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教授葉丙成先生是島內著名的教改大將，儼然已是大師級人物。拜讀了關於他的這篇報導，讀來難過，不能不也說一說。。。

『刪《廉恥》會無恥？ 台大教授曝1文化不改：顧炎武再世也沒用』

葉教授教授所及的經驗確實生動，但是就這樣無須討論，就可如此漂亮地定論嗎？

他以那個小孩因教師改畫而得獎的故事，說是成人世界觀念的錯誤；大名在外的教授此說是否恰當？個人以為可以討論的至少有二：

其一，他強調的是極為個人主義的，也是當代多元觀點最極端的形式；該觀點絕對不符合人性中，除了天賦的個性存在之外，還有其社會性存在的事實；他忽略了人這種動物，其生命的存續，需要相當長期的哺育和照顧；換言之，其振振有詞的所謂──

『關鍵是要教育孩子，生命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人生的意義跟內心的平衡、喜樂與自在，』

簡直完全沒有給予『社會我』，留出一點適當的地位，個人認為這是葉教授很荒唐也很嚴重的疏失。對於廉恥言，如果不考慮社會我的必要存在，僅在個人生活之內，對於個人確實沒有太實際的意義？在如此的教改中，是否難怪會有當前逐漸「失去廉恥」的現象？

其二、關於葉教授去歷史的論述觀點

前述，我們提及每個人成長中的個性與社會性應該兼顧，可說就是一種對於每個人成長過程的史實的概述。

葉教授以某校長的一位沒有讀過廉恥文章的學生，其堅持真實的態度才是對的，從而引出高度訕笑對方的『縱使顧炎武再世、寫100篇談廉恥的文章放在課本裡也沒用。』結論；順理成章，寫得很好，真是葉教授大獲全勝。

但是葉教授的論述，在個人看來，有唯三的兩個缺點：

一是沒有提到那位校長對於該問題的處置為何？只是把這個問題輕鬆地推給了社會？校長是否有不負責任的問題？

二是葉教授的聲名在外，儼然大師的身分，個人只是國中公民教師的身分，要做如此的追問──以大師的實力，不應該想不到校長應該負責的問題；根據大哲學家康德的認知，知道全部真相而不說出來，只向眾人提出自身想讓對方知道的部分，就是一種欺騙，一種謊言，葉大師是否應該為此承認與自責。。。？

三是葉大師應該知道，當前的問題起於早年的雲林縣帶頭把過去的所謂「共同校訓」否棄掉了；當時使用的理由是認定那『共同校訓』的頒定，乃是國民黨的蔣主席提出的；因而，在政黨輪替的觀念下，各校原來都有高掛著的那塊「禮義廉恥」的匾額都被卸下了；是由於有前面的往事，因而，在今天大選期間，「下架執政黨」的一方，面對著執政黨面對自身弊案與貪腐蝕，所表現的讓人齒冷的現象，才會特別重視『廉恥』這篇文章被消失的意義；當然並非強調那篇文章有著神奇的魔力。

葉大師會不知道這個歷史脈絡嗎？還是另一種欺騙與隱瞞也在進行著？

最後，作為一個公民教師，一個社會觀察者，像葉大師如此把問題輕易推給社會，這樣的大師寶座真是做得很輕鬆且瀟灑；然而，就所知，這類把問題輕易推給社會，也就是類似放任所謂的「結構問題」；應該絕對是時代悲劇的前兆。。。如今我島的時代情境，是否正合了顧炎武先生當年那『國恥』的定義？

您的朋友，中間選民與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看到今天這個最新消息

侯友宜、柯文哲「民調決定誰正」？ 朱立倫：共同理念下團結勝選

請讓我謳歌我們不昏昧、有自主力的島民。

我是一個公民教師，幾十年來觀察與考究所謂的西方民主體制，

我認為西方民主體制是一個昏庸欺騙的體制；是野心家透過哄騙民眾而設計出來，為他們自身爭權奪利的一套把戲。它們哄騙的方式，是利用我們對於文字的偏好，與人類大腦幼稚的二分法模式，製造出高調的「人手一票、票票等值」、惑人的「民主」或「專制、獨裁」，二選一的迷宮！

野心家把這種「迷宮」，透過各種方式，由各個公共媒體，到各國的教科書，一致推崇為最最最尊重民眾尊嚴的決策方式。。。讓民眾額手稱慶、自鳴得意地相信，那樣決策所得的就是我們民眾所能獲得的最佳選擇。

世上大多數的後進貧窮地區，哪有資本能派出自身的記者，發展自身的媒體，絕大多數沒有自身的觀點，只能轉發那些西方的所謂『民主』訊息。。。那正是我們島嶼當年由公共媒體到教科書所面臨的處境──由國府當年在兩岸，到此岸力行「去中國化」的今天。。。

作為公民教師，長期的觀察與考究，面對美國當前公然地要求我島烏克蘭化，我是萬分擔心的；因為國府的三民主義早在三、四十年前已經讓位給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我們的教科書中，從來不敢真正的深入討論西方民主的缺失；公共媒體上，在這方面更是沒有不同的聲音；請大家討論最簡單的問題是『為何任何西方企業，沒有人接受這種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理想決策模式』？何以只有在政治上才是如此？

我們的社會，過去百餘年來，各方面都受到西方或多或少的導引，如今能夠及時檢討這種種歷史文化上的誤區，拿回自身的主導權，謀求自身的幸福嗎。。。？

我真是深深地擔心著。。。相對於不久前，住院開刀，獲得健保的良好照顧時，我的微微得意，烏克蘭化的問題真是掀起了個人難以比擬的哀傷甚至恐懼。。。因而，我才在此寫下個人對於時局，獻出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數十年的五項心得，祝禱反執政當局的非綠聯盟，透過民調尋求全民總動員的呼籲。

我們應該歡迎──

國民黨敦請韓國瑜成為立委的不分區第一名，幫助催票；也盼望他能及早提供組織戰力，動員地方實力，提供在地的政見回饋，充實非綠大聯盟的布建。

民眾黨繼續發表有開創性的政見與民眾有親切感的兩岸論述，與其鞭笞入裡的反對去中國化論述。

獨立參選的郭台銘，繼續以其大企業家的眼界與視野，提供他對於我們社會的批判與鼓舞。

寄望於這次的非綠大聯盟，無論勝負如何，都將帶給我們社會「頑夫廉、懦夫立志」的總動員效果，我們整個社會將擁有對抗西方霸權國家將我們烏克蘭化的力量與意志。。。

很高興，時局的走向似乎確實也正在向充分動員民氣的方向發展，

在當前如此關鍵的時刻，

我們大家確實應該充分認知到非如此可能無法扭轉我們將被烏克蘭化的命運。。。

最後，個人對於我們島內的時局，至今的發展，顯然是還能滿意的；然而，大家應該與我一樣，不能不更關心的，那是隨後更重要的本質問題，也就是關於兩岸未來的關係，個人也有一些由於放進大歷史中而可以不太悲觀的思考，稍後，將在此提供給關心兩岸前途的朋友們參考。

多年不見，堂弟目前在大陸主持一個經濟學研究室，

難免大家談起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各方面，要多聽些他的在地觀點

他是美國芝加哥學派出身，論述自然絕不教條，我們粗聽乍聞美國自由主義的高來高去與生龍活虎，一下子，有時他的原文術語，我們還真有些不容易吸收，需要他費辭地解說。

他對大陸的種種有褒有貶，其中提到科技方面，說起大陸的科技雖強，但是在基礎科學的尖端領域，那是人類自由解放幾百年的業績，怕若是沒有充分的自由條件，很難獲得那樣豐富的成果。從前中國人窮，如今富有了，但是是否就也能完成那樣輝煌的業績？

他的論述是以大陸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之「大哉問」為出發點，即這位成就於美國的中國科學巨擘所公開提問的『為何中共建政幾十年來，還沒有出現真正的大師？』，這確實是個很重要的題目。

由於幾年前，有一次與姻親的某院士的談話，也曾經談到這個問題；某院士是數理專業，當時也很誠懇地提出了這個重大的題目。因而，今天與堂弟的對話中，我特別感受到這個問題的分量；做為誠摯的中國人，我們應該如何自省與自勵？

當場，堂弟提到錢的重要性，雖然我們逐漸有錢了，但是我們缺乏西方文明長期的自由條件；說法與某院士的觀點很接近，因為自由可以切磋、可以挑戰、可以激盪，才能產生當前基礎科學的種種飛躍發展。

這是否很深刻且很有力地質疑了我們中華文明當前可能不足的部分？也張大了西方文明確實頗堅強的歷史基礎？

儘管我提出了十四億人口對美國的三億人口，若依據人口比例，中國人與美國人的素質以平等計算，中國的優異者應該是美國多4.5倍，在「集中國力、辦大事」的情況下，中國的機會應該比美國多；不過，他們都咬定了自由的功效，個人的天才才能夠充分展現成為科學殿堂的輝煌史頁，真的那會是我們中華文明可望而永遠難以施展的領域嗎。

