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談到兩岸生活，對比時，很自然地提起網路上的自由度問題──

總是強調島上進入臉書或谷歌，不用翻牆，來去自如，自由度高多了──好像真的自由度越高，就越接近自己的理想。。。

但是，讀到大陸網友的貼文，它的文字是如此說的──

『想到很有趣的一點，雖然在大陸上臉書需要翻墻，但大陸人會翻墻去看台灣媒體的報道去了解台灣。台灣上臉書沒有墻，但台灣人卻不去看大陸媒體對大陸的報道，而是只看台灣媒體對大陸的報道，接收大量抹黑、誇大、移花接木、甚至編造的新聞，所以墻根本不是問題，問題在人身上。』

可不是嗎，翻牆與不翻牆，是最明顯的差別。。。對於老弱婦孺言，若無體能，如何翻牆。。。

願意翻牆，除了要有體能外，還要有理解牆外的好奇心。。。各自探究自身有興趣的事物。。。

相對的，無須翻牆，除了似乎較缺少好奇心外，我們島上似乎也並沒有因而增加太多訊息的篩檢能力；網友就只是依隨著官方報導的方向，收集同質的資料而已。。。有真的開闊多少眼界嗎？有沒有想過，卻可能受到了某種傷害。。。

不過，在對岸的牆內，可就自然形成了某種本國觀點，就像一個家庭內部，能夠有大同小異的共識。。。張家、王家、李家、陳家。。。各自沒有太多異見的問題。。。自然有凝聚意識的效果。。。

相對的，我們島內由於霸權所謂的「全球化」的西方論述背景，其中隱含著裂解後進國家的細膩設計，所以使得緊跟霸權身後的我們社會，一定很難形成真正自身的觀點，最後乃在二分法的思考模式下，只能努力以非傳統、反傳統來面對自身的自卑困境，似乎如此才能擺脫在西方二分法設計中，自身長期落伍的羞恥。。。這樣的，乃使得來自自我裂解的獨立口號與西方先進社會也不敢貿然主張的先進觀點，如，極端的性平與廢死自然形成了最佳的、分裂我們島嶼社會的統一戰線。。。

這樣的社會，怎能不高度地內耗呢。。。

如何的新聞，才是「假新聞」呢？未經查證的，就是嗎？或者要查證到什麼程度──查證到「水落石出」？查證到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就以當前最火紅、最受關心的香蕉跌價，在各報都高度關注的，有人高價收購香蕉，竟然被毆問題為例。。。

看，如果真是這樣──

『吳姓盤商長期經營水果大盤生意，收購水果內、外銷都有，過去都是委託中間人代理收購，但中間人卻自行加價賺取價差，今年蕉價低迷，他決定收回代理，在旗山設據點直接收購，提高收購價格到每公斤10元。』

這麼好的收購者，怎麼被人毆打呢？真是太混帳了。。。但是，這會不會是「假新聞」呢？

難道，真的「有照片，就一定有真相」嗎？

如果該報導全是真的，是否這應該是官方農委會與北農嚴重失職。。。

就應該由官方出面高價購入，以平抑物價。。。而官方竟然放任自己的職責？

否則的話，這是否應該就是某方放出來，或製造出來 的『假新聞』？

會不會，真有人被打嗎，還是打人與被打串通，引人注目的一場大戲？？？

政治攻防上，歸罪於對手的漂亮設計。。。？

建議大家藉著此事件，一起來探究，究竟所謂『假新聞』應該如何判斷，以及其責任問題？

只要有照片，就不是「假新聞」？只要有用電話查證，對方回答「有」，就已經盡責？

還是要像本文所探討，簡直要查究到水落石出，才算是盡到了報導者的查證責任。。。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歌聲輟

 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何以故    何以故      久別兄弟血流誤 

 這一篇的十二句是描述二二八事件悲劇的由來──近因。由於本篇所述的情境，也就是後來引起「二二八悲劇」的情境，它特別複雜，所以，以下解說的資料特別多些，請參考──

首先，讓我們看──「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前篇所述日美的離奇作為，都發生在國府派軍來台之前，換言之，以傳聞中甚囂塵上的「台灣自治運動」言，直後有我們前指出的「台灣王公開接收事件」、「台灣王怕日本十八萬大軍而拒絕出席南京受降大典事件」與「林陳演講後台灣物價飆漲事件」，似乎接收台灣所遇的變數頗大，這時的國府應該如何派軍來台？

   而當年的史實，據謝東閔先生稱，原來國府所欲派的是其最精銳的青年軍──曾在緬甸與英美並肩作戰，擊敗日軍解救英軍，接受美式裝備者──他曾親身奉召為教官，對其官兵講解台灣的歷史，風土人情，風俗習慣與日本殖民統治的行政與教育、經濟等〈請見於「歸返─我家與我的故事」，謝東閔著，聯經出版，頁184〉；

然而，在前述的日軍可能不穩，國府所派軍隊可能將面對極為危險的情勢之考慮，與國共相爭亟需用兵的大環境下，乃部分改派裝備較差，且未曾受該講習的地方部隊來台──對於長期受軍國主義熏陶的皇民化青年言，這是難受尊重的；更何況，該軍隊對兩岸氣候的差異之無知，竟正好又加重了這一負面的影響；在人們回憶當年時有所謂的

 「日本投降，……，傳聞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長諫山春樹召集十六位台灣名流，告訴他們日本雖戰敗，但在台灣仍擁有五十萬大軍，還有五年屯糧及精良武器，如果台灣願意效法印尼，脫離中國宣布獨立，日本願意全力支持。聽說當時有人十分贊成……這計畫雖未實現，但陳儀已事先獲得台灣有人不願歸順的意圖。因此，在接收前先招募一批沒有知識、低階層的無賴漢，充當先鋒部隊，登陸後如果遭遇不測，既使犧牲也無妨，然後再派精銳部隊武力征服，血腥鎮壓。」〈引自「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353。〉

「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份有幸與他同機，……當五架專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國慶紀念會……他又稱病不出，……。他的作為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後世忠邪自有評」，收於「感懷集」，葉明勳著，躍昇文化事業1996年初版四刷印行，頁74~75〉

