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四小龍之首的奉獻者，你關心台灣的現狀嗎？你相信經過八年的腐化和洗腦，多數年輕人還有上進心，還能創造財富振興經濟嗎？你的下一代和子孫靠什麼度日？雖然年老歲暮，身為高齡知識份子，有些人仍腦子清楚不忘救國，那就交流一下，看看是否能留下些心智，造福下一代。

台灣是寶島，擁有多項資源可用，只要兩岸和平不被分化，資產不受毀損能善加利用，前程仍見光明，重點在開啟民智。為台灣把脈，我們看到老中青許多被埋沒的人才，他們各有見識和專精，不是沒能力或眼光，只是沒資金和機會，或沒正確的領導，倘有政策和資金介入，各項投資方案或作業能得開展，可各自開創前程。只是台灣不能自外於大陸，中國快速崛起原因，奠基在人才的結合，況且經濟與科技得靠人推動，所以兩岸須合作。

七十多年來的台灣，孕育人才包括旅外加在台，該有數百萬人，就能力和未來需求分類，可以歸納成千百個行業，說起來像是紙上談兵或是異想天開，但若是向華為等世界大企業借鏡，集資集合人才創業，並非不可為，效法野人獻曝，個人有些淺見與想法：

第一，加強基建。效法大陸造橋修路，再延續填海造陸跨越海峽，讓兩岸的經濟連成一體，巨大的市場與資源，即使藏在深山地區與原住民人力也得以運用。

第二，獎勵人才。人才出頭需要引領，獎勵是引，投資是領，蔣氏與孫、李等的領導足堪典範，成為四小龍之首的模式與成就，值得再現。

第三，發展通路。大陸的修路，不僅是道路，更擴及眾多不同商路，多的足以模仿，但更多是無中生有的創新，將兩岸的商路聯成一片，通向密布的網絡和世界的大市場。

第四，創新商務。人工智能搶走了許多工作，改變了許多商業模式，正好隨勢改變經營模式，配合大陸引進新科技，創新商品、事業與生意，群策群力，開發世界市場與機會。

第五，越級切入。回顧大陸的興起，許多行業與科技都是越級切入產業發展的中段，譬如從有線電話轉行動電話，從鐵路轉高鐵等，雖從中切入，卻後來居上可為典範。

法蘭西是個奇特的國家和民族，凡百事項都帶著浪漫情懷，不像美國、德國、英國那樣處處講究效率和嚴整。

奧運選手村沒裝空調；但是法國人照樣搞出了空中巴士、幻象戰鬥機、核動力潛艇、及航空母艦。
而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在時尚與藝文方面的整體成就，永遠跟在法國人後面小跑步。

難怪法國人明明聽得懂，他也不肯回答你的英語發問；你只能在心裡罵他們高傲，又能奈何！？

統而言之、簡而言之，巴黎奧運讓法國人辦出一場創意空前的開幕盛典，也令美、俄、德、日、英等大國驚詫不已！
他們這次出招，令後繼者難以匹敵或超越，據說上海有意爭取接手奧運的主辦權，姑且拭目以待！

巴黎奧運開幕，對於身臨現場的各國選手及觀眾來說，固然是受盡折騰，但是對於全世界電視螢幕前的億萬觀眾而言，可謂大飽眼福，盡享法蘭西的聲色文明之盛！

不要讓無知阻礙了你對現實的認知？自己不讀書就以為別人都是在唬爛？

圖片裡是「英雄小八路」的情節，故事原型是福建廈門禾山第四中心小學（何厝小學）的13位小學生，他們在八二三砲戰期間組成｢前線少年支前活動大隊｣，慰問和支援當時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廈門-金門對峙前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些學生後來被共青團廈門市委授予「英雄小八路」稱號。故事中這些小學生發現戰情通訊電話的線路被砲火炸斷了，於是五位小學生手牽著手，五雙小手把這一段電線接上了，電話線的電流通過他們的身體，通到了指揮所。

不管藍綠，很多人對這段情節嗤之以鼻，甚至大加嘲諷。可是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無知。人體能不能充當電話線？答案是肯定的。當然可以！

老式電話叫磁石式電話機，不存在電話號碼，兩台電話之間是一對一「單線聯絡」。在電視劇、電影中常看到，撥打電話前都會快速搖晃手柄，然後對方電話就會響鈴，這就代表電話通了。當對方拿起話筒，電話線（最早是鐵線，後來是銅線）就有3V直流電。這類型的電話，在我服役的上世紀90年代仍為中華民國軍隊戰情電話所慣用。

