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典賽看亞洲棒球的真實位置:二流前列而非一流強權 | Friedrich Wang

這一次世界棒球經典賽,日本在八強賽中遭到委內瑞拉重擊,失掉8分而敗北;韓國更是在對上多明尼加時,被打出10比0的懸殊比分,提前結束比賽。這兩支長期被視為亞洲棒球代表的強隊,在面對拉丁美洲勁旅時,幾乎沒有太多還手之力。

比賽結果出來之後,日本與韓國的媒體與球迷都出現了相當激烈的檢討聲浪。這樣的反應其實可以理解,但如果冷靜來看,這樣的落差並不令人意外。原因並不複雜。

多明尼加與委內瑞拉,從某種程度來說,幾乎就是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海外人才基地」。這兩個國家長期為大聯盟提供源源不絕的球員,不只是數量多,而且品質極高。以多明尼加為例,其國家隊幾乎可以直接組成一支接近大聯盟全明星等級的陣容。換句話說,日本與韓國這次在八強賽所面對的,某種程度上並不是「另一個國家的代表隊」,而是高度濃縮的大聯盟實力。這一點非常關鍵。

過去亞洲棒球界在自我定位上,多少會存在一種模糊的自信。日本擁有百年以上的職棒傳統,聯盟制度成熟、訓練體系完整;韓國近二十年來實力穩定,在國際賽也有不錯的表現。這些都讓亞洲棒球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一種「可以與世界一流並駕齊驅」的印象。但這種印象,其實在面對真正的大聯盟體系時,就會顯得相當脆弱。

這次比賽的結果,其實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楚的參照點:當亞洲最好的球員,對上拉丁美洲那些幾乎等同於大聯盟主力的陣容時,差距是實質存在的,而且不小。這個差距,並不只是單一面向。

首先是最直觀的——體格與力量。拉丁美洲球員在身體條件上的優勢,是長期存在的。這直接反映在打擊的長打能力、投手的球速與爆發力上。但如果只把問題歸因於「天生條件」,其實是過於簡化。

更深層的差距,在於整個體系。多明尼加與委內瑞拉的棒球環境,與大聯盟高度接軌。從青少年培訓、球探系統,到職業發展路徑,幾乎都是圍繞著大聯盟運作。這使得他們的球員,從一開始就是在「最高競爭強度」的邏輯下成長。

反觀亞洲,日本與韓國雖然有成熟的職棒體系,但本質上仍然是區域型聯盟。即使頂尖球員有機會旅美或旅日(對韓國而言),整體而言,球員成長的環境與競爭密度,仍然與大聯盟存在差距。這種差距,在平常不一定明顯,但在國際大賽中,就會被放大。

其次,是戰術與比賽節奏的差異。亞洲棒球長期強調細膩、戰術、團隊配合,例如短打、跑壘、投打配合等,這些確實是優勢。但當比賽進入「力量決定勝負」的節奏時,這些優勢往往難以完全發揮。當對手可以用長打快速改變比分,甚至在短時間內拉開差距時,戰術層面的細膩操作,很容易被直接壓制。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日本與韓國的敗戰,看起來不只是輸球,而是節奏被完全帶走。

那麼,台灣的位置又在哪裡?如果把這次比賽放在整體脈絡中來看,其實答案並不難。台灣在小組賽中與韓國鏖戰至延長第十局,最終取得勝利,雖然未能晉級八強,但整體表現並不失水準,至少維持了競爭力與基本尊嚴。但如果再往上看一層——看看韓國與日本在八強賽的遭遇,我們其實應該更清楚自己的位置。如果連日本與韓國都難以與拉丁美洲強隊抗衡,那麼台灣與這些球隊之間的差距,自然也不會小。這並不是悲觀,而是現實。

台灣棒球長期以來的問題,其實不在於沒有好球員,而在於整體結構。我們幾乎每一個世代,都能出現幾位優秀的投手或打者,甚至有人能在美國或日本打出亮眼成績。但這些「個別的優秀」,並沒有轉化為整體實力的提升。簡單來說,就是點很亮,但面不夠厚。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台灣棒球的現實定位,大致就是:世界二流前列,但尚未進入一流。這樣的判斷,可能不討喜,但卻比較接近真實。

那麼,這樣的結果,是否就意味著悲觀?其實未必。如果把這次經典賽當成一次「實力校準」,反而是一件好事。它讓亞洲棒球,包括台灣在內,重新認清幾個事實:
第一,大聯盟仍然是當今世界棒球的最高標準。
第二,與其自我比較,不如直接對標最高層級。
第三,結構性的差距,不可能靠一兩次比賽彌補。
未來無論是訓練方式、教練體系、數據應用,甚至是青少年培養模式,都勢必要持續向大聯盟靠攏,而不是停留在既有的成功經驗之中。

