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新竹空軍基地附近的一處眷村，一夕之間，十四戶幸福美滿的家庭破滅了，這個眷村就此成為「寡婦村」。

上有老，下有小，含辛茹苦一輩子的寡婦蕭家珍，日前，已息勞人間，回歸天家。本星期五將安葬在美國加州的Rose Hills墓園。

那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八日的一個夜晚，月黑風高，一架由蝙蝠中隊周以栗中校駕駛的P2V－7U偵查機，從新竹基地悄悄起飛，飛越了杭州、南京、武漢，一路平順，當來到了江西臨川上空，被中共飛行員王文禮目視發現，他立刻駕駛Mig－17戰鬥機，登空攔截，近距離擊中了周以栗的電子偵查機引擎，機身像一團火球，墜落在臨川縣大窩坑的山地斜坡上，機上十四名官兵全部罹難。

周以栗中校，江蘇阜寧人，殉職時才四十歲。妻子蕭家珍，出身名門，北大畢業。那天傍晚，蕭家珍還歡歡喜喜送周以栗出門，誰知此一別竟是永別，先生再也沒有踏進家門。公公見不到兒子，兒女再也見不到父親。基於保密，周以栗殉職的消息，遭到嚴密封鎖，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他究竟在何方？多少個日夜，蕭家珍無語問蒼天。

歲月如流，轉眼四十多年過去，民國九十八年，一名已移民加拿大的蝙蝠中隊飛行員高䕃松，無意中見到當地報紙刊登了一篇王文禮的文章，他描述當年駕米格機擊落台灣偵察機的經過。高蔭松立刻去信詳細詢問擊落的地點，以便家屬收屍。大陸的國台辦和紅十字會人員也熱心協助，終於在兩年後，促成家屬將遺骸火化後迎回台灣，安葬在新店碧潭空軍公墓。

如今，屏東東港有一所「以栗國小」，校園中有一座銅像，還有一面貼滿圖片的紀念牆，就是紀念蝙蝠中隊烈士周以栗，學校也製作了「以栗公仔」，讓學生永懷烈士的英勇事蹟。

英雄永不寂寞。民國九十一年，港星劉德華唱紅一首《蝙蝠中隊》的歌，讓蝙蝠中隊的事蹟永遠流傳。

說也快啊 說也慢啊 說也三十年過了
是老天爺突然睡醒了
還是命運的編劇換了人做
台北機場的跑道上 長長的迎接人群中
小孩都已三十多 而飛機載回來的是
傳說已久 從未謀面 名叫"父親"的英雄
傳說已久 從未謀面 名叫"父親"的英雄
有一句話 女老師她 三十年前 說不出口
有一句話 女老師她 三十年後 說不出口
一直說不出口
有些淚 一直沒有停過 有些傷 一直沒有合過
有些痛 一直沒有醒過 有些話 一直說不出口
有些淚 一直沒有停過
有些傷 一直沒有合過
有些痛 一直沒有醒過
秋風無情 吹落葉飄滿地
流水無心 像東去的漣漪
請別再哭泣 那傷心的歌曲
當楓葉再紅 我會回來看你
秋風無情 吹落葉飄滿地
流水無心 像東去的漣漪
請別再哭泣 那傷心的歌曲

《三體》，沒有你想像的複雜。不需要硬扯文革之類的事情，那只是個鋪陳的舞台，只是個進入事件的跳板。

物理，世界萬物的秩序，奧本海默僅僅用思考與計算，就發現了新的力量，人類以為發現控制新的力量，就能主宰世界，這就是西方人慣有的現代化的基礎，控制與支配。

東方人多與自然和諧相處，不太強調支配與控制。西方自傲的科學知識，用來侵略弱小，支配他人，掠奪資源，歐洲國家自詡的進步開化，其實是利用科學壓迫其他人類的歷史，根本算不上開化。

科學有沒有極限，有沒有邊界，沒有人知道，人們只是在黑暗當中探索。歐洲文藝復興之後，人類世界千百年來的諸多問題，只有不斷的解決，但是沒有根本的解決，宗教的興盛，可抑制科學的狂妄，但是政治意識形態又會利用宗教、利用科學，成為壓迫人類的武器。

