普世價值光環之下，一般人或無知或故意忽略，造就了世人對選舉民主的迷信。(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貝教授的出書代表政治學界有了另一種聲音，中國模式或政治尚賢制正式成為選舉民主制的競爭者。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中國一直努力改進其尚賢制，選舉民主的支持者卻沈醉於民主的美好，不求改進 (例如固步自封的台灣並未出版此書)，這恐怕最終將決定尚賢制和選舉民主的優劣勝敗。

[1] 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2015)。

1970年代末我投身台灣社會運動且參與黨外民主運動，那時候我是個「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者與追求者。

然而到了8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狂飆，中產階級初獲權力狂熱不止，在難以駕馭的民粹嘶吼聲中，已然間歇傳來一陣陣法西斯的肅殺氣息。曾經令我醉心的民主選舉似乎無從遏止這樣的趨勢，反倒起著推波助瀾的效果。而後越演越烈，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20多年來社會整體原地空轉、一事無成。不唯台灣如此，90年代被西方人譽為第三波民主模範生的泰國，到了2000年之後也亂象叢生，更別說印度、菲律賓等亞、非、拉其他民主國家了。

美好，是因為民主？還是因為資本？

回顧過往200年的世界民主發展史，學者杭廷頓將它區分為「三波民主化浪潮」，倘若加上2010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則有四波民主化潮流，結局竟然是一波比一波悲慘，何故？更甚者就連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如今竟也弊端叢生、左支右絀，極端主義此起彼落，這又是何故？
於是，我從一個過去的民主制度擁護者，變成了民主的反思者。

立意良善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成為資本家集團通過「家族/代理人」所操控的天下呢？
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文化講究「程序原則」，而選舉則是實現「程序原則」的主要手段，於是西方民主就落入程序完美，忽略實質內涵的陷阱。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制表面上看似最為公平，然而人人有權的結果，恰是人人都無權，被稀釋到清水般的權利，非但無法彰顯民意，反而最容易遭到資本的操控。選民處於信息極端不對等的劣勢，民意深受媒體、名嘴、智庫、偶像、社會團體等等的誘導，最終民主淪為一場金錢遊戲，造就出一場場打假球式的「民主競賽」。

反論者或許會說，後進民主國家之所以成效不彰，並非制度之過，而是他們整體社會的民主素養不足，沒見到老牌民主國家的表現不是依然風華亮麗嗎？

誠然，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確實先進亮眼、令人稱羨。然而，事態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然看出他們的先進非必然來自民主制度，而是源自於雄厚的資本，而這雄厚的資本則來自不同形態的殖民掠奪。試問倘若沒了雄厚的資本，他們的民主還能亮麗依舊？還能走多遠？

「選舉」只是民主的手段之一，「協商」才是民主的核心內涵

反過來看，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民主制度，因為限縮了選舉手段的濫用，反而更為注重民主的內涵，也就是「協商」。同時它又通過「民主協商」達成「民主集中」，於是出現一個更有效能、更能體現「民本理想」的體制。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在「站起來」之後，得以快速的「富起來」。

相較於「票選民主」，「協商民主」注重人與人的溝通，不以大欺小、不以眾凌寡，通過協調完成眾人或黨派之間的權利對抗、行使、放棄、讓渡，將眾多個人的意志搜集、集中，綜合評量後有所捨棄與保留，可充分兼顧「服從多數」與「尊重少數」的原則。不過目前大陸對這套制度的運作，因為還在發展階段，在民主的程序原則方面猶待完備，例如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和選拔如何更具代表性？以及民主監督機制的設計建立…等等。換言之，就是當我們限縮了「選舉」這項工具的使用之後，取而代之能夠充分體現群眾意志的民主手段是什麼？這是擺在中國民主實踐前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歐洲學者哈貝瑪斯等人在反思「票選民主」弊端後，提出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概念，這概念的本質就是大陸推行的「協商民主」(台灣學界翻譯為「審議式民主」)。可預見，如果中國先於歐洲一步創新完備協商民主制度，未來中國將成為引領人類文明500年的先進大國。

只要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思想不貧窮、不怠惰，這目標的達成是必然的。原因是，歐洲墮落了。原本西方民主的典範在英國，可惜近30年來，歐洲思潮走上了邪路，那就是選舉的極端濫用。知識界以追求「大民主」為時尚，公投漸趨浮濫，將造成民粹無止境的抬頭，使得西方式民主進一步向下沈淪。

那麼捨棄中國，還有誰能擔此重任？日本嗎？俄羅斯嗎？那變了種、以封建社會為基底的民主制度更是難堪重任的。

南台灣大雨成災，淹水總算退去。水退後，高雄、台南的道路出現幾千個大小坑洞，緊急補坑鋪平後，部份坑洞卻是補了又破，甚至成為表面看不出來的陷阱，造成不少車輛陷入坑洞、機車騎士摔車受傷和車輪爆胎。西南氣流帶來超常的豪雨和淹水或許是天災，淹水之後，補不勝補、補了又破的坑洞卻顯然是道路施工偷工減料的人禍。

道路施工有一定的工法程序，施工技術並不高也不難，重點是有沒有落實、依規定執行，絕不能偷工減料。根據施工法則，道路會依車輛流量及使用程度計算出道路的級配厚度，在地面底下的級配墊好後，再鋪地面的瀝青，只是地底下的工程往往容易偷工減料，外觀根本看不出級配厚度是否合乎規定，萬一監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內神通外鬼，工程品質就會大打折扣。台灣的道路經常修修補補，施工品質一向不佳，這次高雄、台南呈現的大量大小坑洞似乎可為首惡的代表。

縣市政府掌握道路的管理維修之權，幾乎是道路施工廠商的衣食父母，道路施工廠商自然知道要拉攏縣市政府官員。等而下的廠商會就個案行賄縣市政府官員，但這是違法的，有可能東窗事發；多數等而上的廠商則會在縣市首長選舉時捐助政治獻金，等到縣市首長當選後，自然會回報以道路修繕工程。縣市政府與道路施工廠商如此親密，縣市政府的監工自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道路施工當然偷工減料了！可是這多半不違法或即使違法，而極難查辦。這次高雄、台南的大量坑洞雖然令群情激憤、聲稱究責，大約還是會查無不法、不了了之的。

這次高雄、台南大淹水及產生大量坑洞，最令人氣憤的是，許多該負責(即使沒有法律責任，至少有治理之責)的原市府官員在前市長陳菊和賴清德的庇蔭之下，都已先一步進入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人事管理最需要賞罰分明，在高雄、台南治理績效不佳的市府官員竟能升職中央，賞罰如此不公，誰還要戮力從公？台灣的吏治如此敗壞，怎可能有競爭力？

高雄、台南的大淹水及道路大量坑洞，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其根源是，選舉民主使非法的行賄與合法的政治獻金之間界限的模糊化，這是選舉民主無可避免的缺點之一。對比之下，中國大陸不搞選舉民主，因此行賄就是行賄，無法用政治獻金遮掩，而容易查辦，有其優點。長遠來看，若大陸能厲行法治，合法/非法界限清楚的大陸其清廉度很可能可以超過合法/非法界限模糊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