「當接收臺省之初，國軍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自高雄登陸，俱系美式裝備，軍容甚盛；第七十軍〈軍長陳孔達〉自基隆登陸，士兵來自閩省保安隊改編，人著棉軍裝，赤足著草鞋，……」〈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36。〉

「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怎會打勝仗的？」〈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25。〉這是當年的複雜實況之一──然後其他的狀況可見於下面六句──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至於，上面出現的六句，除了第三句是指日文的「金鎚」，即，中文的「鐵鎚」，曾被國府接收人員誤為「金製」的鎚子，引起糾紛，此以作為當時語言不通可能引起嚴重誤會的一例子；

第四句，則指的是前述關於戰後日人竟在離台前不僅以由東京運來的巨額廢鈔吸光市場上的物資，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把所有國策會社清算結束，股東與員工各自朋分後，國府所接收的幾乎只是空殼子；造成各地工廠難以開工的情況。學者研究史實資料中所謂──

「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之前，許多日本人所擁有的土地及工廠便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台灣人，根據一條新法律，凡是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所訂立的日台人契約承認有效。……有許多台灣資本家便與日本人勾結偽造契約，契約的簽訂日期填成8月15日之前，…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的日人不動產，經由這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不過一百二十億而已。……」〈「戰後初期台灣各階級之經濟活動」，王宏仁著，台灣風物，第47卷1期，頁23。〉

 其一、二句，則是指在後來二二八事件中地位重要，卻少為人談起的海南島台灣軍問題，原來，戰爭末期日軍徵召台人赴海南島任軍伕與警察，成為當地的統治階級；少部份台人竟然皇民化到與日軍一樣嚴重欺凌當地民眾的地步；其事傳播頗廣，在戰後曾引起粵人對海南台灣軍人的報復，也引起部份海南返台的台灣軍人之仇恨；二二八事件之擴大，有許多資料顯示海南台灣軍人參與暴亂者最多，故有此段以勾勒該重要背景。據一位我台灣人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可見於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方面，戰後海南島台灣軍人，也因此在廣東受報復的情形如下：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到台灣，……有一件對老百姓心理上有極大影響的是，要提提。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於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當官長的，沒見過榻榻米，竟然不脫鞋就穿著鞋走進屋子裡到處找床，由於語言不通，鬧了不少的笑話。對老百姓的心裡又起了極大的影響。」〈沈雲龍先生回憶資料，收於「二二八檔案彙編〈九〉」，國史館印行，頁125〉

是以上的這類事故〈另有戰前與戰時日本派往中國的台灣浪人，在大陸為非作歹〉，使得兩岸間埋下了衝突的複雜種子[1]

而五、六句則是指其時還有更複雜的情勢，第五句是指出日本人在此期中的重要表演──對應於戰後日本的嚴重動盪──「軍人和軍需工廠員工，不分公私物之別，開始分配庫存物資……街上的市民臉色蒼白，所帶的包巾中的東西，不是趁混亂取得的軍用物資，就是在黑市市場買來的東西。」，

皇民份子辜偉甫在東京所見的──

「我本來打算到日本親眼看到重建日本的情形後，想把日本人肅然起敬的奮鬥精神告訴台灣同胞，我所見所聞的盡是疲憊而沒有道義的日本。〈「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

在台灣，戰爭末期已出現了的日軍──

「部分敗德軍官，搜括許多糧食、衣料及其他物資將之藏匿。必須作為公民道德典範的軍官卻自己帶頭做如此之勾當，……我也認識好幾個將風塵女郎帶進軍營裡，開盛大酒宴到深夜而行止荒唐到極點的好色軍官，他們的勤務兵則被奉命爲這樣的女人端酒菜，自己吃的卻是聊可免於餓死的粗糙軍中伙食……」〈「台灣不可欺記」，伊藤金次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頁39、41〉

但是，卻由於總督府運了整飛機大額的鈔票來台，搶購我台灣各地物資以為己用，解決了日人返日前的生活問題，造成我們台灣物價嚴重膨漲，但是，他們對我台人卻表演出了一付很刻苦而極有秩序的樣子。讓外人都十分感動──

因而，乃有著名的所謂

「日本的統制經濟和停戰同時崩潰了。因為八年的戰爭而物資缺乏，疲敝困憊之際，加上統制經濟的體制崩潰，於是米的配給將斷絕，因此米價只有每天上漲了。首先依靠日本政權生活的官吏薪水階級者，發出了哀叫，加上日本銀行券的千圓鈔票上，加印台灣銀行幾個字的鈔票出籠，貨幣就驟然膨脹而更加刺激了物價的上漲。丟了職的日本官吏立刻跌入生活困境，有些人就打發家屬出外工作：小孩去賣香煙，女人就開露天店舖。無罪而純真的小孩不准上學，對著街上來往的人們點著頭『叔叔，請買一包香煙吧！』……」[2]

「那些曾經與我共事的日本記者們，率先垂範，成為一個團體而像苦力般地工作著。在街上看到他們頭上纏著白布賣力工作的樣子，實在悲壯極了。住在這個市營住宅區的貧民最先被遣送回國，但是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實行所謂『要離開的鳥兒不弄髒窩』，於是把紙門重新裱好，然後離開。我看到這種情形說不出有多少感慨。」

──這如何能不使皇民化的，不知事實底細的年輕人更是以為日人之可敬？！

這一情形，日人主事者之「偷笑」，實我先民之悲運也。

末句之「美方竟來革命書」，是指盟國此時竟然向我台灣散播鼓吹革命的小冊子；在著名的台獨經典「被出賣的台灣」裡，我們就可看到那位美國作者，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副館長柯喬治做這樣的自述──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3]──

這就是本篇此句所述「美方竟播革命書」的由來；而其實美國當年並未伸出援手，以至於該柯爾名其著作為「被出賣的台灣」；也應該正是當年熟知此中原委的我台灣祖國派領袖林獻堂先生在日後落難東京時，猶拒見該一身份重要的美國官員的理由。最後，本篇末句，就是指在這樣的複雜情況下，作者為我們被撥弄的先民，落入二二八悲劇中，被犧牲之哀嘆──悲痛那入人毒彀中的「久別兄弟血流誤」了。

