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游(mind wandering)與文學創作的關係 | 張復

現在讓我們看看下面這首詩: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 張繼〈楓橋夜泊〉

也許你的反應是:「怎麼又是這首詩?它到底有什麼特別,值得你們一再提起它?」這就是我在學生時代的反應。我必然在報紙副刊上看到這首詩好幾次,然而我對它並沒有什麼好感,直到有一個夜晚我站在火車站的月台上。那是我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的第一年。那時懸掛在我心裡的是,如果我不能通過第二年的博士資格考,我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就要告終。事情果真如此,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然而我不願意去想這個問題。我沒有時間這麼做,我這樣告訴自己。

各種考量都讓我不捨得放棄就讀哥大的機會,即使進入一個大都會的學校並沒有我想像得那麼輕鬆。我沒有馬上分配到宿舍,離開學校以後必須回到原先居住在紐澤西的住所。這意味著我必須搭乘地鐵從116街到34街,然後從那裡轉乘火車到紐澤西。好像這樣的折騰還不夠,我必須在中間的一個車站下車,改乘柴油機車所牽引的列車。

當我的火車從河底隧道鑽出來,進入紐澤西以後,大都會的景象立即消失了。代替的是已經變得昏暗的天色,站立在空地上的灰色廠房與煙囪,以及長滿了蘆葦的沼澤地。很快的,我能夠從窗戶上看得到的只是車廂裡的燈光,而不是外面的景色。

等到我的火車抵達中間站,前來銜接的火車有時還沒有出現。其他的乘客似乎很熟悉這種情況。他們紛紛從一個柵欄的開口走出火車站,走進顯然已點了燈的街道。只有我一個人不敢離開月台,因為不知道能夠到哪裡去,又必須在什麼時候趕回來。我獨自站在那裡,看著空曠的四周,以及遠處閃著燈光的房舍,裡面也許坐著正在享用晚餐的全家人。大概是在那個時候,我想起了張繼的這首詩。我發現我立即明白了它的意旨。原來作者是藉由自己在陌生地方所度過的一個孤寂的夜晚來描繪他失落的心情。

現在我有了更新的體驗。我正在寫神游與文學創作的關係。我需要尋找一個有意義的例子。我在自己的神游裡尋覓了好幾天,我想到了這首詩。對我來說,〈楓橋夜泊〉,就像那時代很多詩人所寫的詩一樣,是在不順遂的情況下所寫的。更重要的是,它們極可能是神游狀況下的產品。我沒有證據這麼說。然而,我就是在這兩個狀況(不順遂,神游)裡想到了這首詩。

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我的「考據」是否正確,而是為什麼很多作家會在這兩種狀況裡得到寫作的動力。我的看法是,大腦面對失落的狀況時,會自動在記憶裡尋找一些能夠讓它抓住的東西。有些人抓到的是童年的快樂回憶。有些人也許沒有抓住什麼,而只是自己正處於不順遂的現況。然而,僅僅讓自己看到這樣的處境,就有助於他們減緩焦慮的情緒。這是為什麼很多人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而僅僅是談論自己以及他們所處的困境。我認為,這種以後設的方式來觀望自己的作法,反映在不少動盪時代詩人的作品裡(例如,唐代的杜甫、宋代的李清照)。這是神游對於文學所做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初心 | 卓飛

這個世上,有的人,一輩子過得安分守己,風平浪靜,沒什麼波折起伏,這樣子,也過了一生。
其實,我是很羨慕的,他們會不會也曾嚮往過,那驚濤駭浪,狂飆的人生,在內心深處,也曾想冒險的去博一博呢?