回到根本，無論市場經濟，或者計畫經濟，都只是不同形式的控制，人類脫離不了的宿命，就是接受被控制的命運，在秩序之下，求得安身立命的場所。

《三體》，不在文明的毀滅，不在復仇，在人類對於所知世界的有限，在面對無知世界的謙卑，世上沒有全知全能的人，全知全能是人將自己的形象投射為上帝的形象，期待有這樣的人引領我們往前，走出黑暗，邁向光明。

光明與黑暗並無好壞，只是不同的選擇。

當今的世界，只允許美國的秩序，不允許其他的秩序，這就是一種霸權，一種偏狹，美國認為手握真理，就可以控制一切，規定一切秩序，不允許其他價值的存在。

發現與創造是不同的，我們將神尊崇為造物者，科學家只是發現，勤勞用功就能發現，但不能創造。

《三體》有很深的哲學觀，透過物理科學的真真假假，讓你反思，人在這宇宙洪荒當中，究竟該如何自處。

當對岸有這樣的作家，就是台灣最喜歡說的軟實力，這個社會至少在根本上已經不只是改革開放那麼簡單，更不是什麼中共霸道那麼膚淺，這個社會在內裡有了很大的質變，說故事的能力，加上演繹故事的戲劇，那個軟實力，都在飛快地向前進。

我走在後山的產業道路上，山坡上開滿了雪白的艷紅的杜鵑花，我想起了兒時學得的一首抗戰名曲《杜鵑花》，邊走邊哼唱。

「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這是《杜鵑花》歌詞中的一小段。「哥哥」，指的是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的一名學生，村家小姑娘是他家鄉的戀人。

1940年的三月，這名大學生投筆從戎，參加波瀾壯闊的抗戰軍旅。當時，正是杜鵑花開的時節。日寇侵華，烽火連天中，他的同窗方健鵬（筆名蕪軍），感時花濺淚，藉由杜鵑花，寫下了這首大時代小兒女的心聲，寄給了正在廣州任教的黃友棣。

時年二十九歲的黃友棣，將它譜成曲，在廣州曲江大會堂發表。歌曲不同一般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明快中帶有一絲絲憂傷，旋律優美，極易傳唱。很快的由大後方的廣東，傳唱到廣西，到雲南，到四川，到大江南北，到全國各地。激勵了多少人心，鼓舞了多少士氣。

台灣的小學生，也都能琅琅上口。《杜鵑花》這首歌，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共同的記憶。

古來征戰幾人回。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歌詞中的「哥哥」，卻再也沒有回到故鄉，再也未能見到魂縈夢牽的杜鵑花。只留下戀人，日日夜夜癡癡的想望。「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

方健鵬在歌曲發表後的隔年，在廣西一條小溪，見到一名學童在水中載浮載沈，他見義勇為，躍入溪中救溺，不幸慘遭滅頂。

長溝流月去無聲，兩名哲學系的高才生，一文一武，就像劃過天際的兩顆耀眼流星，一剎那，在長夜中殞落。

黃友棣，大陸淪陷後，先避難香港，後輾轉來到高雄落腳，他一生不知創作了多少首膾炙人口的作品，曲曲人們都耳熟能詳。距《杜鵑花》發表的一甲子後，輔仁大學頒發給他名譽藝術博士，表彰他一生作曲的成就，他2010年病逝，享壽九十八歲。

杜鵑花　蕪軍 作詞　黃友棣 譜曲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摘枝杜鵑花，插在頭髮上。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向小溪畔，杜鵑花謝了又開呀！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鮮紅的杜鵑，遙向著鋒火的天邊，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啊！啊！

李立群以專業的戲劇藝術表演工作者的身份，批評《繁花》的拍攝與劇情不專業。說實在的，我也不喜歡王家衛的風格，所以我到現在沒有想看《繁花》，但我們不是專業的戲劇藝術工作者，即便說不懂王家衛的表現方式或者傳達的意念，這都說得過去，可李這麼說就過分了。