[1] 例如，臺獨大將蔡同榮回憶中所及──「國民學校五年級時，我的級任導師是台北師範剛畢業的林老師，他不喜歡大陸人，也不會教國文，大部分的時間都教我們算術，他使我對數學發生興趣，其後一連串的入學考試，我都靠優異的數學成績而被錄取，這要歸功於他替我奠定的基礎。   林老師教我們半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他非常興奮，寫了好多標語，叫我們貼到村上的電線桿上。他在廟前演講，呼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打倒貪官污吏，好多村民響應地的號召捐錢，他跟幾位曾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作戰的青年，一起到嘉義飛機場攻擊蔣。隨後幾天我都守在收音機旁邊收聽他的「戰況」。但此後他一直沒有回來，到現在仍不曉得這位我所敬愛老師的下落。」〈「我要回去」，蔡同榮著，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印行，頁11〉

[2] 「無花果」，吳濁流著，前衛版，頁142。

[3] 「被出賣的台灣」，喬治‧柯爾著，陳榮成譯，前衛出版社1996年印行，頁224。

活在當下，時局動盪，擱下歷史，就談談當下的論述場域的荒謬與悲哀吧。。。

網路大作家管人健先生，在網路上有如此高見──批評非公衛專業的館長說，館長『亂發高見』──然而，究竟誰「亂發高見」？

以下是大作家管先生的高見──

『美國境內也有窮人問題，但美國當年也不會用這些理由來規避對全球公衛的援助，如果要等國內問題完全解決才能援外，台灣現在可能都還難逃瘧疾肆虐。為什麼館長要對自己完全外行的問題亂發高見？。。』

真是多麼義正詞嚴，多麼正確無比的語氣，然而，其實卻是避重就輕的，也是被欺騙而不自知的言論。。。大家請看他這個公衛逃兵，是否才真的不應該發言。。。
我先要指出，我不是公衛專業，我是學教育的，不能欺騙；我願在此提出四個觀點，請大家思考──

一、 何謂「規避」對全球公衛的援助？
其他國家或地區，都有那樣的一條援助的規則，只有我們沒有遵守這樣的規則嗎？否則，如何稱之為「規避」？

二、 如果真有那樣的規則，我們島嶼的經濟狀況，可以與美國相比嗎？
大家應該知道的常識，自從1900年開始，美國已經是當時全世界國力最強的國家；到二次大戰後，更由於最少受到大戰的破壞，而更是世界上獨霸全球幾十年的國家。我們島嶼應該如何與美國比較──

三、 美國真的那麼關心全球公衛？
美國在二戰後，財大氣粗，到全世界戰略要地，設立軍事基地；所到之處，多數都是落後地區，他不僅是充當老大，還要搶奪在地資源，例如，石油或鑽石，作為其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落後地區常有各種疫情；美國人很害怕在當地被疫病傳染。他們自然必須為自己花大筆經費來控制疫情；想想這是否很大的一筆不能不花的開支。這是他們關心全球公衛的真正原因。

四、 管先生的錯誤──並不可恥，只是被偉大的美國、英國。所騙而已──
建議管先生，只要這樣思考，美國搶奪資源雖多，但是這筆不能不花的開支，是否必定影響了他原本的利潤，大老闆們是否總要努力設法減低自己的這項負擔，也就是希望其他國家為他們分擔這筆開支？如何做呢，不是由今天才開始，也不是由二戰後才開始，早在重商主義時代提出著名的「白種人的天職」時，就開始了──那是利用宗教，要所有如奴隸般的白人也支持它們的侵略時，就開始了──只是這時是利用人類高貴的同情心，來為老闆們分擔這筆巨大的開支。
至於，為何說只是被美國、英國。。。所騙而已呢？
因為，我們誰沒有被騙過？真的並不很稀奇，只要下次不要被騙就好。雖然大作家管先生，應該也被「一視同仁」。。。更何況，這一欺騙不僅被當成常識，還被寫成管先生所讀的「公衛學」中；而且不但被寫入專業的公衛學，而且還寫成鋪天蓋地的「現代化理論」，當作是傳統向現代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多麼進步，多麼全球一體化。。。我們的好學生，如管大作家就死背了下來。。。我們該同情他，只是一個受害者。。。對不起，管同學，一、兩百年來，美國霸權還沒有倒，我們不能為您爭取「轉型正義」。。。就像被害兩百年的所有中國人一樣，我們也無法為所有中國人爭取「轉型正義」。。。

最最後，知道這個問題和台灣史的關係嗎。。。很多人都以為殖民者曾經在我們島上提倡公衛

知道嗎，理由完全一樣。。。只是史實更為曲折，下次有機會再談了。。。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漢應謳出運歌

    祖國當迎歡同笑    詎料日美伏暗波

    總督溫順少壯惡    飛來鉅票陰謀設

    私產授受公產分    紛傳傀儡託管說

    缺席南京猶慰藉    林陳講演飆通貨 

    何以故    何以故    儒者丹心墜毒彀

作者自註

此十二句是陳述戰後光復，我台民原應可立刻平順地重回祖國懷抱；然而，事實卻非如此平順，在日軍投降之後，國府來台以前，島嶼上空已是陰霾深重了──先看下四句──

 祖國當迎歡同笑    詎料日美伏暗波
 總督溫順少壯惡    飛來鉅票陰謀設  

原來這時日本與美國各有圖謀；首先看日本在台軍民，光復之際，就有日本情報部少壯軍人中宮悟郎、牧澤義夫與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共謀以駐台近20萬日軍與10餘萬日人與部分台灣皇民結合，公開以台灣未受戰事的軍火實力為後盾，推動所謂「自治運動」；

消息流布迅速，台灣總督安藤雖然於1945年8月20日根據東京天皇命令公開禁止；但是，日本浪人素有「替天行道」的「天誅」傳統，在日軍內部表現為「下剋上」之歷史傳承，因而他們對於「自治運動」之推動，並未停止；

