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看到一個訪問視頻

看到當代我所尊敬的各位前輩間居然為了對岸該運動而彼此衝突──

陳映真是我最景仰的台灣作家；王曉波是台大哲學系事件中的主角，是我幾位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老友的師輩；丘延亮在他們案發前曾經對我頗加青眼；王拓是當年以小說「金水嬸」著名，陳映真為其書作序的鄉土文學重要作家；當年我曾看到他們風虎雲龍般的表現，衷心感佩；看到這個視頻中描述到竟因對於文革的觀點不同而衝突，真是遺憾。

更加上，最近在網路上，我也還看到人們為了對於文革觀點差異太大而衝突的狀況；真的我們無法適當地處理文革的問題嗎？

個人的看法──可能最近於曉波老師，但是個人覺得他說得太簡單，似乎「戰爭都是如此」或「內戰都是如此」，就像我不滿意於獨派人士明顯迴護殖民者的說詞──「殖民事業不是慈善事業或福利事業」，個人認為應該要深入而充分省思──因為這個問題對於兩岸都是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1966~1978〉，發生在兩岸分治之後，當美蘇冷戰展開之際。

四零年代出身的，六零年代成長的人們，既使身在海峽此岸，當年都頗受衝擊；當運動初起時，對於青年「造反有理」，對於學生可以四處「串聯」，我個人是由羨慕而訝異；後來，對岸動盪擴大，甚至也有傳說是此岸的情報人員搧風點火，「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當然，我們在此岸只能關切每一則消息，將信將疑。

我們只能在某種「無風不起浪」的意識中，知道發生過很大的變動，並且不少人因而悲慘的死亡。

我個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國共悲慘內戰的餘緒；甚至到今天我們島上的動盪不安，也可說是當年國共內戰以來的文革餘緒。

我們的歷史老師們，在比較中西歷史發展時，常有人喜歡說西方有宗教戰爭，中國沒有，似乎頗為得意；其實，十九世紀中期，頗為慘烈的太平天國之亂，應該已有宗教戰爭的性質；而民國成立後的連年內戰中，軍閥內戰時代，固然似乎只是政治性的內戰，但是在國共內戰部份，其中強烈的思想戰性質，實在已有類似宗教戰爭，且具備了涉外的複雜而悲慘的性質。

西方軍事學大家約米尼在其名著「戰爭藝術」中，曾經有專節討論「內戰與宗教戰爭」，他如是描述──

「凡與國外糾紛無關的內戰，其起因通常都是由於在政治上或宗教上，有了極大的思想衝突。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集團間的衝突也很多，不過，最殘酷的卻還是宗教性的戰爭。……若是宗教戰爭再牽涉到國外的干涉，那結果就更會糟不可言。」〈頁17〉

另外，他也談到思想戰的性質──

「兩國之間的思想戰爭，也同樣可以算是干涉性的戰爭；因為他的起因是甲方想把某種主義，推行到乙方的境內去，或者是甲方要想摧毀乙方所堅持的某種主義──其結果都足以使甲方干涉到乙方的內政，因而引起了戰爭。雖然這種戰爭的起因是由於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論衝突，但是他卻會發展成為極可怕的苦戰，像民族性戰爭一樣，他最容易引起普遍的怒火，而使戰禍變得殘酷不堪。」〈頁12〉

他是這樣與一般政治性的內戰形式來比較的──

「對於一切的暴動思想，和所有安那其主義，時間是最好的應付方法。一個文明的民族，可能在一個短期間之內，突然變成了瘋狂的狀態；但是這個風暴馬上不久就會雨過天晴，而理性也終於恢復了他的控制。」〈頁12〉

我想，上述西方軍事學上的論述，為中國近百餘年來悲慘的境遇作了概要的呈現。。。。那就是不幸！不幸！殘酷的不幸。。。

在個人看來，思想性或宗教性的內戰，不是一般政治性的內戰可以比擬，其原因在於單純政治性的內戰，有其自然冷卻的條件，但是思想性或是宗教性的內戰，尤其對於外力干涉的內戰，不僅是難以自行冷卻，並且時間對於孕育過反叛的思想和宗教，邏輯上沒有很明顯的說服力。

而就以日本的明治維新後的內戰史實為例，維新初期社會大變動之後，其社會也並不安定，民間反叛頻傳；但列強當時主要是以中國為覬覦分食的對象，甚至英美為了對抗沙俄的南下，對於日本採取的是扶植的政策；因而，明治維新的革命問題之複雜性，不能比擬於中國革命的複雜性。尤其，在日本透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取得許多利權之後，歷經大變動後原本許多不滿的日本社會，由於國勢明顯增強，民間大多分贓獲得實利，才自然消除了原本維新造成內戰的種種憤懣。

以該日本史實為例，中國革命史中，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民間自然不可能滿意，而1949年後的中共建政，雖曾獲得韓戰與完成核彈的成績，但是美國透過在台國府餘孽進行顛覆的外力干預的壓力一直存在；尤其，美國的「圍堵政策」下，其國務卿杜勒斯所宣稱的「和平演變」，確實成為中共建政後的隱憂。

那是過去中國革命時期，所有成績考核都有明顯的目標，一切為革命，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外部敵人；建政後，其目標轉為對內，開始複雜化，難以評比，也就使得其內部不同背景間的各種衝突可能明顯增加。以及確實新政府如何保證「和平期間」，政權自身才不會逐漸腐化變質，真的如美國所指出的可能被「和平演變」的問題。