這是今天談話結束時，留下的問題。

回家的公車上，我腦海裡還迴繞著他們強調的自由問題；忽然，由最近讀到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亞斯伯格症科學家狄拉克的固執故事，想到，他們所說的自由問題，真的是關於自由的問題嗎？會不會剛好是相反的答案，他們可能在此被西方「自由」這個名詞欺騙了，它從來不是實物，真實存在的「自由」其實只是一種堅持的感覺，對於大科學家言，往往是一種常人少有的固執；長年累月地專注與思考著外人所視為當然的自然現象；因而，稱之為「自由」，可能不如說是「固執」。

於是，只要家境許可，准許兒女實現自身的堅持，固執於對於某種特殊事物的探索與研究──在我們當前的中華文明中會成為很困難的事嗎？

如果容許這樣的固執，並沒有困難，是否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華文明中可能缺乏能讓基礎科學充分發展的自由條件。

家岳母去世已超過二十年了。這可說是整整橫亙了近一百年的故事。

我的岳母，她，出生於1919年的大稻埕；她的祖母與父親都是當時著名的中醫。老祖母由於醫術精湛，當年被稱為王仙娘，閨名作楊快；她的父親得到了祖母的真傳，年紀雖輕，一身醫術也十分了得。那時是日本據台的初期。

可惜，岳母的母親在她出生時，由於其難產而過世了。以至於她自小就失去了母愛。更不幸的，是她的父親沒有能看著她長大，竟然很早就病死了。那個無知的年代啊，使她不僅成為孤兒，並且有某種「剋死雙親」的罪名。因此，她雖然出身相當富裕的家庭，很早就被家中親長送往他人家中作養女。所幸，那段時日沒有太長，由於念書時表現得不錯，她才被接回本家；然後因她努力向學，不僅考上了當年的第三高女，後來畢業之後還考進了總督府服務，但是她已倍嚐人世的歧視與不幸──包括後來她的婚姻難幸福。

由於她的坎坷人生，妻自幼成長在父母難和睦的環境，無論物質或精神上都受到不少的壓力；幸好妻遺傳得到其母親能念書的基因，妻是由北一女中而師範大學畢業的；我們論及婚嫁時，岳母已與岳父長期分居而妻與其弟弟及岳母同住；為了免去岳母的負擔，妻與我結婚時，除了法院公證並且請了幾桌酒食之外，妻只帶來了一個紀念物，據稱那是妻自幼以來，讀書與寫作業的書桌；也是當年王仙娘執業中醫以來，醫館中患者待診時的長板椅條仔──木質整塊很堅實而厚重的。

那年，她是為了幫助我們照顧外孫而來與我們同住的；她對人十分謙遜，簡直有卑屈的傾向，甚至對於她老年軀體的過度駝曲，妻和我都不免認為與其早年的那段不幸的養女經驗有關。

她曾經是一位養女，一位努力向學的弱女子，在不幸的命運中，掙扎奮鬥，努力向學；我們由於希望她能為兒孫們留下一些可以啟發積極人生的故事，往往故意請她講些年輕時代的動人往事；但是，很遺憾的，她簡直不曾提及她的學校生活、青春美夢與所經歷的家庭瑣事；她最愛提及的是當年家中醫業發達的場景，她常描述著少年時代，家門口常常出現遠來的病患家屬，跪在家門口的場景，他們萬請地懇求醫者出診，也因此，其父親席不暇暖地出診，以至於竟導致父親還是壯年就落入勞累病死的命運。

常聽她談起，隱隱間感到，似乎由於外公的「以身殉道」，才使得她更能夠承受自身可悲的孤兒之處境；那種感覺對於平素關心世道人心的我這個公民教師言真是百感交集、百聽不厭；而也因此，我對於放在我們客廳的那個厚重的長條板椅，也有了想要謳歌的某種特殊的敬重感。

此外，也常聽她談起殖民統治下，「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社會印象；說起時，往往流露出一種似是曾經脫離塵世、生活在烏托邦般的得意。我懂得欣賞，我可以欣賞，我樂於接受人性裡自我肯定的需要；也是我們生活在現實的不滿中，永遠不可或缺的理想人生的自我提示。

我在此要講述的短短故事，是在上述的家庭氛圍下，發生在1998年我妻已去世的某一天；不記得為何，大約是因當時決定即將自費印行我的台灣史研究而談起的。

我告訴她1901年，殖民統治者如何為了讓我先民吸食鴉片而壓制民間自發的禁煙運動；又為了要充分壓制當時我們先民那麼高漲蓬勃的社會覺悟，竟然以「取締庸醫」為名，舉辦了中醫資格考試。那是日殖五十年中唯一的一次資格考試，從此我島的中醫，就隨著自然死亡而沒有補充；該考試的資格，為了「避免庸醫」，規定是必須具有十年行醫經驗者，才能參加該考試。

解釋著當年我們島上的平均死亡年齡不到三十歲，而這個資格考試排除了原本中醫師金字塔底端的眾多人口，立刻我島上傳統的醫療體系就出現了醫生嚴重不足的問題；是在這樣的醫療人員奇缺的情況下，我們熱情的醫生，如岳母的父親，才會被累死啊。。。而我們病痛的先民多數終於又不能不再度乞求於鴉片的麻醉！

她聽完我的解說，驚愕地呆住了大約三分鐘的光景；她微駝著背，眼光有些惶恐地斜向上方，嘴裡不住地滴咕著，「真的？」「真的？」；當時那情景一度讓我有些後悔自己多事，所幸，老人家很快就恢復了往日的平順自然。

那是一次意外的對話，更是一次離奇的對話──因為那次似乎涉及剋父的對話之後，她臉上的神情似乎比往日更為輕鬆，甚至似乎連她的背也少駝了一些，而對人的態度自此也少了些卑屈而多些自信的親切。

啊，那真是我研究台灣史以來，可讓我永生難忘的小故事。老人家離我們而去，已經二十多年了，然而，想起這段往事時，我還是有些眼眶微熱的感覺。

所有心情：

77Henry Hall、Lin Cong和其他75人

作為一個中間選民，一個公民教師

對於我島當前的政局，本來只適合做一個旁觀者

然而，作為一個關切公共事務的公民

實在不可能自外於我們社會共同的前途與命運

尤其，對於公民教師言，民主政治應該是責任政治。

公民教師知道──

執政黨的施政，大權在握，確實可以獨裁，可以專制

可以貪贓枉法，可以草菅人命，可以好官我自為之，只要大內宣在手，黨政軍一條鞭之下，只要估計下屆選票能夠鞏固，其實這「選舉民主」，只是「萬民擁戴」的「民粹政治」而已。

以當前的時局看來，社會正是如此的情況──「政黨輪替」的機會不大。

一般言之，上次九合一選舉結果，因執政黨表現惡質，難以充分掩蓋，確實大敗；但是，選後集結頗為迅速，利害整合，鐵票有回籠之勢。相對的，在野力量對於時局將使我島烏克蘭化的急迫性，缺乏充分的認知；可能發展為「三腳督」的不利局面。

三腳督之局若成，

最先能好整以暇的是執政者，看來選後雖有黑金種種問題纏身，但由於資源與組織，加上媒體與網軍，在這經濟大不景氣之際，『有錢能使鬼推磨』，自然最能興風作浪；而藍營內部多「宿怨」與藍皮綠骨者不少，且自視老手，易被操作；白營成軍不久，應較清新，但經驗不足；難得信任。這將是執政黨不難起死回生、重行鞏固政權的重要條件。

然而，當前大局，烏克蘭的悲劇在前，為覆車之鑑；同時，民主政治之必須為「責任政治」，如果惡質的執政者，竟然能夠繼續執政，無須受到嚴正責任的追訴，這整個政治體制將失去其基本的存在價值。烏克蘭化的前景，絕不是我們的理想；責任政治的破滅，也會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破滅，我們的社會之悲運，自此而墮落，將止於胡底！

因而，

個人看來，當前我們的島嶼政情，只有『在野大聯合』才有真正止跌回升的機會──一戰成功，才能讓整個社會振作起來！

我們的作法，應該以史實更正教科書，不只是回復舊綱要，同時切實地自我反省，痛定思痛──

個人看來，當年的韓流如何形成，記得韓國瑜是以批判國民黨而獲得全台韓流高漲，認為出現當代救世主似的；是「檢討過去，策勵將來」，才獲得全民擁戴的；但是後來總統選戰中，他已失去了那樣義無反顧的形象；這是所謂「韓流」如果誠懇反省，也應該部份自責的。這次的在野大聯合，應該也要展現義無反顧的自我批判，以深刻的自省以及打擊當前執政者的貪腐黑金、官商勾結為這次大選的政見。

直接推出全民調；各組人馬以總統、副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方式提名。。。

趁著現在局勢仍然可為，以「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開展旗幟。。。這是個人的觀點。。。