9月9日，日人鹽見俊二〈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由東京空運來台灣巨量台銀鈔券〈堆滿整個機艙，鹽見氏睡在鈔券上〉，號稱是發放對於總督府人員欠薪，預支薪金至1946年2月，並藉退休、退職金之名，大量散發鈔票；並且在公營機構對民間協力戰事者之所有欠款，並將各國策會社清算，將資產分發所有相關人員；

這時，國府接收人員還未抵達。如此，大批鈔券投入戰後台灣百廢待舉的蕭條市場，日據五十餘年來，最大的，難以想像的通貨膨脹發生了──由1945年8月至10月，台北市白米平均每斤由0.2元上漲至每斤3.6元；即，18倍；至11月，更上漲至12元，即60倍──在這樣的情形下，誰能有效控制上漲之勢。

至於，此中說「詎料日美暗生波」，與美國有何關係呢？

 原來美國對於台灣有野心，那是我們可由歷史與當時現實兩方面的情勢來理解。

       那是歷史上，不僅日本對於台灣早有野心，美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就曾經考慮取得台灣；並且，二次大戰中，美國海軍更曾經研究與設計登陸台灣建立軍政府的計劃。而前述日人鹽見將巨額鈔券運來台灣時，東京在美軍控制之下，物資不得自行處理，飛機非經同意，更不得起飛；因而，前述之「詎料日美暗生波」是陳述該一激盪台灣金融、破壞台灣經濟的陰狠設計是經過美方同意的史實。

          後六句，

 「私產授受公產分    紛傳傀儡託管說 

  缺席南京猶慰勉    林陳講演飆通貨     

  何以故    何以故    儒者丹心墜毒彀」

原來日人離台前不僅有上述的設計，還有其他破壞台灣重建的配套措施──它可以區分為對公產與私產的處理。對於前者，這是把各生產事業之資金全數朋分完畢。因而，戰後台灣立刻陷入無法抑制的迅速通貨膨脹中。史料中有所謂

 「日本人行員每人發三萬元，台灣籍員工之男行員每人發二萬元，女行員發一萬五千元，雇員發一萬元，工員發一萬元以下……」〈請見於「台灣銀行史」，本橋兵太郎總纂，台灣銀行史編纂室出版，轉引自「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袁穎生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頁72。〉；

 另也可由台南纖維統制株式會社對於員工的「照顧」為例，而見其史實是

「經過兩年的逃難生活，現款已全部花光，……，正在焦急之際，突然接到好消息，獲得一筆相當可觀的意外之財；恰可作東山再起的資金。……蒙會社發給 一、退職慰勞金446元，二、臨時賞與金385元，三、解散津貼布疋一批，經賣出後得款數千元。」〈請見於「吳修齊自傳」，吳修齊著，遠景出版公司，1993年10月五版印行，頁144~145。〉」

以上，這些是對於公產的處理。而對於私產的處理，則是推動各地有力人士接收日人私產；它的方式是以離奇的──

「台灣王」林獻堂被迫公開到台北市鬧區接收日人產業而展開──那實在不像一個讀過儒家典籍中所謂「臨財勿茍得」的士大夫的行為，如果是真的貪婪的話，應該會儘量暗地進行吧──這卻全面帶動了各地爭相接收的社會風潮！這一變動的史實是我台先民的回憶錄中所描述的

 「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日本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們有親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為巨富。……光復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如上的原罪──非法接收。」「現在想來，台北市城內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級住宅，都那樣地被有權勢的人強佔為私人財產，……」──這樣的不勞而獲所引起的爭奪，除讓有力人士間發生了分化外，更是也讓人心極為不平。

當時的情況是，林獻堂在八月下旬來到台北，公開接收日產；消息傳出，全台各地都出現我台人私自接收日產的情況；然而，誰真的有資格接收日產，漂亮的日本人的住屋誰不喜歡？在地與日人有親密關係的權勢者透過私人關係自行轉手，但是當地人都知道那些日產的主人原本是日人的；當時由於爭奪這種產業，甚至地方上發生槍擊聲。據稱原來應該由政府來接收的日產達420億日圓，在此一波的私相授受後，國府來台後，所接收到的日產僅有120億日圓而已。也因為這樣不公的情況，很容易造成社會的失望與不滿。。。

        然而，由於日人臨去時的這些惡毒設計，本身應是以其戰後「台灣自治運動」為出發點，拉攏戰時與日軍協力的有力人士，以及與日人有「親交」的人士的。意圖為其設計的所謂「台灣自治運動」，完成可以任意操弄的基礎；這也就是本段指日軍意圖將皇民作「傀儡」之說的背景。

         在日軍這樣的意圖之外，當時情勢的複雜，還另有我們不可不知的，也是讓人更遺憾的，是1945年底，抵達台灣的美國情報單位，竟然不顧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宣言中把台灣交給中國的主張，不僅在台灣街頭公開以「台灣應該歸屬於那一國」為題，展開民意訪問，主持者中沒有公正中國人在內，其發問顯然易於偏頗；更離奇的是，該偏頗的訪問結果竟公開刊於美國的媒體上。其結果是，第一、美國，第二、日本，第三、中國。當時該事件鬧得很大，稱為「台灣託管問題」。
這兩者都是那個過渡時代極重要的一段史實，其中可以讓我們看出過去歷史與今日我台灣問題的複雜臍帶關係，因而，本文特別再以後一句，「紛傳傀儡託管說」，將之勾勒出來。

至於最後

   「缺席南京猶慰勉    林陳講演飆通貨 

      何以故    何以故    儒者丹心墜毒彀」

 是敘述被日人設定為「台灣自治運動」的傀儡王的林獻堂先生，當1945年9月9日國府在南京舉行日軍無條件投降的受降典禮時，受邀的林先生，當時已在南京，竟然因受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以十八萬日軍可能失控之威脅而沒有代表台灣出席；然而，10日，兩先生往拜訪南京受降的負責人何應欽將軍時，並未受到太多指謫，反請林與陳共謀維持台灣金融穩定之道；

