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9/5西北颱葛樂禮颱風肆虐北台灣，造成重大生命和財產損失！

颱風過後的第二天，是學校開學日，而我剛上初中一年級，可是公路柔腸寸斷，客運停駛，據估計修好通車，個把月跑不掉！

怎麼辦？總不能一個月都不去上課！家長們大清早急的團團轉，最後聚集商量，決定由唸高一和初三的學長帶隊（16、17歲左右），六日上午七時許在瑞竹國小集合，個個穿著雨衣，攜帶書本作業簿，以及換洗衣物、盥洗用具，準備到竹山鎮上投靠親戚朋友。

當時颱風剛走，天空還飄著細雨，不時還有陣陣強風，地上泥濘不堪，還有樹枝殘葉，不時會遇到小溪流要閃避。

因為清水溪濁浪滾滾，走溪床便道萬萬不能，因為洪水佈滿河床，只能翻山越嶺，自行尋找出路，一行人大約二十餘人，沿著荒廢多年的猴洞仔舊步道，大家埋頭踏著哥哥姊姊的足跡一路往前去！

忽然遇到搖晃欲墜的吊橋，為安全起見，兩人一組小心翼翼的走過去，下面是萬丈深淵，差點腿軟！

路過不知春，大人看到一群全都是高初中生，踏著斜風細雨，蹣跚步履，無不以異樣眼光看待！

過了泉州寮，開始往公山山路行進，忽然發現地基全數蹋陷，連一人都無法通行，只好翻過山頭越過果園，費盡千辛萬苦才又接上公路，好不容易來到一處高地有磚砌涼亭，才稍作休息。因為沿路玩笑聲嘻笑聲不斷，以及相互挖苦揭瘡疤取樂，並不感到特別疲累！

好不容易走完山路，來到平地的過溪仔，聽到國小學生的琅琅讀書聲，內心滿是羨慕！

不久到了車店仔，距離目的地竹山鎮上已不遠了，看看手錶已過了四個多小時！

走進學校，走進一年丁班教室，這時大家正在上第四節課，哇！我終於接上開學日的上課，而我的人生才正要剛開始起步，當時我只有12歲，小學剛畢業！

才開學第一天卻跟著一群大哥哥大姊姊，咬緊牙關，不畏困難！要做不怕困難的英國海軍上將納爾遜第二，冒著颱風腳步剛走，風雨交加的下雨天，冒著颱風隨時可能回轉的危險，徒步走了十四公里的路程，趕去參加開學日的上課！

我14歲時，在學校交起了女朋友。一天放學，大家都走了，我們到一間空教室，兩人對坐，…。才坐下來，什麼都還沒發生，就來了一位我們不認識的老師，他問我們是那一班，然後看了看，很和氣的說，放學囉，大家都走了。於是我們就很識相的離開了。

路上，我的小女友跟我說，信不信？如果我們不是「好班」的（那時能力分班，學校的班級分三六九等，我們各在男生女生的「榮譽班」），結果一定不是這樣。我哼了哼，什麼也沒說。

事實上，我內心是贊同她的話的。但當時不回應，是因為我不願意承認因為自己是「好班」而有了特權。我幼小的心靈其實就已有了社會主義的傾向，覺得人間應該平等。對於有特權這事，心裡不舒服。如果是「壞班」的人做了同樣的事，就該被懷疑、被訓斥嗎？

四十多年過去，我逐漸了解到，要一個人能夠「直面人心」，憑當下直覺對一個人作出公正的判斷，那是難之又難的事。社會上的來往，我們有時必須很快的對一個人作出判斷，如警察面對各種違規的人，如各行服務業每天面對客戶的要求，如各式各樣的面試、會見，不勝枚舉，我們都是看記錄、看履歷、看這個人的頭銜、身分、學經歷…。這當然有不好的影響，所謂的「貼標籤」、「成見」、「以貌取人」等，但似乎也是沒辦法的事。以致於人們拼死也要讀名校，要加入好的團體，要混個體面的身分地位，說到底，就是為了混上一個好的標籤，讓別人在第一眼就能高看你，尊敬你。