如果上述日本維新後的動盪，雖在外力扶持下，要到近四十年後，因霸道取得東亞的豐厚資源，分贓於民間，才能穩定；中國新政權在1949年成立後，在冷戰局勢下，不可能取得海外資源，要多少年才能避開過去國共內戰重開以及被「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換言之，1949後的中國，雖然建立了新政權，但是造成內戰的客觀條件，資源不足的情況，在重行分配下，不可能立刻消失，全中國的生存壓力依然巨大，並且權力鬥爭的新情勢在西方精算的「圍堵政策」下，確實發生了作用，政治內鬥可能是內戰的一原型；雖然是中央集權體制，但是由於通訊能力落後，政令宣導不易，以及傳統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依舊，真正能夠靈敏掌握地方動態的能力，實在不夠。

我們所深度遺憾的「文化大革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一種真實「內戰」的方式而進行的。

如前述約米尼所說，這種思想性或宗教性的內戰，是「極可怕的苦戰」，是「殘酷不堪」的；尤其不幸的，似乎由於我們習於那種中國沒有宗教戰爭的常識，或者儒學不是宗教的觀點，以致於似乎對於這樣激烈對立的可能性，竟然全無戒心；也因此，乃至於似乎也使得有些知識分子，更因那似乎平白出現的大犧牲而產生趨向否棄自身做為中國人的身分。

是的，那段不幸的歷史中，有千萬人的生命被犧牲了；那是極為不幸的殘酷的悲劇史頁。那就是約米尼論述中所描述的最悲慘的戰爭形式──一旦開始，是否簡直是不受人類的意志轉移的。

個人的觀點，來自國共內戰時期，老蔣先生的文膽陳布雷的故事中，感受到那樣的氛圍；陳布雷真是老蔣先生的心腹，據稱，他可說負責了老蔣所有重要的文告；然而，在1948年的國共內戰中，一樁共諜案竟然扯出他的兩個晚輩近親都是共諜，最後，因此，陳布雷在親情與公務間不能自處，最後只能自殺；而更慘的是幾十年後，他的孫子陳師孟在西方思想的滲透下，也大力打擊自以為有功於建設台灣的國府──以「愛台灣」為名。那是怎樣不可思議、由當年延續至今內戰裂解家庭與國族的悲劇──最近，翻查資料，竟然看到陳布雷子女八人，竟然有四個是共產黨員？！

以上，是個人有感於網路上的一段視頻與網友間高度對立的對話，而對於我們共同關心的文革問題的歷史沉思。。。我真的不希望對岸大陸似乎已經透過「不要褲子，也要核子」的決心，避開了內戰的死圈陷阱；而我們島內卻似乎埋頭要往霸權國家設計的內戰死圈中跳，卻自以為自身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啊。。。

看到這個消息，作為一個客觀論事，關心我們社會政經發展的中間選民，我個人是滿高興的

因為個人認為──

做為政治人物，應該重視社會觀感，但是不能沒有根本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是他們的責任感的主要根源。。。 否則，政治人物只是民間的擴音器，凡是政策的責任都可推給民間，哪裡能有決策品質可言？

更何況，自從太陽花與微調課綱以來，菜政府明白誤導與利用青年學生的惡質情況，真是罄竹難書；

如果在過去市民們已經感到深受其害，而柯竟然不知記取該歷史經驗的荒唐，那麼他真的會讓我們不只是懷疑其具備做市長的資格，並且就像患者本來就對某種藥物嚴重過敏，而某醫師竟然還在大手術中使用該藥物；我們簡直還要懷疑他當年做醫生的資格了。。。

因而，個人認為柯市長，雖然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市長，但是他拒絕這一所謂「青年論壇」的邀請，是明智的；

更希望他這次的行為，將成為政壇上真正負責任的一種表率；當然，這不是輕視青年學生的意見，政治人物不僅對於民間的需求可以尊重，也應該尊重──

例如，個人建議，其實，全台都可以舉辦青年論壇，何以必限制在執政黨操控力最弱的兩大都市？ 全台大專應可以自行舉辦，把它們談論後所整理出來的高見，提供給它們所看中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應該敬謹的接受，並把其中許多建議與其寶貴的理念進行研究；視其可行性而採用實施。也應該是那樣，才是政治人物能夠為社會全體負責的政策。

藉此而全台年輕朋友將都可以更理解公眾事務處理的途徑與其發展，這種公民教育應該不只是台北與新北市的青年們才需要，視我們全台青年朋友都需要的寶貴經驗。。。為何它們要「厚此而薄彼」呢？

請這次想要舉辦青年論壇的大專學生會，如果真「愛台灣」的話，不但要尊重我們社會中政治人物合理的主體性，也要把愛北部兩區塊之心，擴大到整個島嶼，希望我們全島所有大專青年都能受到這次公民教育的洗禮。。。

甚至，我們會希望，由於您們的加入，當我們的社會中再有政治人物居然在政治諾言上，任意「髮夾彎」的時候，您們能夠勇敢地挺身而出，把所有敢於以「髮夾彎」 玩弄人民的政權推翻。。。

雖然我已經七十歲了，我願意跟在您們的後面，前進！

譽孚讀報有感

關於被忽略的重要數據，最後要談的，是一個常常被提起的，但是學界罕有異議、爭論，似乎已被當作真理與進步的數據。。。這是教育上，很重要的一組數據。

1905 4.6% 1910 5.7% 1915 9.6% 1920 25% 1925 29% 1930 33% 1935 41% 1940 57.6%

這個數據叫做「就學率」，稍微關心台灣教育史的朋友難免就會聽人當作真理而傳述，日據下的「就學率」有多高；連帶的一個名詞叫做「向學心」，他們強調「就學率高」就代表了，我台人願意接受日本的「教化」。。。這就是教育成功的表現。。。然而，那是真的嗎──有多少假在其中？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1915年到1920年間，出現的一個不尋常的上升；要知道，那是余清芳偉大革命犧牲的貢獻──在1915年，噍吧哖事件中，六大革命訴求中，直接高揭著──

