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的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結束之後，根據條約，所有留在我們島上的先民都變更國籍成為日本二、三等的臣民；但是七十萬人消失的悲慘過程，不可能迅速自我先民的記憶中抹去。但是殖民者口中，卻從此振振有詞地出現了所謂「不願意接受日人統治的話，可以退回中國」的說法──然而，那時兩岸間的交通並非如今天般方便，當年的「黑水溝」，甚至是相當著名的危險水域。這時我先民真是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況下，較之今日的類似說法，其威壓性可說更添數倍。

當年我先民的生活情況究竟如何？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民間資料不多，因為當年我台人受教育者不多，能紀錄而流傳者自然少；更何況，能有機會受教育者至少是佃農兼自耕農身分，應該已是家境較好者；以他們所能見到的，往往只是他們自身周遭的情況；因而，當年我先民困苦的實況就更難流傳至今了。

不過，作為研究者，這是個太重要的問題──過去有所謂的「台灣錢，淹腳目」的說法，會是早在前清時代就流行的膨風虛假的廣告詞嗎？

我們查閱資料，可以見到1874年，「台灣現代化」的第一棒人物福建巡撫就曾經向朝廷上疏，因當時我台茶葉、樟腦的稅收大增，還有礦業開採之利[1]，主張減少對於台灣的多項雜稅，獲得朝廷的特許；由其該疏的內容中所稱：「……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2]；讓我們可知道，確實庶民負擔較過去為輕；而由1898年總督府所聘請的英籍顧問視察我島後所提出的「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3]，則正可說是描述了自丁日昌豁除多項雜餉以來的情況。這應該就是我先民原本在前清時期「台灣錢，淹腳目」的處境。

至於其他日本官方資料，除了極罕見的機會，如前述1901年我台降筆會戒毒運動期間，日警在打壓該運動的會議上，在提示當年我先民的處境，及反抗的可能原因時，曾自行提及我先民處境之惡劣外，極少有這類資料留下；更不要說是關於他們真實的如何敲剝壓榨的手法了。[4]

由於他們並不關心我先民真實的生活，他們只關切如何宰制我先民，使我先民能夠存活在其「不可餓死」而又不敢反抗的目標下，所以我們在官方的資料中很難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在殖民者奠基期間，我先民的生活處境，經我們注意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在1905年之後，日本財經學者對於我島殖民統治有所謂的「黃金時代」之說；其真相是，除了深受攘逐殺戮破壞，人口消失70萬人，我島的農業生產力逐漸恢復外，日俄戰爭〈1904~1905〉中，日本雖在英美扶植下獲慘勝，卻使得日本資本家深受鼓舞；因為從此廣大豐饒的南滿州與其消費人口將成為其發展的市場[5]；這種興奮就表現在日本資本家來台投資發展糖業的行動中──總督府自1900年以來，就提供給糖業資本家優厚的補助，現在他們大批來了。

補助來自何處，來自前述搜刮我先民的各項稅收，換言之，那就是總督府財政的「黃金時代」的真相。過去我島上有「台灣錢淹腳目」的好光景，被逐漸加壓，搜刮一空。

這樣的資金流動，帶動了我島嶼經濟活動的熱絡，與就業人口的增加；其主要的受益者是少數的買辦階級及與其相關的地主資本家；這應該是日本傳統「不可餓死」的統治手段，高度剝削的自然結果。

這種發展，我們審視當局的統計資料，我們會發現到1908年，這黃金時代開始褪色；那是1908年縱貫南北的鐵路通車，他的運輸能量能很有效的支持殖民統治，一面能夠迅速的維持治安，打擊反抗者；一面能夠更迅速有效的吸取民間更多的資源，使得前述的警察政治更能夠發揮其作用。這對於我先民傳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治是極為不利的。

這「黃金時代」的褪色，表現在統計資料上，是一個不起眼的高點呈現出來──我們日殖五十年，在1906年起開始有了「歷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的統計數據；在該數據中，1908年是一個最高點，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該年之後，無論產業如何進步，農業生產力如何漂亮，但是我島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就沒有能回復到這個水準，逐漸盤旋走低，最後只能在23歲左右。像是由黃金色竟銹褪呈現為不可思議的破銅或爛鐵色了。

以上，可說是我們對於殖民當局當年所留下的史料的概述。

以下，我們將試著提供民間的資料──

最早的，這是乙未年間，日軍佔據宜蘭的資料──當時曾經有文化人籠統的批判著宜蘭老舉人李望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那位想以自己的頭顱與尊嚴來保護家鄉的卸任知縣，換來怎樣的屈辱──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輒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6]

我們今天也還可以看到日本學者引述當時的史料而概述──

「在本島民心惶惶未安之際，當時前來本島居住的日本人……以暴力嚴酷的手段對待占多數的台灣人，或為奪取台灣人的財富，對其威脅逼迫，或為完成其任務，對台灣人怒嚎鞭撻，尤有甚者，誘拐台灣人妻女或貿然入侵民宅施暴。日本人視台灣人與犬馬豬牛無異，過去歐洲人對黑奴的殘虐，今日在此可見。……不但不能成為台灣人的好榜樣，反而在台灣人面前暴露許多醜風陋俗，招致台灣人的輕蔑。」[7]

而我先民則如此描述其在家鄉所聞見──

「我們鄰村有個叫阿魁的男子，曾和我的第二房的伯父一起在涼傘頂抵抗過日本軍。……在平定後，被御用紳士告密，…阿魁終於被逮捕……為了要使村民觀看槍決，強制一戶一人出席參觀處刑。可是，阿魁在大家面前，反而得意地大聲痛罵日本軍。日本兵多半是膽怯的緣故，瞄不準，開了兩槍都未擊中。惱羞成怒的日本兵，拔出了日本刀，殺過去，也因為心慌，未砍中要害，頭沒有落下……日本兵又連續砍了兩三次，還是無用。最後發抖了起來，執行官才用手槍放在阿魁的胸口，射殺了他。」[8]

此外，則有這樣的情況──1901年，我台59歲男子王城，攔轎告狀事件──

「他在城內西門……有一間自己的房子，然而1895年樺山總督時期，被沒收充當軍用宿舍，全家被趕出來。到了乃木總督時期，以非常低的價格收購，而其款項幾乎都被名叫馬場一的日本人拿走。那間房子是借了五百元新建的，一家人頓失住所之後，三餐不繼。王城在1899年……也曾想再次投訴，但被攔了下來，這次的控訴一樣沒有被受理。」[9]

「城內日本人增加的內在因素，大概是日本人狡猾的掠奪。就如同前文提到的王城狀紙所述，進入台北的官廳軍人、御用商人等，光利用清朝的衙門和寺廟是不夠的。他們強迫台灣人搬出自己的房子，又有社會底層的人盜領收購的款項。台南曾發生所謂軍營問題：以區區一萬元，強制收購台灣人的幾十萬坪的土地。」[10]

還有前及1900年的揚文會上，民間代表，很「體貼」官方的描述──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反之，我政府於揚文會一事，尚耗钜額之費‧‧‧此次參觀中，更覺下民之無知，念及參加此次本會之各地紳士自應不憚斡旋之勞，解此愚民之惑而不言負擔之重，以盡納稅之義務。」

此期間，沉重的稅負與工役，是日殖當局透過「日式保甲制度」進行的兩項重要的新生事物。上面「揚文會」的民間代表已描述了稅負上的大幅增加；另外，工役上，就所知，在社會治安穩定之際，戰亂留下的是一片悲慘──當時的報載是──

「1902年，在斗六共六個地方的歸順典禮上，總計有265名土匪遭到殺害。南部由於大旱和戰亂，村莊荒廢，人民棄村成為流民，數以萬計的牛隻，因牛疫流行而死亡，生靈塗炭。」[11]

此後，隨著社會安定，工役逐漸增加，我們可以見到這樣的紀錄──

「1903年12月討伐南部時，由於苦力不足，下令……徵召五百名苦力。『在台南市和安平市，軍隊、地方官吏、御用商人向各戶人家強徵勞役，不分貴賤老幼，不管在家中或街道上，只要是男子皆悉數綑綁送到討伐地區，有人因此自縊或投井，人心惶惶。……。晚間還從屋頂闖入民宅內，強行押走男性。……到了第三天，市內的日本人眼見台南市民就要群起反抗，為了自身的安危，提出抗議，官方才停止這樣的暴行。」^[12]

此外，還有兩種工役，一種是前述的為了俄艦東來，俄軍可能攻台，開始全台修道路、做防禦工事以及趕修縱貫鐵路的工役，我們曾見到鴉片癮者可以免工役的資料，顯然對於一般家庭會是相當的負擔，不過，我們目前沒有詳細的資料。另一種工役是當年當局計畫「理番」時，名曰「理蕃」其實是攻伐，就所知，通常這時深入後山，敵前的後勤運補都是我島民人的工役負責；這種義務工作，常常會受原民的狙擊，危險性高，往往讓我先民叫苦連天。前述的北埔事件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我虛齡八歲時，我的長兄突然接到徵役的命令。祖父以下，一族人都很憂慮。是因北埔的蔡清琳謀反，糾合隘勇及番人，襲擊北埔支廳及各派出所，爆發了殺死日本官民57人的事件……蔡清琳和隘勇門逃進山中，和番人一同抵抗。父親憂慮萬一出事，出了很大代價，雇了一個人代替長兄去服役。」[13]

此外，我先民在正式稅負之外，還有如此對所謂「臨時費」的怨訴：

「此外，人民直接叫苦者，乃保甲費也，保甲費分為經常、臨時之二種，經常費則一保一個年，約徵收百圓內外，執行保甲事務上所必要之費，係受地方長官之認可而徵收之。其他保甲之雜費，則臨時費者，依員警之指揮，隨時徵收，常比經常費更加徵收四、五倍，此所謂不明之費用，若滯納之時，遂依規約處分之。……其不得當也，明矣。」

至於，民間面對這些苛捐雜稅無力負擔時，當局所取的催收方式，竟是──

「對於負擔金以及水租未繳納者，……利用台灣人崇拜祖先的心理，抄封其祖先的神主牌。被抄封的人由於受到祖先遭受恥辱之心，有人乃鬻子而以其金錢繳納未繳費用。……對其他未繳納水租者，警察便對其人施以壓力，使之出售家具、動產、耕牛等，繳納水租，凡此事實，不一而足。還對於每天出外做活掙錢糊口的人而未繳水租者，警察禁止其外出，致使他無法糊口，不得已鬻子繳納水租，始准外出掙錢。……其餘稅金之徵收也採用這種手段。」^[14]

此外，在城鎮與農村中土地產權的變動問題；在各城鎮中，前述王城的例子，很多；農村中出現的問題則是前述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中，官方把所有沒有產權根據資料的土地與林野都收歸官有；前述官有土地所增加的七成土地與官有林野所增加的近九成林野，應該可說就都是當局向民間掠奪來，民間雖敢怒而不敢言，很難忘懷被掠奪去的資源。

是在上述的情況下，他們看著殖民者的生活是──

「以青樓紅裙酒肉肉牆為唯一的快樂，紳士、官吏、商人、勞工均醉飽於此的新領土性、野戰性。」^[15]

「新領土的官民無勤儉的思想，一般人會驚訝於在台日本人飲酒之多，經濟狀況之好，藝妓服裝之奢侈，尤有甚者，就連一般做正當職業的女性也大多穿著超乎身份的服裝。不過是僱員，也跟著人家抽雪茄，不吃台灣產的食物而想吃北海的食物。……小學女生竟戴三只金戒指去上學……當時日本比歐美國家貧窮，日本國民每人的平均資產為250元，不過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英國的九分之一，法國的八分之一，德國的六分之一，俄國的五分之一……」[16]

「政府對於台灣殖民地的統治，……把由甲午戰爭從清國奪取的賠償金以軍事名義支出。……其他方面也以各種民政費名義支出軍事費，……利眼手快的御用商人們大舉進來，爭相招待總督府的官吏、軍人們，因此，煙花柳巷夜夜成為紅裙子殺的格鬥場。尤其土木包工業最威風，與特權勾結，歌頌太平盛世。當時，台灣的日本藝妓的價碼，據說是每小時三圓。這跟日本東京新橋的藝妓兩小時一圓二角相比，就可想見在殖民地台灣的玩所欲玩的程度。」^[17]

「所謂軍營，其實與豬圈沒兩樣，而這正是保衛國家戰士居住的地方。大概連動物都不禁會暗自垂淚。……僅僅改善兵營，生病的人數隨即減半……報載審判貪汙的軍法會議提到：『花了幾千萬的工程款，這在內地只要幾千元就做得好。』……」[18]

我們島嶼當年，殖民統治的奠基工作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當局的財政收入由於其時壟斷性的專賣收入增加，重稅盤剝的租稅收入增加，且社會治安在苛酷的日本保甲連坐制度之宰制下，漸上軌道；而日據以來的農村殘破，此時逐漸恢復其生產力，更加上日俄戰後，戰勝的帝國獲得南滿州廣大市場，那是日本帝國可放心發展的勢力範圍；面對這個商機，日本糖業資本湧入了台灣，在總督府提供自我先民敲剝所得而來的高貼補、高保護、甚至極惡質的特權下，展開了本島的糖業之發展。

確實當此時機，我們社會總生產力是增加了，就業人口增加了，雖然苛捐雜稅與全台修築道路的工役極重，但是短期中，是出現了一些榮景，最明顯的是財政收入增加；我們看1903年以後，總督府歷年歲入的預算與決算的差距，以及歷年歲入之節節升高；當時並沒有真實的建設，歲入增加就只是對我先民極力敲剝壓榨的結果──1903~1908年間的歲入預算為──

3,608,522元，3,608,522元，6,218,563元，6,937,042元，7,723,393元，8,644,278元

相對的，該六年間的歲入決算則為──

3,740,585元，5,579,386元，7,384,559元，7,660,344元，7,955,321元，10,323,947元

上述資料中，1903與1904的歲入預算相同，但往後年年大幅增加。同時，歲入決算往往大大超過歲入預算。正是顯示了當局敲剝壓榨之成效。

他所反映在我先民現實生活中的，是本期末，即1908年，我們島上鐵路縱貫線正式通車，殖民當局不僅更能有效地宰制我島嶼的治安，也更能深入的敲剝壓榨我先民的勞動成果；他最具體的表現是我先民很難知曉的一系列數據──我台人歷年平均死亡年齡，在數據中我們可見到1908年是整個數據的最高點──27.2歲；1908年之後，雖然我島嶼隨著時代進步，生產力不斷提高，但是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從來沒有回復到1908年的水準，到1939年戰前的最高生產水準，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在23歲上下徘徊。

這也是本期我們以1908年為界，來區分其我先民所處的時代的理由。

最後，對於本期的史實，似乎確實可以拿當年我台耆宿林獻堂先生對於由大陸來台關切我臺同胞的梁啟超所概述的，「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來描述我先民的真實處境。

然而，關於上述深入的敲剝壓榨是如何完成的，僅僅是「經濟受搾取」一詞足以說明嗎？甚至我們前述所及，就足以說明嗎？根據我們研究所見，從來沒有一位學者，既使是日本東京大學有左翼傾向的學者也沒為我們揭露這個部分；最多他們只是抄襲著日本學者當年所說的──「各廳首長由普通文官擔任。但其實際情況是，各廳的事物大半由警務課執掌，總務和稅務如無警務課的協助，即無法執行任務。而在其下級官廳，其支廳長由警部充當，其以下的官吏全部為巡查。……日本的殖民統治形成以警察為中心的政治而扎根於台灣，是由於與本地抗日勢力處於緊張關係的結果。」[19]──但是，這哪裡能保證經濟搾取可到那樣的程度呢？

