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龍應台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剛上任臺北市文化局長時，期望臺北能彰顯豐富的本土文化，來躍上國際舞臺，而對外表示：「媽祖的慶生祭典與羅馬教堂的盛宴一樣美麗而崇高，朱熹誕辰八百年比歌德兩百五十週年還重要。」供奉媽祖的萬華龍山寺，朱子神像就位於正殿後的文昌帝君殿中，顯見閩南族群對朱子的高度推崇。但，不只被閩南人虔誠祭祀，同樣在臺北大龍峒孔廟，朱子則在正殿與至聖先師孔子同享太牢，成為不屬於先秦時期的唯一一人。

好些人常不假思索指出：經過戰後快八十年，臺灣各族群已經高度融合，不要再刻意區別「你是什麼人」，畢竟「我們都是臺灣人」。這種乍看「沒有族群區別意識」的臺灣認同，其寬大的胸懷的確很讓人心馳神往，常能讓弱勢族群中的年輕人產生被接納的認同感，但任何觀點都有其背後指向的態度，目前常見這種語言的潛臺詞意謂著「我們不是中國人」，真正的企圖則是構築出新的國族認同，來激發出跟「中國」這一概念對抗的二元對立意識，這點我們不能沒有警覺。

如果我們只是泯滅自己的族群意識，順著認同戀殖閩南文化在島內的推波助瀾而發展成「臺獨認同」（卻說這就是臺灣認同），意即我們聲稱臺灣經過殖民者政治或經濟的統治，加上平埔族人早已融入到漢人的血液中，我們不再是純正的「漢人」，而是「南島語族人」，我們認同的精神泉源不再是中華文化，而來自殖民我們的「宗主國」，包括曾經殖民我們的日本或刻正殖民我們的美國，這種臺灣認同終究不會培養我們變成「正港的臺灣人」，而是靈魂不知所終的精神奴隸。

因此，我不只關注外省文化在臺灣的保存與發展，我更意識到戰後快八十年，閩南人作為在臺灣的主流族群，其族群背後依據的古典閩南文化不只沒有獲得深度的保存與發展，甚至正面臨著扭曲與異化的現象。本來閩南族群自身在清朝中葉有著「漳泉械鬥」，後來伴隨著客家人來臺拓墾，而接著發展成「閩客械鬥」，戰後則因外省人移民來臺，就變成「閩外衝突」，意即雖然不再有武裝械鬥，卻有著到思想械鬥，但在解嚴後，閩南族群卻反而發生嚴重的自我異化。

在臺灣，閩南人與外省人都有自己的「族群神話源頭」，其神話源頭都與各自族群經歷的政治事件有關。如同影響外省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民國政府遷臺；影響閩南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明鄭政權渡臺，鄭成功會被視作「開臺聖王」，當作神明來奉祀，關鍵在於其係首度帶領閩南人來臺拓墾經營的領袖，因此，認識鄭成功、兒子鄭經暨孫子鄭克塽治臺二十三年帶來的影響，這對於我們認識古典閩南文化型塑出的樣貌極其重要。

但，不可諱言者：早期受制於政府希望消弭臺灣社會的族群隔閡，提倡大家統一說國語，禁止鄉土語言的傳播（不只禁止閩南語與客家話，還包括外省的鄉土語言），使得族群文化受到相當壓抑，但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古典閩南文化，同樣存在於其他各大族群中，這包括外省族群除匯聚於眷村產生自身特有的生活經驗外，同樣因鄉土語言的失落，沒有辦法完整傳承來自於每個人家鄉的生活經驗，這是任何政策在落實過程中總會帶來優點與缺點兩面並存的現象。

當中華民國政府當年倡導立基於古典文獻並落實於生活常規的中華文化（意即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使得臺灣社會只有倡導士人文化，各族群的庶民文化則受到相當的壓抑。只是因閩南人係島內主流族群，經由這種被壓抑產生的反彈心理，使得解除戒嚴後，卻沒有大舉回歸古典閩南文化，反而產生全面反中國化浪潮，連帶影響到古典閩南文化的保存與發展，這使得當前閩南人講閩南語都不再學正統的雅言，而喜歡夾雜日文或英文的俚語來說「自認正港的臺語」。

古典閩南文化源自於宋明儒學，其最關鍵的思想人物莫過於朱子。朱子一生在閩南前後待八年，同安則是他任官時間最長的地點。期間他因公務或論學，來到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龍溪甚至金門，不只深刻認識閩南文化，並且著手影響閩南文化，舉凡閩南文化有關祠堂祭祖、婚姻禮儀與墓葬形制，都受其彙整與撰寫的《文公家禮》影響，根據乾隆《泉州府志‧風俗》的記載，泉州因朱子的影響而變成「海濱鄒魯」，這是士人文化向庶人文化擴散發展的典範。

為什麼明鄭政權來臺，帶來最古典的閩南文化呢？因明鄭政權並不單純是個窮兵黷武的軍事集團，其經營台灣，其背後有著理學發展的思想脈絡，不只鄭成功本人是明末東林黨與復社文壇領袖錢謙益的弟子，在南京國子監讀書，深受理學影響，被譽為「鄭氏諸葛」的軍師陳永華在臺灣興辦文教，設立全臺首學的台南孔廟，更創辦太學來培養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連橫在《臺灣通史》中說：「士大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雖然或許有點誇大，但可看見理學對臺灣的影響。