常聽人說,性格決定了一生,我相信是這樣的,這是宿命,也是必然。
要一個飛揚跳脫的人,去過平凡無波的日子,他應該是痛苦的,而讓一個中規中距的人,去冒險犯進,應該也難。
這並沒有什麼對錯,放對了位置,適才適所,才是完美的人生,應該是這樣的。

自問自己,也算是所謂的「眼高手低」之輩,明明沒有驚世之才華,卻有心高氣傲的自負,這種不自量力的心態,也是我的悲哀。
不過,悲哀雖然悲哀,有這種餘勇,也是好的,最起碼自己還勇於嘗試吧。

常聽到有人說「我認識誰誰誰」,帶著些得意,也常聽人說,「誰誰誰是我的什麼什麼」,言語中掩蓋不住些炫耀,而沾沾自喜。
我的心底,總會有些不以為然,這些名人顯貴的成就,是你努力來的嗎?只是靠著別人的榮耀來凸顯自己,有什麼好得意的?

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大丈夫當如是也!」多麼豪邁啊,真的,何必羨慕別人的成就,何必去攀比豪貴,想,去做就是了,你也可以的。

最近常在想,如果孔老夫子活到了八十歲,他會怎麼想,會怎麼說自己。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八十呢?
也許返老還童了,回歸初心,返樸歸真,快樂的做自己了吧?那還管他什麼逾不逾矩呢!

想想,這一路來,身邊的人,走走,就都散了,我,還是原來的我,這就是人生吧!

鍾肇政何德何能?他的文學路與政治路 | 郭譽孚

一、所謂「客家文學之母」與「台灣文學之母」

看到網路與新聞媒體上有這樣的廣告詞,使用在作家鍾肇政的身上;這兩個名號,對於鍾肇政言,合適嗎?

個人所知,應該很值得商榷;真實的研究者將發現在文學上,鍾老先生雖然得過不少獎項,甚至在國府下台之後,似乎曾經登上「台灣文學宗師」的寶座;但是,如果他是客家文學之母或台灣文學之母,他曾經緊緊跟隨著創辦「台灣文藝」的客家文學家吳濁老的地位在哪裡?

此外,以專業言,就文學談文學,這位鍾肇政曾經在其成為文學宗師之時,還發表「作家的使命,作家的本色就是要使你相信不可能相信的也要使你相信。」之類的主張;那是離開較嚴肅人生體悟的文學,還相當遠的觀點。

此外,比較麻煩的,是當年他的小說,就文學論文學,確實除了獲得主要的官方媒體的青睞而連載外,我們前面提及的吳濁老對於後來以「大河小說」聞名的鍾肇政,曾經簡明地批評他的小說,稱「去年我曾在你家裡說的,我今再拿那句話來評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像酒加水,徒增份量,反而有乏味之感。』現在將此句評語,添加一句註腳。『酒加了水,水需要抽減才好。』」

而另一位敬稱他做「老大」的、他的崇拜者張良澤教授所批評的,則是更為詳細的:「鍾肇政自魯冰花之後的長篇,都一連串載於中央日報副刊。他那幾個長篇都有穿燈籠褲的日本女子和戴斗笠的台灣女子,也都有八字鬍的日本人在欺壓台灣同胞;最後台胞抗日,迎接祖國勝利的結局,很適合於中副的路線。因此,他常得文學獎,而成為台灣作家之代表人物。他多年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感謝他每出一本書,總不忘簽署『良澤老弟存之』送我,而我讀了他兩三本台胞抗日小說之後,就分辨不出『濁流』與『江山萬里』或與『流雲』有何不同?」這是張教授當年相當深刻的描述。

請想想看,如果如此而可以成為我們客家文學之母、台灣文學之母,我們島嶼的文學前途可能如何?

其次,作為我島上著名的日本文學作品翻譯者,鍾先生長期以來跟隨著吳濁老主編「台灣文藝」,尤其吳濁老死後,其更以唯一接班人自居;個人對於鍾先生怎麼會沒有讀過日文的「亞細亞的孤兒」?否則怎會沒有發現該書中譯本中,有一篇章有嚴重的誤譯?那是他的日文能力不足,還是根本心態上的問題?