在此我們要指出，關鍵之處應該在於「日式保甲制度」，這個深具日本歷史文化色彩的制度，其中有「稅負連帶」的根本規定；換言之，一甲之內，官方給予固定的稅賦要求，如果某戶繳交不足，其他各戶要負責補足；自然造成其他各戶對於該戶的強烈監督；無論當局的稅賦多麼沉重苛虐，只要當局設定列入歲入預算，簡直就沒有不能達成的可能性。這應該屬於前述日本歷史文化的特色之傳遞與延長；論者若是硬要牽拖到當局與抗日勢力處於緊張狀態，應該是難以充分說明當時該現象的。

以上，應該就是當年我們先民實際生活概要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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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通史」，下，連橫著，中華叢書委員會，頁376。其文可參看「台灣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眾文圖書，頁466~467。

[2]該雜餉相關的金額之原文為「其尤為民累者，則莫如雜餉。查雜餉名目繁多……各項名目，大為瑣碎，影射牽連，非斷葛藤，終難絕其弊竇。民間之塭餉、蔗車、糖廍，其弊固尚易釐別者，應仍其舊外；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

[3] 英籍顧問柯伍德受台灣總督府之請，視察台灣後的提出的社經資料。見於「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

[4] 例如，當年日本學者曾如此描述：例如，「1902年武力鎮壓結束時，全島除了20個廳的警察課外，97個支廳共設有992個警官派出所，遍及全島每一街庄；實際員額警部177人，警部補271人，巡查3224人，巡查補(多以本島人充任)1524人，遠超過當時地方行政基層單位—街庄役場—的人員編制。總督府以下的地方行政單位—廳—設有總務、稅務、警務三課，實際上總務、稅務兩課事務多靠警察的幫助才能執行；廳以下的支廳，幾無例外全由警部出任支廳長，其下官吏亦悉由巡查擔任。巡查負責稅務、衛生、農政等政事，人民舉目所見的官吏，只有警察而已，……這個體系外表上是總督—各廳、各課—人民，實際上總督卻是透過警察與人民直接接觸」(竹越與三郎1905：246)。

[5] 「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原著，周啟乾監譯，金禾出版社，頁74~77。

[6] 「乙未日本兵入蘭始末追憶」  黃益成口述，陳長城筆記， 台灣文獻，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頁115~120。該口述者，乙未日軍入宜蘭時，已十七歲，此為其回憶文字。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49。〈原文刊於「台灣民報」，1900.12.18。〉

[8]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19~20。

[9]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35。

[10] 同前書，頁138~139。

[11]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台灣民報」，1902年三月十五日。

[12]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116。

[13]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23。

[14] 可見於「葉榮鐘早年文集」，晨星出版；頁178。

[15] 「台灣協會報」，明治三十五年，五十號。轉引自「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8。

[16]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45。

[17]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9。

[18]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50。

[19]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著，李明駿譯，人間出版，頁34~35。

殖民奠基期間須知  十一之十一  我先民的實際生活〈1895~1908〉

網路上有這樣的一篇文章──『乃木希典嫌台灣賠錢貨，想用1億日圓賤賣給法國…揭秘歷史課本沒教的「賣台」往事』──

該文的文筆真不錯，又使用了當代最流行的聳人耳目的標題；讀者一定會不少吧──但是他所提及的故事，是否真是「賤賣台灣」的真正原因，以及其後任真的那麼了不起嗎？

個人研究台灣史，下過一點功夫，覺得有必要提供更多的資料給讀者參考──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謊者往往不是欺騙，而是他故意沒有把全部的重要真相說出來。。。我想我應該來說些重要的，沒有被說出的真相。。。

據說，乃木總督曾經有一位表兄，是長州藩武士御堀耕助[1]，雖只有長州明倫館兵學寮一年的學歷，但曾是長州正議黨急進派領袖，御楯隊總督。

該表兄是1869年與山縣有朋、西鄉從道一起赴歐留學的改革派人物；不料竟然在歐洲染上重症；病死之際，曾向病榻旁同出身於長州的木戶、山縣、伊藤諸傑請託，一定要讓乃木代替他的地位；當時諸人發誓必助乃木發達。

因而，1871年，日本建軍時，兒玉雖已表現出色，但只是一個准尉，而乃木已躍升少佐；1873年，他獲出任代理步兵聯隊長；1877年，西南戰役中，他雖然是損兵折將又丟了軍旗，但仍榮升陸軍中佐；第二年並升任東京步兵第一聯隊隊長；軍界多對其頗有不滿。往後雖有停職，卻仍繼續高升。

• 乃木成為台灣總督的理由。

除了上述特殊的背景，他能出任台灣總督的原因，是他當時所部的第二師團，在當時造成政局動盪的「雲林大屠殺」的攘逐殺戮政策中，應負有連帶責任。在1895年12月，台灣總督府參謀長大島久直曾發文指責乃木師團稱：

「目前發生的事實也是如此，近時批閱各地稟呈的報告，我日本遣台或旅台諸君，特別是軍役夫、職工等亂軍紀、罹法網的為數不少，有此現象，誠令人難堪至極。」^[2]

如果這資料不是汙衊，其軍役伕與職工之亂軍紀、罹法網者不少，主帥管控失職之責任本不能免；更何況，史實怕不只是如此，極可能只是當年武人氣燄極高，當局不敢輕率指責其「有失體面」的情況。

• 乃木將軍的背景，人家不太服氣

可見得他所部的軍隊對於當時我島「雲林大屠殺」之類的動亂，應該負有相當責任；他身為主官應該負起該國際事件善後的責任。而如前述，軍界對他有相當不滿，因而這時薩藩出身的拓殖大臣高島指派他負責收拾該國際事件的殘局，應該是合理的──所以，雖然原來桂總督推薦兒玉源太郎接任台灣總督，沒有成功。

相對的，兒玉在軍事這方面應該稍好些；他也在1877年的西南戰役中出名──不過，他當時是熊本城的守將，在西鄉大將率兵三萬五千人圍攻達五十天，情勢危急；剛好其部下想到庫存有兩門由法國新購入的大砲，就拿出來依照說明書使用；沒想到攻城的西鄉軍，在不知砲彈落點的炮聲驚嚇下，立刻各自逃命，因而，無法部勒大軍的西鄉遂自殺而死；他就取得了該役的勝利。

• 乃木總督當時困難的處境

當年乃木總督所面對的問題是，雲林大屠殺中有英國商人被殺，並且我島中部洋商的樟腦貿易事業因社會大動盪而無法進行；引起列強強烈的抗議。而當時日本的國策又是「脫亞入歐」，真是茲事體大。如前述，乃木出任台灣總督之後，過去的不滿者，難免看笑話。

更重要的，是該事件引起天皇的重視，但是天皇不可能知道實況，當時，天皇不僅在國會開議時，曾經表示要善待新附民，甚至乃木陛見時，他也當面向乃木交代，要善待新附民，一視同仁；在日本天皇絕對主義下，天皇親自開口的金口玉言的所有交代，就都是必須完成的「使命」；以至於乃木回台時，曾公開表示，來台是為了制裁「官匪」。然而，這種整飭官箴的善後工作，談何容易──還要尊重天皇那「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時整飭官箴的情況是──天皇在1896年12月25日的國會開幕式上強調對台灣人民應該「增進福祉」的態度時，我島上「對在台官吏之風紀等本島行政上之種種非難已開始爆發」[3]，以至於後來，在乃木總督治下，中央政界對於台灣官界百出的貪污事件，議論紛紛，乃至追究官箴的消息不斷。

當時的情況是，「以雲林事件的爆發為契機，整個台灣內外開始形成一股批判總督府對匪政策的政治勢力。這股政治勢力，在總督府方面，是以高野為中心的司法官集團。在中央，則是進步黨的強硬派。」[4]，兩者在攻擊政府上簡直是合作的[5]；前者是以天皇的「一視同仁」與憲法為根據，批判過去總督府的惡質政策；後者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觀點，隨著1897年5月，台北爆發了總督府被「土匪」包圍與襲擊事件，根本的批判到反對我們前述那1895年川上操六在「台灣事務局」獨排眾議而建立的「武官總督制」。

那是1896年8月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國際輿論的強烈批判，茲事體大；1896年10月，參謀本部的川上中將率明石少佐南下視察台灣，並赴越南考察法屬殖民地，1897年2月，他們返日提出了前述反對「一視同仁」，軍部不能認錯的意見書。乃木處於天皇囑咐與軍部竟然反對的夾縫中，然後在5月又遭遇土匪包圍與襲擊總督府事件；在這前後，島上又爆發了多起總督府內的貪瀆疑案──在這樣的處境下，乃木在1897年7~8月間，執行了誤以為嚴禁鴉片可以驅逐我先民的嚴禁政策；8月初，內閣通過了主張屬於「緩治」的「停止軍政」的「台灣統治方針」。但最後仍弄到民政局長水野遵下台，法務部長下台；甚至學務部長也下台。

我們簡直可說，他不僅面對著殖民台灣之初，軍部惡質決策的全部惡果；軍部不認錯，他還必須面對天皇曾經親口所交代的「一視同仁」；當時被當作當局的「台灣統治方針未確立」[6]，來批判──他應該如何自處？

• 兒玉與後藤的優勢

兒玉在接收台灣時，曾出任「台灣事務局」的委員，對於東京當局對於台灣政策的實際發展應有相當完整的認知──例如，造成當時善後問題的殺戮攘逐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同時，他沒有像乃木一樣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壓力問題；也由於該問題的責任與自己比較無關──甚至據稱，當時的確立「武官總督制」是川上獨排眾議的，他可以比較沒有牽扯到自己的壓力。

另方面，後藤新平在乃木出任總督前，已經以內務省的衛生局長出任台灣總督府的衛生顧問而負責擬出了受到伊藤博文肯定的「台灣鴉片令」；該令能獲得東京的認可，後藤可說在未來台出任民政局長之前，已經充分參與了台灣的統治政策的擬定。據稱，伊藤博文原本有意請後藤輔佐乃木總督，如果乃木願意繼續擔任總督的話。

他來台，與兒玉一樣，沒有強烈「一視同仁」的負擔──尤其，他那著名的所謂「生物政治學」，來自先進的英國理論，只把人看成「生物」，並不是有靈性的、有尊嚴的人類，使得後藤與兒玉比較乃木總督與水野局長應該是更自由的。

• 乃木與兒玉、後藤的差別

乃木何以無法承受當時的壓力，因為他自身的責任更牽扯其中；而他又是個比較有道德原則的人，當年，日人曾如此描述──

「乃木年輕時耽於花柳界，甚至連青樓之雄伊藤博文也擔心他。然而，自德國歸來之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觀，過著謹慎耿直、符合軍人美學的生活；明治二十九年……就任時，由於官吏的宿舍簡陋，乃木認為不能只有自己一人奢華，因此拒絕搬進雄偉的總督官邸。台灣的有權勢者……送蘭花給他，但乃木大怒拒收。台灣富豪集資要修道路，也被乃木拒絕。為了瞭解民情，乃木設置投書箱，而且自己保管鑰匙。他極端厭惡御用商人……外國傳教士則認為乃木是個優秀的將軍，很尊敬他；然而，乃木周圍的人則受不了。乃木大聲疾呼懲治貪官汙吏……」[7]〈案，投書箱是在台停留十天的桂總督設立而乃木停辦的〉

「他要求樸素、儉約，屬下也都仿效他帶著隨身飯盒工作。但嚴格會衍生為善。當總督視察時，地方官當天就帶梅干便當來上班。乃木嚴厲舉發瀆職，要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徹底執行，甚至追究到總督府的核心官僚民政局長水野遵，東京政府為此頗感驚慌……由於中央政府干涉，乃木只好半途而廢。」[8]

日人的許多論述，可說共同指其「不適合政治圈」或是「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然而，那是真的嗎？明明我們在前面已見過奉命執行殺戮攘逐我先民政策的他那所謂的「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那顯然就是很政治性說詞、「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言詞，怎能說不適合「政治圈」呢？

相對的，儘管兒玉與後藤被如是美稱──「兒玉總督被稱為陸軍的至寶，擔任過陸軍、內務、文部大臣，並在日俄戰爭時擔任滿洲派遣軍總參謀長……中央常常需要他，所以經常不在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盡情一展長才，這兩人是台灣統治史上……最佳拍檔之一。後藤對邁向中央政界懷著野心，因此在政界的活動也很多。」[9]──然而，前述那所謂的「第三旅團團長兒玉源太郎中將接任，讓很多人高興」──是為何高興？我們可以看見關於兒玉與後藤的，或關於後藤的妻子後藤和子的──

「兒玉時代雖放領了大量的土地給個人，但據說那是為了圖利以民營移民村為藉口、卻志在獲得土地的人。佐久間總督赴任後，對於總督府在前十年沒有擬定日本人移民台灣的政策，感到十分驚訝。」[10]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一萬三千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七萬三千元買進，六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11]

「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明治三十八年〈1905〉……第一任支部長由後藤和子就任，…從明治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這三年間，台灣愛婦的轉帳金額達三萬五千六百零一元四十六厘，但是『原資料沒有這一欄，所以無法計算』，留下令人疑惑的空白，這麼多錢到底流向何方？是不是貪汙？為何沒有追究責任？難道是高官涉入，所以無法追究……」[12]

據稱，兒玉總督在孩提時代被譽為神童，是個粗野放蕩不羈的男子。個子小但嗓門很大；後藤則是個神經質、易怒的人。看來它們可能比較沒有所謂「軍人美學」的背景，是否因此就比較適合所謂的「政治圈」呢。

我們所看到前述的民間紀錄，確實可能顯示了乃木與兒玉他們雖然確實有著若干差異──但是看「當時流傳著許多故事，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他從日本回台的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總督府共寢，兩人的衣物和自日本帶回來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13]──那些對於自身也曾「耽於花柳界」的乃木言，真有那麼大的差距嗎？

乃木來台前，在東京記者面前曾經明白地表示來台灣後，要整飭吏治，但是沒有成功；兒玉與後藤兩人來台後，曾經一次讓一千多官員離台；但如前述「來台的後藤長官為了節省人事費用，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初期政績的情況下，一舉將1080名官員撤職，進行殘酷的人事整頓。」，這樣的整頓可能比其前任的乃木總督更改變了多少我們島民當年的處境嗎？

如果真的關切這個問題，由前述後藤高升後就在我們島上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的論述中，應該就可以看到當時的真相──歲入由「入不敷出」到「收支平衡」的增加，主要只能來自當局對於我先民更加緊了宰制與壓榨吧。

• 試論乃木總督打算賤售台灣的原因

如果我們前面所舉出的史實都是真實的；乃木總督與他的後任之間，細看起來，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有之，乃木晉見天皇時，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對於那個時代的日本軍人言，是有巨大的使命感的壓力的──他可能實現嗎。

其次，是否再加上，確實對於自身言，對於當時惡質的局勢，他認知到自身確實有難以卸責的關係；更加上，他應該深知自身過去的表現並不能服眾，這使得他更敏感於外界的眼光與言詞；這些形成了內外交逼的情勢──甚至他在就任時，竟然把老母親也帶到當時以瘴癘之的聞名於日本的台灣來，他宣稱，來台的日人不應該有海賺一筆之後就回日本的心理，應該要有老死台灣的決心；不幸，他的母親來台後，不到四十天，就病死了，他為此竟被指為「不孝」。