最後,其實還是回到一個很簡單的觀念。棒球是團體運動,不是個人表演。一兩位明星球員,無法決定整體實力;一兩場勝利,也不能掩蓋結構性的問題。同樣的,一兩場失敗,也不代表整個體系的崩潰。輸贏,本來就是兵家常事。

真正重要的,是在勝負之外,是否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並且願意在長期的結構上進行調整。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即使仍在「二流前列」,也未必沒有機會向上。但如果沉迷於短暫的勝利,或者逃避結構性的問題,那麼即使偶有亮點,也很難真正突破。這一點,對日本、韓國如此,對台灣亦然。

世界頂尖大學在亞洲誕生 | 丁紹傑

一、從巴黎到劍橋、哈佛:世界頂尖大學的誕生軌跡

1. 巴黎大學的源起(12世紀)
巴黎大學是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高等學府之一,以神學為核心,孕育了經院哲學與學術自治的制度基礎。其教育制度與學院架構成為後世大學模仿的典範。

2. 牛津大學的建立(約1167年)
英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就學,促使學者於牛津聚集教學,形成英格蘭本土最高學府。牛津吸收巴黎學風,並發展出獨特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

3. 劍橋大學的創立(1209年)
部分牛津學者因衝突離校,轉往劍橋創建新學院。劍橋延續牛津體制,並在數理與邏輯研究上逐步獨樹一幟,奠定英國學術雙核心地位。

4. 哈佛大學的誕生(1636年)
清教徒移民北美後,為培育牧師與知識分子,在麻薩諸塞灣建立哈佛學院。創校理念深受劍橋大學影響,其首位主要捐資者 John Harvard 即為劍橋校友。哈佛象徵歐洲學術文化在北美的首次移植,並成為日後「長春藤聯盟」的先鋒。

二、哈佛事件:學術聲望的轉捩點

近年來,哈佛大學深陷爭議,包括種族平權政策引發訴訟、校園言論自由受限、政治立場失衡、以及部分捐資者撤資等問題。這些風波不僅動搖了哈佛的象徵地位,也反映出整個西方學術體制正面臨信任危機與創新疲乏。

三、學術重心正向亞洲轉移

與此同時,亞洲大學正迅速崛起。各國政府大力投入資源,學術機構積極與產業、國際社會接軌,不僅提升研究成果,也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無論在學術影響力、科技研發、教育國際化等方面,亞洲都展現出取代歐美的潛力。

四、亞洲頂尖大學聯盟(Asian Ivy League)

為因應全球知識中心的東移,應啟動「亞洲頂尖大學聯盟」,串聯亞洲最具潛力的大學,仿效美國「長春藤」模式,建立學術網絡與世界級品牌聲望。
預想成員(初步八校):
•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
• 香港大學(HKU)
• 北京大學(PKU)
• 清華大學(THU)
• 上海交通大學(SJTU)
• 東京大學(UTokyo)
• 首爾大學(SNU)
• 台灣大學(NTU)
台灣大學入選原因:綜合實力強,具民主社會與自由思辨基礎。
這些大學在不同領域具備全球領先的實力,且擁有國際化課程與合作經驗,是構建新一代「亞洲長春藤」的堅實基礎。

五、結語

歷史上,世界學術中心曾從巴黎轉向牛津,再傳至劍橋,由劍橋移植至哈佛,形成美國主導的長春藤時代。如今,這條接力棒正傳向亞洲。亞洲頂尖大學將結成聯盟,在承繼現代學術之下,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威權國家,如中國,應該轉向選舉民主? | 郭譽申

選舉民主被美歐推崇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於是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而這類研究的結論幾乎都是,威權國家應該轉向選舉民主(否則研究恐怕無法發表)。《從經濟發展到民主》([1])又是這樣的研究報告,探討一些亞洲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選擇和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觀念: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也會比較民主,或威權國家因恐懼迫在眉睫的人民暴動起義而轉向民主,書中主張,威權國家一般是憑藉實力轉向選舉民主,實力包括執政團隊的組織能力、過去的施政表現等等;威權執政者有實力,因此有穩定信心和勝利信心,前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國家仍能穩定發展,後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執政團隊能夠在選舉獲勝而繼續執政;執政者一般是在實力已過顛峰而仍相當強大時轉向民主;執政者可以接收四類訊號,藉以研判本身的實力及是否轉向民主:選舉訊號、抗爭訊號、經濟訊號、地緣政治訊號。

