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自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至今成果斐然。然而改革並不容易，改革的路並非盡是坦途，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改革路上的一大難關。中國當時雖然克服這難關，這事件一直餘波盪漾，頗多議論，筆者不才，也稍抒淺見。

1980年代中國開始鉅變，雖然部份人經濟生活有改善，但是通貨膨脹、求職困難、社會變動大，加上官員腐敗等問題，導致1989年4月15日許多北京的學生與民眾以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名義進行集會活動，要求抗通膨、反腐敗、政府問責、以及言論自由等，抗議行動一直持續到6月，聲勢最高漲時，可能有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與示威，抗議活動並漫延擴展到很多其他城市。

中國政府曾以和解態度與示威群眾展開談判，但是無法獲得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在談判過程中，政府領導高層意見出現分歧，最後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和其他黨內元老決定使用武力鎮壓，造成不少學生與民眾傷亡，而反對鎮壓的總書記趙紫陽被免去所有職務，並被長期軟禁。這事件使改革開放政策頓挫，許多西方國家譴責中國政府，並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

六四事件演變到無法和平解決的地步，主要是當時的抗議學生不夠成熟，不了解民主改革是需要漸進的，甚至有過去紅衛兵「無法無天」的心態，加以一些外國勢力介入搧風點火，使抗議學生有不切實際的高遠目標，始終無法提出政府可以接受的務實改革方案，最後導致武力鎮壓的悲劇。

回顧這悲劇，若當時中國政府不以武力鎮壓抗議群眾，會有什麼結果？只能全面接受抗議群眾的民主訴求，以當時很多城市都有示威抗議活動，共產黨的中央政權有可能失控而垮台，中國於是分裂成多個地方政權，競逐最高統治權，又是慘烈的改朝換代戰爭。即使中央政權不垮台，大約會像當時的蘇聯，蘇聯幾乎在同時間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結果導致1991年蘇聯的解體，加盟國紛紛獨立，而俄羅斯動盪了10年才走上正軌。無論如何，中國若不果斷鎮壓，不可能有後來的迅速崛起，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並成為如今比肩美國的強國。

回顧過去，應該很清楚，鄧小平做了正確的決定，拯救了中國和所有中國人，鄧為了救中國，寧願扛下屠殺人民的惡名，是了不起的愛國者。那趙紫陽是錯誤的嗎？當然不是，趙寧願丟官失去一切權力，不願人民流血，傲人風骨，將永存人民心中。共產黨有鄧、趙這樣的領導人，無怪乎能引領中華民族復興。嚴格說，鄧、趙也犯了一點錯，他們的施政最好能讓群眾抗議根本不發生，當然那非常困難，在那個社會鉅變的時代。

天安門事件的抗議群眾大多是愛國但不成熟的年輕人，他們的行為應該被原諒。他們中的一些領導者流亡海外，成為所謂的民運人士，無視於中共領導中國迅速崛起的功績，一直堅持反共到底，甚至支持台獨，則是不可原諒的。

六四與二二八，性質完全不同，但有一點很相像，就是自發生後，長期以來成為官方言論封鎖的對象，成為禁忌話題。

很多人都以為，你不讓人講，不就是因為你理虧嗎？你做的事見不得人，所以不敢公開在陽光下。因此振振有辭，認為誰不讓講，就肯定是誰心理有鬼，誰對不起人民。

這樣一種簡單的邏輯，乍聽之下，好像也言之成理，所以也確實有點煽動性。

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簡單。以二二八來說，經過這麼多年的大肆炒作，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兩蔣時期成為禁忌，不是因為兩蔣心虛，而是因為不願意撕開傷口，造成民眾的對立。有人以為︰「你早點公布真相，充分放開言論自由，真相自然大白，這樣才真正有助於弭平傷痕，族群和諧。」然而台灣自解嚴以來至今36年了，請問這個論點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嗎？二二八年年討論，年年研究，今天「真相」大白了嗎？不仍然是各信各的「真相」嗎？是弭平傷痕？還是加深對立？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明白。那麼，年年炒作，年年大吵大鬧要「真相」，是誰得利？還不一目了然嗎？（倒也不是某個政黨一定得利，而是不要臉的人總是得利。）

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那麼兩蔣封鎖有關二二八的討論，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也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老油條了。（如果你不願意用「高瞻遠矚」 這個詞的話。）

從禁忌到開放，對照台灣的二二八經驗，大陸處理六四，其明智與否，大家自然會有所判斷。

「公開」當然是一種理想，但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有差距。其差距何在？就在於「理想」之中，我們所想像的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但在現實之中就不是這樣了。人的良知理性雖然並不會被狗吃掉，但人實在太會「裝」。為了利益（財富與別人的認同、同情），人聰明得很，各種「裝」，就足以讓「理性」疲於奔命，最後什麼事都做不了；纏鬥到底，只能與爾偕亡。值得嗎？「理性」的能量（人的才氣與力量），明明可以用來做正面的建設，現在卻要與各種「非理性」的狡猾去纏鬥，無休無止。如此，則百業荒廢；不如此，則群小囂囂；怎麼看都是「雙輸」之局。但小人不怕「雙輸」，而君子能忍之乎？輕重大小之間，不能不做權衡。

