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講座教授Jason Brennan在2016年出版《Against Democracy》(台灣的中譯本《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在2018年8月出版)，指出人人有選舉權的美國普選民主的許多缺點，並提出改進普選民主的一些知識菁英制。此書恰發表於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逆流之前，使作者幾乎博得政治先知之名，不過作者顯然不是有這樣主張的唯一學者，書中綜合了與作者觀點相近的一些近年學界論述。

此書的起點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來說：「在政治問題上，少數人見聞廣博，大部份人則一無所知。還有很多人的知識根本就是負數。」「大部份民眾處理政治資訊時都有嚴重的認知偏誤，帶著強烈的政黨傾向或其他目的，而非位於不具偏見的理性狀態中。這個現象是政治心理學界最普遍的共識。」因此民主社會裡的人可以粗分為三類：占多數的「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以及占少數的「瓦肯人」。哈比人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有強烈且大半既定、帶著偏見的政治觀。瓦肯人對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避免偏見。

作者駁斥了許多民主支持者所主張的普選民主的優點或特性：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有益於民主，能使哈比人變成瓦肯人；實證研究卻顯示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多半使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造成人們在政治上彼此為敵。民主讓人民對政府行使同意權，讓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讓人民有更大自主性而不受他人支配，以及民主對於發展道德和正義有必要性；作者駁斥了所有這些民主賦與人民力量的說法，主張每個人所獲得的力量都小到可以忽略。部份學者提出理論認為，多數選民雖然無知、不理性、有偏見，並不妨礙民主決策的品質；作者一一駁斥了這些理論。

作者主張政治制度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效能與實際效益。我們該看清現實，嘗試選擇效能更好的制度」，「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書中列出一些改進普選民主的知識菁英制：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須有一定能力才可以投票)、複投票制(每個公民都能投一張票，某些能力更強的公民可以投一張以上選票)、選舉權彩票制(選舉前以亂數抽出數千公民接受政治知識培訓，通過能力測試者即代表所有公民投票)、知識菁英否決制(選出少數知識菁英，他們有權力投票否決民意機關通過的法律)、加權投票制(投票時進行基本政治知識測驗，所投的選票會根據投票者的政治知識程度加權)。

政治制度影響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不容易改變，Brennan教授的主張因此不可能很快實現，不過他對普選民主的反省總是有益的。選舉民主被推廣到世界上的大部份國家，已經遭遇很多挫折，人們是應該深切反省其利弊得失，而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了。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雖然未被列入Brennan教授的知識菁英制，卻頗有相似的精神。共產黨員多是被選拔出的菁英(約占全民的1/15)，他們通過共產黨的長期培訓和考核，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再通過「民主集中制」和「黨內民主」的層層競爭，而逐步升遷擔任公職。黨內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通過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成為共產黨員，才能擁有選舉權。這樣的知識菁英制，Brennan教授應會同意，比普選民主制更有效能吧？

台灣出版Brennan教授大作的中譯本，書前由政治學教授葉浩寫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導讀。一般的導讀多在引介、支持作者的觀點，葉教授的長篇導讀卻幾乎都在反駁作者的觀點，令人發噱 (同意導讀，就不會買書了)。筆者不同意，但無暇辯駁，葉教授的論點，只是感嘆台灣人太迷戀普選民主，看不到普選民主的缺點，難怪政治越來越敗壞。

台灣又在選舉，使我重新翻閱一年多前讀過的《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此書是美國經濟學教授Bryan Caplan所著《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的譯本。原文書出版於2007年，是頗受關注的暢銷書，當時台灣未有譯本，時隔近十年，才出版譯本，顯然在迎合或回應近年全球選舉民主的蒙塵，包括歐洲極右黨派的興起、英國的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重大事件。

作者首先簡述民主選舉的基本理論。民主政治的群眾性，使一張選票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於是大部份選民基於利己主義，並不關心政治，成為所謂的「理性無知」，這從許多美國民調可以確認，多數民眾的政治知識都極為貧乏。傳統民主理論認為，理性無知並不妨礙民主的決策品質，多數理性無知選民的投票類似於隨機投票，互相抵消，投票結果於是取決於少數有知的智者或專家，成為民主的「集體奇蹟」。