最後，應該是更重要的，他在就任的一年多之後，確實感受到當時的情勢惡劣，那不是短期能夠處理的。而同時，就任之初，他雖已經宣布了不使用「急治」的方案，但是惡劣的情勢不斷爆發各種問題，他不能視若無睹，但是實難處理。而另一個壓力來自松方內閣，對於松方而言，台灣的國際問題是伊藤留下來的爛攤子；對於松方首相，他只急於處理他最在意，讓他焦頭爛額的徵稅問題──所以，乃木若要把這個前內閣留下來的問題處置掉，他自然不會很在意。

以上，應該就是乃木總督考慮賤賣台灣的背景；如果能夠這樣地把這個引起國際上批判當局的燙手問題解消掉，同時也處理掉了天皇所交代的應該「一視同仁」的使命，豈非真是古人所謂「釜底抽薪」的好辦法[14]。

不過，對於後來接任松方的伊藤內閣言，本應該比松方在意；因為，對於台灣問題應該更有責任的他們，即，有責任的文官伊藤與當時不怎麼顧忌「一視同仁」的武官兒玉，以及已經抱定了「生物政治學」那只把「人」看作一種「生物」的統治觀點的後藤言，自然難以接受乃木那相對「有辱國體」的認知。

以上，是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的認知；正是也因此，日本曾有論述認為──「就如同織田信長釣的鯛魚，變成豐臣秀吉的料理材料，豐臣秀吉的料理又變成德川家康的盛宴一般，兒玉時代的繁榮其實是託乃木的福，有乃木在，台中、台南等地的縣政才不至於腐敗，他在淨化政治上頗有功績。」[15]；但是本研究以為，兒玉時代的繁榮，是由於他們無需考慮「一視同仁」的，即有後藤那「不把人當人」的「生物政治學」，並不是他們真比乃木更高明多少啊。

最後，知否？在1907年，乃木竟然能在明治天皇的「欽點」下，擔任「學習院」的院長，那所學校是皇室王公貴冑子弟就讀的學校，那代表的是怎樣「崇隆」的意義？由日本的歷史文化看，乃木總督真的那樣失敗嗎？

• 餘想─後藤與兒玉，真是「能吏」嗎？

此外，論者有如是稱許後藤者──

「後藤能夠順利廢止三段警備制，是有兒玉當強力的後盾，才能壓住在台灣的日本軍人的反對。這也是後藤在後來接近桂太郎、寺內正毅等陸軍軍頭的最大原因。1920年代軍部抬頭，尤其陸軍官僚氣焰不可一世，而以長州閥為主，擔當日清、日俄戰爭，改變日本命運的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已經形成大派系，以後的吉田茂會接近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軍頭，也是效法後藤新平的政治手腕的。對於軍人以外的對手，後藤一再和他們抗爭，使一般官僚相當厭惡他的死纏態度。後藤只關心借助政治力來完成事業，卻無法達成政治家掌握權力的境地。」[16]

並且，視為可以誇耀的提出──後藤需要兒玉護航──

「在上任之初，為了壓制軍方人員的氣焰，即召來陸軍參謀長、各地旅團長等，到台北餐敘，言明今後以推行『民政』為要，不再是過去的『軍政』……讓這些將領們給他『背書』。」[17]

然而，這些真是值得誇耀的嗎？本研究卻認為那是後藤對於軍方的怯懦；被視為日本能吏的後藤──甚至美國學界論及他時，也頗肯定其能力，但是他對於軍部竟然也不能據理力爭？甚至還跟隨著兒玉那受到伊藤博文反對的滿州經營論，而往我東北主持南滿鐵路──[18]若我們由大日本帝國最後之毀於軍人之不受管制上看，作為「能吏」的他們，若不能根本地，以他們的能幹向軍方抗爭，改變可能陷國家社禝於危亡的不合理的體制，所謂的「能吏」，是否就只是「欺負百姓，博取功名」的「能吏」而已了，那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最後，根據一個誠實研究的學術態度，有一次重大事件的處理，我們認為他可能可以確實合乎「能吏」的標準，那是我們前面提起過它們處理我先民當年透過民俗信仰，成功地推動了整個社會戒毒的運動；而它們居然能夠很小心謹慎地將之打壓和撲滅到相當的程度，哪真可說是一「能吏」的表現──雖然我們立於不同的立場，我要咒罵他，但是我願意承認他確實是一「能吏」！──然而，我們看無論日本人或是美國人的霸權論述中，從來沒有人詳細論述該事件，如果那次我先民發動而被他巧妙打壓的偉大事件，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質疑說他沒有資格成為「能吏」，是否其實倒是頗為恰當正確的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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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人名不見於「百度百科」，透過谷哥，可見於「日文維基百科」。現在「中文維基百科」中，見不到該詞條；該「日文維基百科」中，叫不出中譯文。

[2] 「乙未征台日誌」，早川直義著，曾玉昆譯，刊於「史聯雜誌」第25期，頁87。

[3]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47。

[4] 同前註。

[5] 以政黨言，自由黨與進步黨各自立場不全相同，因而，攻擊政府的觀點可能不同，例如，有時以內閣為對象，有時著重在總督府政策，但是他們的批判，都是不可輕忽的。

[6]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51。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8]「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9] 同前書，頁75。

[10] 同前書，頁214。

[11] 同前書，頁140。

[12] 同前書，頁163~164。

[13] 同前書，頁80。

[14] 一般學界論述，對此問題都僅注意當時的經濟負擔，其實，東京採取了攘逐殺戮政策，本應該為其成敗負責，付出更多的成本，經濟負擔增加是合理的；只是由於他們不肯正視前述政策之錯誤，因而只能含糊地責怪當時台灣的經費負擔過重。例如，著名的我留日學者涂照彥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也只能如日人之方式考察當年此欲賤售台灣的史實。〈可見於該書中譯本，李明峻譯，人間出版，頁34。〉

[15]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

[16] 「台灣現代化奠基者─後藤新平傳」，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71。

[17] 「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青著，玉山社，頁95。

[18] 案，這是指兒玉在日俄戰後成為滿州軍的指導者，他拒絕撤軍，提倡滿州經營論；伊藤博文表示國際上門戶開放政策，清廷仍擁有東北主權，不可逾越；後藤之高昇就是赴我東北，繼續兒玉的主張；往後才會有九一八事變之發展。正是在滿州經營論下，日本資本主義快速膨脹。〈關於滿州經營論，可參見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金禾，頁80~86〉

關於所謂的「奠基」，其意義究竟為何？是穩固與安定的意思嗎？是統治者可以「安心睡覺」的意思嗎？還是不管心理上如何忐忑，但是社會上已開始可以進行種種投資事業，無須擔心血本無歸的意思？然而，就投資言，投資必有風險，完全避免風險，等於就是享有特權，也就是前述「割據」者所堅持要據有的特權。在歧視苛待我先民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完全避開所有的風險；也就是保證我先民不會反抗，每天宰制者都可「高枕無憂」，就是殖民者所謂「奠基」的標準？

在日殖初期，有幾個重要的時點，一是1901年，後藤長官將地方行政由三縣三廳制，改為二十廳制，以此成功地在1902年破壞我島傳統醫療體系，打壓了我先民偉大的戒毒運動；也在這年，在島上透過土匪歸順的儀式，對土匪誘降而屠殺之；屠殺後，據稱社會治安較過去安靖許多。似乎才有在地方開始各種建設計劃的可能性。另一則是1906年，該年日本殖民政府的歲入與歲出可以平衡，無須依賴東京當局的補助了；對於東京當局言，這當然是重要的，但這只是東京當局在這問題上可以安心，稱其為「奠基」，然若以我島先民的觀點看，真的會仍然合適嗎。

一般日本學者與抄襲日本論述的我台學界，很看重前引的1906年讓東京當局感到寬慰的歲入可以與歲出平衡，無須東京補助，強調該年為「奠基」之年，然而，當局透過高度的威壓宰制完成了平衡，這樣的「奠基」，尤其，達成此平衡的後藤長官曾明白嘲笑我台人易受「愛錢、好面子、怕死」的宰制，那樣的所謂「奠基」，真是我們應該跟隨肯定的嗎──那樣的「基礎」是堅實的嗎？

作為一個台灣史研究者，個人認為應該以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事件」作為這種「奠基」的重要註腳[1]。

這是當年一個被日人長期扭曲與隱匿的事件[2]；要到1945年，戰爭末期才不得不公開其規模的事件──實況並不清楚。

也因此，我們在本文中不細談其過程；只談其中可以確定糾正的事蹟；在此僅談其概要──本事件以「仁義、安民、復中興」為號召；其成員主要為漢族隘勇與原住民攜手發動；殺死日警與日人56名。起義者出發自近山的內大坪，一路殺向北埔支廳；沿途12公里，頗有鄉民參加，順利成功。欲進攻新竹城始發現，時間聯絡有誤，無人響應會師。事敗。主謀者蔡清琳入山區，被原住民毀容殘殺。使原計畫陷於難以對證；事件後，被酷刑拷打致死的共有80多人，尚不包括自殺，被山胞殘殺者在內，總數超過一百多人，最後受拷刑而未死的只有九人。象徵性地審判了該九人，以死刑定罪，執行。宣揚沒有誅九族。

該事件是日殖五十年間，日人死亡數第二多的事件。達到56人；僅次於1930年的霧社事件[3]。起義時間，在1907年11月14日，該年是日人所宣稱，1902年之社會治安穩定後第五年，亦即台灣總督府歲入與歲出平衡後，尚未及一年。顯示所謂社會安定之不穩固，與財政收支之平衡，乃在我先民難以忍受的、惡質的情況下。

對於該事件，在官方資料中，我們至少發現了以下重要的、缺乏堅實品質，難以取信於人，也無助於當局吸取教訓的、建立真實的「基礎」認知的幾部分：

• 革命領導者蔡清琳與要角巫新炳

• 關於領導者蔡清琳

由日人在1907年的官方媒體報導，到後來日本學者的論述，可說不脫這樣的模式──「清琳在明治三十三年，十九歲時，犯詐欺罪被判刑六個月……，出獄不久，再犯竊盜罪，判刑十個月，監視六個月，仍不悛改，三十六年受行政上的戒告。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教唆雙方興訟，從中調解而獲取不當暴利……」[4]與「雖詐欺瞞騙為事。輒致失敗。身陷囹圄。而受幽囚之苦汁。前後二回。……彼失世人之信用。又為官廳所注目。生計日艱。間以所眷戀之愛妾。棄之如敝屣。因焦思苦慮。欲脫出苦海。而萬策俱盡。窮鼠嚙貓。遂生此極惡之計。」[5]；綜合以上，稱其為「落魄無賴」[6]或「市井惡漢」[7]。

而後出的日本學者的研究則竟有如此描述者──

「自幼放蕩不羈，不務正業……平日以詐欺、偽造文書，當訟棍謀生。曾當過日方巡查補，和不少日本婦女私通款曲，也喜歡出入青樓。後為日警查知，就將他革職，並判了兩次刑，出獄後本性不改……關於他的劣跡，台灣史家也有所肯定……」[8]

然而，真的他只是一「落魄無賴」嗎？「落魄」以前，他曾經如何得意、輝煌？因何而轉變？這個「無賴」，過去的真實行跡如何？他如何能夠獲取其徒眾的追隨？那樣的描述對於想要真正理解該事件者言，怎能成為有助於當局吸取教訓的、足以鞏固其統治的，真實的「基礎」認知？

• 關於匪魁巫新炳

在1907年，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木村地天的報導曾如此描述巫氏，稱「在拘留所內，有一目光炯炯的中年人，看來是獨當一面的領導人物，門上掛著一塊木牌，『匪魁巫新炳，須特別注意！』……」[9]；而其就義時的表現，他除了坦承自身是「帶領黨徒到新竹水仙崙的首領」外，面對任何刑求，都不回答；卻凜然地表示「不必要跟你們講，要講就到閻王面前講」，可見其臨死不屈的精神；不是普通人物。

此外，除了他當時曾親自援救他所信任的日籍基督徒宮川出險──他在當地乃是很接受日本教化的人物。他不只送來兩個兒子來上學，還擔任學務委員，且是協力創辦大平學堂的著名人物〈內豐浩劫，頁150~153〉；同時，由他曾經因渡邊支廳長的推薦而擔任殖產局在當地苗圃的工頭；據稱很稱職；上級當局應該保有他良好品行的紀錄。

然而，官方對於本事件的紀錄中，並沒有提到這類重要史料。我們在官方的「北埔暴動事件處分始末報告」中，絕對見不到我們所關切的起義原因，只看到對於巫氏離奇不實的報告──「〈12月13日〉又巫新炳、劉徐氏甘妹於同日，由檢察官代理為不起訴之處分……」[10]，然而，事實上，我學者楊鏡汀曾指出，「巫新炳氏北埔事件的『匪魁』……他在陰曆13日晚〈即11月18日〉12時，壯烈就義……已經死亡20多天，何來『不起訴處分』？顯然是矇騙上級。」[11]。

• 關於該革命的時代背景

就個人言，每一個人會有其各自的人生境遇，各自會走上不同的道路；然而，當不同背景的人們在那個時代中，無獨有偶地一起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時，通常那是時代出現了個人難以抵抗的大力，使得他們走在了一起；然而，那如果是革命的道路，則是他們共同為了抵抗那大力，而走到共同的道路上。

• 前已提及的日據初期的種種悲慘經驗

例如，前述乙未之際，在殖民者先進武力下，被攘逐殺戮，被燒殺擄掠，被威壓宰制的印象；對於身受其害者，混著血淚的嚎啕哀號，還在記憶中，難以忘懷；或者還常在睡夢中驚醒。還有，前述我先民曾經怎樣透過降筆會掀起全島的戒毒運動，曾經如何地成功，然而，卻被當局以警察的威壓與破壞我島傳統醫療系統而失敗；當年在各地親見其事者並非少數，社會曾經熱烈迎接新希望，那原是日人教科書中也肯定的作為，他們應該不會忘記是因當局種種打壓而失敗的。

• 日俄戰爭前後所見

日俄戰爭中，它們親見到日人倉皇逃返日本的情況，如前述，全島約有五千人逃離；合格教師減少，台北市出現空屋達千戶，顯然日本人減少；農民惜售農產品，物價上漲；同時，當局宣布吸食鴉片的癮者可免服工役，引致我島上的癮者增加兩萬餘人；日人作威作福的情況減少，但是民心動搖。

當時的社會情況，日本學者曾如此記錄我島嶼在1905年，那財政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實況──

「日俄戰爭後的不景氣……壓得一般民眾的生活幾近崩潰，財閥寡頭支配更為嚴重，隨著工業發達，勞工人數不斷增加……在台灣受窮困之苦的日本人較少。在殖民地的結構中，貧困階級大都是台灣人。」[12]

「天皇誕辰那天……在恭祝天皇萬壽無疆後……一直到九點半才散會。……特權階級在總督官邸濫用稅金的奢侈程度，一年更勝一年……」[13]

「殖民地中等以上的家庭非常愛慕虛榮、重視外表。台灣的冬天溫暖，幾乎不需要準備冬衣，煮飯的水也不冰冷，……一般家庭不請女傭也沒有關係，但相反地，幾乎每家都雇用女傭，在家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14]

「丈夫是個對長官卑躬屈膝的小職員，上班時會遭到喜歡為難下屬的長官〈後藤新平〉嚴厲責罵；太太則在官舍吹著涼風，喝著冰水，在籐製的床上看著玄齊和浪六的小說、睡午覺，晚上則為劣等戲劇神魂顛倒。」[15]

「日本全國的藝妓、娼妓據估計約十萬人，而全國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約有七百萬人，每七十人就有一人賣淫。……住在台北的日本婦人有7,191人，……每16.72人中就有一人是妓女。但是這裏所謂的婦女，是從嬰兒算到老太婆，如果假設十五歲到三十五歲間的婦女數占一半，即3,595人，那麼每8.3人就有一人是藝妓或娼妓……台北市內的日本男性……明治三十七年花在藝妓、娼妓身上的錢，……達41萬元，婦女以慈善音樂會募得的款項不足一萬元，而這一萬元的使用卻遭到報紙批判。」[16]