中研院院士楊儒賓教授在《中國現代性的黎明》書中第七章〈反抗原型：明鄭亡後無中國〉表示：「明鄭抗爭的意義是接著方孝孺、王陽明、高攀龍的系列而來的，更貼近的脈絡，是接著十七世紀的東林黨、復社的運動而來的。」他觀察當鄭成功面臨國破家亡，決志舉兵抗清時，先到文廟焚燒自己的儒服，向孔子的神位發誓宣告，表現自己九死不悔的決心，其留存於世有一幅草書周敦頤〈太極圖說〉，反映出鄭成功有著「以道養身」與「以身殉道」的行事風格。

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這篇文章中表示：「我們試想程子、朱子是曾被禁錮的，方孝孺是滅族的，王陽明是廷杖後貶逐的，高攀龍是自殺的，——就可以知道理學家在爭自由的奮鬥史上占的重要地位了。」胡適並表示：「學者提倡理性，以為人人可以體會天理，理附著於比較多人性之中，雖然貧富貴賤不同，而同為理性的人，即是平等。這種學說深入人心之後，不知不覺地使個人的價值抬高，使個人覺得只要有理可說，富貴利碌都不足羨慕，威武刑戮都不足畏懼。」

胡適藉此指出，八百年裡宋明儒學的知識階級無一不是抬著「理」字的大旗來和政府的威權鬥爭。由此可知，鄭成功率領軍民來臺，對明朝的宗室與文臣而言，這不是單純在爭政權誰主浮沉如此簡單而已，這群人在跟清朝爭問「天理」，誰體現華夏的衣冠與教化，給予人間更大的自由，誰就能體現自己是「真正的中國」。理學作為型塑古典閩南文化的源頭，當閩南族群跟著明鄭政權來到臺灣拓墾，大家匯聚並自成一乾坤，其實就是來斯土展開「天問」，求得生命的答案。

我覺得，即使當前古典閩南文化正若絕若續，甚至面臨異化，被戀殖閩南文化偷渡與替換，其始終對閩南族群的生命價值系統影響甚大，今天台南的婚禮依舊保存極其複雜的三書六禮，按著程序來完成人生大事，這種對於「禮」的重視正就是朱子的教育。我曾來到嘉義朱子公廟、彰化道東書院、鹿港文開書院、臺北學海書院與宜蘭仰山書院，從南到北都看見朱子祠，至今依然香火鼎盛，祭祀者絡繹不絕，可見復興古典閩南文化對於臺灣社會的精神維繫極其重要。

當然，明鄭政權不只把士人生活中的理學思想帶來臺灣，更把庶人生活中的宮廟信仰帶來臺灣，使得臺灣社會常信仰道教系統的各種神祇（尤其是媽祖）。這就像是外省族群有著濃郁的民國信仰，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民國有著強烈的政治信念，我們實可謂眷村文化就是民國文化。然而，這同樣只是屬於庶人生活的面向，如果要問外省族群在士人生活中的精神皈依，就不能不認識蔣中正對心學終其一生的體認與實踐，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的動能。

我曾在陽明山腳的「士林官邸」（蔣中正長年居住的地點），看見蔣中正書房內的書櫃最醒目的位置放著數冊《王文成公全書》線裝書，裡面攤開的版本有紅筆眉批，可見其對陽明學的重視並不是虛言。當年在臺灣社會，執政黨內有蔣中正對陽明學的支持，在野則有唐君毅與牟宗三這些新儒家學者對陽明學的闡釋，外有未來臺的張君勱長年倡導陽明學並早已落實在《中華民國憲法》，甚至方東美與程兆熊這些不屬於典型新儒家的大儒，都深受陽明學不同程度的影響。

相關詳細內容，可見敝人新著《王道干城：認識陽明學來探險你的人生》。這裡重點在指出：從士人精神來檢視，閩南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理學，外省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心學，兩種族群各有其精神的皈依，而且兩種思想本無衝突，甚至可謂相反而相成，都是屬於宋明儒學探問「天理」與「人心」的思想內涵。我們應該胸懷「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角度來整合理學與心學，通過「朱王會通」來增進閩南族群與外省族群的深層和解共生，使得雙璧輝映，共同來振興中華文化。

正港臺灣人，置身亂世，何不靜下心來，風簷展書讀，認識閩南文化的源頭呢？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二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我很容易被充滿意義感的大詞所感動，所以，很自然地親近宋明理學，嚮往這些人格崇高的境界。
然而，廓然大公，無私無我，落實下來，不是很容易。

今天去傳統市場買菜，採購完畢，雙手提著重重的袋子走向UBike站。看到只剩一輛車，正在竊喜，說時遲那時快，迎面來一男子，突然一轉身，捷足先登。真的只有一步之差，相距不到2公尺。
「剛才走快一點就好了，真可惜。」這是我的第一個念頭。但是，如果我搶先了，豈不換他說「剛才再快一點就好了」？都說應該愛人如己，但我在想，遇到這種情況，有誰的第一反應就是︰「我真為他高興，要是我搶先了，他就要失望了」？別忘了我兩手還提著重重的提袋。