想想看,日文原文為「救いなき人びと」〈新人物往來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藏書,吳濁流先生贈書,1974.4.4〉;怎麼能被翻譯為「無可救藥的人群」?〈見於「遠景版」與「草根版」〉為何不採用當年吳濁老所邀請傅恩榮先生翻譯的傅譯本所譯的「無援的人們」?相對於那段小說內容,是主角胡太明面對日籍律師與族中不肖子弟聯手鼓動不肖子弟分族產,破壞宗族祠堂組織,主角心中感到萬分遺憾,無法援手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怎會譯成「無可救藥的人群」?如此的「台灣文學之母」,帶給社會的到底是怎樣的典範?

由於個人對於吳濁老的大作「亞細亞的孤兒」之憐愛,對於台灣文學大老吳濁老的崇敬,我無法不深究鍾肇政這位『假台灣文學宗師』,在客家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真實地位。

二、雄才大略的、政客的新客家運動?

據稱,鍾肇政先生不僅是客家作家,也是新客家運動的領導人物;這個問題,我的注意來自我的岳父是新竹關西人;因而,我對於客家原本有相當的親切感;客家人有必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革,原本應該是很合理的現象;然而,什麼是新客家,應該走向何方?看到前述鍾肇政這樣的文化人來領導,讓我產生了不少的疑慮;那是這個在其所謂「作家的使命」中,強調「想像」與「欺騙」,只要能夠讓人相信與感動,就算自己成功的作家!是否這暗示了各方面的事業,都可以、都應該如此面對。

這使得我不能不深入檢視他,就個人言,儘管無疑地他是相當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雄才大略」的,因而才能在國府之下,多次獲得當年尊貴的各種獎項,然而,那就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真實理想嗎,會不會差太遠了?就像小說相當暢銷的成功作家,並不就等於我們文學史上真正被肯定的文學家?

更何況,他是個強調「想像」的作家,敢於向壁虛構,敢於利用同情心,能夠得意地自稱「大家不妨認為這是騙子在騙人。不過騙子在騙人比傻瓜做給傻瓜看的還聊勝一籌」的大作家;個人的看法,在社會運動上,尤其是政治運動上,過於政客化,居然還能如此公開地把群眾當成傻瓜!真是不可思議的,卻不僅能獲得國民黨的「文學獎」,也能夠成為民進黨時代的「台灣文學大宗師」,甚至成為今日所謂「新客家運動」的旗手;真是本領越界的惡質文化人。

很恰巧的,不久以前,我們看到桃園地區發生了嚴重的學術詐欺事件;由社運而政壇的案主蔣絜安女士擁有台灣大學與中央大學兩校的在職雙碩士論文,都發生了學術詐欺事件〈前者已經撤銷其學位,後者沒有聽說結果〉;而其人的身分又剛好是當年高調可以「欺騙」的鍾肇政的媳婦!〈據稱已離婚、同時也辭去黨職〉

對於這個問題,某個意義上,文化人鍾肇政的雄才大略,或許本來也是可以成為文壇上可圈可點的佳話;但是很遺憾的,後來確實發生了這種在現實世界中敢於「欺騙」的態度,且她竟然在現實中被發揚達到,在2023年出任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的如此高位,個人以為這真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總而言之,無論從上述文學或是社運與政治的哪一個角度,鍾肇政都是頗有瑕疵的,當不得一個典範,政府、社會對他的極度推崇,如設立鍾肇政文學獎,都是過分失當的。

事件在文學作品裡所扮演的角色 | 張復

當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我們讀到的是一個或好幾個故事。每個故事是由一連串(或起碼一個)事件所組成。這些是我們所熟知的事情。我們比較不會注意的是,在一個故事裡所呈現的事件,它們之間應該還存在著很多並沒有被陳述的事件(例如,中間吃了幾頓飯,做了什麼夢等等)。然而我們不會被這些「遺漏」所干擾。我們覺得事情本來就是從這一個事件發展到那一個事件,中間是否存在著其他的事件一點都不重要,甚至如果被呈現了還會構成干擾。這其實也是我們回憶自己的過去所採用的方式。