李立群吐槽《繁花》：导演拍摄经验不足，王家卫电影让人看不懂

他說看不懂這對於一個專業的戲劇藝術工作者，王家衛在表達什麼，他採用的是什麼手法，對一個長年投身舞台藝術，表演藝術專業演員來說，「不懂」這兩個字特別讓人意外。非線性敘事手法，這在很多舞台劇或影視作品中都會用到，特別是實驗性強的表演都會採用，李立群可以說他不擅長這種表演、敘事模式，但要說看不懂？我太訝異了，除非他不是專業演員，不然怎麼可能不懂。

他以一個專業演員，特別是在大陸被尊為老師的身份，不是一個觀影者的身份在說這些話，重量完全跟我們普通的觀影者是不一樣的。他的簡單幾句話，其實已經把王家衛這部戲貶的一文不值了。他的意思是說，王家衛的藝術表現手法很拙劣，哪怕是他得獎的作品，《重慶森林》、《一代宗師》，我都看不懂，因為手法太糟糕，太粗糙所以我看不懂。而他在電視劇的拍攝上，一樣是門外漢，所以他這部《繁花》在取景、美術、背景考證、劇本、表演指導各個層面都不及格，所以他沒拍出1992年上海該有的樣子。他在罵的不是王家衛，他的箭頭指向CCTV8和騰訊視頻，是在說這兩個投資方沒水準，戲劇審查不嚴謹，門外漢。

我再提供一個資料，「鮑德熹，BBS，生於香港，本名鮑起鳴，香港電影攝影師及導演，著名演員鮑方之子、鮑起靜之弟。曾6度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2001年以《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獎，亦是第43屆金馬獎最佳攝影得主。他早年就讀香島中學小學部及香島中學，與導演嚴浩為小學同學。」：「鮑方，鮑方，原名鮑繼煥，香港已故男演員、導演，為金像獎影后鮑起靜及電影攝影師鮑德熹之父。」

鮑德熹是這部電視劇的影視總監，王家衛是監製和導演，這兩位在香港都是影視領域最專業的從業人員，特別是鮑德熹，他家兩代父母姐弟全是專業演員與導演。所以李立群在罵的是戲劇嗎？不是，他罵的是這部戲背後的整個團隊。

眷村到底是什麼？
沒待過的人，不會懂。

我進了初中之後，課業繁重，每天都要應付考試，讀不完的書，父親有先見之明，大約小學五六年級時，把分配給我家的廚房，利用後面還有些空地，往外推出去，加蓋起來，今日叫違建，當年叫生存。

廚房變大了，多出來的空間，就擺我的書桌，加上一個檯燈。廚房的柱子當然是木頭，夜裡溫習功課，無聊之際，聽到柱子有蛀蟲啃咬木頭的聲音，我拿起湯匙，用手摸著柱子，蛀蟲咬過的地方，就會鬆鬆軟軟，挖下去，挖出了許多粉塵一般的木屑，挖呀挖呀，終於看到那隻白色的蛀蟲，摳出來，輾死，柱子上就出現了一道不規則的溝，從此晚上不再有蛀蟲聲。

什麼叫浴室，沒有這種設施，就是把廚房旁邊再隔一個空間出來，放個水缸儲水，有年過年，還有隻大老鼠掉進水缸淹死，結果整缸水都要倒掉清洗。

這個隔出來的空間，父親花了些錢舖了磚，放個澡盆，不是浴缸，裝不起浴缸，洗澡就是電爐燒熱水，再把熱水倒進澡盆裏面洗澡。房子外面本來就有陰溝，用管子接出去，汙水流到陰溝，那個年代沒有家庭汙水處理的觀念，是窮，是資源不足，不是大家不愛惜環境。

現在政府很浪費，小學就要裝冷氣，阿兵哥寢室也要裝冷氣。從小到大，家裡都沒有冷氣，搬到中和也沒有，媽媽怕我太熱，不能專心念書，高三時，想裝冷氣，我第一個反對，沒必要為了考大學花那麼多錢裝冷氣，我去圖書館吹就可以了，待在家裡又沒有女生可以看，對吧。我當兵時，家裡才裝了冷氣，那已經是1989年了。