「全台旅館有134家，餐館267家，飯館201家，妓院107家。餐館如果有女主人和手腕高明的老闆，營業情況會很好，而且店裡會極盡奢侈之能事。但是最大的餐館，借款也最多，依靠借款維持營運。」[17]

「即使日本治台已十年，仍未斷絕男性案中串通販賣女性人口；在日本帝國底層，就如同強者瞄準犧牲品一般，不斷壓榨軟弱女性。」[18]

當然，這樣的情況與日本傳統的情色文化是深刻相關的；當時我們的先民伊面在史無前例的重稅壓迫與沉重的工役宰制之下，一面眼看著殖民者的荒淫無道。

• 關於人性的真實

據稱，蔡清琳的父親是擁有幾處腦寮的腦長；他不僅讀過國語傳習所，是大隘三鄉第1位進入日本講習所訓練者；且四個月畢業後，就學得一口日語。確實蔡清琳照顧了一個日本女子，可能是一位「酒國之花」[19]；因而，他受到日本警察的妒恨；使得他受到日警的苛待。但是因此就說他「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以及「生計日艱。間以所眷戀之愛妾。棄之如敝屣。因焦思苦慮。欲脫出苦海。而萬策俱盡。窮鼠嚙貓。遂生此極惡之計。」[20]，是否故意隱匿了前述殖民社會的種種巨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指出，前述官方強調的蔡式的身分中，應該就像德國哲學家康德所指出的，「說謊者所說的都是真實的，只是沒有把全部的事實，都說出來吧」──這位「落魄無賴」，他擔任過「巡查補」，就是日警的通譯；他極可能親見或是耳聞過我先民當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如何戒毒成功，如何被打壓，其對於官民間的社會正義問題，應有頗深的體會；同時，由於這種通譯的能力，使得他不僅能夠幫助日人招募腦丁與隘勇，並且也能夠成為律師的通譯；也因此，他能夠獲得腦丁與隘勇的信任。

應該更重要的，是他所受聘僱的律師是伊藤政重[21]，我們在我台耆宿蔡培火的紀錄中，可知伊藤是早年鼓勵林獻堂輩向總督府爭取權利的律師[22]；在葉榮鐘的名著「台灣民族運動史」中，葉除了提及林與伊藤的關係外，還特別提及伊藤「在台灣是相當有名氣的律師，和政黨頗有淵源，似乎當選過議員」[23]──蔡曾任伊藤律師的通譯，應該也常表現出相當的正義感的吧。這樣的情況下，日女欣賞蔡是否很合乎人性？而據稱在蔡交給那位日籍女子的遺書中，有提出請她照顧家中妻小的請求[24]；這樣的一對異國男女之間，他們之間的關係，真的只是「貪圖淫逸，不務正業」嗎？

此外，關於似乎太貿然起事上──關於該事件，當局曾這樣地宣布──

「新竹廳月眉庄的落魄無賴蔡清琳，為提高其反抗的聲勢，虛報清兵來襲；簇使隘勇數十人在1907年11月14日暴動；15日，襲擊北埔支廳；渡邊支廳長與郵局局長與警部補，以及官吏家屬、平民等55人被屠殺。欲南進劫掠新竹，但被台北守備隊與新竹警察隊協力平定。我官憲處分匪徒80人，逮捕者9人；同年12月14日，由北埔臨時法院全部以死刑處決。」[25]

對於當時的清廷腐敗，而這次革命事件竟然寄望於清軍登陸，想像將以裡應外合之勢，進行革命──聽來昧於大勢，確實十分荒唐；讓人感覺犧牲得很不值得，甚至可能被鄉里所埋怨。

然而，蔡在事件結束前已經死於山區，當局所披露的種種，不僅並非蔡的供辭，並且也缺乏足夠的佐證；然而，當時我先民確實處在憤懣苛虐的無望中，除了前述的日俄戰爭前後，日人自稱其社會有「極盡奢侈之能事」的氛圍，而相對的，我先民還親身遇到這樣的情況──

「敵蕃的槍聲一響，台人隘勇聽到命令會立刻持槍勇猛前進……日人隘勇則十分害怕，非常膽小，……大部分日本隘勇一聽到槍聲就兩腿發軟，接著棄槍逃走。…會成為隘勇的日本人，多半在社會上無法謀生，因此其勇氣和氣魄比不上台灣人。」[26]

「我當隘勇的時候，日本警察下令，把台灣婦女化妝作山地姑娘的裝扮，由我們山地隘勇護送到山上，交給日本警察…。當時隘勇線警備的日本巡查多為單身漢……這是公開的秘密，誰也不敢不服從……。」[27]

「大坪監督所主任德永警部補對巫新炳有兩件深仇大恨，其一是巫新炳的○○被○○，另一件是○○飲料水，給他○○。三、隘勇賣命工作，月薪僅有八元，對待遇有不平不滿。」[28]

另外，據稱，在上述日人承認的史實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傳說，當年起義領導者與山民間缺乏近代化有效聯絡的工具，因而以某山頭上起火為號令；正巧那天有牧童在那山頭玩火誤傳消息；因而，難怪雖本來計畫頗有規模，竟然山民之外，各地無人響應。

我們是否對於他們的如此處境會有稍微多一些諒解──那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已到了簡直「忍無可忍」的情境啊。

• 該事件「欺騙」的基礎在「恐嚇」與「低智」

上面，我們引述的資料，讓我們看到了這個號稱為往後殖民統治「奠立」了「基礎」的年代，在論述那個時代人物蔡清琳時，有意的偏差，所奠立的是怎樣不扎實的「基礎」──它們隱匿了多少重要的背景，使得應該被重視的焦點被模糊或隱藏？那豈非一種故意的欺騙？

關心我們台灣史的讀者，會滿足於我們對於這類欺騙的揭發麼？

人說，「謊言者小心了，因為謊言者將因需要更多的謊言，而被壓垮」

本次革命事件，發生在1907年，在日人統治的近四十年間，都被掩埋在歷史的灰燼中，好像是動輒引來行人嘲笑的小丑般；怎麼會如此啊？

因為，當局把合理的扭曲為荒唐的，把無知的放大為理想的；因為，所有消息被封鎖，被恐嚇，被長期的瞞騙──在低智的教育基礎上──低智的「基礎」確實絕對十分「堅實」。

以下，我們分為封鎖與恐嚇，以及長期瞞騙的兩部分，。

• 封鎖與恐嚇

殖民當局在日據末期，曾在我們島上出版了一本專書「台灣小史」，即前及的不得不公開該事件反抗規模，以提高警覺的；那是戰時體制下，所有出版物的內容必須嚴審的時代，但該書在論述當年的「北埔事件」時，卻透露出我們在過去的出版物中，沒有聽說過的史實；它如此描述著──

「流浪的無賴之徒蔡清琳……號召同志四百餘名……於明治39年3月，在台北廳新店庄，召集各地首領，舉行秘密會議，翌年11月，散佈清兵來援之虛報，嗾使隘勇等從北埔開始暴動，策應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之黨徒響應；其勢猖獗一時，未幾，首魁等悉被就逮。」[29]

這一資料，表明1906年3月我有意起事的先民曾在台北新店庄秘密會議，這是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史料，並且通常這類會議，安全性極重要，應該必然選取眾人認為可以保證安全的地點，會議沒有選在桃竹苗地區，竟在台北新店庄召開，是否可見原本起義的規模，應該遠大於當時的北埔事件。蔡清琳當年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在過去的紀錄中，都被當局隱匿掉了。

這一資訊，對於當年的史實言，多麼重要？它使得傳說中蔡氏的反抗並非只是新竹山區一小撮人的感受，而是北台灣社會蠢蠢欲動的徵兆，相對言之，殖民當局的統治「基礎」，其實真的並不穩固。難怪就在此前後，當局在理番政策上，採取了北征南撫的政策，同時，當然也恐嚇、威懾了當時的漢族社會。

• 關於長期的矇騙──低智教育

此外，我們由該一新說法中，起義前一年，各方領袖曾經正式會議上，可見蔡的起義並非臨時起意，早先總督府官報以蔡的決意來自於日警拆散他與該日本女子的同居，是「貪圖淫逸，不務正業」之說，實大誤；而該錯誤說法竟造成戰後我「新竹縣誌」有關北埔事件的敘述達2500個字，其中專述想像的蔡清琳個人私生活的字數達650個字。佔了四分之一的篇輻。縣誌是屬於官方文件，真是可嘆。

而更重要的，是該「新竹縣誌」，在其關於本事件描述的最後，竟有如此的一段論述──「按，台灣人民本乎民族意識，對於優越、驕橫之日人，常以反抗心情默默無語，作金剛目視而銘記焉。居弱勢地位，能取不卑不屈態度對付強者，誠足貴也，至若蔡清琳，為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煽惑消息欠通之隘勇、山胞，仇殺日人孻婦老幼五十七人，洩一時之忿，而累及鄉黨，幾瀕於危殆，此豈能與發乎民族精神之起義同日而語哉？」[30]──似乎完全不知道我們前述的，關於我們先民被侵凌蹂躪與他們對於日人隘勇之所見？！

我們自身的官方文獻竟說我們的革命人物蔡清琳是為了「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我們的革命人物啊，真是蒙受了自身族人怎樣的誤解？！

而更重要的，應該是當局低智教育的效果，當年我們島嶼祖國派的領導人林獻堂先生曾經指其為「愚民教育」[31]──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及過的，教育上不重啟發「良知」、「良心」，只重視「體罰與恐嚇」，並且禁止發問與討論。

印證於當年身為劫後餘生的隘勇之子孫曾回憶其祖父在北埔公學校畢業前夕，最後受到的教育方式──對於平素以記誦為唯一學習方式的，已無發問習慣的學生們──

「安部校長……用自豪的語調，訴說日本『忠臣藏』〈赤穗47義士〉故事……突然話題一轉，談起『北埔事件』。安部說，『這場殺戮國人的『事變』，同是臣民忠君的行動，差別在大日本君臣關係以忠誠節義而明志；清國則是以名利封賞所維繫。因此才使狡獪兒蔡清琳有機可乘，以官祿重賞蠱惑愚民莽夫以身效尤，高舉忠君旗幟，逞貪婪之念又濫殺無辜、株連婦孺，實乃鄙劣民族之行徑』……緊接，安部說：『長官痛斥，……意予除惡務盡剿滅16歲以上男性。我等，……求其寬恕網開一面……』……當年……公學校的教職們，更是此項說法的推手……戰後，祖父一次與公學校前後屆卒業同學聚會，……卻意外發現北埔公學校的同學人人上過此課。……」[32]

平素僅以記誦為學習能事的學生們，很容易「信以為真」，他們簡直永遠不可能知道，就在日據下台灣警察制度中，1899年，當局所提出的敕令「警察獎賞規則案」的獎賞規定最高可達五百日圓的厚賞，實際「獎賞審查與施行內則」則規定為五十元以上，沒有上限[33]，而當年隘勇的月薪只有八元；那是安部校長與老師們多麼無恥的欺騙──是否難怪前述「新竹縣誌」的作者會被誤導了；更不要說日本警察在每年的年節可以對民間商家收取鉅額的規費──未來我們將會另外談到。

這就是殖民統治的真實基礎，然而，受蹂躪與受侮辱的被害者的子孫們是永遠無知，只會記誦校長和教師所布置的動人故事的嗎？這就是我們關於殖民當局奠基的故事的一個重要的，殖民者努力要抹殺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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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何「基礎」之可貴，在於其扎實；然後，才可能在其上構築種種理想；高壓宰制的統治當局要榨取資源作為歲入，本來不難；難在於其行事是否扎實，若不扎實必然難以建立穩固的基礎──因此就舉1906年之直後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為例而論述之。

[2]也因此，我們在本文中不細談其過程；只談其中可以確定糾正的事蹟；在此可概要地說──本事件以仁義、安民、復中興為號召；其成員主要為漢族隘勇與原住民；殺死日警與日人56名。起義者出發自近山的內大坪，一路殺向北埔支廳；沿途12公里，頗有鄉民參加，順利成功。欲進攻新竹城始發現，時間聯絡有誤，無人響應會師。事敗。主謀者蔡清琳入山區，被原住民所殺。事件後，被酷刑拷打致死的共有80多人，尚不包括自殺，被山胞殘殺者在內，總數超過一百多人，最後受拷刑而未死的只有九人。象徵性地審判了該九人，以死刑定罪，執行。宣揚沒有誅九族。

[3] 霧社事件，日人死亡162人，戰傷244人。

[4]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版。

[5]「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6]日文原著，『台灣治績誌』，頁424。在省文獻會出版的中譯本「日據下的台政」中，此段受到改寫，並添加不少資料；此不引。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時報文化，頁242。

[8] 「台灣武裝抗日史」，喜安幸夫著，廖祖堯譯，1994年三版，頁121~122。

[9]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10] 「內豐浩劫」，頁170。

[11] 「內豐浩劫」，頁171。

[12]引自「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321。

[13]同前書，頁244。

[14]同前書，頁186~187。

[18] 同前書，頁182。

[15]同前書，頁191。

[16]同前書，頁180。

[17]

[28] 原文見於「北埔事件秘錄」，轉引自「內豐浩劫」之「北埔事件秘錄探討」，該書，頁193。原書為巫新炳所救的日本基督徒宮川老人在1916年所記錄；其中空白處，據當地人說是前妻被姦殺。我台文化人林柏燕，認為沒有證據，不可妄議。〈關於隘勇月薪八元，是日籍隘勇所得，據日籍隘勇稱，自用尚可，難以養家。台籍隘勇更低。〉

[19] 日人的史書中曾故意如此描述該女──「就流傳至今的照面來看，她是瓜子臉，五官端正，感覺十分高尚，但據說頭腦不是很好。」〈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39〉──如此描述，應該是日人「應用史學」發揮作用了。

[20] 「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21] 「內豐浩劫」，頁46。「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40。據稱他曾經代表我農民向林本源製糖會社抗爭；受委託的伊藤政重原是臺北地方法院判官，1899年改任律師，後任臺北律師會副會長。如前述， 1909年，林本源製糖會社在總督府協助下，欲以極少的價格強制買收農地，伊藤政重對此種侵害地主權益的事公開大加抨擊，策動反對買收土地之運動，並赴京請願。最後被總督府取消其律師資格，以妨害公安名義迫其離臺。「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的土地政策」，師大學報，第 10 期，頁106~107。

[22]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87 ，頁67。

[23] 同前書，頁68。

[24] 「內豐浩劫」，頁47。

[25] 日文原著，『台灣治績誌』，頁424。在省文獻會出版的中譯本「日據下的台政」中，此段受到改寫，並添加不少資料；此不引。

[26]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85。

[27] 「內豐浩劫」，頁193。

[29] 「台灣小史」，1945年。

[30] 在「新竹縣誌」的「人民志」第四章「北埔事件」欄之最後。

[31] 「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頁4。林氏對梁啟超語，「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32]百周年紀念專刊，頁215~216，遺族後記──北埔事件之三個因素三個影響，劉兆桄著。

[33] 「日據初期警察與監獄制度檔案」，〈附錄台灣中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編譯人黃耀東、吳定葉，省文獻會，頁223、234。