『不予台民受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

因而，才在此期間稍微加快教育發展的幅度。

然後，我們再來看，該「就學率」怎樣出現的，是在怎樣的規定下形成的？哪一本書上為讀者充分的解釋過？教育學院裡，有幾位教師為學生深入解說？

應該要指出的，日本殖民者所設立的制度；當年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不久，強調「脫亞入歐」，各方面希望都儘量不要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當時，統計學起自德國，是當局針對當時社會運動的種種要求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具有雄辯性的學術；殖民當局一面積極整理舊慣，一面提供各種漂亮的統計數字；就學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通常殖民者能夠為殖民地開辦學校的不多，願意且家中有能力就學者更不多；日本當局在殖民攘逐殺戮政策之後，血痕未乾的情況下，開辦學校自然就學者也不多；但是他採取了逼迫的方式──那是──

一、就學率偏高

民間覺得有必要設立學校，除了須由地方人士出資，當局僅負責教師的薪水，管理學校外。學生入學，由地方人士負責，負責者稱為學務委員；另，教師也要負責在學區內拉學生來校；甚至管區警察也幫助募集學生數；通常地方設校，地方上要有足夠的學生數──這種募集學生的方式是其他殖民地所沒有的。

就所知，因此，各校教師往往以此為苦──頗類似今天私校教師需要在招生上拿出成績，然後才能免除考績的威脅。那是所謂的──

「一到學年末，教師們便分頭一家一家拜訪有子女的家庭，設法說服家長讓子女就學。然而好不容易費心勸募而來的學生卻不少人中途退學，曠課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教室的座位常常有一半左右是空著的。昨天的學生和今天的學生竟有一半左右不一樣。因此教師們一放學就得外出督促曠課的學生就學，成為教師每天的例行工作。」

二、畢業率偏低

「就學率」就是每年公學校一年級的實際入學人數，與該年學齡人數之比；由於前述的募集學生的方式，有很高的強迫成分，身為學務委員的地主往往要求其佃農的子弟捧場，事實上佃農的家境，在農忙時需要子弟的幫助；因而很多半自耕農與佃農的子弟在入學後並無法真正完成學業，往往半途而廢；造成了「輟學率」不低的問題。真是造成「就學率」頗高，但實際上，六年後畢業者，不過五成的現象。那是前述「費心勸募而來的學生卻不少人中途退學，曠課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教室的座位常常有一半左右是空著的。」，最後，所謂的「高就學率」的結果是──由早期的──

「當時每屆一班，每班十餘人，畢業時往往只剩個位數。」

「1912年，我進入安定唯一的一所公學校念書……大正年間的安定人口已達數萬人之多……我唸了六年公學校。大正七年〈1928〉我畢業時，畢業生只有七個人……」

到後來的──

「岡子林分教場的校長是日本人，老師則以台灣人居多，日本老師並不多。我們一班有50多人，但到六年級畢業時班上只剩下20多人，不到入學人數的一半。那時候大部分的人以務農維生……父母認為小孩子去放牛、養牛或留在家中帶弟妹比較重要，因此許多同學中途輟學。」

三、就學率──就學後，學習內容為何？

就學率高，有更多的人進入學校，但是他們的學習內容為何？

在世界列強的殖民地教育裡，初等教育大都是學習母語，只有在我們島上的設計是國語〈日語〉。

日人來台後，不只由於其初所進行的攘逐殺戮政策，讓我先民很難認同統治者，更重要的是我先民並無練習日語的環境，我台人與日人接觸的環境很少，生活上，極少使用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殖民者的「國語至上主義」，其實只是在浪費我們先民童年的寶貴時間，除了少數與日人接觸頻繁的城區居民，或是特殊的皇民外，應該極少人能在就學時學成，更不要說是在當時的謀生中獲利。

甚至我台籍教師在1930年代以前，在「國語至上主義」之下，都無法養成說日語的習慣，因而被日籍教師指責稱──

「本島人教師從學校畢業經過數年後，其日語照理應該更加嫻熟，然而多數卻是日語程度降低，實在是可悲的現象。他們連平易的日常用語亦多錯誤，足可證明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日語。吾人常聽到『校長不在時，都使用台語，真糟糕』之嘆息。以校長是否在，來決定日語之使用……」

原來當年在「國語至上主義」下，被殖民當局所高舉的「就學率」，其實質是如此的內涵──直到1930年以後，強力推行所謂「國語十年推行計畫」，只是增加威壓性，其他並無實質的改變；如果您關心當年我先民所受的教育，暫且不談其他細節──例如，據專業研究，六、七歲期間，是學童心智發展最快的階段，然而，我台籍學生的初等教育起於八歲，但是日籍學童的初等教育起於六歲，加上我台人六年教材的程度，只及於日人四年級水準──您會有怎樣的感受？

如果沒有上述的闡釋，一般論述只是說，日據下教育不平等或是歧視，另一方面卻說日據下教育的「就學率」很高。。。

那浪費我們廣大先民寶貴人生光陰的「國語至上主義」的教育，對於我們理解我們先民的不幸處境，怎會有什麼實質的意義？更不要說，如何能幫助我們思考在教育文化上，深入認知當年殖民教育對於我們今天社會可能留下怎樣的影響？從而改變我們社會過去偏頗的道路。。。？