眷村其實是一群吃不太飽，也不太會餓死的一群人，靠著孤臣孽子的心情，想著有一天能夠離開這裡，能夠立足於社會，不被人輕視。

早期眷村的孩子多能吃苦，我那個村子有留美，有醫生，兩個少將，我念到碩士，也算是有個交代了。念及人初中部時，有同學笑眷村是貧民窟，這同學是國民黨權貴之後，姑隱其名，我沒有跟他起爭執，只是笑笑。這同學與許多國民黨權貴之後一樣，沒本事考上北聯，連吊車尾的復興高中也考不上，更不用說大學了，但他很快就移民到美國去了。

眷村其實早已經不存在了，在我父親那一代凋零之後，眷村就已經沒有了，不是房子沒有了，是心沒有了，是情沒有了，是人沒有了，是國沒有了。

現在人談眷村文化，其實只是拿來賺錢的噱頭。

看到那些標榜眷村文化的商業活動，非常的虛假，我就噁心，真正的眷村哪來的磚牆與紅門，軍眷沒有多餘的錢蓋磚牆，這些都是外行人虛構出來，拿著後來改修過的假眷村當成商業噱頭。

早年飛駝、貿商、台貿，各家各戶前面，哪有磚牆，就是個小空地，各家各戶種點花草區隔，或者就是像我家這樣用籬笆，飛駝二村甚至是在一片沼澤當中，村外有圍牆，把水圍住，就是這樣惡劣的環境，卻產生了許多經世濟民的人才。

這是我襁褓之際的照片，畫面右邊是我家，正後方是李媽媽家，李媽媽抱著我，這個村子第一個誕生的男孩，左邊是一位網路名人的媽媽老家，當時尚無北新路，北新路拓寬時，把最左邊的房子給拆了。

你有看到這裡有磚牆嗎？有紅門嗎？都是竹籬笆，因為磚很貴的，竹籬笆便宜，颱風來了，有時候會吹倒，就要重新拉起來，有時甚至要重做一個新的籬笆。

過去大家說竹籬笆外的春天，竹籬笆才是眷村的真實，磚牆就是假。

我們的眷舍，甚至不是磚造，是竹片外面抹著灰泥，你去紀州庵參觀時，他們展示過去老房子就是這樣蓋的，竹片編成網狀，外面抹上灰泥。

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繁花》在大陸紅火。由於一直以來就無追劇之嗜癖，此番照例仍未逐之。但一些片段總是看過的，總覺王家衛對上海，永遠懷著花樣年華那樣的視角，太過織錦、太過繁複、太過幽深、亦太過迷朦。

90年代的上海我算是某種意義上在場的，或說是造訪過吧！1994或95，某夜在上海的一角，三五好友找了一個店，喝孔府宴酒、吃大閘蟹，以及一些別的菜，竟喝得醉了，回飯店路上禁不住出租車的顛簸，搖下車窗往外吐了，一些穢物弄汙了車子，司機用上海話在那罵咧！

當時上海還有很濃的社會主義氛圍，仍然有群出群沒的腳踏車，集體呼嘯過這已不再艷麗的城市街角，人們身上還披著藍色中山裝似的厚襖子。

但它變得很快，到了90年代末，南僑集團的陳飛龍在汾陽路白崇禧故宅開了巴伐利亞式啤酒餐廳寶萊納，那個相對奢靡、有著小資情調的上海，才從人們的記憶復返人間。重新成為真實，但那也是新的上海了。

1998年柯林頓對中國進行國是訪問，就在上海提出了「三不」，三個月後辜振甫也到上海重晤汪道涵，唐樹備說剛剛兩岸已進行了政治對話；顯然，上海仍然是一個政治氣息濃厚的都會，固然和平飯店已開始展露民國時期的租界風華，而新天地也啟動了改造，讓建築師賦予新的時代元素！

那時上海的新的支柱與精神象徵，就該是陸家嘴泥地上蓋起來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彷彿成了上海再次追逐西方的起跑線！

但我應該找不著王家衛用鏡頭勾勒出來的那個具有文學蒙太奇的上海。那時的上海對未來是困惑的，雖早已脫離了文革，但反封建、反帝與反階級貴族的信條是不能更動的，鄧小平雖然已經告訴大家，必須警惕左，但左的思維依舊無所不在。

那麼，花團錦簇似的《繁花》，就當成一個人們意識中的上海，在真實的上海度過的90年代裡，作為或艱難或迷惘的生活中的一絲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