人體的電阻在一千到十萬之間，若是身體有傷、手上有汗的話，電阻還會更低。而這種老式電話的電阻一般在四千左右，8至10月期間，福建的氣溫還是比較炎熱，在緊張狀態下手心出的汗不會少，因此五個小學生手拉手接通電話線，也就只相當於在電話線中間串聯了一個幾千歐姆的電阻，並不會對訊號傳輸與通話質量造成太大影響。並且，22毫安的最大電流僅僅是響鈴時的幾秒鐘時間，響鈴的過程中會感覺到身體發麻和刺痛；當指揮部與前線炮兵陣地電話接通之後，電壓隨即降至3V以下，對健康完全不構成影響。不信你可以把兩節AA電池串起來，摸一摸兩頭看看有沒有麻手的感覺就知道了。不要連交流電跟直流電都傻傻搞不清楚就上來開嘲諷，丟臉的會是你們自己。

同樣的情節也曾發生在1952年10月14日｢抗美援朝戰爭｣的｢上甘嶺戰役｣中。解放軍第15軍45師135團營部電話班副班長牛保才也是用這種方法接通營指揮部與前線坑道間的戰情電話。不過我想你們是沒興趣了解的。

像這樣的英雄事蹟還有很多，許多如今聽來像是「神話」的故事，其創造者不過就是這些普通的戰士。正因為他們普通，所以聽起來不可思議。但不可否認，世界上大多數的奇蹟都是由普通人創造。

1963/9/5西北颱葛樂禮颱風肆虐北台灣，造成重大生命和財產損失！

颱風過後的第二天，是學校開學日，而我剛上初中一年級，可是公路柔腸寸斷，客運停駛，據估計修好通車，個把月跑不掉！

怎麼辦？總不能一個月都不去上課！家長們大清早急的團團轉，最後聚集商量，決定由唸高一和初三的學長帶隊（16、17歲左右），六日上午七時許在瑞竹國小集合，個個穿著雨衣，攜帶書本作業簿，以及換洗衣物、盥洗用具，準備到竹山鎮上投靠親戚朋友。

當時颱風剛走，天空還飄著細雨，不時還有陣陣強風，地上泥濘不堪，還有樹枝殘葉，不時會遇到小溪流要閃避。

因為清水溪濁浪滾滾，走溪床便道萬萬不能，因為洪水佈滿河床，只能翻山越嶺，自行尋找出路，一行人大約二十餘人，沿著荒廢多年的猴洞仔舊步道，大家埋頭踏著哥哥姊姊的足跡一路往前去！

忽然遇到搖晃欲墜的吊橋，為安全起見，兩人一組小心翼翼的走過去，下面是萬丈深淵，差點腿軟！

路過不知春，大人看到一群全都是高初中生，踏著斜風細雨，蹣跚步履，無不以異樣眼光看待！

過了泉州寮，開始往公山山路行進，忽然發現地基全數蹋陷，連一人都無法通行，只好翻過山頭越過果園，費盡千辛萬苦才又接上公路，好不容易來到一處高地有磚砌涼亭，才稍作休息。因為沿路玩笑聲嘻笑聲不斷，以及相互挖苦揭瘡疤取樂，並不感到特別疲累！

好不容易走完山路，來到平地的過溪仔，聽到國小學生的琅琅讀書聲，內心滿是羨慕！

不久到了車店仔，距離目的地竹山鎮上已不遠了，看看手錶已過了四個多小時！

走進學校，走進一年丁班教室，這時大家正在上第四節課，哇！我終於接上開學日的上課，而我的人生才正要剛開始起步，當時我只有12歲，小學剛畢業！

才開學第一天卻跟著一群大哥哥大姊姊，咬緊牙關，不畏困難！要做不怕困難的英國海軍上將納爾遜第二，冒著颱風腳步剛走，風雨交加的下雨天，冒著颱風隨時可能回轉的危險，徒步走了十四公里的路程，趕去參加開學日的上課！

我14歲時，在學校交起了女朋友。一天放學，大家都走了，我們到一間空教室，兩人對坐，…。才坐下來，什麼都還沒發生，就來了一位我們不認識的老師，他問我們是那一班，然後看了看，很和氣的說，放學囉，大家都走了。於是我們就很識相的離開了。