前面我們曾經討論到「日據時代」一詞，不只可以表達我島當年曾經被日人侵據的，並且因侵據的手法惡質，以至於當局處於不斷必須善後的狀態；此外，也由於善後缺乏誠意，因而與我先民關係惡劣，我先民們處境悽慘。另方面，可說由於「家醜不外揚」或「武士不認錯」與「獨佔利權」之類，我島當時還處於某種被割據的情況；也就是，過去把「日殖時期」稱為「日據時期」，其實，除了強調其侵略本質外，還展示了這種「割據」的狀況──也就是一種不能隨其國內發展而發展的處境。

現在，我們要在此進一步描述當時割據的情況是如何成型的。

如果處於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島嶼在日本之南方不遠的海域中，往昔日本海盜馳名，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先後其海軍擊敗中國與俄國海軍，我島嶼在轉隸於日本後，殖民者的國力發展尚頗順遂，似乎實在沒有被割據的理由；然如前述，我島嶼在被日本殖民者侵據之後，確實有被日人割據的情況。仔細考察，其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歷史現實的背景

如前述，如果沒有推出那錯誤的攘逐殺戮政策，就不會有往後攘逐殺戮政策的失敗，也就不會有「有辱國體」的處境，自然也不會出現必須掩藏實際真相，可能引出「割據」之局──當官方隱匿自身的錯誤，表示必須「報復」我先民時，可說「割據」的惡質種子已經種下──我先民將陷入「無可求助」，「無可申訴」的處境。

在東京，由1896年4月，開啟民政時代之前，先給予台灣總督「委任立法」之大權，可說是這「日本官民割據意識的法源」[1]；乃木時代，總督就依此在現實中努力爭取自主，如前述他提出任期制的要求，反對政黨干涉總督的權力；到兒玉總督時代，除了入台之初，就一反過去慣例，對外界乾脆提出可以避免批評的「無方針」之說，往後後藤長官曾強調「適足以阻止政黨人士置喙」[2]的武官總督制，而兒玉更曾經在國會請求開秘密會議，獲得如願舉行；這種對公眾隱匿事態真相的作為，與當時媒體所指責的「以新聞紙條例，防失政之被表白於外，以保安規則，使內無反抗紕政者」[3]，應該就是「割據」逐漸形成的訊號。

其二、既得利益者的割據傾向

這是台灣改隸於日本後，當1896年4月，民政時期起，各色平民湧進我島嶼，如前述，其中不只是良莠不齊，在這塊新領有的土地上懷抱著淘金與發財美夢的人更是不少；當時的情況，來台日人絕大多數是公務員，以及與公部門有業務往來關係，盼望能在島上獲得特權的地位，希望賺得一筆錢財就返鄉的投機者，他們是最早的既得利益者。當時，「日本國內紳士不到台灣，僅無賴之途前往」[4]，經過「新領土充斥謀取特權的瀆職事件」，乃木總督懲治貪官汙吏行動半途而廢，到所謂的「第三旅團團長兒玉源太郎中將接任，讓很多人高興」。然後，先以人事整頓，送走了一千多名官員[5]，要到1900年才有前述的「保安條例」出台，又強制其中難受管控的日人遣返日本。

到這時，仍然留在我島上的日人應該都是較親官方的份子；而其中更有財力與社會地位相當堅實的份子，他們或由於與總督府關係密切，或由於與東京政界的關係良好，因而其社會地位特別穩固，雖是總督府也不敢輕忽得罪的。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前述所謂「民敕」[6]的由來。

前及所謂「尤其是所謂『民敕』的特權階級，漸次養成一種割據心理，雖不至於把台灣看作他們的私有物，至少也是當作他們的勢力範圍……不過，官吏有一定的任期，也有調動升遷的機會，所以割據意識不及『民敕』的濃厚。……」，正是我島嶼淪於割據之局的重要背景。

在以上的背景下，出現的割據之局，在當時的現實時空中，我們可以見到以下的三種特色與兩個例子。

其三、割據型態的四特色

對於在日據下我島先民曾經指謫當時殖民統治有「割據意識」；也就是民間在總督府的統治下，常會有「無人關切，有苦無處訴」的情況。這種情況如前述起自1896年「六三法」頒布，給予總督「委任立法權」之後，但實際發動則要到後藤長官對外界宣稱「無方針」，成功地拒絕各界對於我島政的關切，建立起嚴苛的各項制度；讓我們先民從此生活在後藤所標榜的「生物政治學」的嚴刑峻法的宰制氛圍下。

這種情況，我先民曾經這樣描述──

「視台灣為它們的私有物，這種霸佔碼頭的割據意識，尤以在台的日本移民為濃厚，他們未遂其壟斷殖民地利益的野心，不但不肯和台人合作共享，甚至對本國人也加以排拒。它們對本國所做的宣傳工作，便是極力宣傳生番獵人頭如何厲害，傳染病如何流行，毒蛇如何可怕等等。」[7]

一、時代的傳承

探究這種狀況的緣起，由於當時軍部的氣焰極高，則我們有必要追究到前述乃木總督時期參謀本部那堅持繼續壓制我先民的作法與主張利用舊慣的報告，以及乃木提出總督應該獲得每任期五年的保障，才能利於當局在我島的施政；這三者加上後藤在1897年初提出的「台灣鴉片令」以來，透過研究西方殖民帝國的先例而來的獨得之秘，應該是該割據情勢的前景──或甚至可溯及幕府勢弱時，強藩相當自主的情況。

對於我島嶼言，兒玉時代「兒玉一面擔任台灣總督，同時也兼內閣的部會大臣，1904年還親赴滿州指揮路軍大戰俄軍。在日俄戰爭期間，後藤事實上是台灣的第一號人物，讓兒玉安心在前線督戰。」[8]，加上前述當年後藤在宣示「無方針」後，為了實施「警察政治」而向東京堅持，甚至不顧兒玉總督的反對而以去就力爭的情況；如果在此期間我島上出現割據情況，後藤的責任顯然很大；這些應該都是我島嶼逐漸形成獨裁割據的理由。

二、迴避軍部的

但是這種割據的特色，由所謂的「兒玉原本推薦後藤繼任總督，但後藤聰明的婉拒，他不敢改變武官出任總督的制度。即使1919年台灣已經改為文人總督了，後藤還是反對這樣的改變，因為『軍人才容易使新附民〈台灣人〉感受其威武，而且擋住政客的插手』。……」[9]看來，應該是很具日本傳統武士道威壓各階級的特色的──他顯然對於自身能夠避開軍人的跋扈而自鳴得意。據稱在日本學界甚至有「以後的吉田茂會接近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軍頭，也是效法後藤新平的政治手腕的」[10]之讚許說法。

也就是論者對於主政者沒有是非觀念，而重視政治手腕；面對日本傳統歷史文化中武士道的傳統，看來地位崇隆的主政者只是迴避的、臣服的，不敢據理力爭的，卻自鳴得意。

三、倚外自重的

然後，在上述的兩種特色之外，第三種值得提出的特色，應該是我們不僅由他們向英籍顧問柯伍德求助，柯曾奉派來台考察，為期近三個月〈1897.10.~1898.1.〉；當時的情況是──「〈1897年」九月柯伍德奉派來台考察，10月出發，近三個月，1月17日，視察途中提出報告；2月8日，台灣事務局由內務省接管；3月8日，後藤來台前夕，內閣請該柯伍德一連三日，討論台灣政策〈事前有意見書，次日有覺書，會後有說明筆記〉[11]；我們可見後藤對該英籍顧問倚重之重。

另，由後藤就任前直接向當局提出的「台灣統治救急案」中，我們也可看到他推介英人C.P.路卡斯的大作「英國殖民誌」；而他就任後，不久就請專人譯出該書，公開發行；我們可以看出他多麼推崇英國的殖民地政策；而只要稍微深入探討，我們就不難發現，被日人高度頌揚的能吏後藤的殖民政策，原來「就是英國所實施的科學性政策的翻版」[12]；難怪，真如後藤傳記作者北岡伸一所稱「他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學問。德富蘇峰曾表示他對後藤新平的看法，說後藤欠缺訓練有素的思維」[13]，自然實在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獨見創獲可言。

然而，他這位民政長官的統治，確實在我島嶼完成了相當割據的情勢；那應該是他雖有「吹牛大王」之名，但是在往後開展鴉片專賣政策時，他開始長期與鴉片業者建立起政治協力關係，使得這位被指為沒什麼學問且演講能力不佳的高官[14]，獲得了極為有力的金援，難怪在離台後，他在東京政壇上的影響力，似乎還能相當程度地使我島繼續維持過去那樣割據的局面──除了，1924年，在後藤出任內相兼帝都復興院總裁，真可說是地位崇隆，很有機會直取首相的寶座之際，當時所爆發於世，原來後藤其政治資金來自著名的鴉片業者「星製藥」[15]的醜聞，甚至有傳說，當年明石大佐在日俄戰爭期間在歐洲之所以能發揮其拉攏分化的手段，所運用的百萬元機密費，就是參謀次長兒玉當年兼任台灣總督指示後藤長官在台灣所搜刮、籌措的[16]──1904年，日本全國的經常門歲入為兩億元；而我島1904年的歲入為2,230萬元[17]。

四、「割據」下的兩個實例

如前述，日人割據台灣是1906年，後藤離任高昇南滿州鐵道會社總裁；他離職時，新任總督是佐久間總督；他自行在台灣總督府內設立「最高顧問」一職，由自己擔任；同時還推薦祝辰己來繼任民政長官，據稱當時就讓新任總督頗為不滿；然而，後藤確實對於我們島嶼個種建制有很大的影響力。不過，他所發展的割據局面不是沒有侷限的；以下舉出兩例──

一〉 割據下，總督府中學校「第一部」之消失

我們台人中學校之開始，大家都知道起於1915年；我台先民為了自身子弟的前途，願意自力設校，培育自身子弟；這完全是文明社會裡人性正當的進取心，是不能壓制的；當殖民者取得我島20年之後，才設置該校；相對的，對於在台日人言，1898年，國語學校下成立的「尋常中學科」；次年，改為「中學科」；至1907年，及日本國內義務教育實施之年，正式設立獨立的「總督府中學校」。

這時，後藤長官已高升，但其擁有最高顧問之地位，雖總督頗為不滿，但影響力還在；因而，就在1908年，即日本國內宣佈實施六年義務教育之直後，總督府正式增設了該一由後藤所設計的、被置於總督府中學校第一部地位的「英式貴族公學的」中學部；其理念來自後藤與其派系憧憬大英帝國的教育，認為殖民地的人才應該特別培訓，所以，招收的是畢業後將留在殖民地生活的學生；它不同於第二部，招收小學校五年級修業期滿者，修業年限為六年之外，其設計是：「教學科目在『普通學科』外還設有『國民科』『實業科目』等，……且採取特殊訓練方法，讓學生全部住入宿舍，俾遠離來自家庭及一般社會之任何可能的不良影響，每一班級的學生人數也設定在35名以內，並以每一班級的學生組織成一個學寮。各學寮設寮長、寮監……聘西洋婦女為寮母，在其監督下讓學生的起居飲食皆能適應規律生活……」。學生不僅住校過著相當西式的生活，他們還有如下的教育設備：

「由學生照料的植物園、果園、菜園；有飼養馬、羊和豬的草地、牧場和作業場；學校的操場可以進行足球和籃球等團體活動；也有一個大游泳池。教室、學習區和圖書館有最新且最好的教學資源，實驗室提供第一流的科學儀器。」

很有趣的，這在日人的「台灣教育沿革誌」中將之列為「總督府中學校」的「第一部」，但是在日裔美國學者鶴見的大著中，並不提及此一重要的地位，僅稱為「住宿學校」；而我們研究台灣教育史的學者，論述台中中學校的成立時，對於1915年以前已延續了七年的總督府中學校第一部，除了極少數學者外，罕有人提起；而該校之存在，儘管僅維持到1917年，終因非東京當局所能接受而結束，但是當時由沒有台人中學校，到台人有了中學校，卻是個程度極低的「台中中學校」，兩者對比，其對我先民之刺激，應該可以想見 。

它最後沒有能夠得到東京的許可，我們不知其原因是因後藤的影響力下降了，還是由於噍吧哖事件時期余清芳等起義時，所高揭的那六項控訴中，關於教育的一項控訴，當局實在必須適度回應？或是「神裔自大」的當局，對於後藤在第一部上所顯示「崇洋」，實在並不同意，因此就藉此機會把它取消了？

這位已成為往後歷任台灣總督就任前的請教對象的前民政長官，由其官運要到1923年，才在敵黨推動的「星製藥事件」中受到某些頓挫上看，它所建立起的割據勢力，在噍吧哖事件時，應該並未受到多少打擊，因而，我們似乎應該看重此中「神裔」自然反對「崇洋」的問題，才是後藤所設計的該第一部未受堅決支持的真正主要的理由。

二〉割據下，鈴木商店〈1902~1927〉的消失

事情要從1899年台灣銀行創立開始說起。

但也就在台灣銀行成立的這一年，後藤長官將總督府的官賣樟腦特許權，交給了購入台灣事業公債的新興財團，鈴木商店。

它是明治時代就成立於日本的連鎖商行，在神戶一帶發跡的零售雜貨業者。取得了該特許後，鈴木商店開始跨足實業生產，透過壟斷台灣樟腦而取得了莫大的利益。然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好景氣下，向台銀大舉借款，買進大量商船來開展國際貿易，更加獲利而買下了許多關係企業。

然而，大戰期間透過特權的過分擴張，戰後無力承受國際強大競爭，使它陷入嚴重的經營困難；該企業這時竟能使台灣總督府向台灣銀行施壓，而違法獲得了大量貸款；那明顯的超貸，短期間內顯然沒有償還的可能性，導致台灣銀行的銀根被抽乾，甚至還使全日本發生了震動一時，各方注目的擠兌風潮，即被稱為「昭和經濟恐慌」中的「台灣銀行事件」[18]。

「台灣銀行事件」是1927年昭和大恐慌的起爆點，這起事件可說也相當凸顯出了日殖時期下，台灣總督府與「民敕」共同「割據」我島嶼的關係。 換言之，今日我們所稱「日據時代」，除了指涉的是日殖時期的我島殖民體制外，還包含了這種我台人被日人如此割據的次次等人的不幸處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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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頁53。

[2] 這是後藤在1916年的談話，指後藤為一積極的財政論者，對於主張「整理財政」的「議會多數黨」抱持著難以動搖的不信任感。轉引自「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霸職事件」，小林道彥著鄭天凱譯，台灣風物四十七期二期。

[3] 「台灣近代史研究」，吳密察著，稻鄉，頁125。

[4] 「日治時期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3。當時的情況是「這些人無恆產而以賭博為業，以種種手段奪取工商業者的財富，有前後卻沉迷酒色、打架、吵架、毆打、對罵，連警官憲兵也口出惡言，甚至毆打文官。此輩在明治二十九〈1896〉年四月渡台者甚多」。

[5] 這僅是人事整頓，所剔除的，並非根據素行資料，因而，有所謂「為了節省人事費用，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初期政績之下，一舉將1080名官員撤職，進行殘酷的人事整頓。」之說。見於「日殖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74。

[6] 這是「民間的敕任官」的意思；日殖時期官等分為敕任、奏任、判任三種；民敕等於是總督府局長級的地位；他們不但在民間睥睨一切，對總督府官吏也不放在眼中；當時曾有一年輕新任，思想進步的課長，說話得罪了一位民敕；該民敕就直接向該課長嗆聲說，你們的椅子能夠做得牢嗎，以後請不要多講廢話……；這就是「民敕」的威風。

[7] 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頁27。

[8] 「後藤新平傳─台灣現代化奠基者」，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

[9] 同前註。比較特殊的一點，據傳記對他的描述是，「他深受兒玉總督的信任，可以自由發揮，但在兒玉面前，一向小心謹慎，一改平常滔滔雄辯，旁若無人的態度。對於一些細節，也必定請示兒玉，獲得了他的信任才放手去做。」