當前我島內外的局勢已相當緊急，區區一個公民教師，為了我們社會共同的前途，希望我們的社會能避開當前的悲運，敬陳拙見於此。。。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我是個退休的公民教師，關心時政，由於理想的公民意識，並沒有固定的政黨歸屬。我常說自己是『中間選民』。

我長期關切台灣史，對於當前的選情，有如下的建議──

應該補強我們社會對於過去新竹與桃園甚至嘉南地區重大史實的在地關懷。

補強的方式，是除了向平素盡心盡力在桃園、新竹與嘉南地區的文史工作者，例如，桃園農田水利會黃金春會長與共同發表「百年迷霧：桃園大圳的設計者是八田與一？」研究調查的元智大學講師林煒舒、助理教授李曉菁，向他們致敬外，建議這三地區的候選人，應該一起支持並投入下面這個重要的歷史議題。

一、對於1907年公開的「北埔事件」，主角蔡清琳只是個市井無賴嗎？

我們應該查明當年我們先民發動的「北埔事件」，為何在日本當年所公布的官方資料中只見到如今日選舉般的抹黑抹紅？只是強調──

「新竹廳下，月眉庄的蔡清琳是一落魄無賴，為拉高其反抗官憲的氣勢，虛報清兵將來襲而集合嘯聚隘勇數十人，在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夜，發動其暴行；次日襲擊北埔支廳，渡邊支廳長、郵便局長等外警部補以下十八人、……被屠殺。……」

而警方的調查則強調該案只是「市井惡漢蔡清琳在失戀和生活發生困難之後，假光復台灣、重歸大清之名，煽動無賴惡漢起事，想要趁亂掠奪財物，再躲到華南去……」[1]的小匪亂──以至於後來我島上竟然出現這樣一類大力抹黑的說法──「為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煽惑消息欠通之隘勇、山胞，仇殺日人男婦老幼57人，洩一時之忿，而累及鄉黨，幾瀕於危殆，……」之類？

二、1945年，官方的「北埔事件」真相

為何我們主流學界從來沒有關心1945年1月，日本官方印行在「台灣小史」中的真相？

在那本官書中，對於三十八年前的北埔事件，是如此描述的──

「……流浪在新竹北埔地方的無賴之徒蔡清琳，私淑朱一貴，想成為鴨母王第二，號召同志四百餘名，自認領袖。於明治39年3月，在臺北廳新店莊，召集各地首領，舉行秘密會議，翌年11月，散佈清兵來援之虛報，嗾使隘勇等從北埔開始暴動，策應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之黨徒響應；其勢猖獗一時，未幾，首魁等悉被就逮。…… 」

其中直指該事件，不只是曾開會於台北新店，策應的規模廣及於「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這哪裡是過去所揭露的「小匪亂」？原來是被當時的日警大力掩蓋了嗎？──難怪當年主持鎮壓的警視總長大島久因此功勞乃能夠排除後藤派系的競逐，在後藤系的祝辰巳病卒後，出任民政長官。

三、當年建設桃園大圳的意義

一〉關於過去北埔事件的規模

過去我們總以為該事件的規模只在北埔附近到新竹，只是少數隘勇與原住民呼應蔡的號召；如今，我們發見了由新竹、大溪、中壢都在起義的聯繫範圍內，甚至可能到台北廳的新店庄，只是當時我先民聯繫失誤沒有配合上的話，是否桃園大圳的建造，就可能和嘉南大圳的建造一樣，有著官方對於革命起義，表現為「大圳咬人」，甚至「大圳吃人」的報復意義。

二〉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共同點

它們的所在地，主要都是我先民曾經因民不聊生而起義的地區；兩個大圳在殖民統治下，都是過去我島上所無的「公共埤圳」，過去我島的埤圳大都是民間集資自力開闢的，沒有公權力介入；而這兩個大圳則是官方提議出資，民間樂捐而受官方管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戶必須接受維護水道的義務。如果水道易於淤積或損壞，農民就等於被咬住了，不斷出血。外表看來有水真好，但是啊。。。

剛好，兩水源區都是多砂的地質；往後我島民必須喘息在除淤與維護水道的沉重義務下──在我們這多地震的島嶼上。    

四、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史實

桃園大圳開工於1916年，嘉南大圳開工於1920年；兩者開工之初，都少見報導；

前者完工於1928年，後者完工於1930年；它們先後完工後，我們都可在報端看見它們發生問題的報導。。。

關於桃園大圳，我們可見到如此的專業批判──

「水路中的隧道，長15,800公尺，地質軟弱，並且包含地下水，故工程非常困難。開鑿時，細沙和水一同流出。1927年，第三號隧道的一部分，拱門的磚塊，因土壓和水壓而脫落，土砂把隧道埋沒。……」^[2]

以及民間的如此批判──

「幹線所在地的地質概屬沙地，工事上是很不容易著手的。當時國庫支出750萬的費用，比別地方築得加倍堅牢。可是經過沒有多時，便就潰壞了。今後要修理到完全的程度，同組合員們恐怕是沒有能力可以負擔的。倘若以暫定的程度，草率從事，又難保不再潰壞於不旋踵間。……據老農們說，在當初要開鑿的時候，我們已知道是不會成功的，但技師的計畫，總用不到小百姓的說話去做參考……今已悔之莫及了。」^[3]

當年嘉南大圳的工程，神保技師報告稱其地質，「微有土砂崩潰之虞，是以貯水池恐致逐漸減少其程度。」[4]，顯示與桃園大圳相類。

但其開工當時，正在我島社會運動興起之際，因而，往後可在「台灣民報」上看到民間的怨訴就更多，例如「台灣新民報」的「社說」上就有如此的批判──

「到了竣工的今日，雖輪到給水之年，也沒有可增收的，至於沒有給水之年仍要白納水租，哪裡有可增收的道理呢？真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用長物呀。」[5]

「這回的地震……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嘉南大圳烏山頭貯水池，該地的堰堤，因此陷落三十間，而池面的荒浪，起了六尺高，……又該池這回的損害，頗有關乎該大圳的生死關頭，現在大圳當事者，正在積極調查中。」^[6]

尤其，1932年，當官方提出台南與高雄間的二層行溪的水圳計畫，受到地方強烈的反對時，其理由就是認定嘉南大圳對於農民言是失策的；該新聞標題為「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7]，其內文則歷數完工後水量不足，強制三年輪作使地主與農民狼狽不堪，倘若完工，當地地主與農民必將如嘉南地區農民之不幸。

五、餘音──當代我島民應有的反思

一〉深入的本土化之必要

我島呼喚本土化，甚至執政者自稱是最本土化、最愛台灣的政黨，但是，事實上呢？花了多少功夫在自己的這塊土地與其歷史的血脈上？

就以本文所及的，由1907年的北埔事件到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我們的執政黨與其主流學者是怎樣描述的？除了跟隨殖民者的說詞宣告之外，有多少自身的主體性認知，與由於主體性認知而提出的批判？上述所及的批判，不重要嗎？

只要跟隨前後兩殖民者，就是我們社會發展永遠萬靈丹般的奧秘？

本土化啊，魂兮歸來。

二〉關於八田與一與桃園大圳的關係

近二十多年來，我島上由於日本作家古川勝三之誤導，在其所惡質著作的「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原名，「愛台灣的日本人：八田與一」〉中，用了足足兩頁多的篇幅，虛擬八田如何在下村長官的欣賞下，離開了原來由他設計的桃園埤圳工程，然後奉派負責嘉南大圳的探勘與設計。這個描述欺騙了所有的讀者[8]。

史實中，桃園大圳的真正的設計者是韓裔日人張令紀；因為，在桃園大圳進行測量到完工的階段裡，八田與一都在台南水道工作[9]，直到1919年才調去規劃設計嘉南大圳。張的職務則自1908年12月，調任總督府工事部技師起，負責統籌全臺灣水利工程設計。在其任職工事部九年期間，完成桃園大圳的籌畫、調查、測量、設計與興工，是工程得以順利進行的靈魂人物。台南下水道是與桃園大圳同時進行著，卻性質很不同的重要工程；不可能由一人同時負責兩個時空；因而，日本作家對於八田的想像，在史家的眼中應該是「欺騙」。

1908年12月，張令紀調任總督府工事部技師，已統籌全臺灣水利工程設計。在任職工事部的九年間，完成桃園大圳的籌畫、調查、測量、設計與興工，是工程得以順利進行的靈魂人物。1917年4月，大圳工程初進入執行階段半年時，因技術困難障礙，他被派遣到歐美各國踏查、學習先進的水利工程技；他1918年11 月踏查回臺，接受《臺灣日日新報》專訪時，竟全沒談論與水利工程領域有關議題，而是分享親身經歷美國的民主自由精神。這個殖民地的兒子。

可能正是因此，後來他雖為大圳工程鞠躬盡瘁，但很少受官方提及。而作為晚輩的八田與一，遂逐漸僭越地成了桃園大圳的設計人。

三〉關於八田與一，古川還有多少欺騙？

古川的大作，其中有多少的「想像」？「想像」通常只能是文學的要素，然而，古川的大作卻能夠獲得「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讓人以為書中所及都是史實似的。由張令紀的故事讓我們不免懷疑其書中還有多少欺騙？