人要愛惜羽毛，把名譽視為第二生命，都是同樣的道理。批評別人向聲背實，似乎就只是一句抱怨，能改變的很少。

對人是如此，對群體更是如此。所謂的白人、黑人，東方人、西方人。萍水相逢就希望沒有刻板印象，難矣哉。

種族歧視，亦可作如是觀嗎？一方面，要歧視者去除歧視之心，一方面，也要「被歧視者」拿出事實，累積好的記錄，來改變他人的歧視心態。但事情遠比這樣要複雜的多，因為「被歧視者」之所以無法拿出事實累積好的記錄，那又可能是歧視者故意不給機會，製造障礙，擋住了上進之路，好坐實「歧視有理」，而讓「不歧視」成了一種恩賜。

這麼複雜詭譎的情況，你不正心誠意，回到基本面，而想用示威抗議或一人一票來解決，可能嗎？

同樣的道理，如果你的「標籤」不夠好，怎麼辦？看來只有堅持不懈，砥礪前行，時間會做出仲裁，讓實至而後名歸。如果你不屑用手段去取得一個標籤的話，那就只能是這樣。這適用於所有人。以此自勉。

後記：四年前的文章，頗好。於今對「標籤」有更多的體會，覺得自己過於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於「標籤」太過掉以輕心了。不過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好的頭銜亦自有其負担，沒有就沒有吧！亦不必嗟歎。這點倒還算是能做到。更幸有良師益友，不以標籤看人，此亦誠可稱幸矣！

苦苓與我不能說無深交，但深中有淺，淺中有深，我知道他的許多秘密，卻又不能對外言宣！不足為外人道也！

台大畢業（我讀歷史系，他念中文系）後，他到烏日一所私立高中任教，我則在大里一所私立高中任教，兩人的直線距離約五六公里，騎機車約20多分鐘，有時他們全家來我家吃飯，反之，我們全家也去他家吃飯，因為熟識，也不過多一兩雙筷子，不需預做準備。

他以「托斯基」為筆名先在《前進週刊》寫專欄，極盡尖酸刻薄挖苦蔣家二位總統之能事，很受歡迎，後來鄭南榕要我把他挖來《自由時代週刊》連載。每週還由我特地自台中專程接稿送抵雜誌社，親手交給鄭南榕，前後歷時約兩年！

然而後來我因和校長起爭執，教職不保，我憤而推動教師工會以保障教師（特別是私校）的飯碗，因為《工會法》明白限制軍公教不能組工會（這還是苦苓提醒我的），所以先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再往教師工會推進，然而我的好友苦大作家卻始終遠觀而不介入！（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苦苓一向講話幽默風趣，有時瘋瘋癲癲，似正經卻又不正經，而且真話假話參雜其中，以致我始終無法辨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這是我和苦苓數十年的交往最苦惱也最費解之處，生性愚鈍的我也始終和他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無以名之，「君子之交」之謂歟？

一、老人因為年輕人不讓座而開罵，這本是極個別的事件，不應上升到社會議題。（只因有了手機與網路，雞毛蒜皮都可成為大事件。）

二、既上升為社會議題，很不幸的是，又搞錯重點。「敬老愛幼、扶助弱小」，這個原則一點問題都沒有，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問題只在於，敬與愛，都必須出於自由而不能強迫。旁人只能提醒、勸誘，但不能要求。只有法律才可以要求，美德只能是自發的。

三、所以，博愛座的設置，是一種誘導與提醒，而無法律強制性。

四、結論是，年輕人最好能有愛心，願讓座，但不勉強。老人不應強迫要求別人讓座，應尊重別人不讓的自由。（不讓的人，亦必定有各式各樣合情合理的原因。）

五、回到事件本身，老人對他人之讓座應感謝，對他人不讓座，亦無資格強求。年輕人被老人要求讓座，可衡諸現場實況做決定，具實以告即可；當然，不理會也是個人自由，受法律保障。真正問題比較大的是第三者，見老人強迫他人讓座，應曉之以理，而非指責怒罵。