經濟是政治的主要課題，作者根據大量民調資料，主張多數民眾不是理性無知，而對經濟存有普遍偏見，包括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創造就業偏見和悲觀偏見等。由於理性無知不成立，多數選民的投票不像隨機投票，而有普遍偏見所造成的系統性偏差，因此不會彼此抵消，不能形成「集體奇蹟」，投票結果於是常被多數選民的偏見所決定，很可能背離專家的理性意見。例如，經濟學家大多主張經貿全球化有利經濟發展，但很多民眾卻反對全球化、支持保護主義，使一些國家的政策傾向保護主義。

多數選民的偏見可能產生許多壞政策，書中指出一些選民與被選出的施政者之間有彈性空間，讓壞政策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正面修正。例如，候選人在選舉時迎合選民，承諾多數選民所期望的壞政策，以獲得選票，在當選之後，再違背競選承諾，調整所承諾的壞政策，最終獲致較佳的施政績效。這實在很諷刺，美好的民主竟然要靠違背民主理想的不光明手段加以矯正！而且這類矯正未必經常有可行性。記得李遠哲曾經說「競選承諾不一定都要兌現」，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作者最後感嘆，美國民眾中有太多民主基本教義派，迷信民主的完美，使選民偏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大家寧願相信非理性的群眾決策，而不相信經濟學家的專業能力，「制定經濟政策絕不能全交給專業經濟學家！」台灣的民主基本教義派似乎不下於美國(當然就比例而言)，因此當年絕不出版戳破民主神話的原書譯本，直到最近民主失敗的案例已經多不勝數，才終於出版此書。

此書頗有學術味，幾乎只談政治經濟學，不談經濟以外的政治和民主神話。根據台灣經驗，經濟以外的民主神話絕不少於有關經濟的民主神話。堅持支持藍、綠或白的選民是理性的嗎？藍、綠、白各方刻意製造不理性的死忠支持者似乎是選舉民主的必然。民主選舉激化內部矛盾，導致藍、綠、白對立嚴重，而選民卻不理性，如何能化解對立？選民不理性，又只想要贏，如何能保證公平競爭？民主的理想很美好，但只是神話，實踐時非大打折扣不可！

 

每當發生濫殺無辜的殺人案，尤其殺警案，要求執行死刑和反對廢除死刑的呼聲就會高漲。然而政府和司法單位總是裝聾作啞，或表面遵循民意，等殺人案逐漸脫離媒體和民眾的關注，司法單位就繼續不執行死刑和盡量不判處死刑。

死刑存廢問題的主要爭議在於，執行死刑也是殺人，本身是否不人道？殺人犯的行為多少受社會環境影響，因此社會是否也有部份責任？

對於這個爭議，每個人的認知和意見可能不同，因此不可能有普遍一致的共識。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自然應以民主法治方式，解決沒有普遍共識的死刑爭議。

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和執法。多年來，台灣的民調支持死刑的都達七、八成以上，顯然多數民意支持死刑，而且在法律裡也明訂有死刑。因此，台灣若是民主國家，就該遵從民意，該執行死刑就要執行死刑。若法務部長硬不執行死刑，按民主原則就該下台走路。相反地，台灣政府卻不遵從民意，時常該執行死刑而不執行死刑，實在算不上是民主國家！執政者不遵從民意，而自行其是，就是獨裁！

民主國家尊重不同意見，因此支持廢死者儘可大力宣揚其廢死理念，但在大部份民眾仍支持死刑的現在及未改變其民意的未來，政府就該遵從主流民意執行死刑，而支持廢死者應該少數服從多數，這才是民主的真諦。支持廢死者常舉歐洲「先進」國家的廢死為範例，但是國人需知，每個國家的民意不同，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按照本國，而不是他國，的民意施政和執法。

法治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法。台灣法律裡既明訂有死刑，法務部就該依法執行死刑，而法官就該依法判案，該判死刑就要判死刑。法務部不執行死刑，不僅是不民主，也是沒有法治。而很多法官找盡各種無端理由，幫被告脫罪，避免判處被告死刑。這不是法官慈悲，而是損害法治。蔡英文聲稱要司法改革，連最基本的依法執法都做不到，談什麼司法改革？

法官避免判處被告死刑，是台灣法官普遍傾向於輕判犯罪者的現象之一。難怪國際詐騙犯都樂於被遣送台灣，接受台灣司法的管轄。基本上，台灣的司法一向是保護壞人，多於保護好人。這樣能算是法治嗎？

