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學清末的歷史，戊戌變法，或稱為百日維新，是清朝最後的改革重振機會，但是被慈禧太后所扼殺，被稱為戊戌政變，所以慈禧太后是清朝滅亡的主要罪人。然而最近才知道，雷家聖教授研究這段歷史有新發現（[1] [2]），其結論是：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不僅沒有過錯，反而是有功的。維基百科也接受這觀點。本文可算是 [2] 的摘要轉述。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發生在1894年和1895年，戊戌變法、戊戌政變發生在1898年。在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人雖想要改革，卻主張「中體西用」，並不全面，甲午戰爭的慘敗促成了戊戌變法的全面改革。對於改革，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當時的大臣大致可區分為「變法派」和「保守派」，變法派旗幟鮮明，領導人是康有為，保守派人數衆多，卻不那麼明顯。

甲午戰後，中國人當然很「反日」，但卻沒有持續多久就改變為「親日」，尤其變法派。甲午戰敗曝露了中國的衰弱，根本無力單獨抵抗列強的侵略，在日本的極力遊說下，結好日本（和英國）及學習其維新於是成為主流思維。

由他們的著作和經歷可知，康有為、譚嗣同都很急於求成，對國學傳統有厭棄之心，但是對西學並不深入了解，並且都有世界主義的觀念，在國內改革尚未有成時，這可說是好高騖遠。康、譚有這樣的思想背景，於是容易接受「借才」「合邦」的提議。
「借才」是借用外國的人才來推動中國的變法事業。
「合邦」是多國合為一國，可有多種方式。
涉入中國政治頗多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甲午戰後就常鼓吹「借才」「合邦」，並與康有交往。在戊戌變法開始前，康就與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就商議要召開「合邦大會議」。

戊戌變法始於光緒皇帝在4月23日（文中的日期都是當時使用的陰曆）下詔「更新國是」，當時的皇帝早已親政，但慈禧太后在幕後透過事後的報告（抄本），仍可以監督重要的朝政。太后原來是支持變法的，至少不反對，譬如默許皇帝罷黜保守的重臣及帝師翁同龢。

7月24日刑部主事洪汝沖上書提議「借才」（「才」是指剛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與日本合為聯邦」，隨後有多位變法派官員也建議重用伊藤，於是皇帝決意要開懋勤殿，選集東西各國英才共議國政。
7月28日皇帝賜楊銳密詔，報怨太后「不願將法盡變」。可能是太后質疑「借才」「合邦」和懋勤殿計畫。

8月3日監察御史楊崇伊上書太后，反對重用伊藤博文。
8月3日夜譚嗣同接受康有為的指示，密訪由天津來京的袁世凱（袁剛被皇帝召見並提抜為候補侍郎），譚對袁說，直隸總督榮祿獻策，將廢立弒君，要袁起兵勤王，殺榮祿，囚禁太后。8月5日袁回到天津，當夜向榮祿報告此事。
也在8月3日夜，一些變法派官員在康有為家中聚會，決定多人上摺，應是有關「合邦」的主張（5日、6日的上書）。

8月4日康有為又拜訪已來京的伊藤博文、李提摩太。
8月5日監察御史楊深秀上書皇帝，主張與日、英、美「合邦」。
8月6日監察御史宋伯魯上書皇帝，也主張與日、英、美「合邦」，以免被俄、德、法瓜分。
也在8月6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捉拿變法派。
8月7日榮祿派人到北京陛見太后，應是在此時報告袁世凱告密之事。

由這過程可以推論，保守派和變法派雖有不同意見，並非水火不容，慈禧太后原來是支持變法的，至少不反對，但當變法派堅持主張與日、英、美「合邦」，太后才發動政變。政變後，太后發現變法派曾策動袁世凱發動軍事政變，因此處死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

戊戌變法帶頭的康有為、譚嗣同雖有愛國心，卻缺少治國的經歷，又急於求成，竟然堅持主張與日、英、美「合邦」，殊不知弱國與強國「合邦」，必受強國的控制，等於自己滅國，他們真是太無知又自以為是，幸虧慈禧太后予以阻止。

[1]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萬卷樓，2004。
[2] 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五南出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