捷運上老太太看到年輕人不讓座，不高興了。她只知道自己年紀大，站不穩；卻不知道年輕人可能睡眠不足，正被考試所折磨。一個人的痛苦，自己絕對是清楚的，卻很難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尤其在他還沒有做出任何表達的時候。
據說維根斯坦有言︰「沒有一個人可以體會另一個人的牙痛。」畢竟人心只連著自己的身體，連不到別人的身體。

所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不是有點難？在自己有所不愜之時，推己及人，想到別人也有別人的難處，似乎也算是及格了。就像UBike被別人捷足先登，第一反應有點懊惱，第二反應則想到若是自己先佔，就換別人懊惱了；楚弓楚得，也算是積德行善，沒什麼好在意的。如此自作解人，是不是也算不錯了？

總結一下，兩點教訓。
第一、如果自己身無重物，體力充沛，健步如飛，則看到眼前的自行車被別人占先，則可以毫不在意，樂得禮讓。可見一個人的道德能力，與自身的康健程度有關。自己身心康泰，胸懷寬廣，體力充沛（如果再加上錢財富足則更好），是不是就更有能力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當然，身心健康與否，體力充沛與否，錢財富足與否，並不完全是客觀的事實，更大部分要歸於主觀的認取。由此可見，自我觀念釐清之重要。此類觀念之釐清，道理之分析，亦是所謂「修養」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看人挑擔不吃力，因為你只看到畫面，卻感受不到重力的負擔。所以，看到帥哥抱著美女樂呵呵的美照，先別急者羨慕，要想到拍攝時，為了調整姿勢、角度，帥哥的雙手雙腳可能已在瑟瑟發抖了。不能只看賊吃飯，而不知賊挨打。別人的感受我們感受不到，但可以推想得到。這推想，要靠見識。見識則要靠學習。好好學習，增廣見識，對知人論世，參透世相，進而提升自己的心胸眼界，也是很有幫助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釋、道三家，儒家和道家是本土產生，而釋家即佛教思想，則源於印度。中國在西周之前就有許多重要思想和典章制度，例如「天」的思想、人本思想、西周的宗法制度等，但這些都僅限於官方，到東周(春秋、戰國)之後，學術逐漸走入民間，中國的各種文化思想於是更蓬勃發展。

東周時期有所謂的諸子百家，《史記》歸納為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漢書》則歸納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和小說十家。西漢初年實行簡政約法、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道家於是居於各學派的領導地位。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自此成為中國學術的領頭羊。但無論道家或儒家，這時都吸納融合了許多其他派別的思想。例如董仲舒雖屬儒家，他不僅大力宣揚禮法、德刑並用的理論，並且吸收墨家的「兼愛」、「尚同」理論，更納入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使陰陽五行學說也成為儒家學說的一部份。

注重正名和禮教的儒家到東漢末年產生許多流弊，不僅成為統治者壓迫鉗制人民的手段，也成為某些詐偽狡黠之徒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工具。魏晉時代的「玄學」於是應運而起，玄學首先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讚揚和提倡道家的自然理論。而同時則努力調和自然本性與名教規範之間的矛盾，使之協調統一起來。玄學相當成功地把儒、道兩家的思想融通為一。此外，東漢末年產生了道教，道教採納了一些道家的思想，但與道家是有區別的，道教是宗教，而道家則是一學術流派。

佛教在兩漢時期傳入中國，到東晉、南北朝時代影響力逐漸擴大，與本土的道教和儒家產生許多矛盾衝突。佛教與道教的矛盾衝突雖有因為教義上的不同，更多的是發生在爭奪社會地位上。佛教與儒家的衝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義、出家制度明顯有違於儒家提倡的倫理綱常等禮教。在理論方面，當時佛教與儒家的鬥爭主要集中在神(靈魂)的存滅、因果報應等問題上。在佛教與儒、道發生矛盾衝突的同時，佛教與儒、道之間也相互滲透，而各有一些調整和改變，而終於融合成互不排斥的思想。

佛教對儒家最主要的影響在於它促使儒家深入探討和建立形上理論。原始儒家在理論上更著重實踐原則的探討，而不大關心形上學的命題，因此在形上理論方面，原始儒家還比不上道家。佛教豐富深奧的形上理論，給儒家以極大的衝擊和刺激，因而產生了相當關注形上學的宋明理學。例如孔子論「仁」，不下數十條，都很具體；宋朝朱熹釋仁，則說：「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是對仁的形上理論的闡發。

本文取材自北京大學樓宇烈教授所著《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筆者不是主修傳統文化的，以前從書本裡稍讀到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總覺得複雜難懂，樓教授卻能簡潔清楚地點出它們的主旨，讓我受益良多。

近年台灣出版有關中國文化的書籍，很多都來自對岸大陸。在中國文化方面，台灣曾明顯領先大陸，近年大陸奮起直追，台灣似乎不再保有領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