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筆者也希望是，但是請從「執行死刑」和「該判死就判死」做起，否則號稱民主法治，不汗顏嗎？

兩天前，以「八百壯士」為首的反年改團體在立法院內外與警方和採訪記者爆發激烈衝突，造成68名員警及14名記者受傷送醫。抗議民眾大約也有很多人受傷(例如一名抗議者的小指被油壓剪剪斷送醫)，但沒有可靠的官方數字。警方當場逮捕57名抗議民眾，並將其中9人依妨害公務和傷害等罪嫌送辦。台北地檢署複訊後，命涉案情節較重的5人限制住居、另4人請回。

與過去兩年的陳抗衝突事件類似，朝野都聲稱不贊成暴力，但在朝的綠營不僅大肆宣揚反年改團體的行為不當，並且堅持嚴辦嚴懲；而在野的藍營則批評執政者刺激抗議群眾，甚至是故意佈下陷阱坑害抗議群眾，並且拿出「太陽花運動」前例，批評執政者是兩套標準、始作俑者。

藍、綠對事件的回應都是選票考量，既要讓支持者認同，又想拉些中間選民，但都無助於解決真正的問題。蔡政府以立法院的絕對多數，大砍軍公教的退休金，就是政治學裡所謂的「多數暴力」，至少被砍的退休軍公教是這種感受。民主講究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的決定須符合公平正義，否則就是多數暴力，少數被迫服從多數，但內心不服，就會公然抗爭和暗中搞破壞，最後社會付出高昂成本，多數也沒好處。

軍人被砍的退休金少於公教人員，為何退休軍人的陳抗行動比退休公教更激烈？國軍與國民黨的關係密切，過去長期受到綠營的打壓甚至踐踏，因此軍人反年改不僅為了每個月少幾千元退休金，更是尊嚴和意氣之爭，尊嚴和意氣比金錢更有動員力。

有些人呼籲退休軍公教的陳抗適可而止，否則原本同情退休軍公教的民眾會轉為譴責。這樣的呼籲其實效果有限，退休軍公教不是政治人物，多半不會在乎民眾是否同情、喜歡他們。退休軍公教多半已不期望恢復他們原來的退休金，他們無非要發洩他們不滿的情緒。

我認識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軍公教，因年金改革，其預期生活頗受影響，因而發出一些「反社會」言論，如「國家社會既然這樣對待我，我就讓你們好看」。但願他們只是一時氣話、並不當真，若真成了反社會者，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就大了，就像歐洲的一些恐怖份子，都有反社會的傾向。

早在兩千多年前，希臘城邦發展出民主制度時，哲學家就發現，民主的一大弱點是多數暴力，少數人不得不服從多數人的意見，但並不心服，久而久之，不同議題上的各類少數人全都離心離德、無法團結，雅典就這樣走向衰亡。

即使蔡政府說出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軍公教年金改革就是一種多數暴力，被改革的軍公教無可奈何，但多半不會心服，於是陳抗活動和暗中破壞成為年金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但願不要導致更嚴重的反社會傾向，就謝天謝地了。

 

 

美國把自由和民主推崇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全世界，但是結果似乎並不好，世界仍然動盪不安，多數窮國仍是窮國，很多百姓即使有了名義上的自由民主，還是朝不保夕，過不上安穩尊嚴的生活。美國錯在哪裡？自由民主真那麼重要嗎？

成語有：「民以食為天」。管仲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太明顯了，經濟比自由民主重要，人總要衣食無虞才會想到其他，人若無法溫飽，為了溫飽，什麼不情願的工作都得幹，何來自由？哪來時間去管民主？

無論國家社會是否自由民主，底層的弱勢者永遠是最可憐、無助的，弱勢者的特徵是貧窮又沒有知識，貧窮讓生活不好過，沒有知識則容易受人擺佈欺侮，卻求訴無門，因此國家除了發展經濟，消滅貧窮之外，最重要的是發展教育，讓人民識字、有基本知識，包括了解公民的基本權益、懂得上互聯網蒐集資訊、表達訴求等。當人稍有財產又有相當知識，就不再是弱勢者，沒人(包括政府)敢隨意欺侮他，因為他有能力運用其知識和財產加以反擊，他自然有了人權和尊嚴，與自由民主沒有多少關係。