感謝我們的大腦,能夠將連續的經驗切割成好多個片段,每一個片段由出現在相同時空環境並且具有相同目的的活動所組成。有了這種切割的方式,我們才能夠在回憶裡撇去那些不相干的事件,聚焦在相干的事件上。我們陳述故事的方式其實就是我們回憶自己過往的方式。因此有人說,人生就是一本文學作品。好吧,一本未經編輯的文學作品。

然而,陳述故事有時不是為了呈現事情的前因後果。它還能發揮另一個功能,抒發我們的情緒。我們並不是在每一時刻都會回想自己的過去,而是在某些時刻,想起某些特定的往事。例如,我們在過生日的時候(特別是當別人都忘掉它的時候)會想起以前曾經度過的生日。我們跟老友見面的時候會相互詢問,上一次或者第一次在哪裡見面。我們回母校去參加畢業50年的聚會,會想起自己第一次走進這個校園所看到的情景,以及當時同學青嫩的模樣。

有情緒色彩的記憶會隨著每次的回想而加深情緒的成分。這是杏仁核(情緒中心)與海馬體(記憶中心)所共同發揮的效力,它們透過雙向溝通的方式而加強了彼此連結的力道。然而,當我們從一個事件喚起另一個事件,有時並不只喚回同一種型態的情緒。這是我們在某些文學作品裡所看到的特殊現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特別喜歡這樣的作品。

〈給要離家的女兒〉這首詩(請看《給要離家的女兒》)表現的就是這個特色。在詩裡面,我們讀到的是一位母親在女兒八歲的時候幫忙她練習騎腳踏車的回憶。然而有心的讀者都知道,這是這位母親在送別女兒時所想到的事情。因此,我們很容易體會,這兩個事件在詩人的腦海裡相互滲透。由離別,她想到相聚的過往。從這個回憶,她又體會到女兒終將離開她,展開獨立的生活,就像當時她把腳踏車騎出了媽媽的掌握,不但沒有如預期般地摔倒,反而越騎越遠,好像在用她甩動的頭髮向媽媽說再見。因此,這裡面流動著的是兩種情緒,透過了回憶(與寫作)而將它們揉合在同一個人的腦海裡。

如果我們回顧其他詩人的作品,我們也會看到兩種不同的情緒混合在兩個事件裡,一個是回憶的,一個是現實的。

例如,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裡面隱然出現了兩個事件。一個是國都(長安)被叛軍佔領以後所呈現的荒蕪,而另一個則是以往的繁華。這裡所透露的兩種不同的情緒是可以想像的。

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顯示的也是兩個事件與情緒的對比,亡國的傷感以及無憂無慮的過往。

張繼的〈楓橋夜泊〉呈現的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情感。表面上,它寫的是詩人在一個落霜的夜晚站在停泊的客船上,看著附近點著燈火的漁船,聽到遠處寺廟所傳來的鐘聲。它沒有交代詩人感觸的原因。然而讀者可以想像,這是一個過路的人,沒有投宿旅店,只打算在船上過夜,因此反而有機會注意到當地人不會特別留意的景象。在他的腦海裡所呈現的必然是兩個事件與情緒的對比,一個是過去居家生活的安逸,而另一個則是漂泊在外的寂寞。

事件能夠為文學作品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為它們也能在我們的腦海裡發揮同樣的效果。

給要離家的女兒 | 張復

你八歲那年
我教你騎
腳踏車,
沿路邁開大步
傍著你,
你搖搖擺擺
坐兩個圓輪而去,
就自己圓著嘴
驚見你使勁兒
前行,順著彎曲的
公園小徑,那時
我一直等待
那砰然一聲
你摔下來,便
衝著追上去,
而你漸騎
漸遠,
漸小,漸易破損,
拼了命
踩上,踩下,尖聲
大笑,
頭髮甩動
在背後,像一方
手帕揮舞著
再見。

上面是琳達‧帕斯坦的詩,題目是〈給要離家的女兒〉。我採用的是彭鏡禧、夏燕生的翻譯,在此也向他們致上謝意。兩位高手的翻譯幫助我很快理解原詩的意思。我猜我跟很多讀者一樣,一看到標題就想讀這首詩,在讀的過程中又很快喜歡上它。然而為什麼它有這種動力?