[10] 「後藤新平傳─台灣現代化奠基者」，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71。

[11] 「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18。

[12] 「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制度」，李園會著，南天，頁23。

[13] 「後藤新平傳」，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台灣商務，頁60。

[14] 在他的傳記中，頗有這類紀錄，例如，有稱「後藤的想像力有如天馬行空，往往疏漏太多細節，尤其在提出新的計畫案時，因為欠缺組織力與一再反覆說服的力量，被議會刷下來。」與「作為國務大臣的後藤，面對議員的質詢，往往答非所問，甚至不知所云……」。引自「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傳奇」，賴青松編譯，一橋，頁112~113。

[15] 其創辦人星一，於1907年創設時，本只是生產家庭常備藥品，後因與後藤的關係，轉向粗製嗎啡，再轉入醫療用嗎啡；1915年，他獨家獲得總督府的粗製嗎啡，因此該會社業務飛躍，執日本製藥業的牛耳；直到1924年，後藤離台18年後，因此而被新任總督伊澤控告該會社秘密銷售鴉片獲取暴利，違反「台灣鴉片令」。

[16] 「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傳奇」，賴青松編譯，一橋，頁263。

[17] 日本資料轉引自「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頁25。台灣資料引自「台灣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頁983。

[18]在台灣銀行1925年的總貸款額7億日圓中，就有半數的3億5千萬日圓被鈴木商店貸款，除此之外日本銀行提供給鈴木商店的2億圓震災國賠金中，台灣銀行便負擔了1億4千萬日圓。當時，市場上日圓流通不足，貿易陷入了停頓，於是開始出現了關於台灣銀行可能倒閉的流言。1927年三月，因日本國會討論該事件的內容外洩，就演變成1927年三至五月的昭和擠兌大恐慌。全日本所有民眾無不瘋狂擠向銀行想在關門前提出存款，此一擠兌導致銀行接二連三關門歇業，不只是台灣銀行，乃至於日本的大阪近江銀行、廣島葦名銀行等老字號都接二連三停止營運，由於行內現金被提領一空，即使在日銀特別融資下仍不夠支撐擠兌潮的台灣銀行，中止了對鈴木商店的貸款，鈴木財團於1927年4月5日因周轉不靈被迫倒閉宣布破產。因此，若槻內閣總辭，改由較具軍方背景的田中義一組閣，起用日本銀行總裁高橋是清接任藏相。

哈，上次貼文，竟然被人說我不是中間選民，說我不公平。。。怎麼辦呢公民老師的職業病，總不能不關心公眾事務，真是的。。。

島內民主政治之敗壞，可能已經無救，不過，愛台灣，就必須「死馬當作活馬醫」。。。雖然遇到有些情況，真只好認輸──就像所羅門王的故事，真假母親爭兒子，真媽媽怎捨得與假媽媽拉自己的親骨肉，敢用力拉的假媽媽，一定贏了。。。這就是今天的世道，今天的天理。
在這樣的天理之下，也好，年輕的時候敢於逆天，其實可能反沒有老年的逆天更為清香冷冽。。。我這有點年齡的中間選民，自從2007年開始，在網路上不肯從俗地，以「中間選民」之名，來論述每一次重要選舉中所見的問題。。。
而今就再像是逆天地再來談談對於當前各候選人的忠告。。。這次，最近的情況，由於呂前副總統的出現，好像大局會有大變化；讓我想別出心裁地由第三勢力開始談起──

一、 中間選民與第三勢力的機會與潛力我們中間選民的自我定義，原本就是本著理性、良知以及社會經驗的洞察而由對立兩大陣營的社群中游離出來的意見者，雖然我們不敢自稱意見領袖，但是確實我們是帶著各自原本的社群關係，也不願意放棄自身公民責任的社會存在。
上面，對於中間選民的描述，原本就有類似「第三勢力」的意涵；只是它們之間很容易各有定見或是高見，沒有哪個候選人能夠把它們吸收與整合，自然就難以成為具體的勢力；誰在社會政治的兩大陣營動盪中，能夠抓住那越來越多的游離份子與其社群嗎？過去有人強調素人，今天有人強調庶民，其實所謂「素人柯市長」與「庶民韓市長」，以及最新出現的喜樂島呂副，強調「永遠中立」，應該都可說是在這個大原則上出現的社會力量。相對的，一如上述對第三勢力的論述──

柯市長的台灣民眾黨，脫胎自深綠與淺綠，似乎可能獲得淺藍郭豪商的影響力加持；古語不僅有稱「金錢能使鬼推磨」，還有所謂「錢能通神」，我們有社會經驗的中間選民當然懂得，雖然不太同意，但想到若真是「神鬼戰士」，可能一起出動，自然也不敢輕視，其影響力。

韓市長的韓粉陣營，來自長期被忽視的軍公教警消與庶民階級；不但，已取得了九合一大選的勝利，又獲得藍營的正面加持，且剛歷經前面幾次造勢的可觀考驗；但是過去楊青年的班底與同路人都還在，藍營的動盪怕難處理。。。但是2018年的基礎，遠大於這種癬疥之疾，只要實質繼續發展，而近來更有所謂「韓民調大輸？──等陸戰開始敵營聞風喪膽」之說，應該仍頗有可為。

而呂副的喜樂島，應該可說是來自綠營的知識菁英，他們與學術界、與教育界的關係非淺，可能本有桃李滿天下的優勢；尤其這次喜樂島大老賀教授與媒體界的彭教授攜手在堅持學術良知上的表現，可圈可點；應該對於知識界有相當吸引力。而其強調「永久中立」，確實比綠營當局莫名其妙的製造恐怖，高明太多。在未來三個月中，無邊恐怖是否會疲乏，漸被「永久中立」取代。

他們三組人馬對於明年初的大選，都可能對於執政黨產生相當巨大的挑戰。
郭柯王一組，在立委方面，應該一定會有斬獲；只是不知道是否能夠順利達標？幫助台灣民眾黨從此可以立腳江湖？甚至，獄中擁有特權的陳水扁所推出的一邊一國黨，在當前的情勢下，公開指揮綠營讓出幾個名額，以免綠營中成為「一言堂」之事，看來也難免真成為很高明的洞察。。。
以長期關切我島前途的中間選民看來，雖說難免對於我島民主的前途相當失望，但是，經如此冷靜看來，其實綠與藍兩大黨，雖然讓它們黨內熱切的理想者簡直瀕於絕望，但是由上述鳥瞰當前的局勢，其實它們的生命力，還是都各自頗有發展的。。。
也是因此，在前面對於第三勢力部分，考察與勉勵之後，願意也來談談綠藍兩大陣營。。。儘管聽說兩大陣營合起來，總數也不超過百分之六，我們中間選民也願意給予應有的尊重。

先看綠營，原本上周我們看大局，還提到執政者可以躺著選，那是因為執政者優勢太多，藍營雖暫時出現了一位富可敵國的奧援者，很快地就在1450與楊青年的班底與其同路人的運作下，讓藍營窩裡反；而當時，喜樂島的視頻在大公主的默殺下，看來只有成為另一位深宮怨婦的可能。。。而賴神又被輕鬆出局；真是左右兩手都很順手。。。沒想到，大公主的特種列車，竟然忍不住回應了喜樂島的質疑──記得不久前喜樂島原來執意要辦什麼活動，因為美國老大不開心，就停辦了。。。那麼這次喜樂島的情況，是美國老大不反對囉。。。也因此該頻道的主持人彭教授，精神越來越旺。。。我們中間選民看來，大約美大那邊對於大公主那「超買」的「走私觀」與當局對「三百萬」來路與去向都不明之事，似乎造成美大那邊無形中是表了某種新的態度──
看來綠營，這次的大選，不可能再躺著爽選了，雖然大公主過去得到過美大的護持，但是否就像當年的國民黨一樣，沒有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支持，爪牙們當年怎敢白色恐怖？這也是韓戰後，國府大展白色恐怖的真實背景，一如今天綠色恐怖之將起？──但是，後來美大收回了他對藍營的護持。。。留英的大公主是否也將失去美大的護持？即將被留美的呂副與彭教授所取代。。。？
大公主應該如何自救？以下，是個人對於綠營的建議──但是由於過去明顯的語言嚴重扞格，就像其過去使用的「維持現狀」，顯然獨樹一格，而最近有「超買」之說，更是「法學博士」別出心裁；我想那是我永遠無法溝通的情況；因而，在此我只是提議而已，沒有任何對話的企圖。。。

一〉 承認錯誤 究竟自己犯了多少錯誤，以至於美大簡直不能不改變對於喜樂島的態度？另，2018年的大敗，真的沒有犯錯嗎？只是人民沒有快速地跟上來，大公主自己進步太快了──民主選舉，如此攻擊選民或恐嚇選民？！

二〉 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檢討的深度與廣度足夠的話，應該可以自行發現問題所在，然後，就應該積極的更正。舉例言之，「反送中事件」的根源來自港人來我島上殺人與被殺；我島應該有管轄權；居然執政當局對於「反送中」，採取支持的態度，也就是放棄自身本應有的管轄權，這就是當局荒唐的一例。支持民主，就無法法治嗎？這樣無能的法學博士，看來真很像是假的？應該無須我公民教師的指點吧──

另可舉一簡單的改善，就是放棄自己那製造「綠色恐怖」的主張，接受呂副關於「中立與和平」的喜樂島主張。大公主能夠完全認錯的話，可自己一面公開認錯，肯定呂副的主張；一面宣布棄權，請中央黨部另行安排人選。

不過，上述的情況，也可能太理想化了；因為，據稱最近賴神已經對大公主表示輸誠，儘管大公主不僅在施政上很蠻橫地「髮夾彎」，還有把「走私」公開解為「超買」，但作為一個為了理想願意犧牲一己的「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他願意犧牲那一切；這也可能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大團圓出台姿勢，聽說綠營們都很開心；他們所期望的，寧以社會的民主與法治為代價的大戲，為了所謂的「台獨」而逐漸開場了。

然後，我們來看過去被譏為「無能」的藍營；中間選民中，過去屬於藍營的應該不少，為何游離出來？就所知，有的是怨藍營當局只會拿香跟著綠營拜，拜八田，拜二二八，還跟著「去中國化」的，因而藍營中主體性較強的，難免按捺不住，自然以之為恥而離開了過去自身所屬的社群。然後，2018年軍公教警消年金被砍的，他們是有組織的，與藍營有相當淵源的最大一批游離者。
藍營一般所見的問題，是內部不團結；使用文明辭，是沒有中心思想；其實選舉當前竟談緩不濟急的「中心思想」，實在是笑話；所以，有人說，那就是要別人向自己團結的意思；

其實，個人淺見，選舉當前，當然大家應該團結，但是向誰團結，應該以誰為中心呢，這時不應該是提出趨於空洞化的政見，應該要像前面我們為綠營所提的寶貴意見一樣──誠懇地檢討過去的失敗。哈，看來成功了，我努力地維持了中間選民應該不偏心的批判態度。

下面就舉例來看──實際應該如何，各位領導人應該衡量民眾可能的認知，認知落差太大，可能民眾難以接受──

一〉承認錯誤 有些領導人，莫名其妙地把其徒眾弄得抬不起頭來；一旦抬起頭來竟已經是山河變色，大地沉淪；面對的簡直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苦況，真是讓它們覺得如何自身竟信託了這樣的領導人？如果藍營能夠讓這樣的領導人公開認錯與說明，就像綠營的大公主能夠坦承自身的錯誤，應該對於它們的陣營都有相當幫助的。

二〉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如果真的能夠檢討過去的理念與路線的錯誤；讓人感到確實是深思熟慮之後，所謂「痛地思痛」的醒悟；從而很理性地找出應興應革事項，對於關切社會前途的民眾，應該一定能產生召喚的作用。

例如，某大領導人重用楊青年的前因後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民間的疑慮與好奇，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解說；該系列所引用的接班隊伍，計畫中是否已適當地給予安置？

又如，個人所熟悉的台灣史教材，藍營中樞有何主體性的觀點，明顯可以提供給社會參考，遏止當前認同台灣殖民統治的歪風？是否可以立刻在各地推出？例如，被掩埋的──嘉南大圳的真相、降筆會戒毒運動事件、噍吧哖事件、北埔事件、日殖時期教育政策的真相。。。

換言之，就像是韓市長可以使用他治裡高雄市水患，由深「淹水」而改為「積水自退」的明顯政績，來說服每位民眾，表示藍營「已經準備好了」；所提出的應該是可以立即成功執政，立竿見影的保證，不只是空洞待外力才能實現，很容易因在野黨不合作而成為泡影的政見。

哈，大戲就要開場了；給予綠藍兩大黨的意見，「知過能改」的內容都是十四行；哈，我這個中間選民真相當公平呢。
稍微回顧這前後，信手寫來，網路訊息中當年的金童趙少康，在為藍營不能爭取到20~30歲的青年選民而擔心；我這所及的台灣史的主體性問題，可不正好是可以針對於那些青年選民的嗎──讓他們知道我們島人應有的自豪，自身有著怎樣的血胤，原來自己已經在教科書中被騙、被窩囊了多少年。。。

啊，由這樣說來，我是否又不夠公正，偏向某一方了？中間選民啊，我該如何是好。。。不管了，這就是我這個中間選民的我思與我想與我的追求我愛、我愛我的島嶼與我的同胞與我們共同的社會做一個公民教師，游離成為中間選民。。。是。。。我只能為所應為。。。

中間選民譽孚敬白

──如果他真是一位革命者，對他大力批判，應該是對他最好的恭維──
──對於死者，若是真革命家，深入批判他應該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

其一，他對於台灣史的看法──

個人根本懷疑他的那本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由收集到寫作與完稿是他獨力完成的。

由於個人研究台灣史數十年，目前撰寫「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近百萬字，由收集史料而消化整理，二十年來，至今難以完稿，他的大作內容超過拙作甚多，若是獨力完成應該不可能；其能夠完成的理由，個人合理的懷疑，其許多資料來自日本官方資料，無須收集；也因此其書的價值，不過是拾日人之牙唾而已；也因此，我們看他的大作，除了年輕人易受其中「似乎」高度關注社會正義而傾心外，不過是剪貼了一大堆日人當年上報東京，公開的各種資料吧。。。
然而，他的台灣史觀，正因此是很有侷限性的。以下分為五方面──

一、 日本史學中「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的差別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史學界就有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野；顧名思義，純粹史學，學者秉筆直書，講究實證，是非黑白，半點苟且不得；應用史學則沒有那樣嚴格的要求，僅以能夠達到官方認為社會所需要的水準就可以了。

由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正是當年戴國煇教授所感慨的框架──那是1982年在他所主持的學術性刊物「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創刊號」中，戴署名提出的，對於該誌的「期望」──
「希望不受『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

在日本的台灣史研究，所謂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為何？
對此，我們有必要回溯日本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的歧異之形成故事；那是著名的久米邦武筆禍事件；事在1891年，東京帝大教授久米邦武發表「神道乃祭天古俗」論文，遭神道家攻擊，次年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近於同時，另有重野安繹教授，則以論文「從事史學者其心應至公至平」，而受到匿名信檢舉，懷疑其國家觀念；於是重野稍後也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1893年，一度他們所屬的史料編纂單位整個被廢除；後不久，雖然恢復該單位，但特立規章規定──
「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論說不得公開，單位內史料一律不許外洩。」

最後則形成──
「以日本史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並且使他擔負了確立國體觀念、涵養國民思想的任務。因此存在著強調符合此大目的的史實而掩飾相反的史實的傾向。」

