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巴黎到劍橋、哈佛：世界頂尖大學的誕生軌跡

1. 巴黎大學的源起（12世紀）
巴黎大學是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高等學府之一，以神學為核心，孕育了經院哲學與學術自治的制度基礎。其教育制度與學院架構成為後世大學模仿的典範。

2. 牛津大學的建立（約1167年）
英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就學，促使學者於牛津聚集教學，形成英格蘭本土最高學府。牛津吸收巴黎學風，並發展出獨特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

3. 劍橋大學的創立（1209年）
部分牛津學者因衝突離校，轉往劍橋創建新學院。劍橋延續牛津體制，並在數理與邏輯研究上逐步獨樹一幟，奠定英國學術雙核心地位。

4. 哈佛大學的誕生（1636年）
清教徒移民北美後，為培育牧師與知識分子，在麻薩諸塞灣建立哈佛學院。創校理念深受劍橋大學影響，其首位主要捐資者 John Harvard 即為劍橋校友。哈佛象徵歐洲學術文化在北美的首次移植，並成為日後「長春藤聯盟」的先鋒。

二、哈佛事件：學術聲望的轉捩點

近年來，哈佛大學深陷爭議，包括種族平權政策引發訴訟、校園言論自由受限、政治立場失衡、以及部分捐資者撤資等問題。這些風波不僅動搖了哈佛的象徵地位，也反映出整個西方學術體制正面臨信任危機與創新疲乏。

三、學術重心正向亞洲轉移

與此同時，亞洲大學正迅速崛起。各國政府大力投入資源，學術機構積極與產業、國際社會接軌，不僅提升研究成果，也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無論在學術影響力、科技研發、教育國際化等方面，亞洲都展現出取代歐美的潛力。

四、亞洲頂尖大學聯盟（Asian Ivy League）

為因應全球知識中心的東移，應啟動「亞洲頂尖大學聯盟」，串聯亞洲最具潛力的大學，仿效美國「長春藤」模式，建立學術網絡與世界級品牌聲望。
預想成員（初步八校）：
•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
• 香港大學（HKU）
• 北京大學（PKU）
• 清華大學（THU）
• 上海交通大學（SJTU）
• 東京大學（UTokyo）
• 首爾大學（SNU）
• 台灣大學（NTU）
台灣大學入選原因：綜合實力強，具民主社會與自由思辨基礎。
這些大學在不同領域具備全球領先的實力，且擁有國際化課程與合作經驗，是構建新一代「亞洲長春藤」的堅實基礎。

五、結語

歷史上，世界學術中心曾從巴黎轉向牛津，再傳至劍橋，由劍橋移植至哈佛，形成美國主導的長春藤時代。如今，這條接力棒正傳向亞洲。亞洲頂尖大學將結成聯盟，在承繼現代學術之下，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選舉民主被美歐推崇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於是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而這類研究的結論幾乎都是，威權國家應該轉向選舉民主（否則研究恐怕無法發表）。《從經濟發展到民主》（[1]）又是這樣的研究報告，探討一些亞洲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選擇和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觀念：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也會比較民主，或威權國家因恐懼迫在眉睫的人民暴動起義而轉向民主，書中主張，威權國家一般是憑藉實力轉向選舉民主，實力包括執政團隊的組織能力、過去的施政表現等等；威權執政者有實力，因此有穩定信心和勝利信心，前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國家仍能穩定發展，後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執政團隊能夠在選舉獲勝而繼續執政；執政者一般是在實力已過顛峰而仍相當強大時轉向民主；執政者可以接收四類訊號，藉以研判本身的實力及是否轉向民主：選舉訊號、抗爭訊號、經濟訊號、地緣政治訊號。

書中觀察了12個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歷史，分為4個群聚：
日本、臺灣、南韓（國家主義群聚）憑藉強大實力成功轉向民主。
印尼、泰國、緬甸（軍國主義群聚）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印尼勉強成功，泰國、緬甸不成功，而回歸威權統治。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群聚）迴避民主。雖有選舉，但執政者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被作者視為不民主。
中國、越南、柬埔寨（社會主義群聚）迴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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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國家可能轉向選舉民主，選舉民主國家也可能轉向威權。一個執政者很可能隨時都在考慮要趨向民主多一點或趨向威權多一點，因此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合理的，只是太偏重由威權轉向民主，而較忽略由民主轉向威權。其實本世紀以來，由民主趨向威權的國家多於由威權趨向民主的國家（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如臺灣的賴政府也愈趨威權。