作者雖然為她的詩訂下了〈給要離家的女兒〉這樣的標題,卻隻字未提自己的女兒將要離開家,也許是去異地就讀大學。然而有心的讀者都知道,這位母親是在送別女兒時浮現了曾經伴隨她練習騎腳踏車的景象,看著她搖搖擺擺地把車子騎出了媽媽的掌握,原先以為她很快會摔倒在半途,卻驚異地發現她越騎越遠,頭髮在背後擺動著,好像在揮舞著手帕跟媽媽說再見。

因此,我們都理解到,這裡其實有兩個事件。一個是現在的女兒將要離家奔赴自己的前程,另一個則是母親在她八歲時幫忙她練習騎腳踏車。「事件」是人類大腦所做的偉大發明。我們利用事件的架構將原本是連續的經驗切割成許多片段,每個片段由一組出現於相同時空環境並且具有相同目標的活動所構成。我們靠著事件來組成自己的回憶,也靠著它來構想自己或其他人的未來。因此我們使用事件的架構得以自由穿梭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使用它來流通我們的想像與情緒。同樣的,讀者也能夠在腦海裡建構這兩個事件所發生的情景,因而能夠不被這首詩裡所出現的時間與人物的含混而感到困惑。

在寫這個短文以前,我把上面那首詩送給很多朋友,並且驚訝又開心地發現,他們都像我一樣喜歡它,而且瞭解它的含意。因為,我相信,在他們的心裡出現了另外兩個事件。一個是我宣告了我女兒結婚的消息,另一個則是我隨後傳送了這首詩給他們。

Linda Pastan的原詩,可以在下面網頁讀到,To a Daughter Leaving Home

蝙蝠中隊的漫漫回家路 | 左化鵬

六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新竹空軍基地附近的一處眷村,一夕之間,十四戶幸福美滿的家庭破滅了,這個眷村就此成為「寡婦村」。

上有老,下有小,含辛茹苦一輩子的寡婦蕭家珍,日前,已息勞人間,回歸天家。本星期五將安葬在美國加州的Rose Hills墓園。

那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八日的一個夜晚,月黑風高,一架由蝙蝠中隊周以栗中校駕駛的P2V-7U偵查機,從新竹基地悄悄起飛,飛越了杭州、南京、武漢,一路平順,當來到了江西臨川上空,被中共飛行員王文禮目視發現,他立刻駕駛Mig-17戰鬥機,登空攔截,近距離擊中了周以栗的電子偵查機引擎,機身像一團火球,墜落在臨川縣大窩坑的山地斜坡上,機上十四名官兵全部罹難。

周以栗中校,江蘇阜寧人,殉職時才四十歲。妻子蕭家珍,出身名門,北大畢業。那天傍晚,蕭家珍還歡歡喜喜送周以栗出門,誰知此一別竟是永別,先生再也沒有踏進家門。公公見不到兒子,兒女再也見不到父親。基於保密,周以栗殉職的消息,遭到嚴密封鎖,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他究竟在何方?多少個日夜,蕭家珍無語問蒼天。

歲月如流,轉眼四十多年過去,民國九十八年,一名已移民加拿大的蝙蝠中隊飛行員高䕃松,無意中見到當地報紙刊登了一篇王文禮的文章,他描述當年駕米格機擊落台灣偵察機的經過。高蔭松立刻去信詳細詢問擊落的地點,以便家屬收屍。大陸的國台辦和紅十字會人員也熱心協助,終於在兩年後,促成家屬將遺骸火化後迎回台灣,安葬在新店碧潭空軍公墓。