六、今社會議論完全忽視第三者之介入方式不當，而只聚焦於老人蠻橫要求讓座一事上，（背後預設的邏輯是︰你既然無禮，我就可以罵人。這其實是荒謬的。）甚且擴大到是否該廢除博愛座。此亦足見社會輿論之整體理性在下降。這才是真正的可憂之處。

七、媒體只顧博眼球，蹭流量，只嫌事小不怕事大，社會責任喪失殆盡，這才是我們社會多年來最大的問題。

很多大人都會說，要給孩子們正確的感情教育。但關於愛情，什麼是正確的觀念？大人們真的知道嗎？我隨便說一個，可能很多大人想都沒想過。我們不妨測試一下。
正確的愛情觀之一︰談戀愛不應以結婚為目的。

這條就令人有點小小的驚訝。自古以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談戀愛不以結婚為目的，那以什麼為目的？答案是，戀愛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有別的目的，戀愛就是工具；感情被當作工具，一定失真，就談不好。

為什麼要談戀愛？因為人與人相愛是來自人的本心本願，所以愛情本身就是應該的，是人生的一項重要事業。（當然，人生的重要事業有很多，且是複選，而並非所有人都一定要選擇有愛情生活。）戀愛本身就是重要的，就是目的。而婚姻—現代的婚姻—則是感情成熟後下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婚姻使愛情的本質要求—永恆—得到形式上的保護與協助，且由婚姻而形成的家庭，有助於愛情的發揚光大。（這就說來話長，與一般以為的「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相反。限於篇幅，就不展開。）所以，成功的戀愛將邁向婚姻，但在戀愛的開始則不應考慮婚姻，否則就成為談感情的干擾。

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並接受這個觀念，（知道很容易，但接受則有點難。要詳細闡明其道理，則頗費筆墨。本文只是舉例，就不多說。）那麼愛情之路就會順暢一些，免去很多尷尬。因為有此共識，則我們在談戀愛時，可以少去很多顧慮，可以更為認真的面對當下的感情，而不必有過多不相干的考慮。等愛情成功，兩人真心相知，才需要考慮下一步婚姻的事。

年輕人的愛情觀需要教導，話是沒錯；但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教的。因為以人類的文明史為尺度來看，愛情還是新生事物（婚姻的歷史很長，愛情則很短），長輩所能教的現成觀念其實大有疑問。所以我們真正要做的，是重視有關愛情學的研究，使之擺脫依個人經驗而自以為是的片面經驗之談，而成為一個有體有用有學術規模與體系的實踐之學。這是新時代的使命，關乎人類的幸福與未來，不應再忽視了。

從事視覺藝術的工作者具有不同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作品。有些藝術家想要呈現自然景物（海邊、河邊、鄉野風光、靜物的組合），有些人的興趣在社會景物（火車站、咖啡館、舞者的練習場），有些人想要呈現更複雜的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例如，Norman Rockwell），還有些人想要呈現非現實世界的景況（例如夢境）。然而，他們所面臨的挑戰都相同，那就是，如何選擇物件的特徵（feature）以及它們之間的組合來建構自己的作品，讓欣賞者能夠看到他們想要呈現的物件、場景，甚至體會到他們想要傳達的某種情感（如果這也是他們的目的）。

事實上，這些藝術家想要做的事正是我們的記憶系統所要做的事：儲存哪些特徵以及它們的組合，以便在將來看到類似的物件或場景時，我們可以馬上認出它們來；不僅可以辨認某些物件的身份，還可以理解它們與其他物件之間的關係（或互動），甚至可以產生某種情緒的反應（例如懷舊之情）。另一方面，藝術欣賞者也使用自己的記憶系統來觀賞藝術作品。為什麼？因為，記憶系統本來就有encoding與retrieval兩個功能。藝術家從事的是前者，而欣賞者所從事的是後者。