──這是「欺騙」？還是「無知者」的「真誠」？真是某大的森林系畢業生嗎？──在他的臉書上有一千多的追隨者？

最近網路上流行一篇署名黃鈺翔的文章，似乎很紅，一直貼到對岸去了。個人曾考察其人的身分，他自稱為山林解說員，是島上某大學森林系畢業，正在服替代役中；在其貼文中關懷我們島上森林採伐的歷史，這個森林系出身，似乎是很專業的背景； 正巧，去年我在網路中探訪關於日據時期島嶼歷史照片的社群時，我曾經讀過他的一篇近似的文章，而貼文給予批判，以至於竟被該網路社群踢出，並被列入黑名單；這應該最少是他的第二篇文章了。

現在，由於十多年前，個人研究台灣史時，就曾經注意過這個問題；由於長年瀏覽史實資料，順手累積了一批足以幫助網友們解惑的資料；以下，本文將針對其前後的兩篇文章之要點，根據史實資料，給予理性的「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批判：讓我們就他那似乎很「情深意濃」的文筆所描述的，那些說法中，究竟有多少論斷是真實的啊？

該兩篇文章的要點：

標題一

「 台灣歷史課本不提的森林史真相 」又名「除了 228，歷史課本不提的森林史真相：國民政府才是掠奪資源的最大兇手」〈2014年8月19日 ，現可見於其臉書·〉〈以下簡稱，「2014年紅文」〉

標題二

「課本沒教、玉山國家公園也隱瞞的真相：原始巨木林其實是被國民黨政府砍光的」〈by: BO 肥皂箱 2015-03-05〉〈以下簡稱，「2015年紅文」〉

兩文有著共同的出發點──

「森林系出身的我，每當到台灣山區遊玩聽到遊客們的交談，最令我感到憤怒與難過的，莫過於這一句話了：「日本人把我們的木材都砍走了，都是他們把我們的紅檜偷光了！！」〈「2014文」〉

「我曾說過，台灣人一直以來都被國民政府灌輸：「日本人把我們的木材都砍走了，都是他們把我們的紅檜偷光了！！」這樣不符史實又推卸責任的架空歷史。」〈「2015年紅文」〉

細讀兩文，都有漂亮的文詞，和似乎頗為雄辯的論據，尤其後者，使用了許多漂亮的照片和地圖，使得讀者很難不由嘆美、欣賞於其美圖，進而移情而接納其論述；如果不是筆者對於光復前後時期的史實曾經深入考察，很難不受其錯誤論述之導引，實難發現其根本性謬誤。

此處，為幫助網友讀者之認知，此先列出森林系學生所應該知曉，但我們不知其何以始終未提及的、那光復初期，當年我們島嶼森林史的重要史實：那是──

「回顧自民國十四年起，至二十四年止，日人曾以十一年的時間，用二百四十餘萬元經費，將一百二十萬公頃之林野，編成施業案，…但因戰時由於森林之過度濫伐摧殘，復造工作既未實施……」〈林業專家梁希、朱惠芳〉〈為台灣說話，江慕雲著，三五記者聯誼會，1948.9.1，頁194〉

「自1922年至1942年，21年間，台灣森林的採伐面積……而1940年的23,324公頃，而1941年的23,297公頃，而1942年的40,894公頃。所謂「戰時濫伐」，即指這一事實而言。」〈「日據時代台灣之林業經濟」，周憲文著，台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二期，頁59〉

「在紐約最漂亮餐廳裡的裝飾品，和用作披耶納材料的桃花心木、紫檀木、……這些原木，卻被堆積在台灣山野裡，一任風雨剝蝕、腐化，這顯示利用一項仍在原始期。」…這個利用問題……因木材來源的運輸量受有限制之故。」〈聯總林業顧問藍高莘G.W. Nunu〉〈為台灣說話，頁195〉

「台林是利藪，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又加上世風日下，林業裡的貪汙，可說是變本加厲了。但是如果台灣人不與你合作貪汙，貪汙是無法成為事實的。就算你省外人不自量力的獨行貪汙，終被檢舉，密告以致身敗名裂。」〈林業專家M.K.〉〈為台灣說話，頁195〉

「19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長七十二公里的阿里山鐵路開通，乃開始採伐工作。主要材木為紅檜與扁柏，樹齡接近千年，此種木材質堅色美，可用於建築或造船。……每年出產木材二十餘萬石〈一石為一方公尺，長一丈體積之稱〉。有採材機七台，每台每日可採二百五十石木材。因搬運困難，現有四十萬石已伐木材倒臥山中不動。可憐原始老木被肢解，散於四方。阿里山已慢慢換上新的主人──日本杉了。據估計，再五年就砍完了。問神木，聽此老感想如何？我們去看一株三千歲的紅檜，日人敬為神木，此樹高五十三公尺，周圍三十四點三公尺，要三十幾人接手，才能擁它個合抱。神木對我們默默無言，他知道得太多了。天地悠悠，獨此老見過古人，還要再見來者。我在它跟前徘徊沉思。此刻執筆，還對著它的照片嚮往出神。」〈台灣光復採訪錄，「在愛國熱潮中訪問台灣寶島」，1945.12.6. 收入「望鄉」，李純青著，人間出版社，頁38〉

「戰爭末期對於私有林的採伐。例如，1941年及1942年，就面積來說是比1922年大為減少的〈1941年為1922年的68%，1942年為1922年的64%〉；但就數量來說〈材積〉，則仍比1922年增加〈1941年為1922年的230%，1942年為1922年的226%〉。這一事實的意義，是私有林的採伐比較集中，亦即是在『較少』的面積上採伐了『較多』的材積。」〈「日據時代台灣之林業經濟」，周憲文著，台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二期，頁61。〉

「〈私有林〉巒大山林場，自1933年至1943年，共伐立木15萬餘立方公尺；面積不詳。」〈「日據時代台灣之林業經濟」，周憲文著，台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二期，頁58〉