不料在9月20日，林先生與其得力助手陳炘先生，在台中樂舞台講演後，竟傳出因兩先生提供了上海金融的錯誤消息，遂引起台灣物價飆漲；啊，這些，加上前及的「台灣王」公開至台北接收的事件，將給國府怎樣的印象？──而這正是今天台灣所有研究戰後台灣史之研究者之應該嚴肅面對，應該深刻反省的史實！

 然而，我台灣人是否會願意參加此一所謂「自治運動」？更坦白的講，既使真是大皇民，當年的大順民，在日本人已投降情況下，還會肯為投降的人去賣命嗎？他們這樣的私心自保，並非不合理。況且當年被尊為當然領導人的林獻堂先生，是一位在日據下五十年曾經堅拒說日語，穿日服，深具傳統儒者風貌的祖國派領袖，怎可能真心甘願地去做戰敗日軍的傀儡王！

 換言之，在日據下丹心一片的儒者林獻堂，確是落入了日人的設計裡，給了國府極壞的印象，增加了國府判斷的遲疑與錯誤。因此，泥土只能在此深沉地慨嘆「儒者丹心墜毒彀」──

〈按，此「彀」字，余首見於唐太宗之行科舉制度故事；史稱太宗見士子魚貫入考場，撫掌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寫作此哀詞時，此引太宗以喻日人，實欲以此激我人之自強，望勿僅以怨日為能事也〉

婆娑台灣島福摩     滄桑長者憤呼天

南進高明污本土     聖戰禍心逐漢原

有方自可欺年少     求鍊皇民榮殊獻

中途海戰假長勝     珠港高揚九贗神

倘非父老明真相     薪高爭報志願兵

何以故    何以故     乏史乏壽五十冬

作者自註

婆娑台灣島福摩    滄桑長者憤呼天

南進高明污本土    聖戰禍心逐漢原

以上四句，由「滄桑長者憤呼天」，延續了歷史悲劇的發展，以曾經歷史悲劇滄桑的老輩，心中存有歷史悲劇的憤懣而展開；然而，本期中的史實發展，並不那麼簡單：作者本著對於「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的同情，描述皇民化運動當時，我台灣部份年輕人，由於沒有經驗而被欺騙的可悲處境。

那些年輕人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由於不知道自身的真實歷史，例如，皇民化教育，其實不止起於1940年皇民化運動之後，日人早在1906年就在漢文教科書裡污衊著本土；其最可悲者應是台人的課本中有一課文嘲笑我先民嗜吸鴉片，如下：

「……夫阿片之流毒於人不少矣，然在本島人視之以少吃何傷也，而不知吃愈多毒愈深，斯癮癖愈固，遂至每日不食，則困苦萬狀，而不能堪焉。試問好吃阿片之人，體瘦氣衰而百事卒無一成者，何其不知悔悟也，世如此者曰煙鬼。」
「許多煙鬼最堪憐，憔悴形容如坐禪；不覺漸成長命債，對人無語更淒然；煙鬼癡迷真可憐，室家重寶化成煙；人人談笑渾無恥，剩得妻孥泣涕漣。」

其實史實哪裡是那樣？！悲哀呀──史實是──

當年日人據台之初的「攘逐政策」並不順利，但是它的主要阻礙並不是我們奮死自保的義軍，而是日軍不習慣氣候與風土，以及日軍的衛生習慣，日軍病死者很多；在死守鄉土的反抗下，征伐很難持續，至1897年不得不以尊重民俗為名，發布「恩典」，普遍准許台人根據日人所發特許〈特別許可證〉繼續吸食鴉片，台人既經屠殺，且清代早知鴉片為毒物，對此陽謀式的特許，自然深為痛恨而激發出堅強的主體性；就接受當時由大陸傳來一種極為先進的戒鴉片之方法，我先民紛紛自發地依該法實施禁絕鴉片的工作，發展至1901年，我台人禁絕鴉片繳回特許者近三分之一，以致當時日本一面因鴉片滯銷，必須削價出售；一面日人出動警察至各地威壓與逮捕該運動的主持人，我先民所處的情勢真是令人遺憾，但是其主體性的種種，真是有能使「頑夫廉懦夫立志」的作用；試看一位當時運動裡的善堂主持人李緝庵先生在警方威壓下的抗言：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若知警醒不敢為非，大有關於風化；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係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豈邪術師巫、惑世圖利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以及當年日本官報「台灣日日新報」對於我先民這一自發的戒絕鴉片運動曾有如下的記載：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對不起，作者看這樣的史實，都快哭出來了──

然而，不知道這段史實的年輕皇民化的朋友們，不僅聽信關於大和民族的神道觀，把天皇看做是「現人神」，是「萬世一系」，自卑地相信原本自身所屬的民族的卑賤，相信大和民族能夠「八紘一宇」，統治世界的神話；同時，日本統治者並高明地揭示一種對歐美列強在東亞侵略行徑的抗爭精神，不僅使其自身所發動的「南進」侵略戰爭行為，成為所謂「大東亞聖戰」；並且號召青年人，應該在鄙夷本土社會的認知下，投身該偉大的「南進」行動中。

當時在日本官方所推動的文學樣版「陳夫人」一書中，其中強調所謂「大好的喜事嘛，這些人何不穿整齊些。不論坐花轎的新娘裝飾得如何嬌美，迎親的行列如何豪華，抬轎或抬吊台的漢子衣著如此，這總是美中不足。民族性的心情鄙野，從這一點便暴露無遺」及「台灣的冠婚葬祭非常煩雜奢侈的陋習，不只清文一個人極力倡導矯正，新時代的人都抱著和清文一樣的看法。……但清文這種意見，全家親族並不依從‧……」，把台灣傳統社會進行了強力的污名化；而結果導出了書中主角清文，最後懷抱理想，決心離開台灣，勇往前進印尼的結局。就是當時最好的例子。