這麼一來，藝術家在創造自己的作品時就有了一個很好的憑藉。他們可以讓自己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創作人以及欣賞者。他們一方面創作，一方面用欣賞者的角度來判斷：自己所創造的東西是否在欣賞者那邊得到他們所要製造的效果（看到他們所要呈現的，得到他們所要表達的意義、情感等等）。這是為什麼藝術家會不斷回顧自己的作品（短期或長期）。從回顧裡，他們可以看到很多可以改進甚至重組自己作品的地方。

上述的工作不僅發生在視覺藝術上，也發生在文學、戲劇、電影的創作上。事實上，也發生在科學的研究上。

後言

一、科學家最常扮演雙重角色的時機是當他們開始撰寫論文時。這時候，他們會從評審者（referees）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論述是否合理，證據是否充分等等，就像他們擔任評審者的時候（會對別人的論文）所做的事。

二、很多人不曉得，電影導演扮演雙重角色的時機是在edit自己影片的時候。據說，好的導演一定會在剪輯人員的幫忙下親自做影片的editing。這才是他們創造藝術作品的時機。之前的拍攝工作只是在幫助他收集必要的零組件而已。

三、也許對某些人來說，創造力來自一個突如其來的偉大靈感。但這種充滿了奇幻以及wishful thinking的想法早已經被經驗所否定。已經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創造力來自遠超乎常人所願意付出的嘗試與錯誤。這也是很多被公認有天分的人常常表達的看法。然而，這裡還留下一些問題：人怎麼去嘗試，怎麼看到錯誤，又如何修正錯誤？我在這裡提出的解答是，創造者經常以雙重角色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而這兩個角色都是從記憶系統裡汲取它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個方式很清楚地表現在藝術的創造上。我認為，它也表現在各種型態的創造上。

我們的大腦可以把連續發生的經驗切割成一段一段的事件。這樣我們可以在記憶裡把原本並不銜接的事件連結起來，還可以述說兩個事件之間的關連。我們甚至可以把想像的事件連結在一起，構成一個虛構的故事。

同樣的，大腦需要把出現在同一個空間裡的物件分離開來，如此才能夠在其他的場所裡認出個別的物件來。要做到這一點，大腦本來就有分別處理不同面目（features）的區域。因此，外界的刺激進入大腦以後，會經過where與what兩個不同的管道，讓不同類別的資訊接受分門別類的處理，之後才在海馬體（hippocampus）裡頭加以組合（binding）。

因此，海馬體並不只做紀錄的工作，而且要將原本被打散的零組件根據某些需求組裝起來。如此，即使在可以同時看到的資料裡，例如下面這一組文字，cat, mad, boy, sat，當你被問到哪個字與其他字不同時，你也需要海馬體的介入來回答這個問題。

同樣的，在處理一個場景（例如，欣賞一幅畫）的時候，我們必須藉助海馬體的幫忙來認出其中的物件與物件之間有什麼關連，才能夠體會整個場景的意義。這樣的體會不僅是認知性的，還可能是情感性的。

然而，我們能夠看到什麼樣的關連，取決於海馬體在過去曾經處理過哪些關係。例如，在下面的這幅畫裡，我們可能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景，卻能夠很快得到畫面以外的感覺。對於我來說，我看到的是一個在海上生活多年的水手，帶著年幼的孫子眺望一條正揚帆離去的船隻。年邁的水手雖然有著豐富的海上經驗，並不因此過著富足的晚年生活。然而這沒有阻止他年幼的孫兒帶著憧憬的眼神，看著這條船駛往一個未知的世界探險。

在這幅畫裡，我看到了童年的自己，也看到了現在的自己。

Norman Rockwell, Looking Out To S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