「其所產檜木一種，尤為世界著名，日人佔領時代，特運此材返日，為建造皇宮、神社之珍材，……」〈「台灣之阿里山林場」，收入同上書，頁159〉

在上述的資料中，我們認知到了當時幾項重大的史實：

一、 二戰晚期，我島嶼寶貴的林場，確實有「濫伐」的嚴重情況。可見於上引專文所描述的「1940年的23,324公頃，而1941年的23,297公頃，而1942年的40,894公頃。所謂『戰時濫伐』，即指這一事實而言。」；而由盛產檜木的阿里山林場之「現有四十萬石已伐木材倒臥山中不動。可憐原始老木被肢解，散於四方。阿里山已慢慢換上新的主人──日本杉了。據估計，再五年就砍完了。」；其他林場，應可以類推當時的砍伐情況。

二、 仍以阿里山林場為例，「每年出產木材二十餘萬石」，其林場所有棄材竟達四十萬石，是接近兩年之產量；其他林場似可比擬；四大林場加上其他次級林場，數量應極為可觀。

三、 由這位外國專家所說，「在紐約最漂亮餐廳裡的裝飾品，和用作披耶納材料的桃花心木、紫檀木、……這些原木，卻被堆積在台灣山野裡，一任風雨剝蝕、腐化，這顯示利用一項仍在原始期。」我們才知道，原來我們島嶼上當年還有許多珍貴原木，已被肢解棄置於山中。

四、 光復初期，國府接收後的台灣林業，確實問題頗多，並且我們的林業專家，已經相當清楚其弊病了。

有了上述的史實認知之後，我們再看該兩紅文的論述根據，其為日本殖民者開脫的論述，反對我們所熟知「日本人把我們的木材都砍走了，都是他們把我們的紅檜偷光了！」之主要根據：

該作者的主要根據只是由於他接受了未經理性考察的所謂──

「林務局的官方資料清楚記載台灣從日治時期一直到民國 78 年間的伐木總量資料：

日治時期 1918-1945 原木生產總量： 833 萬立方公尺

民國以後民國 35-78 採伐立木總量：4496 萬立方公尺」〈「2015年紅文」〉

以及那份他提及的「郡大林道」部分的資料：

「日治時期這個地區的伐木總量一共有8 萬立方公尺（陳玉峰，〈望鄉山林業軼史暨郡大林道植被概述〉，《國立台灣博物館學刊》58 卷 1 期，2005.6，頁 83-84。），乍看之相好像很多是吧？

國民政府時期從這個區域出產的木材，足足有119 萬立方公尺這麼多（林務局檔案）」〈見於「2015年紅文」〉

大家先看該作者在上面兩例中，都強調「原木生產總量」，與之對比的是「伐立木總量」；由我們前舉光復前後的史實看，這兩個數據能夠這樣比較嗎？──如果真的具有專業背景，會用這樣的方式來描述問題嗎？

因為，打開上引「台灣銀行季刊」的167頁，木材生產的報表，我們以阿里山林場1942年的數據，可看到「伐木材積」與「造材材積」「生產材積」，三者並列；分別為137,469立方公尺，75,607立方公尺，51,565立方公尺；其中任何一組數據，怎能任意直接相比？更何況還有我們前及的史實，倒在地上的原木，阿里山林場達四十萬石的情況，存在於各大小林場裡，他竟全無論及與計入。

相類的，對於他「2015年紅文」所強調的「巒大山林場問題」，試問，該「郡大林道」負擔了多少日據時期上述那種原木的外運？──此外，請大家參考我們上引「巒大山林場，自1933年至1943年，共伐立木15萬餘立方公尺；面積不詳。」的史實，與該作者所稱的，日據時期「這個地區的伐木總量一共有8 萬立方公尺」，竟有接近一倍的落差；號稱擁有森林系專業背景的，他的數據真是可靠的嗎？

其次，由於該作者文中似乎雄辯的，振振有詞地，那所謂的

「日本人和台灣人在商業化林業中所砍伐的樹種，皆以紅檜與扁柏為主要目標， 因為他們最值錢。賠錢的生意沒人做、殺頭的生意有人做在林業界也是一模一樣的道理，利潤不夠是不會花大錢開林道深入蠻荒去伐木的，那可是超巨額的成本啊！ 不能回收誰要幹？別再有「日本人和我們砍的樹樹種不一樣，他們砍的都是紅檜扁柏，因為他們砍光了我們只能砍些殘羹剩飯，所以日本人罪孽深重！」的這種被惡意誤導的架空史觀了，我們自己所伐去的紅檜扁柏數量，可是日本人所遠遠無法企及！！」〈「2015文」〉

顯然該作者不知道史實中日人有嚴重濫伐的情況，並且也完全不知道我們前引關於島嶼山中另有紅檜、扁柏之外的珍貴原材；這是其一大無知；加上前引阿里山林場的紅檜與扁柏類，到光復之際，由於曾受到前述的「戰時濫伐」，曾被估計只剩五年的餘材，可讓我們推知其他林場的紅檜與扁柏，也是所剩無多了？於是，我們對於該作者由於行走八通關古道，對於附近的林相明顯的改變之所見──陡坡上紅檜與扁柏參天，相對緩坡上只見一片人造林的景象──相對緩坡上的原始巨木，在日人「戰時濫伐期間」，應該也頗受其濫伐之害，因而，該地區之主管機關，玉山國家管理局的標示，並不誇大；只是沒有如本研究之揭明史實，遂令今天的「哈日族」不滿而已。