路上，我的小女友跟我說，信不信？如果我們不是「好班」的（那時能力分班，學校的班級分三六九等，我們各在男生女生的「榮譽班」），結果一定不是這樣。我哼了哼，什麼也沒說。

事實上，我內心是贊同她的話的。但當時不回應，是因為我不願意承認因為自己是「好班」而有了特權。我幼小的心靈其實就已有了社會主義的傾向，覺得人間應該平等。對於有特權這事，心裡不舒服。如果是「壞班」的人做了同樣的事，就該被懷疑、被訓斥嗎？

四十多年過去，我逐漸了解到，要一個人能夠「直面人心」，憑當下直覺對一個人作出公正的判斷，那是難之又難的事。社會上的來往，我們有時必須很快的對一個人作出判斷，如警察面對各種違規的人，如各行服務業每天面對客戶的要求，如各式各樣的面試、會見，不勝枚舉，我們都是看記錄、看履歷、看這個人的頭銜、身分、學經歷…。這當然有不好的影響，所謂的「貼標籤」、「成見」、「以貌取人」等，但似乎也是沒辦法的事。以致於人們拼死也要讀名校，要加入好的團體，要混個體面的身分地位，說到底，就是為了混上一個好的標籤，讓別人在第一眼就能高看你，尊敬你。

人要愛惜羽毛，把名譽視為第二生命，都是同樣的道理。批評別人向聲背實，似乎就只是一句抱怨，能改變的很少。

對人是如此，對群體更是如此。所謂的白人、黑人，東方人、西方人。萍水相逢就希望沒有刻板印象，難矣哉。

種族歧視，亦可作如是觀嗎？一方面，要歧視者去除歧視之心，一方面，也要「被歧視者」拿出事實，累積好的記錄，來改變他人的歧視心態。但事情遠比這樣要複雜的多，因為「被歧視者」之所以無法拿出事實累積好的記錄，那又可能是歧視者故意不給機會，製造障礙，擋住了上進之路，好坐實「歧視有理」，而讓「不歧視」成了一種恩賜。

這麼複雜詭譎的情況，你不正心誠意，回到基本面，而想用示威抗議或一人一票來解決，可能嗎？

同樣的道理，如果你的「標籤」不夠好，怎麼辦？看來只有堅持不懈，砥礪前行，時間會做出仲裁，讓實至而後名歸。如果你不屑用手段去取得一個標籤的話，那就只能是這樣。這適用於所有人。以此自勉。

後記：四年前的文章，頗好。於今對「標籤」有更多的體會，覺得自己過於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於「標籤」太過掉以輕心了。不過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好的頭銜亦自有其負担，沒有就沒有吧！亦不必嗟歎。這點倒還算是能做到。更幸有良師益友，不以標籤看人，此亦誠可稱幸矣！

苦苓與我不能說無深交，但深中有淺，淺中有深，我知道他的許多秘密，卻又不能對外言宣！不足為外人道也！

台大畢業（我讀歷史系，他念中文系）後，他到烏日一所私立高中任教，我則在大里一所私立高中任教，兩人的直線距離約五六公里，騎機車約20多分鐘，有時他們全家來我家吃飯，反之，我們全家也去他家吃飯，因為熟識，也不過多一兩雙筷子，不需預做準備。

他以「托斯基」為筆名先在《前進週刊》寫專欄，極盡尖酸刻薄挖苦蔣家二位總統之能事，很受歡迎，後來鄭南榕要我把他挖來《自由時代週刊》連載。每週還由我特地自台中專程接稿送抵雜誌社，親手交給鄭南榕，前後歷時約兩年！

然而後來我因和校長起爭執，教職不保，我憤而推動教師工會以保障教師（特別是私校）的飯碗，因為《工會法》明白限制軍公教不能組工會（這還是苦苓提醒我的），所以先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再往教師工會推進，然而我的好友苦大作家卻始終遠觀而不介入！（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苦苓一向講話幽默風趣，有時瘋瘋癲癲，似正經卻又不正經，而且真話假話參雜其中，以致我始終無法辨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這是我和苦苓數十年的交往最苦惱也最費解之處，生性愚鈍的我也始終和他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無以名之，「君子之交」之謂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