書中觀察了12個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歷史,分為4個群聚:
日本、臺灣、南韓(國家主義群聚)憑藉強大實力成功轉向民主。
印尼、泰國、緬甸(軍國主義群聚)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印尼勉強成功,泰國、緬甸不成功,而回歸威權統治。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群聚)迴避民主。雖有選舉,但執政者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被作者視為不民主。
中國、越南、柬埔寨(社會主義群聚)迴避民主。


威權國家可能轉向選舉民主,選舉民主國家也可能轉向威權。一個執政者很可能隨時都在考慮要趨向民主多一點或趨向威權多一點,因此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合理的,只是太偏重由威權轉向民主,而較忽略由民主轉向威權。其實本世紀以來,由民主趨向威權的國家多於由威權趨向民主的國家(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如臺灣的賴政府也愈趨威權。

學術研究應該客觀中立,但作者顯然非常偏愛選舉民主而反對威權體制。譬如:他把前英國殖民地群聚稱為「痛苦的威權主義」,新加坡、香港都擁有極高的人均GDP,而馬來西亞的人均GDP也居於世界各國的前1/3,怎能稱為「痛苦」?雖然書中承認選舉民主的脆弱性,最後的結語卻是「民主轉型的歷程愈早開始,路途會愈平順。」

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包括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民主或許是普世價值,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施政要遵從主流民意,未必非要選舉不可。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都有可能遵從主流民意來施政,而實現民主的理想,因此威權國家未必非要轉向選舉民主不可。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和治理優於幾乎所有的選舉民主國家,因此更沒必要轉向選舉民主。

[1] Dan Slater ,  Joseph Wong(黃一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2024。(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 2022)

未來是亞洲世紀,趨向技術官僚統治 | 郭譽申

過去是歐美的世紀,民主制度是主流。2019年,Parag Khanna出版 [1],在書中主張,未來是亞洲的世紀,而亞洲國家多趨向技術官僚統治,以取代或架空民主制度。言在之意,技術官僚統治是優於民主制度的。

Khanna是印度裔美國人,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知名的全球戰略、趨勢觀察家。[1] 出版於新冠疫情之前,當時他即已看好技術官僚統治,當他隨後看到中、美抗疫表現的巨大差異,想必會更肯定(中國)技術官僚統治的優於(美國)民主制度。

書中呈現民主制度的不受肯定:「民主這個詞已愈來愈與一個國家如何運作、以及運作是否良好無關,從墨西哥到意大利,今日的民主國家都是民調呈現人民最不信任和尊重政治人物和民主體制的地方。」

「技術官僚政府是以專家分析和長期計畫為本,而非狹隘、短期的民粹狂想或私人利益。它是英才統治(推選有能力的領導人)和功利主義(尋求最廣大的社會利益)。技術官僚領導人的選擇方法是智商測驗多過於歡迎度競賽。他們是受過廣泛的教育、訓練和經驗豐富的專業者,不只是血統純正的菁英。」

在作者心目中,新加坡是「技術官僚統治的榜樣」,而中國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勸誡下,探索出的模式也是「向技術官僚化演進」。亞洲的三大民主國家,印度、印尼和菲律賓,被視為「從民主畢業到技術官僚統治」,「在意識到民主無法保證國家的成功後,…民主終於對自己感到厭倦,並投票給技術官僚統治。」選出來的莫迪、佐科威和杜特蒂大致都在實行技術官僚統治,而民主制度被架空。

「在亞洲各國,升高的所得、科技普及和世代交替,已經帶來更大的社會和經濟自由;但政治仍然受到相當地控制,因為政權喜歡如此,且大體上人民也喜歡如此。渴望穩定和社會秩序是人類的天性,一如渴望自由。多元化且脆弱的後殖民亞洲國家沒有意願採用美國式民主,因為那將帶來穩定性的風險,而穩定則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民主制度遭遇危機,可說已是歐美的共識。不過,歐美僅對民主制度提出一些改進方案(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幾乎從不認為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Khanna大約是第一位認定及傳播技術官僚統治優於民主制度的美國重量級觀察家。很多美國人難免頗難接受,他因此受到一些人和刊物的嚴厲批評:「鄙視民主和人權」、「欽佩中國和新加坡的威權政府」。

Khanna現在是獨具慧眼,筆者相信,未來他必定會有愈來愈多的追隨者。中國的崛起帶動整個亞洲的發展,讓美歐絕難壓制。

[1] Parag Khanna,《The Future is Asian: Commerce, Conflict &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2019》(亞洲未來式:全面崛起、無限商機,翻轉世界的爆發新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