相對的，我台灣文學家吳濁流在其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所謂的

「……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

則是當時滄桑長者的深刻認知；這也正是前述「滄桑長者憤呼天」的由來。

此篇後四句──

有方自可欺年少    求鍊皇民榮殊獻

中途海戰假長勝    珠港高揚九贗神 

倘非父老疑真相    薪高爭報志願兵

何以故    何以故    乏史乏壽五十冬

 則是作者慨嘆古語所稱之「君子可以欺之以方」，描述在前面的曲折陰謀設計下，年輕人難免因美麗的謊言而接受皇民的觀點。例如，1941年，日本在偷襲珍珠港事件中，曾派出五艘兩人操作的袖珍潛艇，配合空中轟炸，入港攻擊；該戰事中，五艇之一，在珍珠港外就被發現、擊沉；之二，在港內之暗礁上擱淺，浮出水面，一人被俘；其他三艇在戰事中失蹤，並無可歌可泣的事跡；但是，戰報上卻稱九人皆完成任務而殉國，號為「九軍神」，要求青年以之為榜樣，因其並無實事，故此稱「九贗神」；當年隨該報導，就有年輕詩人周伯陽[1]寫了頌贊「太平洋上東亞諸民族已躍起的黎明，粉碎了央格魯撒克遜民族的野心」之「九軍神贊歌」，鼓動年輕人投入聖戰的熱血；即是一例。而1942年，美日中途島海戰之役，是珍珠港戰役後，制海權的決定性之一戰，日本聯合艦隊全軍覆沒，然而，卻對所有高級官員與平民完全隱匿了這場嚴重的敗績，該「大勝」的戰報使得各地仍為大捷舉行了旗海遊行與提燈祝捷大會[2]，繼續鼓舞青年加入「武運長久」的軍隊；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其次，另一獎勵皇民化的表現，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因日據末期兵源缺乏，才「特准」我台灣先民有到當兵的資格〈主要去南洋，避開大陸〉[3]；當時，台灣島嶼的物資缺乏，並且工資普遍低下，於是就在1942年以「大東亞聖戰」之名與「取資於敵」所提供的高薪給誘惑下[4]，展開了吸引年輕人的所謂「志願兵」制度。

以上這些推動皇民化，皇民奉公，皇民鍊成運動的欺壓手法，如果不是透過我先民長者傳承所親歷的殖民統治經驗，年輕的皇民竟真的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卑，當年另一著名的皇民文學中，年輕人竟形成了如下的想像──他們沒有社會生活的現實經驗，把皇民教科書上的理想假設，當做是日本社會已存在的現實──今天，日本人會來台灣尋找已不存在於日本的「日本精神」，就是這樣的史實的反映。當時沒有真正主體性的、自卑的少年，是如下地接受了皇民鍊成運動的指導：

「雖然自以為是日本國民的這個軀體裡    可悲啊    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    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    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   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 當勇敢赴死於沙場…既決意捨身則無慾望… 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道」，高山凡石著〉

所以本篇乃有「倘非父老疑真相    薪高爭報志願兵」之句。而本篇末句結語之「何以故    何以故    乏史乏壽五十冬」，即是對此一情況的總結──我灣先民之皇民化，實在是在日本五十年殖民殘酷統治下，我台民絕無自己書寫的歷史，而且在平均死亡年齡又不足25歲的限制下，歷史苦難經驗確實難以充分延續傳承的結果[5]。

[1]周氏就是戰後寫出童歌「妹妹抱著洋娃娃」的作曲家。

[2] 見於「日本的崛起與沒落」〈二〉，John To Land著，劉方矩譯，黎明文化頁238。

[3] 在發動了侵略東亞的戰爭後，很早就徵用了台人，但是在此之前，我台人是沒資格拿槍當兵的，只能當所謂「軍屬」，即軍中附屬的工員；在軍中地位居於軍隊專屬的軍人、軍馬、軍犬之後。

[4]當時對於所謂台人的「國語家庭」，能得官方較高的配給，但是仍不如一般日人，成為志願兵則成為地方上的榮譽階級，得到極 佳的待遇。

[5]不過這一結果，是應該對照日本據台最後的安藤總督那為惡者心虛的內部談話來看的；其所謂──「……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事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實在發人深省。

出處: 勵志台灣大哀詞──八〉日據晚期篇 – 泥土 的網誌 – udn部落格http://blog.udn.com/h1234567am/984394#ixzz5GE83nFbj

  七〉日據中期篇

婆娑台灣島福摩    鴉片霧社悲原漢
蹂躪神洲列強笑    此岸病床暗泣收
公校自建體罰多    小學公費日人樂
警派所前哀號響    巍巍法庭少人侔
頌揚產值年增添    何緣年壽僅廿五〈廿，應讀音念〉
何以故　何以故    三代牛馬無人顧

作者自註

婆娑台灣島福摩     霧社鴉片悲原漢

蹂躪神洲列強笑     此岸病床暗泣收

通常歷史研究者都會指出日據台灣史中我先民的武力反抗至1915年的「噍吧年事件」之後停止，轉入文化運動，強調先民的反抗有了若干決定性的改變；當然那是有若干道理的。但是真正史實究屬如何？

我們以為，這只是表象上的發展，其根本，我們實在應該更關心日人的統治方式有無改變──本段就在揭示當時的史實──我們就以屬於中期末的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反抗續發鴉片執照事件為例。

關於本篇，「霧社事件」發生在1930年，但是真正要理解其問題，要由霧社事件的領導者莫那魯道看，莫那魯道〈1882~1930〉是泰雅族中一有力的族長，是日據下日本統治者威壓與攏絡的主要對象，曾經在1911年因被日據當局選為台灣歸順蕃社的代表，在受邀看完日軍的軍力演習，應該深知日軍的實力後，又得到赴日本旅遊的款待；究竟是什麼樣的痛苦，讓他發動那樣孤注一擲的屠殺──漢民完全安全無事，穿著日本和服者，不論婦孺老幼全數砍殺？

此地所指的鴉片事件是與霧社事件同年爆發的，是由我「台灣民眾黨」發動的「反對吸食鴉片運動」；其時，上篇所及，日本對外精心宣傳、欺世盜名的鴉片緩禁運動，已「美化」成為國際上的示範性成就，國際聯盟正好該年度將視察亞洲，我台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為了我台人的身心健康，乃冒險打電報將國聯的視察員邀來台灣，控訴日本統治者之包藏禍心、欺世盜名；當時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震動，以致日本當局不能不暫停繼續濫發鴉片吸食執照；並由我台人藥學專家，台灣民眾黨黨魁蔣渭水之同學好友杜聰明〈曾與蔣一起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出山負責戒毒院工作，以四百餘病床的規模，推動戒吸鴉片運動。