換言之，這是日本正統史學研究上的正統的限制。日本史學界自明治維新以來就是流行著這樣的傳統。史明在日本整理出來的大作，自然就受到了這個大傳統的限制──其觀點絕不是「至公至平」的。

二、 日本學界研究台灣史的禁忌──革命者史明的「桎梏」

由於日本史學明顯地早有前述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他在研究關於我島嶼台灣的歷史時，也就有了明白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外界看不到的「桎梏」。有些史料根本不許外流，有些史料則不可公開討論，已如前述─這也就是我們前述見到戴國煇教授在1980年代前期所描述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
換言之，戴國煇教授當年寫作的許多論文都是在那不自由的「既存框架」下艱辛完成的；自詡為革命者的史明卻完全隱匿了自身在這方面的殘缺，好像自身在東京十分自由似的，完成了他似乎偉大的作品。
個人沒有去東京留學的經驗，甚至對於日文著作沒有掌握的能力，當然不可能看到白紙黑字的這方面框架的證據。但是，由當年台灣總督府對於自身作為的拒絕承認錯誤，強調不能有辱國體上看，其實，這類事例是很顯而易見的──那「框架」應該就是總督府不願意讓人攤開來「討論」的種種。

例而言之，馬關條約簽訂後，依約應該任便給我先民兩年期間，然而當局竟然陰謀進行「攘逐殺戮」我先民的移民政策；所幸，由於其屠殺毒策破壞列強的貿易，引起列強的公開而強烈的批判；事態鬧到其天皇出面止殺，與撥款慰問我遭難先民；因而，原本寄望能把我島民儘量趕走，而其終於我島上僅消失的七十萬人，沒有成為無人島。這是個重要的例子；也是日本東京或是台灣總督府都不肯面對的史實──史明的厚厚大作中，果然絕對不曾深入關注這段史實──雖然他好像很關心我先民似的。
另外，類似的限制，是日人自我標榜的部分；例如，日據下各位總督位高權重，自然歌功頌德者不少；而相對的，對於居於被統治地位的我先民可能讓當局失面子的事蹟，自然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
前者，每位總督上台通常都有一篇頌讚日本統治的文章，每次都強調日人統治非歐美殖民之統治所能比擬；自吹自擂，永不疲累。
後者，則可以1901年前後，我先民自動發起降筆會戒毒運動，由於其方式暗合今天最先進的戒毒原理──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輔導──因而效果奇佳；然而，該一可說具有世界開創性意義的社會運動，竟然在日警的打壓下失敗了。我台先民這樣輝煌的社運經驗，在史明的革命大作中，簡直沒有任何蹤跡。
這樣的史實很不少，然而，史明置身在這樣明顯的「桎梏」之中，但是在其著作中，我們簡直完全沒有看到他有體認這種「桎梏」的自覺？

三、 應該被同情的史明的「富裕的遭遇」？

革命者史明，1918年出生的他，自幼生長在很富裕的環境；老祖母長期寄錢給他花費；晚年被我們島嶼青年圍繞成為革命導師；然而，我們來看這位革命導師的晚年大作「史明回憶錄」；居然其中可以允許有如此的描述──
「在我們那個時代，士林人〈應該說是全體台灣人〉無論家境貧富，一整年都在做稞、過節、拜神明、祭公媽。」〈史明回憶錄，頁99〉

真的嗎，當年我們島嶼上，那是個怎樣的，「無論家境貧富」，都可如此過活的社會？
這應該是史明這個富家子，才會說出如此離譜的話吧？擁有這樣離譜的觀點，他怎能寫出那本他署名出版的革命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

他真的曾經是革命者嗎？或者只是某種誤會？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其家族故事時，提到其家族中曾有「由於濟助乞丐而致富」的傳奇故事；但是，很離奇的，史明對於我華人社會中這類「善有善報」的傳統觀點，似乎全無同情與同理；相對的，卻說自身家族這類故事的真實背景應該是對於自身「強取豪奪」，錢財來路不明的誆語。

看來，他真是個特殊的「革命者」，他的家族故事，或許真如其自身的解說；因而他是真正相信「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的？換言之，也難怪，這位寫出其革命大作的革命者是接受、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真正關懷弱勢者的宣傳家。
也由於他的家境是富有的，自從進入小學校之後，他可說就與日本小孩玩在一起；並且很特殊的條件是，他的身材高大，因而在學期間，由小學到大學，他沒有受到過日人真正的霸凌；尤其，在台北一中時期，他偶然由日籍玩伴處感受到了日人的「惟神之道」，其實只是某種「禁忌」而已，因而他沒有像其他台籍生一樣，發生對於「神道」難以充分認同的困擾 ；大學時代，他進入私立的早稻田大學，能藉著每月祖母由台灣寄來的足量金錢，供他參加日籍同學的各種課外活動；那都是高度認同於日本文化的活動；所謂的──
「日本二千年來的古代文化、生活，以及探訪著名的佛廟、佛像等，使我能親近日本的文化、生活的底子……帶我去參加日本茶道的講習會或彈日本琴會等，也去看歌舞伎，日本傳統的舞蹈戲。台灣留學生對此都沒興趣，都不去看。」〈頁248〉

因此，他比一般與台籍留學生同生活的留學生當然是更為日本化了。

四、 這樣的史明，算不算對於讀者、仰慕者的嚴重欺騙。。。？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如此描寫我島上的公學校教育──
「公學校六年間，各年級所教授的教學科目，在內容上與小學校相差不遠，但是在上學的功效上，與小學校的學生便頗有上下。」〈頁134〉

史實絕非如此，所謂內容相差不遠，事實上六年的課程，相差兩年；非經過教師補課，就無法參加升學考試；怎能說相差不遠？
更何況，教育不只是有智育而已，更有德育部分，其影響可能深入地進入受教育者的人格內部；在日據時代，我們先民受到的是怎樣的德育──
那是他們的「修身」課程──比較當年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差別，通常只說小學校不可體罰，公學校則時常體罰；其官方法令上則有如下的差別──
在小學校規則中──是詳盡的──
「修身依據教育敕語之意旨以啟發培養兒童之良心，涵養其德性，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並以使其嫻熟日常禮儀為要旨。於此科須針對孝悌、友愛、仁慈、信實、禮敬、義勇、恭儉等諸徳傳授實踐方法，尤其力求培養忠君愛國之志氣，又須指示對國家責任之概要，兼使其知曉社會制裁、廉恥之重要……教員己身應為兒童之範，以浸染薰陶兒童。」

在我們公學校規則中──則除了顯示可以體罰〈即其所及的訓誡〉外，僅是如此的──
「修身係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使其熟悉日常禮儀，並傳授教育敕語之主旨……傳授修身不僅於規定之教學期間，……經常注意其操行，隨時施以訓誡，……」〈第十條〉

當然，他不是教育工作者，沒有教育專業，或許不能責怪他；但是對於外行的重要事務，只是以新聞記者是的隨感而任意發揮，這應該是我們讀他的著作時，必然會有無數陷阱，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此外，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他參加許多日本在地的文化性活動；甚至他除了為我們介紹了他就讀的名校中的名教授外，也告訴我們，他認識了，且與一些名人有了交往──例如，在日本有著貴族身分，那位著名的白樺派作家，被稱為日本人道主義者，並且曾經效法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精神，意圖在日本推行所謂「新村」運動的武者小路實篤──他自己這樣描述著──
「我也認識了……日本貴族出身的大文豪武者小路實篤等文化人，他們很愛護我，每有機會，就邀我到他們的住邸，以日本料理招待我，或邀我一起看世界名畫，或是跟我談論有關日本的文化藝術。後來我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時，武者小路欣然幫這本書題字。」〈頁248~249〉

他接受日本文化，並且與日本貴族文化人，能夠發展出如此的關係；當年應該是很少見的，受到「愛護」的台籍留學生；不過，在此我要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武者小路實篤的介紹，顯然應該是一批味道相投的人，不是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一人而已；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則應該是武者小路實篤這個文化人，這個與他味道相投的作家，後來為他的革命大作題詞的長輩，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都不知道嗎？為何他都沒有提及？
原來，確實，1910年，該文化人與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人創刊文學雜誌「白樺」，是當年著名的日本人道主義者。1915年，曾對我噍吧哖事件表示若干同情；受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影響，是一烏托邦主義者，一似托翁以設立理念中的「新村」 而備受矚目。

但是，史明沒有提及的，是在當年時潮中，該大作家也如共產黨員般逐漸「轉向」，鼓吹「作為藝術的戰爭」，甚至竟強調「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這種斷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 。
甚至，當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開戰後，該文化人更捨棄了人道主義急轉而支持戰爭；1942年，他曾印行「大東亞戰爭私感」一書，強調「舉國一致，擁有兩億人的巨人站了起來」，由其中的篇章標題，即可見其軍國主義化──「日本的使命」「日本為什麼強大」「日本人的慈祥」「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未來東京的夢」「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人戰無不勝」「大東亞戰爭與以後的事情」。

史明會完全不知道上述該文化人轉向的惡質事蹟嗎？這樣重要的，由所謂「人道主義者」而軍國主義者的身分轉變，如果知道而不給予相當的揭露，只是描述該一所謂「人道主義」名人曾經為其革命大作題詞，這是否應屬於對於情熱的少年崇拜者，相當惡質的欺騙？

五、 史明真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嗎
──或者算是怎樣的一位社會主義者？

精彩，精彩。。。當然綠營最是選戰高手，就由此看起。。。

執政的綠營，當然應該被繼續看好，因為手中擁有執政優勢；不但已經外連美國日本兩大超級角頭，手中又擁有香港屁孩隨時願意血淚配合造勢的「反送中」神咒；其對內更有輕易斬殺賴神的威神赫赫；在我們這崇洋媚外的時代，雖是本土關公、媽祖自然不在其眼下。
更何況，不忘她在馬營中應還有類『楊青年』的綠衛隊，可以應和；應該只須躺著等待，最後大位簡直已唾手可得。

韓陣營剛剛經過三重造勢大會，辛苦，辛苦，大會時間不夠，演講稿太長，雖造成小波折；大人應該可以不計小人過吧。。。只是希望往日『楊青年』之流不要找事就好處理多了。。。
仔細觀察，一般來說，基本盤在上次凱達格蘭大道展現實力以來，似乎沒有消退；過去的時日中，歷經各種抹黑、抹黃與自身不慎的風雨，維持如此，應該已屬不易；然而，未來如何繼續維持，並且開展其信譽而更擴大其陣容，應該是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第三勢力目前究竟如何，像是已箭在弦上；但是我們中間選民不急，希望它們有最好的安排；對於整個社會最好，而不只是對某位先生最好？
據稱可能第三勢力主要的關切是對地方立委的選情───
郭柯王陣營的當局者的操作頗費工夫，可能介入很深；就中間選民看來，綠營全面執政的多數暴力，對於社會的穩定發展，確實是大問題；因而地方立委如何能確保三黨不過半的情勢，應該是個值得大家關切的問題。

作為一個公民教師，一位中間選民，居然有網友說我挺韓，真是麻煩；
關心社會的前途，看到什麼說什麼，想到什麼說什麼，這樣被說是挺韓，我也沒辦法。。。
看看在這選情緊鑼密鼓的今天，我大概還同時每周推出一篇個人研究的『通俗日殖台灣史須知』，很顯然地，我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研究，可以寫關於選舉的文章；這樣說我挺誰。。。唉。。。

老實說，我真關心我們社會的前途；年輕時，我愛社會，可以拋頭顱、灑熱血；年長之後，只能做些節省體力的書齋工作；對於社會接觸不多，沒有深入的體會，哪裡能真的挺誰。。。

無論是我的出版物，或是我在網路上的文章──朋友們，要說我挺誰嗎？
不管是哪一位候選人，無論是什麼顏色，既使爛泥或臭糞顏色的候選人
只要是認可了我在出版物中的觀點，
只要他同意了我研究的論述，
無論是誰，我都願意承認，在那一個論述上，我挺那一位，那個顏色的候選人。。。

無論哪一位候選人，需要我挺您嗎。。。

您的朋友中間選民譽孚敬白

通常論述殖民統治的「奠基」，論者多只重視前篇所及的警察政治與各項調查的完成，強調那是「資本主義生長的基礎工程」；當然，那種說法不能說是錯的；但是，只是那樣就足以鞏固其體制，完成其對於我先民強烈的宰制嗎？本研究認為那是不夠的；更應該深入認知以下的相關方面──

一〉 「犯罪即決例」的發展

前面我們已曾論及警察政治的完成，論及苛虐的日式保甲，日本警察以其作為爪牙，宰制我們島嶼的先民們。現在讓我們更深入的考察當時的情況。
原來樺山總督在1895年11月時，首先就把日本帝國刑法的「違警例」拿到我島來擴大施行 ；那是一種節省時間，嚇阻效果直接的「即決」，是一告發與審理合一的糾問主義處罰模式，司法機關無從介入，也不適用通常行政救濟程序。美名稱為對於輕罪，由日本憲警負責當場執行。在日本本國行政機關之即決處分，僅限於違警事件。
那是在比一般行政體系相對封閉的警察體系內，有辦法的人一旦發生違警情事，在地方頭人如參事、庄長或保正出面說情的情況下，其罪罰就可以被豁免。換言之，案件以外的考量經常可以左右案件的裁決與否與罪罰的輕重為何。
早在1897年，總督府頒布「犯罪即決例」當時的規定是──「廳長對管區內之規定範圍內之犯罪，得為即決處分。其範圍包括：一、應受拘役或罰鍰之刑之犯罪。二、應受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之賭博罪；三、應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科百元以下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之罪。此項即決處分，並由支廳長即廳警部為之。」 ；相對於日本內地，僅有違警罪可以即決處分，並不准擴大及於罪刑。
到1904年，當局更以其所謂的「本島人及支那人富有拜金之思想」與「短期內的禁錮，於彼等並不痛苦。」 為理由，更推出敲剝我先民的「罰金與笞刑處分例」，該類取代「拘役」的易刑處分，由即決官署宣告而執行之。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一司法權力的下放，並不止於此法條的範圍，更進入了所有警察都可以任意教訓百姓的情況；這就是我島各地派出所層級，本應無權在派出所執法，但是我善良先民往往為了避免聽到我同胞哀嚎，繞道而行；各地警察都被稱為「警察大人」的原因。
這樣的統治使得我先民自難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悖於社會的公德與社會的安寧秩序，經常感受到的只是統治者的衊視與明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威壓榨取。
前及1901年，也就是我們前述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順利成功之年，殖民當局壓制我先民的重要行政措施，就是一例，那是一面特設警視總長，掌理全台警察事務，一面把全台行政區，分為二十廳；其下再細分為95個支廳，支廳人員也以警察充任；是如此地，又加上前述當局對於我傳統醫療體系的破壞，才抵制而破解了當時我先民偉大自覺的社會力量。

二〉 輿論控制──

1898年以前，日本的新聞紙法令，採申請許可制；1898年，依據即將公布的憲法，改為申請登記制 ；樺山總督與桂總督時代，島上先後出現薩、長兩派的媒體，形成監督與激烈對立 ；兩者衝突要到兒玉總督就任後，助守屋善兵衛把兩媒體買下，合併為「台灣日日新報」 ，當局支持它，將之作為控制輿論之官報。
但在台日人仍有其喉舌，先後有「高山國」與「台灣民報」之出現。前者，1898年11月，創刊於臺北，創辦人為日本眾議員照山佐佐木安五郎，強烈批判時政；刊行兩個月就被迫停刊。後者是在台北日籍律師團集資於1898年，以雜誌創刊。
1900年，總督府發布「台灣新聞紙條例」，意圖約束新聞媒體；也就在該年，該雜誌改為日刊 ，請前及「高山國」的照山眾議員為主筆。該刊仍強烈批判時政，揭發醜聞，深觸當局之忌諱；例如，該刊曾經在社會上傳說的「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從日本回來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官邸共寢，兩人衣物和自日本帶回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與「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 外，曾經強烈攻擊兒玉與後藤──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13,000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73,000元買進，6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後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