最後，關於該作者所提出的另一強烈質疑的根據，強調所謂

「日本人砍伐台灣森林總面積：1萬8432公頃

國民政府與民間砍伐總面積：34萬4千多公頃

< from.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 >」〈「2014年紅文」〉

以及該作者透過對於山區生動的照片，所強調的國府作為

「這一片山林與鄰近的區域並稱『巒大山林場』，是早年伐木非常興盛的地區之一！日治時代 1933 年開始就由民間「台灣株式會社櫻井組」經營開發靠近水里那端，林道入口附近到約 20~30k 左右範圍的山區，稱「望鄉山林場」。在國民政府來台後順勢接手、繼續開拓 30k 以後直到 83k 的山區。」

兩者都強力呼應地質疑著國府來台後的伐林作為。

先看，那兩項總面積數字真的正確嗎，可能有何出入？那位執行長先生有無解說他自身提出的資料，引述的該作者與這位執行長似乎都不知道，我們前面所引述的

「戰爭末期對於私有林的採伐。例如，1941年及1942年，就面積來說是比1922年大為減少的〈1941年為1922年的68%，1942年為1922年的64%〉；但就數量來說〈材積〉，則仍比1922年增加〈1941年為1922年的230%，1942年為1922年的226%〉。這一事實的意義，是私有林的採伐比較集中，亦即是在『較少』的面積上採伐了『較多』的材積。」的情況；那麼這樣的比較有多少實際的意義？

況且，就真正的專業者言，更有下述種種重要的史實，日據下的管理體制與國府時代不同，樟腦林之管理另有樟腦局，不在普通林務之內；因而，在1990年代末，早曾有我學者謝經發與薛玲明白指出：

「台灣森林之開發，濫伐始自日本，根據蒐證統計，日本據台四十餘年間共生產木材12,479,637立方公尺，而其中民前六年至民國十年共十六年間缺欠記載，無案可考；民國32~34年間並無紀錄〈台拓掌管〉，故日人佔領期間所砍伐之木材不下2000萬立方公尺〈包括無紀錄的推估〉。台灣光復後，民國34~79年計四十四年間，伐木28,458,273立方公尺，但必須注意釐清者，日本侵台時所伐之木材均為高價值之針葉原生林，率皆紅檜、扁柏之珍稀材……光復後，初期大體系搬運日本已伐而未運出之原木，其後韓戰期間，為銷韓供應銷韓枕木，大體皆為淺山低海拔地之雜木……八零年代……年伐木量皆限在一百萬立方公尺以下……至於說日據時期只砍伐二萬公頃，更屬荒謬；以往台灣森林平均蓄積每公畝110立方公尺，則2,000萬立方公尺亦應在20萬公頃上下，……又台灣在日據時期，樟腦原料林之砍伐，一年在保續面積2200公頃左右〈佐佐木舜一〉，則樟腦局之35年，其保續營林總面積約為77,000公頃……」〈「對於環境經營策略所見」，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理事長謝經發、嘉義技術學院薛玲，1998年11月，收入「耕山人語」，2004，頁43~44〉

其次，那動人且引人疑竇的，深山林道的照片，該作者所提出的疑問，是否太惡意了？面對我們指出的緩坡原始林，在戰時「台拓」缺乏詳細的紀錄，但是事實上確實遭受「濫伐」，戰後顯然必須清運的情勢下，當時較理想的處置方式，除了延長開闢的「郡大林道」，還有更好的方法麼？

請看，這樣的兩篇「紅文」，總合我們上述的研究，它們是否太不專業了？以上是我們對於兩篇「紅文」的深入批判。

最後，由於本研究的目的，除了對前述兩「紅文」加以糾正外，我們基於對於傳統「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之肯定，願在此對於該文的兩方面加以肯定：其一是，他對於王永慶先生的批判，確實他真正的發達是以經營木材才發家的，所以該紅文所說的──

「最可怕的是，教科書都沒說謊，只是選擇性地告訴你什麼、強調什麼而已。民間盜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王永慶了。什麼賣米白手起家都是美化，真正讓他致富並且轉投資石化業而成台灣首富的根基，就是盜伐！台灣最大的山老鼠被當成『經營之神』在膜拜，你說這個國家的教育，可不可悲？……」〈「2014文」〉

我們應該肯定，他並非虛偽的論述，街談巷議，大家多少早有所聞，對此，我們的研究，不可「以人廢言」；然而，那真的是「盜伐」嗎，本研究認為該作者曾經強調的「成本太高」的考量，這裡也用得上，應該是處理那些被日人濫伐而棄置的珍稀原木吧；而關於王老先生賣白米「起家」，應該也是不假，那是做人做事上的基本態度正確的重要性；但是，只是那樣的話，要「發家」仍是不夠的吧。該作者似乎看不起「起家」，與本研究的看法不同；至於，在該紅文中，另有一問題，那是真正客觀言之，該作者是有必要那樣提出王氏故事嗎？──不肯提、遮掩日人的「濫伐」，哪有王氏該一「發家」的機會？況且，如前所引，當年林業專家對於業界的弊端並非「無知」啊。

最後，關於光復初期與日據末期的情況，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認知的話，個人在研究之餘正巧也關心過王氏的木材經驗，以下有兩段資料，建議您們能參考。

「光復前的戰爭時期，以及光復初期，一般百姓生活困苦，又缺乏燃料，就常常來盜林，甚至於把林班工作人員綑起來，砍斷手腳，很殘忍。我擔任他們的長官，看了心裡實在很難過，但又無可奈何，因為這種事實在很難處理啊。」

「大約是1951年左右，在一次陳姓同事宴客的機緣中結識了王永慶先生，當時他在羅東開了一家信興製材廠，……兩人可說是相當投契，我私底下也對王永慶談過林務局……早晚會出問題，有機會的話應該從事正當的事業，才會有發展。……後來王先生替我作媒……我們在1952年結婚。」

