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52(1963)年，陝西省寶雞市賈村塬的村民在土崖上勞作時，意外刨出了一件布滿綠鏽的銅器。起初，它被當作普通容器用來盛放糧食，後來甚至以30元人民幣賣到了廢品回收站。幸運的是，寶雞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廢品站中慧眼識珠，驚訝地發現這竟是一件造型古樸的無價之寶！經過清理研究，民國54(1965)年確認這是西周早期的青銅酒器，成為當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然而，它最驚世的價值還要等到十年後。民國64(1975)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在器物底部發現了鏽跡掩蓋下的秘密——122字的珍貴銘文。其中，赫然出現了「中國」二字！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實物證據。這件被命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也因此從鎮館之寶升華為名副其實的「鎮國之寶」。

時光倒流三千年。剛剛繼位五年的周成王姬誦，在叔父周公的輔佐下勵精圖治。為了實現父王周武王鞏固江山的遺志，他們在距離當時王都鎬京（今西安附近）三百多公里外的洛邑（今洛陽）營建新都，作為統御四方的中心。

同宗貴族「何」為了紀念父輩功業和新王的偉績，將這段歷史和周王的訓誡鐫刻在青銅尊上：武王滅商後，告祭於天，「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宅茲中國」——居住在這天下C位。我要居住在這天下的中心，由此統治民眾。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中國」的意涵遠非一成不變。隨著朝代更迭，這個詞彙不斷被賦予新的生命。它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的狹義概念，逐漸衍生出更為核心的「文化中心」的含義，並成為歷代王朝宣示正統性的標誌。直到明清時期，「中國」作為國名的使用在官方文書中日益頻繁。

從《尚書》《詩經》到何尊銘文，「中國」名號源於西周已無可置疑。但其內涵，早在先秦時期就經歷了深刻的演變。最初的「中國」，主要指以新都洛邑為核心的「王畿」「京師」之地，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政治地理中心。

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原本分封的諸侯國日益強大。有趣的是，這些諸侯國，無論地處中原還是邊緣（如楚、秦、燕），都開始自認或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搶著領中國籍。

因此「中國」一詞次數出現最多的概念，是指「諸夏列邦這個總體及活動的全部區域」。在秦漢以前，中國這個意涵已經擴展為列國全境的稱號。與現代民族國家明確劃界不同，當時區分「中國」與「四夷」的核心標準，並非絕對的疆界或血統，而是文化。

大家都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那誰更有資格說是中國？答案是看誰有文化。好比，誰會背《詩經》《周禮》，誰就可以拿到中國身分證。

文化高的諸侯國，往往帶有一種優越感，視邊緣地帶為蠻夷，不承認外圍的諸夏國家為中國。南宋洪邁就指出，春秋初年，吳、越、楚、秦、燕等國常被視為蠻戎，不被核心諸夏完全認可。楚武王甚至曾公開說「我蠻夷也」。

先秦典籍中，不乏諸侯自稱蠻夷或指責他國為蠻夷的記載。於是，後世有些搞不清楚狀況的、或者是惡意的人，就開始翻找這些斷簡殘篇，斷章取義地說「你看它不是中國，秦朝不是中國，秦朝是外來政權，中國被外來政權統治就滅亡了」。這種講法，就是神經病發作的邏輯。

文化的高低並非絕對，因此「中國」所涵蓋的成員也非固定不變。邊緣的諸侯國隨著疆域擴展和文化提升（吸收中原禮樂文明），逐漸被接納為「諸夏」的核心成員，也逐漸成為「中國」的指涉範圍。整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地域範圍和文化圈層顯著擴大的時代。使用「中國」一詞時所流露的，是相對於「四夷」的文化自信與自豪感。齊、晉等老牌強國固然自詡為「中國」正統，但也會吐槽「你們吳、楚都是南夷好嗎？」，不過奮力提升文化的吳、楚等後起之秀最終也融入了這個文化圈。最終，「中國」成為了諸夏國家在民族地理及文化認同上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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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扯「中國」是1949年以後存在，古代無中國的、扯元清非中國的，多是無知或者別有居心的台獨人士。
以上文章摘錄自今年侯漢廷預計出版的新書《以中華之名：從文明與歷史，找回台灣人的脊梁》第一章。

以前讀過的歷史書介紹商朝和西周都很簡略，商、周的交替似乎只是統治者的變更而已。讀了李碩博士的《翦商》（[1]）一書才知道，商、周的交替實現了中國文明了不起的躍進。

李碩在《翦商》書中，通過對各種出土墓葬、甲骨文的研究，對比分析古書中的記載，重新構建了夏、商、周的歷史，尤其著重商、周的宗教和文化差異，以及商、周交替的過程。

商人（建立商朝的族群）相當崇尚暴力，在他們的眼裡，世界是冷酷的，充滿暴力、殺戮、掠奪和不安全。他們沒有明確的善惡觀念，自然認為他們篤信的鬼神也沒有善惡觀念（鬼主要指祖先）。商人認為鬼神會隨時、隨意給任何人降下災禍，也可說任何災禍背後都有鬼神在操縱，因此他們極力想要獲得鬼神的恩寵，而一直向鬼神奉獻大量的祭品。祭品包括各種牲畜和活人，活人祭品主要來自他族的俘虜，但也包括犯錯的本族人甚至貴族。牲畜和活人祭品在祭祀完後一般會被吃掉。

除了人祭，還有人奠基和人殉：
人奠基：把人夯築在建築物的地基內，奉獻給土地之神，以獲得神對建築物的護佑。
人殉：把人作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內。

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迷信鬼神，因此周武王攻滅商紂王後也進行了大規模的祭祀，包含很多人祭。不過武王不到兩年就過世了，由年幼的兒子繼位，此後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輔政/主政多年，完全扭轉了當時的宗教和文化。

商人最崇拜的神是「帝」，也有人性，卻是任性而難以捉摸的，到商朝末期，「帝」和商王的身份甚至是重疊的。周公以「天」取代「帝」，「天」無形無像，無言無行，並無擬人化的個性；「帝」會通過商王（如占卜）發佈命令處理世間之事，「天命」卻是抽象的，王者應當愛民、德治和勤勉，就能得到「天命」的青睞而長保其國，如果王者殘暴對待庶民，「天命」就會轉移到更有德的候選君王身上，從而改朝換代。周公強調「天命」和道德，自然要禁絕人祭、人奠基和人殉（人殉無法禁絕，繼續存在很久），他銷毀了這方面的大部份文字記錄，以免死灰復燃（也使後人不通過考古的發現無法知道商人的人祭歷史）。

周武王繼位僅四年就攻滅商紂王，因此周人的翦商大業其實主要成於武王的父親文王。周族由文王的祖父率領遷居到周原（今陝西省渭河平原西部），成為忠於商朝的一個小諸侯。然而文王的父親和長子都死於商王之手，大約是他決心滅商的主要原因。諸侯和貴族有類似文王的遭遇者不少，使得武力強大的商朝衆叛親離而終於滅亡。

周公終結了商朝的暴力文化和人祭宗教，而以道德和「天」取代之。這無疑是中國文明的一次大躍進，使中國有了民本思想，並且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脫離神權時代。周公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源頭。

[1] 李碩《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