然後，本篇第三、四句，則以當時列強在華各有勢力範圍，肆無忌憚的作為，對應於當時前述鴉片事件之結局──國際聯盟抵台前，日人倉促設立「更生院」，杜聰明藥學博士為主任；全台開設病床達425個，一時真有全面戒毒之勢；

然而，可悲的是，先是發起該事件的台灣民眾黨在同年就被解散；然後，官方原本允許的戒毒病床數，逐漸減少，至1934年其所謂「第一期矯治計畫」結束時，以台北更生院病床數看，就由原來的150床只剩下50床了。以致於造成了在那需向國際聯盟報告成果的1930年，勒戒成績是3764人，但是，其後1931年至1942年，不需報告的十年間，所停吸與勒戒的人數竟然只有260人而已！

想想，原來在民眾黨反對鴉片運動時，日人登記的我台人吸食鴉片者還有23,468人，若有心禁戒吸食，不正應該以上述每年3764人的勒戒速度，來消滅鴉片吸食人口；怎會在不須向國聯提報勒戒人數後，就減低病床數──這是否正表示了日本統治者並不真想禁絕我台人吸食此一毒品，這是讓我們遺憾的悲哀史實！

這也是此處將兩岸對應描述為「蹂躪神洲列強笑     此岸病床暗泣收」之理由。

至於，下兩句──

公校自建體罰多   小學公費日人樂

是指日據下，我台人所唸的學校，號稱「公」學校，其實不是以我台人所繳稅金所建，而是各地方欲受教育者，需向地方當局申請得特許後，始得自行捐款興建；日人所唸的小學校則為公費所建；有一位長者的回憶中敘述了下列的比較：〈當時日人讀小學校，我台人讀公學校〉

「踏入小學校……他們是小班制二十名一班。而公學校……大班制四十名一班，……小學校所有的設備，……這裡的一切裝設，比公學校好幾百倍，……學校裡所用的桌椅，都是上好木材，……黑板大又黑，天花板上有好幾台垂掛型電扇，……所有的教室都鋪敷地板，連走廊上也一律安置厚厚的木板，派用好幾名台灣人當校工承擔整理工作，不只是教室、走廊，連廁所地板也擦磨得油光亮麗，運動場所大又美……」[4]

其次，關於對體罰問題，則是指當年我台灣文學先輩王詩琅先生曾描述的──有日人來台考察台灣教育，問日人校長曰：「日台人有無打架情事？」據說，日人校長竟稱：

「吵架、打架是把台灣人當作對等的人看待，才會發生的。我們這裡是把台人當作人以下的東西看待，所以絕不會發生打架、吵架的情事」

此外，曾長期在日據下擔任教職的，台灣文學名家吳濁流，在其「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也曾描寫到，學校中對台人體罰，對日人則不准體罰的差別待遇；其文表示為書中主角表不平的：

「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

所以，用那兩句表達在那個年代，我們先民在受教育的處境上真實悲哀。

 再看本篇下面六句

警派所前哀號響     巍巍法庭少人侔
頌揚產值年增添　 何緣年壽僅廿五
何以故　何以故     三代牛馬無人顧

日據期間，日警有所謂「犯罪即決例」，即為了在統治上威嚇我台人，日本官方授與地方警所有權對於台人處以體刑，不需上訴於法庭，待法官專業之判決；可由地方警所先判決，重刑始送法院。因而，不僅常常在街上任意毆辱我先民；在警所前，往往會有我台人受刑罰，哀號之聲慘不可聞的情況；在我台耆宿謝東閔與長者黃大洲回憶中都曾親見我台人受刑狀態。此外，我台籍素人畫家的畫作中也曾畫出我台人當年在路邊跪地受刑的狀態；其慘狀，令我台人當時多繞道而行者。由於這樣嚴刑峻法之下，我台人，因訴訟而赴法院求直者自然少，甚至有能造成「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者。故有「警派所前哀號多……巍巍法庭少人侔，」之句。

       在此日據「治安」之下，台灣經濟發展頗受稱許，米、糖、茶、樟腦、都是著名的外銷商品，我台主流學者常稱日人治台確立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其實，當年產值確實有相當增加，但是，當年日據的台灣政經結構絕非戰後台灣經濟起飛的經濟結構──其最顯著者，是日據五十年中，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不僅25歲弱，並且竟以1908年的27.2歲為其高峰，至1939年降至22.7歲，在五十年中，號稱各項建設，例如，嘉南大圳即是，致台灣經濟產值不斷提升，但該政經結構中，我台人簡直絕無分得好處，故多營養不足──此一政經結構如何能與戰後國府來台所建構的政經結構相比者？──我台人乃能分得經濟發展的好處，故年壽遠非當年之可比，反以營養過甚為之病。

至於本篇最後所謂「三代牛馬無人顧」者，這是由於作者想起被皇民標舉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當年著名日本統治者後藤新平，當年對於台灣醫學校的學生的一次公開演講時，竟有所謂：

「汝曹如欲求與三千年來盡忠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後80年為期……在此以前即被差別，亦勿鳴不平……」

其中要求作為台灣精英的台灣醫學校學生，只能做個自了漢，並強調八十年內不能為自己同胞悲慘的處境抱不平；而根據前述所云，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25歲不到，則三代合計僅為75歲，還不足80年；故此作者哀嘆我先民是「三代牛馬無人顧」！

[1]在1903年已開始充分規劃地對原住民加強壓力，一面在所謂「蕃害」地區埋地雷，設高壓電網，配合加強隘勇線〈第一線為平埔族或漢族，日軍警在後方〉；另一面製造原民間的衝突，分化原民的團結；如，唆使布農族干卓蕃以和解兩蕃舊仇為藉口，誘出霧社蕃至兩蕃交界處，埋伏干卓蕃，趁霧社蕃酒醉進攻，殺霧社蕃百餘人，不僅成功地分化南北蕃社，並使霧社蕃終在1906年歸順。也就在此年，