該書原名為「愛台灣的日本人──八田與一」；其中描述它們家族在早年就由於信仰而對其藩內的農民懷抱著深刻的同情，由此導引出其對於我農民似有著偉大的關懷；然而，就我們對於日本史的理解，八田所屬的金澤藩，是當年最能逢迎德川幕府的大藩[10]；而就所知，德川幕府對於農民的態度是接近日本大儒山鹿素行其所謂「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的觀點，如果金澤藩總是識時務地迎合幕府的觀點，那麼古川在此所說「佛前一律平等」，其對於農民的同情，就像當年天皇對我先民所說「一視同仁」，應該就只是「欺騙」？

此外，該書中描述八田的豐功偉業似乎鉅細無遺，何以對於我們前面提及，民間曾經表現的所有憤懣不滿，都沒有提及？同時，對於1930年兩次中型地震就把新完工的烏山頭水庫堰堤震損達55間〈330呎〉的重要史實，完全沒有提及？這是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的通例？還是如大哲學家康德所稱，「說謊者知道全部理由，但是他並不把全部理由都說出來」；所以古川作家，就沒有說出來？

最後，真正關切我島本土化的、愛台灣的我們，是否應該深入追問在古川的大作中，到底還有多少的文學想像，暗藏在該學會的所謂「著作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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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琳在明治33年，十九歲時，犯詐欺罪被判刑6個月罰金20元，出獄不久，再犯竊盜罪，判刑10個月，監視6個月，仍不悛改，36年受行政上的戒告。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教唆雙方興訟，從中調解而獲取不當暴利……」〈「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2]「台灣之水利問題」，日名，「台灣農業土木誌」，芝田三男、磯田謙雄著，于景讓譯，台灣銀行研究室，頁18。

[3] 「桃園圳幹線潰壞  三月間點滴不給水  計畫失慎修理太難」，台灣新民報，1931.6.20。 

[4] 「日據下之台政」，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省文獻會，頁766。

[5] 「社說  台灣二大工事  嘉南大圳水量不足  明潭電力有餘」，台灣新民報，1930.11.1；此外，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0/18〉「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2/27〉「小農民十大苦況」〈1925/12/27〉「嘉南大圳三年輪作  又是官僚的辦法」〈1926/2/7〉「三年輪作的罪惡  犧牲農民的生命」〈1927/8/1〉……「組合只懂收水租  哪裡管稻田無水？」〈台灣新民報，1930/9/6〉「橫逆的嘉南大圳  無水也要水租」〈10/4〉「嘉南大圳區域內  地主七倒八苦」「大圳哀話  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  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  無理的受剝  何等悲哀呢？」〈11/1〉……等等都是。

[6] 「台南州下  起大地震各地被害頗巨，「台灣新民報，1930/12/13。

[7] 「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台灣新民報，1932/3/19。

[8] 據稱，「在1989年在日本出版的該書，獲得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直木賞的殊榮，自此以後有關八田與一設計了北台灣第一大圳「桃園大圳」的說法，不斷向外擴散，台灣與日本的文學界、新聞界、學術論文，凡是提到桃園大圳，都必須加上「八田與一設計」，並引用這部以小說體裁所寫的書。」引自林煒舒／《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百年誌》顧問、元智大學教師

[9] 在八田的履歷中，1910年，東大畢業，1911年來台，1916~1917年間，雖似有一段空檔，但1916年10月，八田為衛生工事系技師，擔任台南水道設計主任；1917年7月，他仍在該單位。衛生水道與灌溉水道，工程性質不同，應不可能任意轉換設計人，然後又回復原單位。

[10] 前田家領導的金澤藩，也就是過去的加賀藩，在德川時代能仍以「辨大局、識時務」著名，而維持著自身在時代中的地位；獲得封祿達百萬石。

關於李登輝非凡的皇民身分──

可敬的名記者徐宗懋先生稱──1995年遠見雜誌──

『由於農村地主與城市中產階層與日本統治者較為接近，子女受的教育日化程度也最深。儘管其中不少人年少時期對日本歧視台灣人的政策不滿，但因文化領域中未受過漢學訓練，所以思維的基礎是日本式的，如果再加上家庭背景是基督教而非與中國文化關係深遠的道教和佛教，那麼其「非漢化」的程度愈深。』

好像很合情合理；於是所有的農村地主與城市中產階級都被戴上了與李登輝相同的大帽子；然而，史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由歸化日人的日本作家伊藤潔在1996年2月為李在「文藝春秋」雜誌社出版的傳記中提及，1929年，李六歲入學時已經使用岩里政男之名；他寫下如此的史實──

「1929年，進入汐止公學校的李登輝的日本名是『岩里政男』。後來，日本政府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獎勵『改姓名』，約是1940年左右的事。」〈李登輝新傳，伊藤潔著，白水譯，希望出版，頁26〉

那時，由於日人自許是神裔，對於日台兩族群間的關係，自居於優越的地位，在其高度衊華心態下，我島民要改日本姓名是困難的──

史實中，關於改日本姓名，第一個正式的場合就是日台通婚的情境。一是妻冠夫姓，其次是子女隨父姓；但後者必須是以父母間已有合法的婚姻為條件。顯然，李登輝能在入學時就使用日本姓名，表示官方已承認其父母擁有合法的婚姻關係。

然而，據我們所知，當年官方很少承認這類的日台族群關係。

因而，第一任文官總督田總督雖曾經很人性地公開對於日台族群關係表示其高度開放的態度，認為「禁止日台人通婚的法律必須修改，因為日本人可以與外國人通婚，更何況台灣人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據稱，這個問題既是他就任之初就交代下村長官進行的調查要項之一，也是田總督曾經在1920年2月，向原首相報告，獲得同意的重要項目。

原來，婚姻問題除了要有男女雙方的合意，法律上總需有程序的要件；此問題，外表上看來，只是當局沒有訂立其程序法，就自然呈現出其禁止的型態；同時，在戶籍上的入贅與收養，都形成類似的狀況。

但也由於當年，事雖簡單，但涉及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卻實在茲事體大，故直到1923年田總督高升離台之際，總督也只能提出「權宜辦法」，令各廳長通飭關於台日人婚姻養子女戶籍事項，開始受理民間之申報 ，但完備該法的後繼工作，也並沒有能完成。

因而，在官方眼中，日男與我台女間的結合，又只能是一種法外的特例[1]而已。

關於這通婚與入籍的規定，通常我台人要到1939年皇民化運動後才有改為日本式姓名的機會；那麼，李當年何以能夠獲此特例、殊榮？怕就絕不只是由於其家族中有鴉片牌照或是豬肉販賣的執照而已。。。

是什麼原因使得當局早在1929年就能讓李以日本姓名入籍呢？

請原諒，由於上述的探究，我們不能不另外推想當年這個的特例之由來。

會不會真的有一位類似小笠原次郎的日本人存在？那是在李家的公嬤廳上的一張古早照片中，一位形象高大的日本人的名字。如果李的親生父親是某位日本人，其母親是我島民的話；出生於1923年的李，受孕的當年，應該正是前述田總督在任期間，台人改日本姓名，入籍日本人很困難的時代。

研究與調查

日本人與我島民通婚的不多，是由於日本人對於我島民有強烈的歧視[2]，也由於日據初期日人攘逐殺戮我島民近百萬人，要我島民遺忘真是不容易；還有當年的殺戮者自身怕也不容易忘記自身所造的孽吧，但是，其中極少數人，在某種特殊情境下，生出了孩子，怎麼辦？這是一個日本男子與我島女子間，當年官方法律並不認可的特殊結合關係。

當年的情況，這樣的結合已經有先例了，但多數是我台男娶進日女，例如，當年律師蔡式穀娶日女，大皇民辜顯榮的第幾房為日女，應該沒有子女冠日本姓氏的問題。

但關於日男娶台女而其子女能夠以日本姓名正式入籍的更為罕見；可以參考的例子，是當佐久間總督伐蕃期間，官方曾經要求日警向原住民頭目或有力者的女兒追求或是逼婚[3]；當時稱為「政略婚姻」，當局竟藉此探取各種蕃人情報，甚至要妻子為日人向其父兄進行說服工作；其實質是一種「始亂終棄」的所謂「蕃婦關係」，因為，殖民當局規定該婚姻是日警「為國、為理蕃，必須虛情假意討好蕃方公主」；三年過後，日警隨時可以不承認該婚姻的法律關係，拋妻離子，另外尋找理想的伴侶。

據稱，當年在泰雅族的馬列巴社附近就有日警下山治平、佐塚愛祐、下松仙次郎、近藤儀三郎等奉命結婚，其中近藤的妻子就是霧社蕃頭目莫那魯道被遺棄、癡心成瘋的妹妹──這是後來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的理由之一；不知其他蕃地或平地是否也曾實施該政策？