最最後，本文最後要肯定的是，該作者在兩紅文上，某些情文並茂的批判部分──兩文皆很精彩，某個角度上，可說完全符合本人研究台灣史的正直態度，他提出了其漂亮的說法：

「我們不要再活在掌權者架空的歷史之中，不管過去的真相有多深重，我們都應一肩扛起，邁向未來。一個有文化有內涵的民族，必須對自己的過去有所了解，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光輝文化，並且負起責任愛惜她、保護她。畢竟，這是我們的根、我們的家、我們的由來。」〈「2015文」〉」

本研究認為，這種態度完全正確，應該給予高度的表揚；只是，可惜的是，它所傳達的竟然只是沒有深入史實的錯誤觀點，因而得出的是錯誤的斷語；真是可惜啊。因而才寫出了那為日本殖民者濫伐我島嶼脫罪的文章，大力地要那樣地宣揚其自身錯誤的認知──

然而，他那漂亮的文辭，美好的照片配合，是有意的、故意的「欺騙」？還是「無知者」的「真誠」？歡迎大家一起來考察，來論斷。

前篇中，我們藉著官方的統計數據，指出了日本殖民統治下我先民那悲慘的，社會是進步了，但是與我台大多數百姓無關，甚至人民反而短命的處境；

下面，我們要介紹的是另一組數據，當年總督府殖產局公布的數據，稱──

「台灣農民生計費每日為兩角錢」

以及在「日式保甲制度」下，每一個工作天的罰金一元──即，如果工作日不能參加保甲安排的工役，必須付出一元為代償。

該農民生計費數據與前述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一樣，都是台灣總督府公開的資料；但是該數據是真的嗎？該數據被我台人耆宿葉榮鐘批判為──

「統治者騙人的魔術，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購之價格偏低。」〈葉著，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1925.2.〉

可嘆的，這類直接影響我先民生活的騙人數據，卻成為往後我們島上學界研究我先民生計時正面的重要根據──學界從來沒有敢於批判這類數據的，卻有重要學者如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台灣社會史的名教授姚文多，留學英國的他除了強調殖民時期統治者的數據完備，與殖民體制下，當局能夠提出種種社會發展的相關數據，而美名之為「殖民的治理性」。但是絕無深入研究，不敢批判該類數據之真實性。

我們都知道，所謂農民生計費，其意涵應該就是擁有那樣的收入，就足以支付我農家生活支出之所需，然而，那官方公開的數據，實在遠遠低於我農民生活之所需！

何以官方數據如此之低？當年來自總督府登記在案的所有歲入、歲出統計資料，確實加總之後，每天生計所需確實為該兩角錢之數；但是各地方當局的不樂之捐與保甲費不在其內。那是我台農民的沉重負擔。

前者，如巡查順手牽羊，稅吏需索紅包，民間自動孝敬，在日據下寫實作家的筆下，可以讀到；如，派出所改建，各地武德殿，保甲會所等地設立；往往都是對各該地「樂捐」，日語稱為「寄附」者，正是所謂「敢怒不敢言」。

後者，各種保甲制度下的工役，透過日人不參加的日式保甲制度，全部動員我台民間負責；民間該部分支出，不進入總督府財政帳目，被稱為「稅外稅」，就不計入官方財政紀錄的數據。

至於巡查的紅包，在我台籍巡查的回憶中則可讀到自行孝敬的情況；那是所謂的──

「我當了巡查以後，才知道日本巡查也有貪污的情形。有一次我聽到日本巡查們談到某個商店霸佔騎樓使用了一整年；過年時，居然沒有來『拜拜』。醉月樓每年都有一筆預算給我們六個巡查花費，若有朋友或上司去台中，可以儘管叫醉月樓招待；扣掉吃用，該樓在年終時還會將餘額買禮物、送禮券給我們，或是將這筆錢送到派出所由海藤老大平均分配。當時我剛入派出所，實在不敢要這種錢，但是不收也不行，因為其他五個有家室的日本巡查會說我看不起他們。我只好裝糊塗，也不敢問每個月可以分到多少，取締給多少就算多少。大東亞戰爭發生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分到了200多圓，那時我的月俸只有28圓。」

至於「稅外稅」的保甲費與保甲臨時費──

當年的保甲費，在官方正式的捐稅之外，深受我先民詬病──有所謂──

「稅外稅的保甲經費，獨使台灣人負擔，未免太過於不當。而且保甲經費的賦課，並無何等標準，只一任於各保正的自由裁量。於制度上可說是不合理極了。親者減輕，疏者加重，如有宿怨，或感情不對，便可藉機報復，以償宿願。蠡弊叢生，是非百出。」

「苗栗公司寮間道路已著手開築了。結局仍是保甲工最好利用，雖有反對的人們，終是當不起警察方面的威壓……不肯贊成的都被濫用違警例種種名目拘留去了。負擔該路範圍的共有十三保，每戶平均需出役十二工，以保為單位分畫工事……各保經費……調查其徵收狀況，概分為三四等級，一等每戶須負擔十五圓左右，二等半額，三等又是二等之半額。最貧窮的每戶也要負責一元以上，比之戶稅還要厲害。」

而保甲費外，更有保甲臨時費，是針對保甲工役義務的規定──官方指定要共同修築某條道路或溝渠，各戶義務分擔若干工役時；不可不參加。凡不能參加者，每天罰金一元。該金額已遠遠超過一般勞工工資，接近一般勞工工資的兩倍之數，這是多麼沉重的壓力？