經濟和教育相比，經濟更優先，人總要先填飽肚子，才有餘暇去受教育、增知識。另一方面，經濟和教育優先於自由和民主，不僅因為經濟和教育讓人活得有人權和尊嚴，更因為教育和知識才能達到高品質的自由民主。自由強調個人權力，民主強調眾人決策。假使老百姓沒有充份的素質和知識，自由將是個人權力的濫用，而民主將成民粹，眾人決策反不如菁英決策，常導致經濟倒退、社會混亂，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民主化失敗的原因。

經濟和教育重於自由和民主，是簡單明顯的道理，美國在國際上卻輕忽前者，只強調後者，似乎不是無知，而是別有居心。經濟和教育能增強國家的實力，可能使外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自由和民主使外國與美國有同樣意識形態，容易成為美國的盟國，接受美國的領導，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和教育應優先於自由和民主，若顛倒了這個順序，常常會很失敗。台灣是幸運的，大致上是先有經濟和教育，再有自由和民主，然而至今教育水準(在此教育水準不是學歷的高低，而是見識和理想性的程度)仍未高到能避免民粹的弊害。中國大陸還在發展之中，一直把經濟和教育擺第一位，是正確的方向，大陸目前仍有近億的貧窮人口，讓這些窮人脫貧是第一優先，其次是加速都市化，拉近鄉村與都市的貧富和教育差距，對於經濟和教育都有益，而自由和民主不是目前急需的東西。經濟和教育進步之後，自由和民主自然能水到渠成，但未必要照搬西方那一套。

原本被期待能成為今夏穩定供電生力軍的核二廠二號機，在併聯發電約一天後，昨天下午突然跳機。原能會表示，後續要提綜合檢討報告，並經核准後才可再啟動。外界因此疑慮，核二廠二號機今夏加入發電恐怕有變數，備用電力不足的問題再度浮上台面。

自去年815全臺大停電以來，備用電力不足的問題一再出現，加上充分使用燃煤發電造成空氣污染，蔡總統和執政黨的廢核能源政策早已破功了。反對黨和一些媒體群起批評執政黨的能源政策錯誤，需要重新檢討，但是蔡政府堅持其能源政策正確，只願意東補補、西補補，原來不想啟動核二廠二號機，不得已啟動竟凸槌。台灣過去從不缺電，現在陷入缺電窘境，當然是倉卒廢止核電，使備用電力不足造成的。台灣如何走到這一步？

蔡政府封存新建的技術先進的核四廠，卻使用老舊的技術落伍的核二廠。即使不懂核電科技也應該知道，後者出毛病的機率遠比前者大，蔡政府怎會有這樣愚蠢的政策？大約就是一種民主的泛濫造成不理性吧。

筆者在此不談是否該廢核，也不談能源政策該如何，因為核電和能源科技不是我的專業，我的專業是電腦科技，雖然有個「電」字，自認與核電、發電仍有頗大距離。不過有很多人，應該是多數人，遠比我更不懂核電、發電、能源等科技，可能對一般科技都很陌生，或許聽過兩、三次核電、能源的演講，甚至也沒有，就對核電、發電、能源等極有意見，堅決主張反核或擁核(多半是反核)，於是形成強大的民意壓力，蓋過核電、能源專家的意見。身為電腦專業人士，我相信每一種科技都有其專業性，能源科技需要考慮成本、安全、汚染等多方面，能源科技專家的意見應該比一般的民意更接近正確、適當。但是在台灣，民主最大、民主泛濫，民意當然蓋過專家的意見。

台灣的民主泛濫大約源於歐美的長期灌輸，自由民主是偉大的普世價值，自然無所不能，當然也能解決能源科技專業問題！民主讓人自我膨脹，我能投票選舉總統，為何不能強烈表示廢核意見？結果是：沒有一個選出來的總統令多數人滿意，而廢核民意導致難解的能源問題。我記得蔡總統說過：「自由民主將戰勝一切」，讓我想到伊斯蘭教恐怖份子執行任務時都高喊：「真主至大」，兩者是否有些相像？