李的處境會是也有類似如此的日警把「政略婚姻」拋棄的某種「蕃婦關係」嗎？

或者只是小笠原確實已經故去，具有日警身分的李父金龍先生與該日人有深交，願意代為撫養遺孤，也正是他家族當年就有了可以擁有鴉片證照與豬肉販賣執照的理由？

以上，我們的研究，呈現了李的身世之謎與時代間錯綜的面向；相較於徐先生過去籠統的論述，是否有可以參考，或補足其論述的地方；希望我們可敬的讀者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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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所知，要到1933年修正「台灣戶口規則」，實施之後。關於日台婚姻與收養問題，開始有了受法律承認的機會。不過，由於該法全名為「修正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律之特例」。──根據1933年「日本人男子，非至無陸海軍籍及無服兵役義務，不得入台灣人之家籍，但經法徵兵終結處分，入第二國民兵役，因收養入贅而入台灣人之家籍者，不在此限。……」與「台灣人與日本人間之婚姻，或收養入贅而入台灣人家籍者之協議上離婚或收養，由其呈報郡守，警察署長、警察分署長，或支廳長辦理，而生其效力。」之特例性規定。

[2] 當時我漢族島民被稱為「土著」或「土人」，原住民則被稱為「蕃人」。

[3] 有日警下山治平，當年是馬列巴駐在所主任；就在該政策下，以原民頭目與抗日族人的生命相威脅，向該族公主逼婚；強娶之後，生了六個孩子；各有日本姓名。明明是先娶者，戶籍上僅登記為「內妻」〈即妾〉；後娶的日本女子，則登記為「正妻」〈大老婆〉。不過，根據霧社事件資料，當年日人對於蕃人雖有戶口登記，但在當時蕃人僅被視為蕃地開發時的附屬物，有所謂的「不見蕃人，只見蕃地」之說，該一登記並非真正戶籍法上的登記。

這是個過去學界簡直沒有人關注的事件；原因應該是日殖當局不希望外界知悉，因而大力封鎖與其相關的消息。

當時還是1910年代初，中國革命尚未成功，但是已經胎動劇烈的時代；或許它正象徵著兩岸當時正還是默默地同步著某種深度的脈動。是否因此，當年才被強烈封殺？或者，只是為了當年殖民當局無法面對自身在教育上的失敗，真是「有失威信」，因而如此作為？

關於本事件，讓我們由史實如何被扭曲與抹殺來看真相吧。

其一、關於被扭曲或抹殺的史實──

本事件中我們可以舉出三大重要史實，

第一件是洪先生在國語學校畢業的時間，也就是他獲得官費保送赴日的時間是1902年，當時的情況是──

「1902年，總督府趁重新發布『總督府直轄學校留學生支給規則』及『國語學校留學生支給規則』時，規定義務年限應該加算留學生的年月數。是年5月，於宜蘭廳下奉職之兩名畢業生林維、高進義，以及國語學校在學生洪禮修、王振蘭等四人連袂以公費留學東京農科大學。除王氏因行為不檢終止給費外，其餘三人在1905年順利畢業。」

然而，我們今天所見，1926 年印行的「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祝賀會」編的《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竟然將洪先生列為1905年才在該校國語部畢業？何以竟有如此的錯誤？

第二件的史實，是關於洪先生由東京帝大學成返台後的行止──

根據當年的史料其史實是──

「此後，林、高兩氏因係宜蘭廳以學租財產支給留學費用，故分別擔任該廳之殖產事務囑託及農產試驗場雇員。洪氏係由校方支給，返台後先入母校實業部農業科之教務工作，後入艋舺公學校任教，兩年後，清國新設農學堂時，以年薪1200圓之條件修書來聘。」

這是根據1905年與1908年出版的訊息──該內容分別刊於當年的〈國語學校近況〉，《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43 號，1905.10.25，《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 （臺灣之部 6）》第 35 卷，頁 92。〈教員渡清〉《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版），第 2983 號，1908.4.14， 5 版。當時的艋舺公學校是由國語學校屬下的第一附屬學校轉來 ；此1908年的紀錄，在該事件未發之前，當年應該沒有虛報其行止的理由。

而另查旁證，也就在該年，1902年，我們可看到國語學校出刊的「校友會雜誌」上看到，會員洪禮修以「春」為題所投稿的散文 ；可見洪確實應是該年畢業的在校生。

第三件重大的史實，在他處從無人提及，這是關於洪先生離開我島教職的重大原因，這是他的四男洪在明接受中研院近史所訪談時談到的──本研究中已曾提及的──

「父親畢業後回台北任國語學校教師。後來因為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你要不要麵包？『你要不要麵包？』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

這是一位台籍師範生歷經公學校與師範教育的層層考核，甚至獲得官方公費留學歸台，但是返台後卻拒絕成為違背其教育專業良知的官方爪牙；簡直達到了中華傳統儒學中那可讓「頑夫廉，懦夫立志」，激勵人心水準的故事──而這樣的主體性，確實不是殖民當局所能忍受的。在這段史實中，所說到的「校長」，實際上是教務主任，當時校長公出，該教務主任名為大石和太郎。

應該是以此，無論是後來官方表功性的「台灣治績誌」，或是教育專業性的官定史書「台灣教育沿革誌」，甚至連號稱高度同情我先民處境 的日本「自由主義學者」的矢內原教授的大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都看不到關於這一重要事件的紀錄。

其二、關於此事件的重要性──何以此事件會被高度重視？

洪禮修應該是真正日殖時期培養出來的我島人才；洪禮修，1884年生，死於1937年；淡水人，後遷至萬華；日本據台時他剛滿十歲；何時開始接受日人教育似乎已不可考，但已知，1902年，他由國語學校畢業，獲得校方公費而入學東京帝大農業科就讀，1905年畢業；返台任教於國語學校。

不過，那個時代的特色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仍深，官方還有意利用儒家思想來宣揚殖民者所希望建立的君臣倫理，並沒有採取禁絕的方式；同時由於社會生活上，日語不可能立刻普及，民間到處仍都使用漢語，所以，國語學校招生上仍有漢語科目 ；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漢語四書五經的課程自然還是存在的，那就是漢書房的教育。

凡能夠進入國語學校，當年是要通過漢文考試的 。當然他的中華文化水準是有相當高度的。他擁有某種硬實力，我們應該可以想像；而他進入國語學校後，是根據國語學校規則第十六條規定的「要本於教育原理，自我建立教育之模範，鍛鍊精神，砥礪德行，培養忠君愛國之教員為目標。」 而建立自身的教育理想的；他舊日來自傳統「學、問、思、辨、行」的中國儒學，絕不違背教育原理的理念，如前述，可說是中華文化的硬實力，不可能消失。

另方面，他當時能夠得到官費留學，一定是透過官方重重的篩選與考核，其素行得到品學兼優的評語，才能獲得那樣的機會；同時在當時也必然是長期受到同學與家長們注目的模範學生。如此栽培出來的學生竟然與校方在教學原則上發生了根本的衝突，這對於統治當局絕非小事！

自從1901年前後，殖民當局好不容易將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打壓下去之後，此時所遭遇到的是中華文化的儒學那關於「學問思辨行」巨大傳統的衝擊；因為當年熟讀過四書的學生大約沒有不熟記「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而自然學得批判偉力的。甚至，我們可以說，由於殖民當局公開宣示應該禁吸鴉片，所以，前述深受官方打壓的那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就是某種「學、問、思、辨、行」，在民間昂然絕對合理的運作。

想想該社會運動後，由於民間主體性高漲，師範學校先後只能關閉，而後藤長官在1903年不能不公開宣稱要二十五年後，官方在我島才能定出明確的政策，我們此時應該可以想像此事件雖然還沒有成為整個社會性的運動，但他應該已經給予殖民者巨大的壓力──因為顯然在教育上，它們沒達成官方原定的關於「低智」與「從順」，那不要台籍生懂得權利與義務關係的教育目標。

其三、關於該事件的影響──大石教師排斥事件

1910年，洪禮修確實辭職了；當時的衝突現場如何，我們不清楚；不過，據稱該年他立刻以台灣籍民的身分轉往海峽對岸的福建擔任農業學堂的教師；想來應該與前述1908年福建省曾經高薪向我島專業教師招手有關；因而事件發生的1910年，洪立刻就轉往福州出任當地農林學校的專業教師了 。

然而，那就是該事件的結局嗎？

就當時的史實言，似乎雖是該教師離台了，但該事件並未結束。

那是據1912年，自北師畢業的陳傳旺所回憶的「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與1924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劍如 在「台灣民報」上所及的，原來1910年代初期，不只是大石教頭曾與洪衝突，並且──

「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並且當時還衍生出了──

「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 ，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當年關於國語學校教師洪禮修的辭職，以其素來名列前茅、未來可能青雲直上，自然飽受先民注目的身分言，此一事件應該會受到當時菁英社會的關切；因而，我們雖沒有詳細史料可稽考，但是由我們事後所見的報導所稱──