這應該可以讓我們想像到長久以來流傳到今天的那個我台俗諺「第一戇 種甘蔗」的由來，是有一個巨大的分贓結構在怎樣地運作著。
然而，也因此，1902年，當「台灣民報」徹底攻擊當局對於「六三法」延長認可時，該報曾受到禁止發行七天的處分；至1904年，在日俄戰爭舉國一致的大氛圍中，該刊更被以「妨害統治」為由，受到停刊並解散的處分。
從此，島上已沒有敢於監督當局的媒體；統治菁英自然獲得了簡直沒有任何阻力、可以為所欲為的最大政策空間。
這應該既是我們島上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背景，也是往後「後藤系」在我們島上可以繼續割據發展的重要條件 。

三〉 爭取本地地主合作

如前所及，我們提到當年殖民者與我島嶼民間社會間的緊張絕非僅存在於其與抗日勢力之間而已，因而整個社會的治安當然就很難鞏固；如何使當時全島民間都感到的壓力能夠減輕，並甚至獲得支持的問題，尤其在日俄戰爭期間，波羅的海艦隊東來之時，最為關鍵。
當時，日人離台返日的情況十分顯著，來台的人減少； 當風傳俄國艦隊東來可能攻擊台灣之後，我們島上的日人就出現了巨大的避難潮，其數高達五千人 ；當時，台北的空屋激增，市內三區達千戶以上，居民明顯減少；島上日人小學校的合格教師大大不足 ；同時，市場出現囤積現象，物價飛漲；甚至也有我島人避難返回大陸者。
據日人稱，當時，「最令人擔心的是，日本落居下風時，台灣人的態度為何。日本人讓台灣人流了那麼多血，當然害怕被報復。」 ；因而，當局不僅極為罕見地公開布告，「官吏需謹言慎行，確守職責，使一般人民不生絲毫疑懼之念，各安其業，以免民心動搖。」 ，並且在社會流言的「強大俄軍……擊潰日軍，台灣將成為俄國領土，現在通用的所有銀券將成廢紙」與「表面尚稱平靜終難免蟄伏匪徒蜂起，再舉叛旗驅逐日本」 聲中，乃不得不派地方頭人出面，照面值收購民間因長期拒絕使用而跌價的台銀紙鈔兌換券；其中價差據稱至少在一成五以上，由負責收購者直接獲利。
也就在此聲中，以我台人自身為主體，以日人為真正經營者的嘉義銀行與彰化銀行先後成立 ；其主要的所有者是上述收購的獲利者與當時兩地的大地主；前者，彰化銀行的吳德功就是當年曾出面收購該台銀券而頗獲大利之一名人；後者，來自1903~1904年間，日人消滅我島傳統大租權後，依據強制收買辦法，1905年2月，收到大批公債券 的我先民地主們；當日俄戰爭期間，在前述流言下，市面上，農民物資惜售，百元公債貶至不到50元；社會高度不安。一般言之，該次政策之形成，日本學界多僅強調是當時對我島傳統大租權的安置；也是日據近十年以來，正式把殖民社會金融利權分潤給我島地主階級的作為；這裡我們則更要指出該時代背景日艦東來，苛虐的日殖當局實不得不然，以及該作為亦為殖民者對於我們社會內部分化的重要開始。

四〉 經濟發展的命脈──交通建設與台灣銀行

交通建設上，本期中之主要工作即各地公路的修築與縱貫鐵路之完成；在日殖時期，公路修築的開始，是招徠受其招撫的義軍，把道路開闊地修到義軍的據點附近，使得我先民失去自身藏身隱蔽之地；對於其掌握該地治安、宰制地方，很有效果；社會安定後，殖民者在我島上更是推動強迫的無償勞動，透過日式保甲制度，派訂我民人的沉重義務，由民間各地懼稱為「大人」的日警負責威壓進行 。
我島縱貫鐵路的完成，本自1899年開始動工；北部僅限於改良劉銘傳時代就完工的部分，在1904年初，日俄戰爭前，完工新竹到三義的部分；南部的鐵路工程由高雄開始，同時僅抵達斗南；然後，應戰爭壓力，以臨時線趕工於俄國艦隊東來的1905年前後；正式完工要至1907年，1908年正式通車。耗資達2,800萬元。
鐵路完工後，南北的高雄與基隆兩港也開始修築；我們今日論者多知曉交通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命脈，但是當年主要的功能可說只是作為當局吸食我先民膏血與鎮壓我先民抗暴的重要工具。因而，絕非只是巧合的，自1908年之後，我台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開始逐年漸行下降 ，應該正是我先民膏血逐漸被盡情吸食的表徵。
此外，還有1899年9月正式成立的「台灣銀行」 ，當時雖然兒玉與後藤已經上任；但一開始由於社會仍然動盪，集資並不順遂。也就是，1897年3月，為了充分掌握我島資金，東京雖已制定「台灣銀行法」，但是，當時的民心向背十分明顯，自然若想要我台人出資是困難的，況且，當攘逐殺戮之直後，台人並不可能信任當局，而日本資本家也望而卻步；因而，當伊藤內閣決定不把我島轉賣出去後，在如何使新領土能夠順利接受擺佈上，不能不考慮把我島貨幣金融上的自由情勢加以整頓與控制──據稱當時我們島上有百餘種貨幣，而使用哪一國的貨幣較多代表著那個國家對於該社會的影響力，更加上我島上的金礦產量可觀，也是其所欲掠奪的標的 ──這也是當局所不能忍耐的；台灣銀行的設立，正是為了處理這樣的重要工作 。
當時，台灣銀行總行雖設於台北，可是主持經營的日籍總經理，卻住在東京；股東大會也都在東京召開；直到1927年9月以後，鬧出「台灣銀行事件」〈有意者可先參看本章九之七〉後，才漸改變。
要獲得了前述各方面的基礎，當局才能充分發揮其宰制我們島嶼經濟的力量。

五〉「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由宰制糖業起步

「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然而，它的起始是這樣的；日人嗜甜食，每年在進口砂糖上的貿易達千萬元；我島是蔗糖的盛產地，這也是殖民者當年侵據我島嶼的重要動機之一。
我島的發展，在清代開港以後，就有可觀的成績；由1888年日本糖業專家曾經對於我島上的糖業所表示的讚嘆──
「有耕地者常在其土地上設製糖所，其職工勞役極為勤勉，規模亦巨大。……遙遙領先阿讚地方〈日本糖之名產地〉，分工經營，孜孜不倦地從事工作；分為日、夜兩班，……其餘暇均以睡眠為習慣。……我沖繩大島等地製糖，與台灣的製糖場相比，只是豬圈小屋而已。」

配合當年我島史家連橫曾在其「台灣通史」的「貨殖列傳」中，紀錄所稱──「沈德墨先生為台灣商業鉅子……習航海，貿易東南洋……同治五年，寄居郡城，遂家焉。……素諳英語，與英人合資建商行。既又與德人經營……以台貨赴西洋。嗣為紐西蘭海上保險代理店。台南之有保險自此始。初台灣產糖多，製法未善。乃自德國購機器。擇地新營庄。而試辦焉。」 ，可見我島發展本已有向國際糖業貿易市場自然發展的計畫；但這時的改朝換代的大動盪，改變了原來的發展型態；那是殖民者極度保護，犧牲我蔗農利益的如下兩方面的設計 ──
1‧資金補助──總督府的直接獎勵補助與台灣銀行為中心的砂糖融資。
2‧確保原料來源──設立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把我蔗農的甘蔗作物在收成前就劃定其歸屬於哪一糖廠；使得我農民失去了販售作物的自由，只能把作物全部賣給該特定的糖廠。美稱其為「避免擾亂蔗價」。
它們的作為是1901年，後藤新平重金禮聘留德的農業經濟專家新渡戶稻造出任總督府殖產局長；但新渡戶所提出的「糖業改良意見書」並未獲得徹底的執行；該意見書中，原建議給予我台蔗農的基本保障完全被忽視了。新渡戶當然知道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他提供的本就是殖民地農業應該採行的建議；然而，我們先民完全沒有獲得組織產業組合的合理權力，相對的，自1905年當局推出了「原料區域採收制度」，限制了蔗農銷售的自由後，從此我台蔗農就成為任由日本糖業資本家宰割的俎上肉──官方圖利於糖廠的法令逐漸剔除對我傳統糖廍的部分，我傳統糖廍自然逐漸消失；這是自許「文明、進步」的殖民當局，完成了他們宰制我先民的一項重要的範例 。
這也就是儘管後藤在1906年已被調離台灣，卻被日人美稱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之理由；然而，為何我們卻稱之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奠基者」，這是因為我先民在後藤建構的制度中，我們先民是被設計在低智育的教育體制裡的。
日人所謂的「現代化」在殖民統治下，是以「低智育」為其基礎的；「低智育」是最能鞏固與強化殖民統治的工作──那是我們下一章要介紹的主題。

家母姓龍，原本我對於姓龍的都有一份好感；
但是自從看到我們文壇上龍女士著名的幾篇政論文字後，以這樣的政論文字自鳴得意的大作家，個人實在覺得丟盡了我們島上龍家親友的臉面。
下面的文章是⊙女士她最近的一篇惡毒的政論文字
〈由於個人覺得她應該沒有資格使用這個姓氏，所以，下文對她，我都使用網路文字符號中的⊙女士，或是她，指謂之〉

怎麼會有如此低劣，「不知長進？不知羞恥？或老年癡呆」的文章啊。。。她應該也要近七十歲 了吧

聽說⊙女士的令尊是一位國軍雄赳赳氣昂昂的憲兵隊長，說那應該是她文章中每每惡毒胡說八道的淵源所自；所以，她會長期自海在其漫無邊際的反共想像的亢奮中。

真有可能是如此嗎，我不知道，如果這樣的話，我就在此先把自身的家世也提一些出來，不知是否會有利於讀者對於我文章的認知──

家外曾祖父是前清的候補知縣，是維新派康有為的大弟子；他一直活到抗戰勝利，以自己在八年抗戰中，曾經領導地方民眾毀家紓難為榮；據稱當代大儒梁漱溟在戰後的婚禮是由他主持的。

首先，我要指出其大文，輕易使用全稱命題是一大缺失，真的「每個人」都如她所說的，感到「憂慮」嗎？會不會有人早已感到官方應該及早使用武力鎮壓，以避免這次暴動的升高──影響了許多人正常的謀生呢，
甚至會不會有人懷疑，⊙女士此文，高調「普遍性的價值」、其實就是在煽動那些自以為熱血、自以為崇高的年輕人的情緒。。。然而。。。
大家請深入體會，當她說每個人的時候，其實她自己是冷冷地慫恿著，並不在其中「憂慮」的，一如她如此鼓舞她人的子女時，她那著名帥氣的安德烈，可是絕不會上陣的。。。

其次，我要指出的，是作為一個公民教師對於這篇文字，我應該努力揭示給公眾的一個流行模式。。。大家來看大作家所推出的充滿形容詞的漂亮模式──
「價值坐標：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參政的充分。」
一個好的公民老師應該提倡傳統中國的理性觀點，批判這種太漂亮的模式；
傳統中國的理性觀點是十個字，「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也是中國傳統史學上那深刻的「我欲託之空言，未若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
人誰不愛美，不愛美好的形容詞？但公民老師有指導批判與自我批判，幫助學子揭露市面上所有美好表面下醜惡真相的責任，那就是「見諸實事」啊──總是優雅含笑的⊙女士，她美好的外表下，是否有著怎樣醜陋的真相？

其三，⊙女士，她漂亮的價值座標，她的正義，真的是公平正義嗎──

前面我認為她那太漂亮、充滿了美好形容詞的模式中，沒有能「見諸實事」，是什麼意思？

就是指中國的平均國民所得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如果真要比較您的那些形容詞，應該如何比較，才是公平的？──正如人們說的，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像美國人一樣使用汽車與各種資源，地球如何負荷得起那樣的浪費──她的另方面就是，根據中國人的平均國民所得及不上西方先進國家的今日，中國人在她那漂亮的價值座標上，中國的表現，真的不及格嗎？
如果真的是「公平的正義」，美國老大哥長期以來在敘利亞與利比亞。。甚至東南亞、台灣與琉球與在日本、中國等等的種種惡質行為，都應該扣多少分數，是否應該扣到負分去了啊。。。

其四、她真的是一位寫政論文字的英美文學博士嗎，還是太久了，或者如我，偶而老年癡呆，所以忘卻。。。那名篇「美國華盛頓總統的臨別贈言」──

我只是區區的一個公民教師，小小的學士而已，我無法想像偉大的英美文學博士的深厚學養；我更沒有大作家的漂亮文筆；不過，我個人亂讀過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這篇文字──聽說這篇文章可說是美國立國上最重要的銘文之一──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

請問，在您所高標的所謂「價值座標」的架構中，華盛頓先生這篇現實性很高的、永久的叮嚀怎麼好像沒有存在的地位？您提供的這個座標會不會是太理想，太虛幻，太不現實了？──是否因此，也就太容易被誤解為包藏禍心了啊。。。

唉，與我年齡應該不遠的⊙女士，可能真與我一樣老年癡呆，但是可憐的香港青年們，被那些師長或神棍輩騙了，可怎麼辦啊。。。

⊙女士原文───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官方武力鎮壓的憂慮，在每個人的心頭。

一天一天逼近。

而民間，大陸人對抗議的香港怒目相視，同聲撻伐。

抗議者用暴力手段升高衝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錯誤，要付出沈重代價。

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頭的年輕人並不天真，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怎樣一堵銅牆鐵壁，而自己是一枚多麼細小的雞蛋。 這些二十歲的人知道，當清算的時刻到來，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毀。

香港人到底要什麼呢？

在「五大訴求」的深處，其實是一個價值坐標：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參政的充分。

沒有人民參政的充分，就不會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沒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會有資源分配的正義，就不會有法治精神的貫徹，就不會有社會制度的公平。

這樣的價值，難道不是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成都人、長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瀋陽人，都想追求的嗎？

包含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紙黑字嗎？這樣的價值，難道大陸人民自己不要嗎？

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對合理制度的追求，對人民參政的要求，是普遍性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卻只有香港人站了出來。

今天香港人扯破了喉嚨吶喊，很多人是抱著犧牲的決心在吶喊的。你可以說，他們在替那廣大的、無法出聲的人，吶喊出來。換一個角度看，大陸人完全可以對今天的香港人輕聲說一句：「謝謝你，請保重，願青山常在」……

如果大陸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篳路襤褸艱辛歷史，不去認識香港人本有的濃厚原鄉情義，不去認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聞名全球的香港人為什麼被逼向了街頭，不去真誠地理解香港人對於現代價值的堅持在乎，不去謙虛地反省自己為什麼不被熱愛不被擁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這，哪裡是全世界對中國懷抱善良願望的人，願意見到的呢？

如果把香港當敵人對付，用武力處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他的「祖國」，而是他的「祖國」背叛了香港。

大國之為大國，絕對不在於導彈、金錢和權力，不在於一個黨的鐵腕統治，而在於大國人民胸懷之闊、眼光之遠、氣度之大、包容之廣。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我們是怎麼對待一顆雞蛋的呢？

我們彎下腰，輕輕拾起，捧在手心，萬萬不能摔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