如今,屏東東港有一所「以栗國小」,校園中有一座銅像,還有一面貼滿圖片的紀念牆,就是紀念蝙蝠中隊烈士周以栗,學校也製作了「以栗公仔」,讓學生永懷烈士的英勇事蹟。

英雄永不寂寞。民國九十一年,港星劉德華唱紅一首《蝙蝠中隊》的歌,讓蝙蝠中隊的事蹟永遠流傳。

說也快啊 說也慢啊 說也三十年過了
是老天爺突然睡醒了
還是命運的編劇換了人做
台北機場的跑道上 長長的迎接人群中
小孩都已三十多 而飛機載回來的是
傳說已久 從未謀面 名叫"父親"的英雄
傳說已久 從未謀面 名叫"父親"的英雄
有一句話 女老師她 三十年前 說不出口
有一句話 女老師她 三十年後 說不出口
一直說不出口
有些淚 一直沒有停過 有些傷 一直沒有合過
有些痛 一直沒有醒過 有些話 一直說不出口
有些淚 一直沒有停過
有些傷 一直沒有合過
有些痛 一直沒有醒過
秋風無情 吹落葉飄滿地
流水無心 像東去的漣漪
請別再哭泣 那傷心的歌曲
當楓葉再紅 我會回來看你
秋風無情 吹落葉飄滿地
流水無心 像東去的漣漪
請別再哭泣 那傷心的歌曲

從《三體》看世界看大陸 | 高凌雲

《三體》,沒有你想像的複雜。不需要硬扯文革之類的事情,那只是個鋪陳的舞台,只是個進入事件的跳板。

物理,世界萬物的秩序,奧本海默僅僅用思考與計算,就發現了新的力量,人類以為發現控制新的力量,就能主宰世界,這就是西方人慣有的現代化的基礎,控制與支配。

東方人多與自然和諧相處,不太強調支配與控制。西方自傲的科學知識,用來侵略弱小,支配他人,掠奪資源,歐洲國家自詡的進步開化,其實是利用科學壓迫其他人類的歷史,根本算不上開化。

科學有沒有極限,有沒有邊界,沒有人知道,人們只是在黑暗當中探索。歐洲文藝復興之後,人類世界千百年來的諸多問題,只有不斷的解決,但是沒有根本的解決,宗教的興盛,可抑制科學的狂妄,但是政治意識形態又會利用宗教、利用科學,成為壓迫人類的武器。

回到根本,無論市場經濟,或者計畫經濟,都只是不同形式的控制,人類脫離不了的宿命,就是接受被控制的命運,在秩序之下,求得安身立命的場所。

《三體》,不在文明的毀滅,不在復仇,在人類對於所知世界的有限,在面對無知世界的謙卑,世上沒有全知全能的人,全知全能是人將自己的形象投射為上帝的形象,期待有這樣的人引領我們往前,走出黑暗,邁向光明。

光明與黑暗並無好壞,只是不同的選擇。

當今的世界,只允許美國的秩序,不允許其他的秩序,這就是一種霸權,一種偏狹,美國認為手握真理,就可以控制一切,規定一切秩序,不允許其他價值的存在。

發現與創造是不同的,我們將神尊崇為造物者,科學家只是發現,勤勞用功就能發現,但不能創造。

《三體》有很深的哲學觀,透過物理科學的真真假假,讓你反思,人在這宇宙洪荒當中,究竟該如何自處。

當對岸有這樣的作家,就是台灣最喜歡說的軟實力,這個社會至少在根本上已經不只是改革開放那麼簡單,更不是什麼中共霸道那麼膚淺,這個社會在內裡有了很大的質變,說故事的能力,加上演繹故事的戲劇,那個軟實力,都在飛快地向前進。

《杜鵑花》的哀與愁-抗戰名曲的來由 | 左化鵬

我走在後山的產業道路上,山坡上開滿了雪白的艷紅的杜鵑花,我想起了兒時學得的一首抗戰名曲《杜鵑花》,邊走邊哼唱。

「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這是《杜鵑花》歌詞中的一小段。「哥哥」,指的是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的一名學生,村家小姑娘是他家鄉的戀人。