「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

可見當時事件發展，乃不只是洪受影響，而是影響到「諸教師」的去留；因而，前述所稱──「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以及「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 ──應該是已經不僅成為校園內的群體陳情事件，更是一次對於校方的反抗事件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1911年，漢文科目由國語學校的入學考試科目中被去除了；是由於什麼緣故？是發現到西方殖民帝國的殖民經驗中，很少感受到的、難以克服的、殖民地傳統文化的硬實力了？？？

其四、結論──「殖民的現代性」與「中華文化的硬實力」

在許多研究殖民地統治問題的論述中，我們很少看到學者嚴肅地論述殖民地本身原來的發展階段與其傳統文化的問題；簡直可說是根本地輕蔑了殖民地社會與被殖民者的主體地位。他們的觀點都是現代化理論的二分法觀點，一刀切地把面前的殖民社會視為必須被全盤否棄的傳統社會，所有殖民地人民若要存活與發展，必須全力全心地擁抱代表著現代化與進步的殖民者。這就是所謂「殖民的現代性」，或稱「殖民的近代性」之源起。

本研究認為我島的殖民地經驗中，由前述1901年前後，全島自動自發而暗合現代戒毒原則──社會輔導、心理輔導、宗教輔導──的降筆會社會運動，到此次的「洪禮修教師事件」「大石教師排斥事件」，顯示了過去殖民地研究中輕忽被殖民者的主體性，不只是錯誤的，更是惡意的。

尤其，如果他們論述中的這「現代性」，就是「近代性」，就是西方「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的「人的地位的提升」，人不再受教會的蒙蔽與宰制，人性獲得自由與信心，擺脫權威的挾制。我們在日殖初期攘逐殺戮政策 後的十五年間，先後就見到了這樣的兩次殖民社會傳統文化的自由與信心奮力掙扎的表現。雖然他們在抗爭中都失敗了。

關於「中華文化的硬實力」

是的，在十五年以來的兩次抗爭，中華文化的島民們確實是失敗了──但是，中華傳統古語有云「勝敗兵家常事」，還有名言「任重道遠」，大家應該記得；想想若加上那「學、問、思、辨、行」的發揮，這就是本研究所要強調的「中華文化的硬實力」所在。

不過，殖民者確實已感受到自身的不安全；因為自身作為典範規章的「教育敕語」，其中的日本儒學傳統似乎呼應了我島民的強烈不滿，也強調著世界應該有客觀的相對倫理與偉大的真知，人們應該共同追求真實「道並行而不悖的理想世界」──然「日本神道」下，其衊華的儒學傳統並不如此！因而，殖民當局乃於1911年有「台灣版教育敕語」的提出。試圖將我島上的中華文化的儒學傳統與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儒家傳統的面貌盡力區隔開來。

就明治維新強調的「實學」言，確實似應如此，然而，殖民者雖稱「實學」，其實，並不真實地務實，太多面子問題，因而，該耗費時間與精力頗多、頗具某種合理性的重要提案，並未得東京中央當局接受。

於是每天在學校受到師生頂禮的「教育敕語」，大約在統治上只有聾子的耳朵式的象徵作用，若是真實地理解與奉行，可能反而成為會對於台灣統治產生內在的拮抗作用的事物。

因而，或許我們可以因此而預期後來我島上重要的「噍吧哖事件」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出現，都是我中華文化偉大硬實力的不同表現。

最後，如果「船堅炮利」是一種殖民者的現代性，就像一個持刀的竊賊，威脅了知書達禮、卻赤手空拳的您的孩子，我們會鼓勵自己的孩子「心悅誠服」於那個竊賊嗎？有中華文化硬實力的我們，擁有著「學、問、思、辨、行」無堅不摧的基本辯證事理的能力，腳下應該永遠會找到我們自身合理可行的堅實道路。

在這個開始陰涼的秋天

看著網路上的我島選情也趨於陰涼的日子裡

『中間選民』應該對於當前的種種百感交集吧

尤其是對於平素偏向理性與批判，有主見而

通常有社區意見領袖資格的朋友們

我們是每次大型選舉期間，自然由綠藍陣營中游離出來的人們

如今

一定又由於理性批判而喚起了素樸的正義感

準備重新選擇，為未來四年自身的、社會的前途重新定調

選戰開打已有一段時候了，相信您們都已經注意到所有荒唐的、無恥的、惡質的、腐敗的行徑，讓我們共同拋棄我們社會絕對應該揚棄的詐偽虛飾。。。

希望我們共同的努力，終究能夠為我們所鍾愛的社會，逐漸建立我島民主政治應該樹立的堅固基礎；

作為一位本分的公民教師，教師不應該屬於任何陣營，因而我是永遠的『中間選民』，儘量理性的探究現實的，因而，我有責任提供給大家一些關於熱鬧之外的思考──

一、今天有人關切霸權美國與北鄰日本對於我島的企圖嗎？

好像已經有人關切了。。。

二、但是我島為何關切得那樣微弱？

在烏克蘭悲劇可能發生在我島，霸權美國更通過《台灣政策法》之後，顯然我島的危機日益緊迫之際，執政者竟然請來霸權美國的殖民地日本的議員與高校女子樂隊作為我島國慶日的重頭戲。。。完全顯不出我們社會對於當前時代所應有的省思。。。

三、我的省思

這是當局所謂的「天然獨」的自然結果，但是教師們應該都知道，「天然獨」，乃是教育的結果，教科書上讓人記憶，加上媒體上沒有新聞自由，學校與社會只有一種聲音，自然就「天然」了。

不過，坦白的說，何以轉變得那麼快、又那麼順利呢？

這是一個大家應該追究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原來這個「天然獨」的根埋得很早，它的故事在歷經百年直到這幾年，又獲得了養分；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故事要說清楚，並不容易；但是它有一個載體，可以幫助我們來認知這個史實真相。。。

這個載體是日本學者在台灣史研究上的一本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它成書於1920年代底，在我島上長期受到重視，極少受到應有的批判。

日據時期，由於總督府宣布為禁書，故受到我島知識分子的重視；而戰後的我島學術界又由於該書作者被盟軍任命為東京大學總長，地位崇高，而罕有人深入批判。因而該書長期以來可說是我們島上台灣史研究上的主流。

這應該就是何以「天然獨」一詞，由於有這樣長期的歷史關係，故一旦傳開，其流佈自然迅速。。。

此外，如果以大歷史來看，由1874年，美國李仙得慫恿日本才有牡丹社事件，1895年，美國福士達幫助日本逼簽《馬關條約》；1945年，美國霸權以八十餘軍事基地而殖民日本，日本卻號稱獨立國；

我島雖也可說「寄人籬下」有年，但只一、兩個基地，日本可稱「獨立國」，我島號為「天然獨」，如何不可？然而，美國霸權拉拔日本殖民地百餘年，如今似欲再與日本搭配，但是只要中國強大，應該不是問題吧。

最後，提供拙作《日殖時期台灣社會與教育史》，關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一個註腳，建請參考。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帕米爾書店，頁150~153；該書是日殖時期台灣史研究中的經典之作；原名為《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該書沒有中譯本《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書名前的「日本」兩字。

據稱它自1929年出版以來，就被我台知識分子重視的，被當局禁售的、也是知識界的流行書；但它的奧秘有二，

其一是「帝國主義」一詞，在當時有兩義，一種是對資本主義具有強烈批判性的，是左翼社會主義者所接受的列寧觀點；一種是對資本主義僅具改良主義的批判，是資本主義自我改善後與修補情況下的觀點；該書乃指示改良主義的批判。

然而，這兩種觀點由於都是舶來的論述，所以，它們都缺乏我台灣史實的真實背景，該學者只能運用舶來的動人名詞，如；剝削、鬥爭或「解放」、「向上」之類，以完成自身的論述；對於真正躲著「魔鬼」或「上帝」的重要細節，絕少真實揭露；本期的「攘逐殺戮政策」，正是一個重要的細節；在本書中，絕未關懷這段重大史實。

其二是作者對於日人之殘酷行徑以「帝國主義」名之，不凸顯日本，並且其中強調「早熟的」與「第一個殖民地」；其實是在為自身的根本錯誤找「靠山」或是可以「脫卸責任」的理由。

此外，可說最重要的，該書中將清代的漢族「移民」竟視為「殖民」，更是一大錯；當日人統治台灣時，日本學者都承認平埔族已與漢族融合，看不出來了；世界史上絕對沒有這樣的「殖民」的。

