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近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 Friedrich Wang

翻看歷史,真的讓人感到會心一笑。

1944年6月,宋子文以特使身分前往華府,與美方商議中美繼續在擊敗日本的作戰上努力,並且爭取美國給予更多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但是,此時中美雙方卡在史迪威問題上,因為此時緬北的反攻正在進行,而中國面對日軍的一號攻勢節節敗退,老史也要求國府將部分國軍指揮權交出來給他。而軍隊指揮權,是老蔣絕對不可能放的,所以與史迪威的關係到了決裂邊緣。

羅斯福見到宋之後就發出靈魂拷問「為何英軍可以接受艾森豪的指揮,澳紐軍可以接受麥克阿瑟的指揮,而中國軍隊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指揮?」這一問,真是讓宋子文傻眼,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說一堆不關痛癢的場面話來化解尷尬。後來,蔣與史真的完全鬧翻,與美國的關係也陷入最低潮,加上中國戰場大敗,對後來局勢產生重大影響。老蔣在日記中寫過,絕對不允許外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他也公開告訴羅斯福與馬歇爾「中國可以當美國的朋友,但是絕不為奴隸!」所以,軍隊指揮權事關國家尊嚴與主權,絕對不可能退讓。

不久之後,歷史又重演。1957年,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提出兩個要求,因為他認為已經開始協助中國建立重工業以及核能裝備。其一在中國境內建立長波雷達站;其二是建立中蘇聯合艦隊進駐旅順,指揮權實質歸蘇。但是他很意外,老毛先生赫然拒絕。而這,造成中蘇產生裂痕,終於在1960年初徹底翻臉。

老毛說,長波雷達站必然交給蘇聯軍方操作,而聯合艦隊與進駐旅順實際上與當年沙皇強租旅大(旅順和大連)沒有兩樣。而新中國「不允許土地上駐留任何外國的軍事基地」,而中國海軍必須中國人自己指揮。赫魯雪夫非常生氣「北約國家都允許美國駐軍,我們的軍隊與東歐的兄弟也能合作,而與中國竟然這一點小事都做不到?」在他看來,中國接受蘇聯的援助以及技術轉移是必須要配合來牽制美國,否則這些援助沒有意義。

毛與蔣,其實都是堅強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史就是一段屈辱的歷史,而復興民族是他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奮鬥目標。羅斯福的抱怨或者赫魯雪夫的惱怒,根本原因都是在於他們難以體會近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民族主義。這些外國領袖當然還是帶著上對下的眼光看待中國,雖然他們可能自認為沒有惡意,是在推動雙方的共同利益。

洋人,到今日能夠理解中國人這種情緒與追求嗎?

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關鍵在人 | 郭譽申

蘇聯和中國大陸都曾是共產主義國家,實行計畫經濟和大幅度的國有化。當兩國逐漸發現共產主義制度造成經濟停滯後,都曾朝向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改革。蘇聯改革失敗而解體,中國卻改革成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威脅美國的霸權。原因何在?

筆者在前文《為何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介紹了一個經濟組織結構的原因:蘇聯「在中央層面成立了一百多個部委,分管不同的產業,然後由中央計畫部門來協調蘇聯各產業間活動的聯繫。…中國經濟則是按照地域原則組織起來,中央將經濟和行政權力下放到省級政府,每個省相當於一個小經濟體。」中國的地方分權組織結構,讓各省可以彼此競爭,既符合市場化自由競爭的原則,也能激發各地方的發展積極性。

不過《基進的世界史》([1])讓我更了解蘇聯的歷史,使我相信最關鍵的原因是人,決定了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

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後來的蘇聯共產黨)革命在1917年成功,但是最高領導人列寧在1921年就病重,到1924年初逝世,由史達林繼任。俄羅斯革命成功後,很多鑽營者加入共產黨。「早在1922年,每40個黨員中只有1個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入黨。」史達林為了獨攬大權,清除了很多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尤其領導同志。「在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中,每14名中只有1名到了1939年還是蘇聯共產黨的成員,其他人都死了。」史達林死於1953年,繼任的赫魯雪夫1918年革命成功後才入黨。

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後,也有很多鑽營者加入黨,但是毛澤東很少迫害革命時期的領導同志(最知名的有劉少奇、彭德懷)。因此毛死後,推動改革開放的領導者都是當年革命時期的菁英。參加革命是隨時可能掉腦袋的,因此這些革命菁英必定忠愛國家超過愛惜自己的生命,他們又經歷過革命的磨練而有不凡的能力,所以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主要原因。

對比於中國,蘇聯的領導者赫魯雪夫及其後繼者都想要改革,被稱為「修正主義」,但他們幾乎都是未曾經歷過革命的一般官僚,見識、能力和威望都有限,因此蘇聯改革無法成功。也可說蘇聯早已毀於史達林的清除革命同志之手。

由一事可見中國革命菁英的無私。毛澤東死前聽信四人幫的讒言,再次罷黜鄧小平,但毛死後,一些仍居高位的革命菁英,如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並不追求權位,共同推舉當時無職無權的鄧為最高領導人,而鄧也不負衆望,率領中國走出一條改革開放及民族復興之路。

[1] Neil Faulkner《基進的世界史:無力者如何改變世界?團結、抵抗、革命,翻轉權力結構的七百萬年奮爭史》聯經出版,2024。(A Radical History of the World,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