1940年的三月,這名大學生投筆從戎,參加波瀾壯闊的抗戰軍旅。當時,正是杜鵑花開的時節。日寇侵華,烽火連天中,他的同窗方健鵬(筆名蕪軍),感時花濺淚,藉由杜鵑花,寫下了這首大時代小兒女的心聲,寄給了正在廣州任教的黃友棣。

時年二十九歲的黃友棣,將它譜成曲,在廣州曲江大會堂發表。歌曲不同一般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明快中帶有一絲絲憂傷,旋律優美,極易傳唱。很快的由大後方的廣東,傳唱到廣西,到雲南,到四川,到大江南北,到全國各地。激勵了多少人心,鼓舞了多少士氣。

台灣的小學生,也都能琅琅上口。《杜鵑花》這首歌,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共同的記憶。

古來征戰幾人回。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歌詞中的「哥哥」,卻再也沒有回到故鄉,再也未能見到魂縈夢牽的杜鵑花。只留下戀人,日日夜夜癡癡的想望。「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

方健鵬在歌曲發表後的隔年,在廣西一條小溪,見到一名學童在水中載浮載沈,他見義勇為,躍入溪中救溺,不幸慘遭滅頂。

長溝流月去無聲,兩名哲學系的高才生,一文一武,就像劃過天際的兩顆耀眼流星,一剎那,在長夜中殞落。

黃友棣,大陸淪陷後,先避難香港,後輾轉來到高雄落腳,他一生不知創作了多少首膾炙人口的作品,曲曲人們都耳熟能詳。距《杜鵑花》發表的一甲子後,輔仁大學頒發給他名譽藝術博士,表彰他一生作曲的成就,他2010年病逝,享壽九十八歲。

杜鵑花 蕪軍 作詞 黃友棣 譜曲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摘枝杜鵑花,插在頭髮上。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向小溪畔,杜鵑花謝了又開呀!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鮮紅的杜鵑,遙向著鋒火的天邊,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啊!啊!

人生斷片50年 | 劉廣華

基隆聖心小學的同班同學透過臉書跟劉杯杯相認;虧得同學好記憶,好口才很能講,在一個又一個的名字提起,一件又一件的往事說出之後,劉杯杯聽著聽著,模糊的印象慢慢變得清晰,許多早已遺忘於漫長時光中的前塵往事,漸漸又再想起。

50多年前的事了啊!

小學生就算是高年級也才11、12歲而已,連青少年都還不算吧?多數男生都還沒發育,就是大一點的小孩。

記得當時班上有位女同學身體已經開始長了,惹得一干調皮搗蛋男生給她取個「大奶媽」的綽號,當時下課最常見的景觀就是已經長得很高大的女同學追著一票小屁男打,個個嘻嘻哈哈跑得狼奔豕突的,有那不小心被追上的,就一邊求饒,一邊哀嚎「不敢了、不敢了」,搞得整個教室很是熱鬧。

同學還很自豪的說,只有他跟我兩個,身手矯健,靈活敏捷,從來沒有被追到過;對此說法,劉杯杯嗤之以鼻,也要嚴正駁斥,畢竟劉杯杯自小端莊肅穆,進退有節,而且知書達禮,應對得體,不可能這麼調皮;更何況,也完全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

倒是還記得,那時的劉小弟情竇初開,對一位功課很好,長得清秀可人的女同學很是心儀,曾經傳紙條約人家午休時樓下見面,還神秘的署個「知名不具」;那小女生滿心歡喜興沖沖的依約而來,結果一見是劉小弟之後,卻滿臉失望掉頭而去的表情,劉杯杯迄今記憶猶新。

現在想來,實在有點搞不清楚那應該算是單相思,還是失戀?還有那個她以為的「知名不具」也一直沒搞清楚是誰?有點忘掉後來有沒有找到情敵;劉杯杯那顆少男惆悵的心修補了很久就是。