研究台灣史的朋友，值得以閱讀該書作為對於自身批判能力的考驗。

那是一個大廣告傳銷、大動員下的大片，但是其中有多少欺騙？

過去，那位魏先生導演的「賽德克巴萊」，我與您們談過； 他居然認為日本海軍比陸軍文明開化； 這兩個軍種本來不同，如何比較？

都在日本自認為『神裔』的「國體論」之下，飛揚跋扈，真能有多少差別？

那幾天，看到報上刊出「『KANO』台詞9成日語」 讓我又忍不住了──怎能如此信口胡說？

因為我想到，這是一種詭謀， 如此將讓幼稚無知的年輕哈日族觀眾，憑著自身的浪漫想像編織自身最能接受的故事，這是混淆我們真實認知的惡劣方式。

對此，讓我先舉一個例子吧；當年嘉農隊中的名將蘇正生，在他受訪的口述歷史中，就曾經直白地說──

「我們在球隊的溝通都是用日語。但各民族的球員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會講自己的母語。」〈謝仕淵博士論文之附錄-18~19〉

況且，根據當年統計，1930年的台籍生的就學率不過三成一而已，而六年得以畢業者不過五成，加上畢業生無使用環境，自然忘記，也就是社會中懂日語者絕不超過一成五吧。。。

換句話說，在如此的社會大環境下，只有在球隊中溝通，彼此才使用日語，該影片怎麼能九成都是日語呢？曾被殘忍屠殺的我們島民，那麼容易忘記自身的慘史？

然後，我在此把我所知道的、史實的「嘉農棒球隊」的故事提供給您們──

該影片是為嘉農棒球隊的日籍教練近藤立碑，當然要有些引人的故事；但是應該怎樣理解，才能保持同學們自身的智慧與長進自身的思考呢？

以下分為「嘉農棒球隊之創立」、「近藤教練的意義」與「嘉農為何不能更上層樓」──三部分，請參考。

壹、嘉農棒球隊之創立

一、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一〉原始計畫──他們的目的起初是計畫移民三、五百萬日人來台，所以要進行惡毒的「殺戮攘逐」的政策。

二〉計畫結束──由於該政策干擾了國際貿易，引起國際輿論干涉，他們不能不放棄進行已有一年多的殘酷手段，但我先民已經被消失了近百萬人。

三〉新局面的處置──

停止殺戮攘逐之後，改採奴役政策；奴役分為兩方面，一是鴉片毒計，一是教育陰謀──在此擱下鴉片毒計部分，已另文報告……

一》教育陰謀──分為「智育」與「體育」兩部分

智育部分

1. 伊澤部長軟言哄騙、威脅利誘──宣布依據日本小學校而「降低其程度」；但降低多少呢？據稱，伊澤所屬的國家教育社在1894年時，對於朝鮮學政的設計，是朝鮮的大學的水準，僅等於日本高中程度；朝鮮的高中水準，只等於日本初中程度。大約當年我先民的處境也差不多──初等教育六年只等於日本的四年吧。

2.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說，『不可超過其身分』；

3. 國語學校教頭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不可鼓勵討論』；

4. 台北第二師範校長志保田的做法──課程不可詳細講授，不提倡讀課外書，提倡藝能活動，把同情與啟發我台籍學生的教師「整理」掉。

5. 1929年七月，在我島的新聞紙上曾出現過一篇名為「南支台灣留學生的真相解剖的解剖──答昭和新報」的長文，其中為駁斥該御用報紙「誣衊留華台灣學生」的事而直稱──

「南支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全部是在台灣或日本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劣貨嗎？……誰不知道他們都是優秀的份子？……他們大部分是台北師範、淡水女學、台中中學、台南一中、台南商專、長老教中學、新樓女學等的優秀學生轉學過去的；並且由日本學校轉去的也不乏人，這都是真憑實據，人物尚在，毫不能假造的。……是的，其中也有在台灣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學生，因為它們大都是無產階級的子弟，為了經濟的○○，當然不夠資格受資本化的○○教育。……方幸有教育平民化的中國，使一般走投無路的學子有所歸宿……中國的教育破產了？記者先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別的估置不論，現在單就記者先生所著眼的廈門來說：廈門的集美學校，是個規模宏大的中等學校，……負笈南支的台灣留學生，大都就學於此，終日孜孜不倦，唯學是求……因為該校的程度比台灣各中等學校為高，所以由台灣中等學校轉學過去的學生，每因程度不夠，吃虧一年半載的也不在少數，其中也有台北師範的畢業生來該校插入水產部二年級的。如記者先生所說的，不但沒有嘉義農林的卒業生來做過教員，並且有該校的畢業生來應入學試驗，不幸名落榜後的。該校的教職員都是國內著名的國立大學的學士，其學歷足以教中等學校而有餘！」

最後的這一資料，是1929年，也就是嘉農棒球隊成軍期間，社會上的相關報導：這些就是當年我們島內的教育情況。

體育部分

1. 台灣總督府公文「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會報告書」中，指出──『對內地人而言是以培養沉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

2. 嘉義棒球隊之成立 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如上述的要求而成立的；所有教師、教練都必須以此為依歸。

貳、近藤教練的意義

請冷靜不要動氣地比較上述台灣人在體育上的目標與日本人的目標，那所謂的──

『對內地人而言是以培養沉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

這也就是在電影中近藤應該常常採用毆打的方式擔任教練的背景，似乎我們台人只能用這樣的方式教育似的！原來官方早有這所謂的「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的教育目標，就難怪我台灣孩子捱打而不能反抗，不能吭氣了。

不過，這應該確實是史實，因為我們所知道，其實不只是在體育上我先民受到這樣的殘酷的對待 並且可說隨時可能受到這樣無情的打擊；因而我們台灣文學大家吳濁流才會在其寫實主義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讓主角曾這樣在心底哀號：

『這使值日老師暴跳如雷……索性兩手俱出輪鐵扇似的連著打了好幾個響耳光。太明看著感覺到好像自己被打罵似的心痛。……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

另一項很可能存在的重大背景，當時是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結束之際，日本本土受到大正民主的影響，比較自由開放，高校生各方面都頗受尊重，在日本全國中學校棒球大賽中，近藤的作風取勝，代表著日本傳統國體論的重振，是一次大戰後裁軍風潮下不振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回溫…… 由此看來，近藤教練實在不是個真正理想的時代人物──也因此，他的努力最多只能讓嘉農亞軍，不能開發嘉農更多的潛力！

叁、嘉農棒球隊何以不能更上層樓

一、嘉農棒球隊爭勝的基礎是什麼？

個人認為他是農林學校，他的入學考試中有體能測驗，也有智能測驗；前者是一般中學校所沒有的；而智能測驗在我們島上當年，少數人才能讀公學校，少數中的少數才能考入該校，據稱某班台籍生全部都是公學校的第一名畢業生；智能與體能都是上上之選，應該不是一般中學校所可比擬的。換言之，原本他們的智商與體能都較一般中學校高強。

不過，由上述的教育目標來看對我台生「規律、從順、靜肅」的抑制性來比較日本學生的「沉著、堅毅、勇氣」的鼓舞性來看，我台生雖素質佳，但實在沒有多少勝算？！

然而，據稱，「該球隊成立後的第一戰，就遭遇了早一年成軍的「嘉義中學隊」，當時沒有近藤教練，裝備拼湊而來的雜牌軍的他們，就把日籍生組成、裝備齊全的嘉中打敗了；但是輸球的嘉中不服，竟然拿球棒在路上埋伏攻擊勝投的一年級生陳耕元〈原委會主委陳建年的父親〉；陳躲避竄回宿舍，同學動員反擊，封鎖道路，只要是日籍生就抓來打；事情鬧得很大；警察來校抓人，島內校長拒絕警察進入；最後由兩校校長協調，經嘉中道歉，該事件才消弭」──嘉農雜牌軍的棒球生涯是這樣的開始。

該電影中竟然沒有演出這樣的重要史實──

當時的史實，據其隊員回憶，是在這樣的處境下──

「從此以後，嘉農苦練四年」。」〈嘉農口述歷史〈二〉，中華嘉大校友會印行，頁18〉

正是因此，到了1931年，他們才突破了那不鼓勵「沉著、堅毅、勇氣」的教育；他們才拿到了甲子園大賽的亞軍。

二、球隊爭勝的真正基礎

對他們而言，近藤真有那麼重要麼──還是自身『決心苦練』更為重要？

雖然確實有人肯定近藤教練對於嘉農的重要性，但是也曾經有一位曾經受到近藤訓練的球員如此回憶著── 他雖承認「嘉農棒球隊是在近藤教練來之後才強起來的。」，但是他也指出了──

「近藤教練很嚴格，球是一顆接一顆的投給你，常把人累到用爬的。像林煥洲，合作金庫的選手，唸三年級的時候教練要他加入嘉農的棒球隊，結果才進來一個禮拜就因為受不了嚴格的操練而退出。但是，其實我們五年級的時候，就真的是差林煥洲，要不然我們應該會得到冠軍。」〈「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研究」，謝仕淵著，溫振華指導，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以及兩個實例

「我五年級的時候……近藤叫三年級的松本守三壘，松本……接強勁的滾地球會怕球，身體就本能的會閃球，近藤要松本穿上捕手的護具接球，然後一個球、一個球不斷地打，而且是很用力地打，一直練到他不怕球。我當捕手，站在近藤的旁邊，看松本被這樣操，覺得他很可憐。」