[2]第一次五年理蕃計畫，征伐原住民，逐漸擴大統治範圍，並徹底打擊若干原漢結合抗日的情勢〈例，1907年曾發生大嵙崁溪蕃漢聯合抗日事件、北埔蕃漢聯合抗日事件〉；雖然頗成功，但是並不能讓原民心悅臣服。該總督至1911年又推動第二次理蕃計畫，以軍警聯合討蕃，重啟甲午戰爭時的戰爭命令，將「伐蕃」之功等於「戰功」論獎；同時籠絡與分化的作法也更為週密，如，在警察派出所內推行貸槍的措施，借槍給原民使用，是一籠絡；1914年為漢族的吳鳳建碑，以吳鳳神話完成對於原漢的分化，是一高明的分化作為。

[3]那是日人不僅強迫原民無償搬運檜木，要求自備食糧，並且條件極苛〈日人視檜木為天神之賜與，因其尊貴，嚴令必須避免碰撞損壞，搬運不准用機具，只能用手與肩〉，原民缺乏財產和市場，故生活困難。

[4]這是怎樣的差別待遇？相對的，據說彭明敏先生從小所就讀的就是最好的小學校〈日人讀的〉，在台北如此，轉學大甲，也讀小學校，並且極受日本人師長喜愛，離校時受到列隊歡送的禮遇，小學轉學兩次都讀日人小學校。所以，今天他們這類的皇民會理解真正的台灣歷史嗎？〈見於「悲劇性的 開端」，賴澤涵、馬若孟、魏萼著，羅珞珈 譯；時報文化印行，頁47〉

──個人對於「拔管」問題的一種認知──

關於當前的「新五四運動」，來自我們島嶼執政當局固執的作為；昨天，在台大門口的晚會現場，聽到女學生哀訴著母親說考慮把他送往島外，個人不知道他人做何感想，我確實是受到觸動了。。。
我想藉此談談當局何以如此執著──難道他們真的那麼無知，不知道「大學自主」對於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整個學術發展的重要性嗎？他們真會那麼無知嗎？

目前所見，論述當前時局發展者，很多論述強調「拔管」的政治性，也就是綠營不可能容許有相當藍營背景的管，本是綠營應有之義。。。
「拔管」當然有政治性，但是只是這樣的政治性嗎？

個人最近研究日據以來的台灣教育與社會史，旁及日本史，正好告一段落；因而，在歷史脈絡上，有些不一樣的思考，謹此提供關心時局的朋友們，做為參考：

我們都知道這個問題有其政治性，但是我們很少重視政治性問題，其實同時也是經濟性的；由於我們過去長期浸淫在歐美先進國家移植來的現代化理論中，總是像我們學府中所提供的學科門類一樣，是把政治與經濟分而治之的，所以慣性地我們易於忽略掉政治問題對於經濟面的可能影響；正因此，對於「拔管」問題，我們不應該只重視其政治性，也應該重視其經濟性──同時，由於「拔管案」所影響的層次很高，所以其經濟性已經不是千百億的問題，而可能更是涉及整個經濟政策與社會個層面的大問題了。

管教授在接受遴選時期，其曾經對於台灣大學的前途，提出若干構想，如，其所提的台大「亞洲旗艦計畫」，以三個school計劃，強調蘊育人才深根台灣，國際頂尖大學進駐，以及亞洲創意驅動平台；很顯然他將會是一個抱持積極進取態度的大學主持人；尤其，作為一位接收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想來既使對於自由經濟抱著批判態度的人們，也相信他應該自身會有一番慷慨的自由抱負。

相對的，當前綠營以李前總統，這位農業經濟出身的學者為最高指導者；李的經濟理想卻只是日本學者的所謂「雁行理論」的；也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那大東亞共榮圈的觀點──強調東亞國家應該認命排列為日、滿、支的發展順序──到今天該論述就形成了李前總統在其名著「亞洲的智略」一書中所推崇的「亞洲應建立以日本為首的雁行發展型態」〈見於該書，頁116〉──遙遙呼應著當年日本近衛聲明那所謂的「『皇道』則不外使各國家各民族應各尋求其處身於世界上之適當地位而已……而以日、滿、華集團為連鎖中之一環……進而建立公正的世界和平。……」的安排。。。。

對比他們兩者，可以看到經濟政策上明白的差異；管教授居然敢於把我們的台灣大學指向「亞洲的旗艦」的目標，明白僭越了李前總統的指導，這會就是「拔管」最重要的理由嗎？

其次，要指出的，是在日據台灣教育與社會史上，我們夠深入的話，我們將悚然發現──台灣教育的平庸化，本是日據時期教育建設的目標；因而雖在1920年代初開始推動設立台北帝大，甚至到大戰前，推出皇民化運動；由於拒絕推動實質的全民義務教育，以及且教科書六年的程度，相較起來竟低下兩年；並且那很隨便的打罵管教，完全是低級的「他律」教育；因而日本良心作家坂口零子，曾批評皇民化教育要「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奴隸」。

甚至，有我先民如謝東閔、吳濁流、葉石濤都曾更指出，大戰晚期當局已開始把我先民遣往南洋，以便讓日人逐漸進佔我先民開發整建完成的台灣。

過去的史實如此，一向神裔高傲、強調君民同祖的大和民族，今天如何看待我們島嶼？如果台灣大學是一流的大學，他們如何能夠如當年般地奴役宰制？這是否也正是今天當局千方百計，無論如何犧牲社會的安定，一定也要「拔管」的理由？

台灣大學，這個我們島嶼上最具歷史地位、社會地位的最高學府，他的校長候選人已經通過包含著三位教育部派出的委員的遴選委員會的全部程序，選出來了，但卻由於當局阻撓而無法就職，對於整個教育界有怎樣的意義？對於學術界有怎樣的意義？──「大學自主」與「學術自主」今天受到了嚴重的考驗，是展示我們全島教育都既將落入一個嶄新的「他律」的新時代嗎？

確實，當年「雁行發展理論」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時代，教育與學術上，都是個絕對「他律」的時代。。。

這篇文章看了真很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