廢核民意壓過能源專家意見的另一個原因是台灣藍綠鬥爭激烈，社會缺少信任感，在多年的政治操弄之下，民眾既不信任政治人物，也不信任專家，多認為專家背後可能有政治人物在操控(相當程度確是這樣)，因此寧願自己參與決策，然而一般人能源專業知識缺乏，其實更容易被政治人物操控，結果是廢核民意幫民進黨打下江山，卻也造成現在蔡政府的困局。

能源政策的基礎是能源科技，科技問題有標準答案，不能數人頭，不能認為多數人的答案就是標準答案。每一種能源都各有優缺點，而科技一直在進步，今天的優點未來可能擴大，今天的缺點未來也可能縮小，因此今天不太適用的能源未來有可能變得適用。只有能源專家能隨時掌握各種能源優缺點的變化，藉以調整出適當的能源政策。台灣別再民主泛濫，趕快回歸專家和專業治國吧。

 

民主大家耳熟能詳，民粹也常被提到，但其涵義則比較模糊。上《維基百科》查一下，「民粹主義（英語：populism），又譯平民主義、大眾主義、人民主義、公民主義，意指平民論者所擁護的政治與經濟理念，是社會科學語彙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名詞之一。」

「民粹主義通常是菁英主義的反義詞。在古希臘城邦發明民主制度之後，應由菁英貴族或一般大眾來掌握政治，就出現爭論。支持菁英主義者認為，人民易於被煽動，容易從眾，缺少知識，沒有思考能力且反智，容易受到感情影響，而做出不理性或是不切實際且過度理想化的主張，認為政治應該由具有專業能力的一群精英或擁有特殊能力的個人來做出決策與推動，否則政策推行將陷入被動的局面，形成暴民政治。支持民粹主義者則訴求直接民主與草根民主，認為政治菁英只追求自身利益，腐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人民直接決定政治事務。」

由上述對民粹的解說，現代西方的民主制度顯然不刻意區別菁英主義和民粹主義，西方民主因此完全包含了民粹主義的可能性，換言之，實行西方民主完全有可能得到民粹的結果，民主裡包含民粹，是分不開的。支持西方民主者常把實行民主成功的歸給民主，把實行民主失敗的推給民粹，民主因此就完美無缺了。這實在是聰明的遁詞，輕易地開脫了民主的弱點，其實民主可能導致民粹，實在沒有那麼完美，實行西方民主必須相當小心。

2016年6月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立刻造成英鎊劇貶，全球股市大跌，及一些國際信評機構降低英國的信用評等和經濟成長預估等，看來公投的結果對英國的整體經濟是很不利的。同年底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其訴求，包括反移民、反穆斯林、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似乎不符普世價值，卻受到許多民眾的支持。政治評論者普遍把英國公投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都歸咎於民粹，認為是民粹的激情、不理性壓過了理性思考。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都是最典型的西方民主方式，其結果若歸咎於民粹，也必須歸咎於西方的民主制度，民粹與民主是分不開的。

英國和美國是最成熟的民主國家，竟然民粹壓過了民主。不僅英、美，英國之外的大半個歐洲，許多訴之民粹的政黨也正興起，而已主政18年的俄羅斯普丁又高票連任總統，都顯示當今世界民粹的橫行。至於我們台灣，對藍綠惡鬥的民粹也毫不陌生。西方民主是遭遇了很大危機，還看不出有什麼解決辦法，大約就是西方逐漸衰落的過程吧！

早在古希臘民主制度發明之初，人們就對民主有相當保留，對民主的利弊有許多討論，但是到二十世紀後期，美國把民主簡化為競爭式選舉，並把自由民主尊為普世價值，強力推廣到全世界，大部份人不再思考民主的本質和複雜性，就只擁抱選舉，政治人物於是很容易操弄民粹，發掘對立，訴諸感情而不是理性，使選舉偏離民主的本質，是西方民主崩壞的主要原因。台灣已經吃了美國的民主「迷幻藥」，改不了了，中國大陸還有機會走一條不同的民主之路。