「嘉農的教練很嚴厲，有次嘉農來台南跟台南一中比賽，我也去棒球場看比賽……我就看到近藤打學生，很嚴厲。」〈同前師大博士論文中1916年出生的李昌盛先生回憶〉

我們有理由懷疑，由該「林煥洲事件」上看，練球時很兇，常打人的近藤教練真的一直都有那麼重要──難道我台學生若沒有時常被打，就無法進步麼？就像文學家吳濁流當年看到我台籍生受到體罰時所慨然的──「為何對於日籍生就不用體罰？！」

三、獲得亞軍後的得失之間

這是我們考察史實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嘉農獲得甲子園亞軍之後，他們得到什麼，失掉了什麼？

他們在甲子園獲得亞軍後就被大做文章，說成是「三民族融合」成功」，就可以「打天下」的例子──

個人認為對於嘉農隊的台籍選手而言，這是可悲的，在強烈歧視者的要求下，做得很好，所獲得的肯定，真的就是一種成功的「融合」麼？

我們這些智能與體能本來都是一流的選手們，他們已經被日人教育得失去了原本應有的「自覺」麼？

確實，對於宣揚「同化」的統治者言，這應該確實是它們想得到的、可供宣傳的成績；然而，球員自身頂著這樣的光環時，對他們是否會是一種負擔？有一種永遠在心底的嘆息與漏氣，配合上近藤那高壓的教練方式，它們真的只能、只有那樣「認命」了──

他們雖然有光環，有好的職業，但是自身的親戚學友都被強烈的歧視著啊？

更糟的，是那種認命可能將使得他們無法再積極主動地發揮生命深處的力量，那如前述的嘉農雜牌軍的棒球生涯是在陳耕元被嘉中的日籍生埋伏攻擊，以及如他們描述的時常在路上就被日籍的嘉中學生歧視──因而才生出那「從此以後，嘉農苦練四年」的那股族群集體生命的潛力的啊。

細察嘉農棒球隊的生涯，最後我要指出的，是那位島內校長的重要性，似乎不應該被忽略，而近藤教練則絕對沒那麼重要。

因為島內不只在前述那棒球隊成軍的當時，在嘉農與嘉中的衝突中維持了基本的公正；並且，據學生回憶他也是個不可多得的校長，作為校長有威嚴，作為老師有耐心，在家中是一好長者；但是他也無法充分公正地維持校內日益增長的強烈歧視問題。

終於由於甲子園之役後，校內慕名而來的日籍生日益增多，至1936年，因棒球隊中的日籍生超過半數，使得日籍生的強烈歧視，終於引發了四個台籍生痛毆日籍隊長的問題。

但是這時，可敬的島內校長個人也無力遏制這種那整個社會、民族性的歧視習氣；最後竟然導致島內校長下台，在這多數棒球隊員都是日籍學生的學校內出現一條特權的不成文校規──

「任何學生都不准打棒球隊的隊員，打了棒球隊，一律退學！」

以上就是，嘉農棒球隊真正關心者應該追究的史實。在這樣畸形的發展下，如何能夠更上層樓啊。那位賽德克巴萊的大導演，升級成為囂張的製片，不知在該片中是如何詮釋這段史實的？──或者根本躲避，不敢提起了？

此外，關於該片中胡扯到的八田與一部份，由於本人的研究中討論已多，您們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的論述，我就不在此贅述了。

不過，在嘉農的史實中，我讀到過這樣的一段──嘉南大圳當局曾經也舉辦棒球賽，參賽的隊伍有五、六隊，嘉南大圳的基層員工都是我台人──其中、上層全是日人；所以比賽的球員大多是我台人，但是，據稱該棒球賽只熱鬧了一段日子就停辦了；其原因是那些基層員工也表現了能與日本人平等打球，且痛宰統治者很爽的投入感，讓當局很不爽，才停辦的──我嘉農球員黃丙丁在其口述歷史的回憶中，所稱：

『日本時代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差別，這個很清楚，跟日本人一起工作就知道了，……地位就是不一樣。……當時在嘉南大圳的時候，有幾隊是日本人的，那個時候只要遇到日本人，我們就打得很認真，打贏了很爽。運動場上台灣人是沒有『客氣』的。運動場是實力的世界，贏就是贏。』

肆、尾 語 〈關於年齡限制與三民族融合〉

一、關於嘉農隊的年齡問題

最後，要談一項可能不太名譽的，很少人知道，是近藤教練為了取勝，竟然專程找來幾位超齡的原住民球員，嘉農隊中投手上松耕一27歲，神捕東和一25歲，平野保郎24歲，真山卯一21歲。超過一般高中的年齡限度──據稱當時的主要辯解是比賽的章程中沒有標示年齡的限制；甚至還有人以日本學生也有超齡的說法辯護。

不過，由於此一關於年齡限制的問題，據稱，在1929年，「第一回台灣全島少年野球大會」上已經轟動地發生過一次，所以該說法實在缺乏合理性。

其史實是這樣的──發生在獲得全台冠軍的高雄第一公學校棒球隊上，據稱該隊投手16歲──

「……第一回的全島少棒賽，參賽的球隊……只有我們一公是台灣人。比賽的時候，我是游擊手，我們的投手許炎很強。……在台北比賽，……在台北的台灣人也會替我們加油，不會為台北的日本人加油，……場外的台灣人與日本人甚至發生衝突，主要是因為台灣人對判決不滿，台灣人就大聲抗議……但是我們的實力比較強，所以贏得……全台灣的冠軍。比賽之後，擔任投手的許炎因為比較晚入學，所以年紀多了我兩、三歲，當時日本人抗議許炎超齡，所以第二屆比賽時就有年齡的限制了。……」

這是當年的「高雄一公」的隊員的回憶。

據稱當時現場的日本觀眾與島上最大且每天報導比賽戰況的「台灣日日新報」，揶揄，甚至諷刺地把場場先發、人高馬大的王牌投手許炎取了個「巨人許」的綽號。

相較於日人的憤憤不平，今人說是站在台灣人角度的《台灣民報》則大力讚揚，認為「台灣人日後必能在運動項目上出人頭地」。實際上，當時比賽規則上沒有年齡限制，是真的；但是以「超齡就讀小學校及公學校的學生相當多，其他學校也有超齡者」作為辯解，就可能大錯了，我們「高雄一公」的小隊員們應該真的不知道該史實，但是理解日殖時期教育實況的成人與新聞記者們，應該知道當時的重要史實──所有關心我島人前途的知識份子們都應該注意過──

「1929年，我台人就學率只有學齡兒童的三成一，因而入學年齡常放寬，但是該年日本小學校的就學率已經達到了學齡兒童的九成八，所以自然極少超齡的可能。」

這也就是何以次年第二回全島少年野球大賽時，當局立即就設立了年齡限制的理由。

換言之，在1931年8月中旬，我們嘉農棒球隊，不久前，島上體壇有1929年「高雄一公」的超齡風波在前，赴日在甲子園大賽中所取得這個超齡亞軍，實在不能不說是個很有瑕疵，不應該太自我炫耀的紀錄。

二、關於「三民族融合」的說法

如前述，其時我台的「台灣新民報」有所謂「三民族融合」的說法，正當台灣民眾黨怯懦的右翼由該黨分裂出來，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8.17〉，與台灣民眾黨不僅被禁，且遭強制解散〈1931.2.18〉，而其黨領導人蔣渭水醫師竟傳聞被日人毒殺〈1931.8.5〉之後；該盟掌握下的「台灣新民報」當時提出之「三民族融合說」，相較於其前身，在上述公學校與小學校的第二回全島少年野球大賽時所得意的「認為台灣人日後必能在運動項目上出人頭地」，由「出人頭地」轉為「三民族融合」，顯然應該純是當時政局下的產物──我們今天考察時，似乎實在不應該僅看該言論的表面，應該深入考量當局的可怕毒手運作下，那是否應該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的意義──哪裡真是「融合」啊。

〈上述「毒殺」之說，可見於『台灣先民奮鬥史』，下冊，鍾孝上編著，自立報系，頁493；該文稱「當時的抗日鬥士陳崑崙先生對筆者說，蔣渭水的症狀只是腸炎，很可能是被毒殺，只要有那樣恐嚇的傳言，報社可能感受到多大的壓力。〉

此外，當時，是我台灣日據五十年來，平均死亡年齡最低的一年，1931年，平均只能活到21.5歲！──平均死亡年齡最高在1908年，27.2歲；最低的平均死亡年齡當然也是最惡質的生活，在最惡質的生活壓力與前述的畸型的教育，與「被毒殺」的可怕陰影下，那若真是「融合」，是怎樣的「惡質的融合」？該報發出那樣的新聞，是多麼不得已啊……

不過，這些已是在我們年輕朋友流行氛圍注意之外，似乎不應該在此論述了。。。〈如果您有興趣，歡迎討論〉

以上給關心史實的您們參考。真是需要更多人關心我們島嶼共同的真實歷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