學術研究應該客觀中立，但作者顯然非常偏愛選舉民主而反對威權體制。譬如：他把前英國殖民地群聚稱為「痛苦的威權主義」，新加坡、香港都擁有極高的人均GDP，而馬來西亞的人均GDP也居於世界各國的前1/3，怎能稱為「痛苦」？雖然書中承認選舉民主的脆弱性，最後的結語卻是「民主轉型的歷程愈早開始，路途會愈平順。」

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包括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民主或許是普世價值，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施政要遵從主流民意，未必非要選舉不可。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都有可能遵從主流民意來施政，而實現民主的理想，因此威權國家未必非要轉向選舉民主不可。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和治理優於幾乎所有的選舉民主國家，因此更沒必要轉向選舉民主。

[1] Dan Slater ,  Joseph Wong（黃一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2024。（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 2022）

過去是歐美的世紀，民主制度是主流。2019年，Parag Khanna出版 [1]，在書中主張，未來是亞洲的世紀，而亞洲國家多趨向技術官僚統治，以取代或架空民主制度。言在之意，技術官僚統治是優於民主制度的。

Khanna是印度裔美國人，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知名的全球戰略、趨勢觀察家。[1] 出版於新冠疫情之前，當時他即已看好技術官僚統治，當他隨後看到中、美抗疫表現的巨大差異，想必會更肯定(中國)技術官僚統治的優於(美國)民主制度。

書中呈現民主制度的不受肯定：「民主這個詞已愈來愈與一個國家如何運作、以及運作是否良好無關，從墨西哥到意大利，今日的民主國家都是民調呈現人民最不信任和尊重政治人物和民主體制的地方。」

「技術官僚政府是以專家分析和長期計畫為本，而非狹隘、短期的民粹狂想或私人利益。它是英才統治(推選有能力的領導人)和功利主義(尋求最廣大的社會利益)。技術官僚領導人的選擇方法是智商測驗多過於歡迎度競賽。他們是受過廣泛的教育、訓練和經驗豐富的專業者，不只是血統純正的菁英。」

在作者心目中，新加坡是「技術官僚統治的榜樣」，而中國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勸誡下，探索出的模式也是「向技術官僚化演進」。亞洲的三大民主國家，印度、印尼和菲律賓，被視為「從民主畢業到技術官僚統治」，「在意識到民主無法保證國家的成功後，…民主終於對自己感到厭倦，並投票給技術官僚統治。」選出來的莫迪、佐科威和杜特蒂大致都在實行技術官僚統治，而民主制度被架空。

「在亞洲各國，升高的所得、科技普及和世代交替，已經帶來更大的社會和經濟自由；但政治仍然受到相當地控制，因為政權喜歡如此，且大體上人民也喜歡如此。渴望穩定和社會秩序是人類的天性，一如渴望自由。多元化且脆弱的後殖民亞洲國家沒有意願採用美國式民主，因為那將帶來穩定性的風險，而穩定則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民主制度遭遇危機，可說已是歐美的共識。不過，歐美僅對民主制度提出一些改進方案(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幾乎從不認為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Khanna大約是第一位認定及傳播技術官僚統治優於民主制度的美國重量級觀察家。很多美國人難免頗難接受，他因此受到一些人和刊物的嚴厲批評：「鄙視民主和人權」、「欽佩中國和新加坡的威權政府」。

Khanna現在是獨具慧眼，筆者相信，未來他必定會有愈來愈多的追隨者。中國的崛起帶動整個亞洲的發展，讓美歐絕難壓制。

[1] Parag Khanna，《The Future is Asian: Commerce, Conflict &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2019》(亞洲未來式：全面崛起、無限商機，翻轉世界的爆發新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