然而，所謂的「禁忌」，就該永遠禁忌下去嗎？這顯然也不合理。那如何才對？要之還在於每個人「理性」力量的提升。此理性，不止於慎思明辨客觀科學的外向型理性（也就是所謂的「認知理性」），還有明心見性自我明澈的內向型理性（即所謂的「實踐理性」或「道德理性」）。二者兼美，才有完整的人生之理性與幸福；若只偏於一方，則不免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尤其今天完全忽略後者，則人生無方向，不知止、不知中庸權衡為何物，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切的聰明與智巧，都填不滿內心無窮無盡的黑洞。（尤其表現於色慾、吸毒、放蕩、炫富、權力、各種爭逐、怪誕、狂熱宗教迷信…）愈是如此，則大家愈是感覺到「人性」越來越不可信，於是各種禁忌、壓制必然也相對增多。

說到底，原來「禁忌」是在為人之理性成長爭取時間。如果人長不大或是長偏了，則禁忌之開放必是一場災難；不開放，則「壓制」也只是鋼絲上的平衡，能維持多久不可預期。那麼，關鍵豈不在於每個人自身的品質？豈不在於每個人自己的理性程度？豈不在於社會對此問題的警覺？而今社會卻仍在「民主」的大旗下一路狂奔，掩飾其實質上在不斷地媚俗，不斷地增加每個人內心自以為是的狂傲與非理性；這豈是人類文明真正該追求的方向？以「民主」、「自由」掩蓋社會的反智與非理性風氣，藉此瘋狂奪利，則最終不但摧毀民主、自由，還可能將人類得來不易的文明成果帶向毀滅。目睹今日世界之顛狂，真令人捏一把冷汗。

今天看到王丹和蔡英文勾搭的照片，十分感慨，說說吾爾開希與王丹等人目前的狀況。

在海外從事反中反華是很大的產業，得到美國方面的經濟支持，許多華人依此為生。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局勢的演變，反中反華產業也代代有新人出現。如法輪功、大紀元、新唐人集團的興起，取代了原來的六四民運份子。近年來與顏色革命有關的NGO、大陸公知和媒體間諜又成了產業的新寵。所以天安門暴亂後流亡海外的所謂民運份子，其實就是在海外從事反華反中的漸漸難以為生的一群過氣的可憐蟲。

吾爾開希流亡美國期間，認識了台灣留學生女子陳慧玲，結婚後就前往台灣，定居台中，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不久後與陳慧玲離婚。在台灣曾擔任過電台名嘴，從事政治評論，後投身資訊和金融界，並曾參選立委，但皆告失敗。以前他有美國方面的經濟支持，維持生活，後來因為無法達成美國方面交付的任務，取消了經濟支持，開始窮困潦倒。於是他益發配合台灣的需要，投靠民進黨，積極推動反中反共，曾指責馬英九幫共產黨說話，後來參與太陽花運動，藉以謀生。

台北每年六月四日在「自由廣場」以及香港維園足球場的悼念六四活動，成為吾爾開希與王丹僅剩的重心。2011年他們赴香港的簽證被拒絕以後，隨著台灣的去中國化，以及香港的反中運動轉為反送中運動，尤其2020年香港實施了《國安法》以後，台北的自由廣場及香港維園足球場的悼念六四反中活動，漸漸失去人氣，漸被淡忘，民運份子興風作浪的空間再被壓縮。

王丹參與天安門暴亂被捕受審入獄，兩次進出監獄。家屬不斷陳情，以身體有病要求保外就醫，得到美國的干預。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前夕，以「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為名，允許王丹保外就醫遞解出境，前往美國。

因為時過境遷，王丹反華反中的利用價值漸失，失去了美國的經濟支助，他必須自謀生活，其間台灣曾先後支付他40萬美元從事反華反中的動作。2008年得了哈佛大學的歷史博士，次年開始在台灣教書，先後在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中正大學授課，以反華反中為目的，並配合台灣的需要，投靠民進黨，參與太陽花運動。先後任職北京之春雜誌社、自由亞洲電台、台灣中央廣播電台，參加台灣澄社、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台北市駐市作家，凡是反華反中的事情無役不與，活動力極強。

中國天天都在進步，國勢蒸蒸日上，愛國的中國人愈來愈多，這些以反華仇中當作事業，仰仗台灣的漢奸，仰仗盎薩的二鬼子，愈來愈難以為生了。

私生活方面王丹與柴玲早有緋聞，
柴玲致王丹的公開信—[認罪悔改和饒恕是得神喜悅的]
因為王丹也有同性戀的傾向，他與吾爾開希有不正常關係的傳聞，所以在台灣另有數位年輕學生受害，並不稀奇。
纪念六四 前妻眼中的吾爾開希
王丹512“我要爱” 公然秀恩爱
控訴王丹性騷第2人！清大碩士揭「當王丹的手伸進我衣服那一天」
當年在法拉盛性侵未遂？王丹紐約現身：我不會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