剛過完「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但台灣似乎一點也不和平。二十七日清晨，反對軍人年金改革團體「八百壯士」突襲闖入立法院院區，其中的退役上校繆德生攀爬建築物不慎摔落地面，重傷命危，至今昏迷搶救中；二十八日上午，十多名獨派民眾帶著紅漆闖入桃園慈湖蔣公陵寢，並朝停在裡面的蔣介石棺柩盡情潑灑紅漆，造成靈柩及紅地毯上留有大量觸目驚心的紅漆痕跡。两起事件造成藍營群眾群情激憤及社會普遍不安。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是希望台灣弭平「二二八」的歷史傷痕，長保社會和平和諧，但是多年來，台灣社會似乎越來越分裂，藍綠對立始終嚴重，台灣只能這樣嗎？

前年起，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全面執政，可以說是一種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經歷過許多改朝換代，後朝一般如何對待前朝？在後朝挑戰前朝時，後朝當然會指責前朝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強調自己是正義的一方，因此是弔民伐罪、革命有理。但是等到後朝打敗前朝之後，後朝除了殺害極少數前朝親貴及堅決的反抗份子，一定善待前朝遺老、遺民，以消除怨恨、增加社會和諧、增進統治正當性。例如民國建立後，善待清朝遜帝溥儀；清初的幾位皇帝多次祭拜明孝陵(明太祖的陵墓)；周武王滅商朝後，把商朝遺老、遺民封為宋國和衛國。現代的民進黨竟然比不上古代的皇帝會收攏民心、治理國家！

也可能不是民進黨愚蠢、不懂收攏民心，而是民主制度使然。過去的改朝換代之後，前朝幾乎不可能捲土重來，後朝因此可以安心收攏民心、治理國家。現代的西方民主制度卻是經常選舉，隔不了幾年，前朝就有可能捲土重來，因此改朝換代的競爭永遠持續，後朝，如民進黨，於是寧願持續打擊前朝國民黨，而不顧收攏民心、治理國家。過去的馬英九政府恰提供了反面教訓，馬政府儘量善待在野黨，極力避免在野黨的反對和抗爭，造成自己支持者的灰心失望(當然還有其他原因)，終於失去國民黨的執政江山。蔡政府或許是記取馬政府的反面教訓，因此極力追殺國民黨，才不管社會分裂、不分裂！

台灣社會的分裂或許因為蔡政府愚蠢、不懂收攏民心，或許因為民主制度使然，或許兩者皆是。有解方嗎？看不出來。民主選舉的改朝換代競爭永遠持續，政治人物和群眾都不是聖人，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教人要更努力鬥爭才能贏得勝利，政治鬥爭於是越來越激烈，不想惡鬥的人根本不會、也不適合涉足政治。在此狀況之下，如二二八的歷史事件永遠不會有公認的真相，「和平紀念」只是口頭說說而己，藍、綠真在乎的無非是從「二二八」得分或失分。

知識份子總想觀察、了解世界。世界一直在演變之中，觀察不能停在過去，須隨時接收新資訊，調整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就是「與時俱進」。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近代國家的興替比古代複雜得多，而國家的發展屬社會科學，雖有很多理論，不像數理科學有絕對嚴格的邏輯支持，因此歷史事件的對照印證比雄辯滔滔的理論更近真理、更有說服力，就是要「以史為鑑」。

中國近一百多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急劇的改變超過任何其他地方，因此觀察中國特別需要與時俱進。與時俱進看起來不辯自明，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卻做不到。以六四天安門的學運領袖為例，他們當年的熱血令人欽佩，但是很多人至今活在當年的情境裡，持續宣揚反共和西方民主，完全漠視大陸三十年來所獲得的大幅進步；類似地，長期接受反共教育的台灣人至今仍常以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反右等政治運動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忘記了這些政治運動全都發生在四、五十年甚至更久以前，現在的大陸已經完全不一樣。觀察中國大陸顯然應該多看它近三、四十年的發展，較少關注它很早以前的歷史。

與時俱進的一個重點是要看當下的實質內涵，而不惑於文字表面。例如中國大陸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幾十年來，上列文字不曾改變，然而其涵義則已頗多調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前是獨尊社會主義、排斥資本主義，現在則以社會主義為目標，以資本主義為手段，甚至不必也無法區別目標和手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以前要消滅資產階級，現在則要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富起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前是黨比法大，現在則是法比黨大，黨要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前是獨尊馬、列、毛思想，現在則要融合馬、列、毛思想、中國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等於一爐，以截長補短，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以史為鑑需要客觀地、全面地從歷史裡吸收教訓，並利用比較或對照的研究方法來釐清事實真相。