小學畢業後,多數同學都進了私立中學;不過,劉小弟因為家中經濟的關係,進了國中,跟小學同學很少聯繫;再後來,舉家遷至宜蘭之後,就更是沒有聯繫了。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倏忽已是半個世紀,慘綠少年俱已垂垂老矣。

看到同學傳來的近照,雖說仔細辨識之下,仍能依稀看見少時輪廓;不過,如果不是特別告知,即便遇見,也只是路人;畢竟50年的間隔有如人生斷片,記憶中青澀的臉龐,斷然是連接不上如今的滿臉溝渠。

想到美國傳說中《李伯大夢》的李伯,上山喝了小矮人的酒,醉後一覺醒來就已經20年了,妻子早已過世,兒女也都已成人。

日本蒲島太郎也是一樣,乘坐大海龜往龍宮一遊之後,回到岸上才發現人世間已過了幾百年。

還有晉朝有樵夫叫作王質的,在信安山中的石室看童子下棋入迷,結果一回神之後才發現隨身攜帶斧頭柄已爛朽,回到家後更是發現村中的人事全非,原來已離開人世間數百年了。

以前覺得這些只是有趣的傳說而已,現在卻覺得這些都是人生斷片的事實。

同學說到興起,說要找時間來辦個「50年後同窗再聚首」,劉杯杯自是欣然同意;放下電話之後,劉杯杯浮想聯翩,想到那清秀可人的小女生現在不知怎麼樣了?突然打了個冷顫!

李立群批評《繁花》有理嗎? | 殷正淯

李立群以專業的戲劇藝術表演工作者的身份,批評《繁花》的拍攝與劇情不專業。說實在的,我也不喜歡王家衛的風格,所以我到現在沒有想看《繁花》,但我們不是專業的戲劇藝術工作者,即便說不懂王家衛的表現方式或者傳達的意念,這都說得過去,可李這麼說就過分了。

李立群吐槽《繁花》:导演拍摄经验不足,王家卫电影让人看不懂

他說看不懂這對於一個專業的戲劇藝術工作者,王家衛在表達什麼,他採用的是什麼手法,對一個長年投身舞台藝術,表演藝術專業演員來說,「不懂」這兩個字特別讓人意外。非線性敘事手法,這在很多舞台劇或影視作品中都會用到,特別是實驗性強的表演都會採用,李立群可以說他不擅長這種表演、敘事模式,但要說看不懂?我太訝異了,除非他不是專業演員,不然怎麼可能不懂。

他以一個專業演員,特別是在大陸被尊為老師的身份,不是一個觀影者的身份在說這些話,重量完全跟我們普通的觀影者是不一樣的。他的簡單幾句話,其實已經把王家衛這部戲貶的一文不值了。他的意思是說,王家衛的藝術表現手法很拙劣,哪怕是他得獎的作品,《重慶森林》、《一代宗師》,我都看不懂,因為手法太糟糕,太粗糙所以我看不懂。而他在電視劇的拍攝上,一樣是門外漢,所以他這部《繁花》在取景、美術、背景考證、劇本、表演指導各個層面都不及格,所以他沒拍出1992年上海該有的樣子。他在罵的不是王家衛,他的箭頭指向CCTV8和騰訊視頻,是在說這兩個投資方沒水準,戲劇審查不嚴謹,門外漢。

我再提供一個資料,「鮑德熹,BBS,生於香港,本名鮑起鳴,香港電影攝影師及導演,著名演員鮑方之子、鮑起靜之弟。曾6度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2001年以《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獎,亦是第43屆金馬獎最佳攝影得主。他早年就讀香島中學小學部及香島中學,與導演嚴浩為小學同學。」:「鮑方,鮑方,原名鮑繼煥,香港已故男演員、導演,為金像獎影后鮑起靜及電影攝影師鮑德熹之父。」

鮑德熹是這部電視劇的影視總監,王家衛是監製和導演,這兩位在香港都是影視領域最專業的從業人員,特別是鮑德熹,他家兩代父母姐弟全是專業演員與導演。所以李立群在罵的是戲劇嗎?不是,他罵的是這部戲背後的整個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