由於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多黨選舉的民主制度，很多人於是認為多黨選舉式民主是現代化的必須要件，是這樣嗎？更全面地看，一般公認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得力於三樣東西：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多黨選舉式民主，在過去很難區別三者各自的重要性，然而中國大陸的崛起讓我們能認清三者的重要性。中國自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擁抱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獨缺多黨選舉式民主，竟獲得舉世無双的長期高速成長，對比中國和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顯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現代化的關鍵，遠比多黨選舉式民主重要，民主是好東西，但不是最重要，也不只多黨選舉一種方式。

中國大陸仍需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影響巨大又不容易回頭，特別需要以史為鑑。民主制度已經在很多國家實行，有些成功，失敗的也不少，有志於改革者應該全面檢視各國成功和失敗的例子，從歷史經驗中擇善避惡，以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不能像某些民主支持者只空言民主的優點，總忽略民主的缺點及如何實踐民主。

歷史經驗實在功效宏大，回顧清末民初的中國，當時中國全面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即使最頂尖的知識份子都不確知中國錯在哪裡，因此鄙夷中國傳統文化，多主張全面西化，而有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時至今日，中國的快速崛起顯示其傳統文化並不落伍，甚至有許多優點，實無必要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不是過去的知識份子不優秀，他們受限於當時的歷史經驗。

民主幾乎是人人耳熟能詳的概念，但是每個人心目中的民主可能不大一樣，這可以說很正常，因為民主概念起於古希臘時代，距今已有約兩千五百年，在這漫長歲月裡，民主概念經歷了不少改變，多年的演變自然讓民主有多個不同形象，每個人的理解不盡相同。

古希臘有許多城邦，各自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亞理斯多德深入研究這些政治體制的差異，成為政治學的開山祖師，他依據兩個標準，統治者人數和是否以城邦的公共利益為宗旨，把政體劃分為6種主要類型：君主、貴族、共和、僭主、寡頭和民主。前3種是正體，以城邦全體公民的利益為依歸，後3種是變體，不照顧城邦全體公民的利益，例如民主政體由平民主政，只照顧平民或窮人的利益。

亞理斯多德

古希臘民主政體的實踐只有很短時間，但這樣的民主概念持續了兩千多年，偶而總會被一些思想家提出討論，思想家們幾乎都和亞理斯多德一樣，把民主視為貶詞，對民主頗有保留，認為平民缺乏治國的知識和能力而且不理性，擔心民主變成民粹，甚至成為多數暴力。

古希臘的民主跟貴族統治、菁英統治是區別開的，比較接近現代所謂的民粹，到了近代，民主的涵義被擴大，不再排除貴族統治和菁英統治，於是民主逐漸從貶詞變成了好詞。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和1776年的美國獨立被視為民主發展的里程碑，那時的英國和美國無疑屬於貴族統治和菁英統治，英國直到19世紀才有普遍的公民權，而美國到1830年代，大部份成年白人才有選舉權，到1963年黑人才有選舉權。

近代民主的興起與社會主義的興起頗有關係，因為兩者都強調平等，都支持平民大眾的權利。進入二十世紀，美國與蘇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激烈競爭，双方都提倡民主，使民主更大行其道，雖然資本主義民主與共產主義民主有些差異，由於後者更強調平等，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一度較有優勢。

不論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民主，民主一直講的是如何讓人民參與，有效治理國家，再把成果普遍分享給人民，可以稱為「實質民主」。

1942年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認為政治權力始終都在菁英階層當中轉讓，實質民主幾乎是空想，他因此強調「程序民主」，民主僅是產生治理者的一個過程，選舉治理者才是民主的核心。為了扭轉上述資本主義民主的不利地位，因為美國普遍實行選舉，美國完全接受了熊彼特的理論，大力推崇和推廣程序民主，即選舉式民主。隨著蘇聯共產國際的崩潰，選舉式民主成了民主的標準。

選舉式民主已經被推廣到世界大部份地方，但是成效並不好，許多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的國家(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雖然有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國家治理卻長期停滯不前，而「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更只有災難，顯然只有程序民主不見得能達到實質民主，民主的涵義還是需要從程序民主回到實質民主，但現代國家人口眾多，實質民主也不容易實現。

約瑟夫·熊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