但是這些都不會入於總督府的收支帳目之中。

原來當年總督府殖產局所公布的「農民生計費兩角錢」，是為了壓低甘蔗的收購價格而得到的。官方也依此數據計算民間的生活所需；這使得農民生活在報表數據上看來總還過得去。。。；

另一方面則提高保甲制中的工役一天的罰金為一天一元，遠高於一般勞工每天四、五角的價格。這使得農民雖農忙或病痛也努力於工役；到實在無法參加工役時，則仍必須身受每天一元的高價剝削。

這應該就是日據下雖說是產業進步，但我先民何以平均死亡年齡不斷盤旋下降的理由。

前面，我們提示給網友的重要數據，展示了日據初期日人曾經陰謀攘逐殺戮我先民七十萬人以上的重要問題；現在我們要提出的是日據下五十年，最能反應日殖時期我島嶼當時長期受殖民的處境問題的數據。

那是在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主計室所遺留下來的統計數據中，關於我台先民平均死亡者年齡的資料；顧名思義，就是官方把歷年的台籍死亡者登記其年齡而後做出來的統計；由於殖民時代官民處於絕對對立的地位，對於官方言，年年增加的人口似乎是一項功績時，但對於民間卻是一可悲的資料。但是官方仍然把它完成了。那是──在前述的攘逐殺戮我先民七十多萬人之後，如何「先進地」苛待我們在苦海餘生的島嶼先民們？

展現這段史實的，是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的第268頁；

該頁的圖表名為「表90   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

其中表列式的記錄了由1906年至1943年的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我們要提示的重要數據，是日據下這些數據資料中，大家都知道日本台灣總督府高調台灣產值增加數倍，但是可悲哀的史實，在這些數據中，最高的平均死亡人年齡之年，竟然是不是在日本殖民的後期，卻是在前期的1908年；即──

1908年，所有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

不僅高於1931年世界經濟恐慌襲擊下，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的21.5歲，

也高於號稱是產業高度進步，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1939年平均死亡年齡的22.7歲

而1908年，該年正是台灣縱貫鐵路開通之年，是日本殖民者鎮壓能力充分發揮之年，也是其剝削與壓榨能力開始充分發揮之年。。。因此，從此我先民的生活處境日益低下，雖農業增產，工業已漸進步，極少能夠滿足自身的需要。

整個1906年到1943年，我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僅為23.8歲強。

何以有此現象，這就是殖民體制下，雖然官方媒體宣稱社會多麼進步；甚至在國際社會哩，吹噓治理台灣多麼成功，有如何進步的績效，但是，除了極少數的御用紳士與殖民者的爪牙外，我們先民可說完全不能獲得應該有的增產效果。

這也就是當年我台著名的文學家賴和醫師在當年的台灣民報上所公開的著名的感嘆──

『時代說是進步了，的確，我也信牠很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的呦。。。』

這應該也就是時人對於當年上述數據，最明白的文字說明。也是今天的官方的教科書或是主流媒體上極力不提，但是如果我們真心的關切我們先民當年在殖民統治下的真實處境，我們應該一定要考察與記取的重要資料啊。

建中有不少怪咖，超過七十歲，還來給建中寫這樣題目的文章，我應該也是某種怪咖吧。

五十一年前，我曾經在校刊「建中青年」上，以一個高三學生，冒充校友身分，發表過一篇年輕人志大才疏的「從建中青年到建中青年」；事後，我曾多次問自己，何以敢於如此；我逼問自己，當年憑的是什麼──想想，真的，憑什麼。。。

憑什麼。。。？
只是，雖在當年的戒嚴體制下，我真是那樣關心這個島嶼與這個島嶼青年的命運啊，迄今竟然仍難以改變。
這應該也是我今天在戒嚴體制已消失近三十年後，又給自己這個題目的理由。

建中學生楊偉中之死，將給予今天的建中學生怎樣的影響？可能給予今天的青年學子怎樣的影響？可能給予我們社會怎樣的影響？

自從那天在臉書上發現這個消息之後，臉友們的反應很多樣；但是媒體的反應則主要是一片惋惜；近四天來，常放言高論的我卻簡直完全沒有表態；為什麼？

因為我想到的不只是楊，是他的事蹟可能給予年輕人怎樣的懷想？怎樣的片面的認知？然而，今天我們在媒體、在網路上所見的，那就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全部嗎──尤其對於年輕學子？作為教育專業者，一位公民教師，一個曾經在高三發表上述文章，永遠緬懷青春美好嚮往的我，不能不由另一不同的角度來看這次楊同學的事件。

過去曾經在臉書上偶然與他接觸一次，感覺這個投身綠營的年輕人很有教養；稍微注意一下，知道他是政大教授之子，後來一忙，心中的好奇就斷掉，沒有追究了。
一直到他突然在旅行中意外溺死。。。新聞很大，我才有機會再次注意他的故事。
現在才知道，原來他是我們這個大不幸的時代中，一個很不幸的小孩子；他1971年生，。。。雖然已經四十七歲了。。。

讀他的故事，在自述中，他強調自己與父親不合。

甚至到了，他自述，『父親過世後，我才第一次閱讀他的著作文章，對他的思想，有了相當不同的認識。當年我基於素樸的土地之愛來指責父親，卻完全忘記要認識、理解他的生命歷程、情感和思想。』的程度！

那父子衝突，讀來應該不只是青春期反抗的餘緒，應該是他對於自己的生命無處安置的失措表現，我想。
那長期的衝突是重要的，直到其父死後，他竟更希望彌補那父子斷裂；左翼的他竟然因而進入了父親右翼的體制，並在渾沌中以父廕而空降國府的高位──然而，那是多麼矛盾的處境，他怎麼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自然成為最醒目的，某種讓「親痛仇快」的「叛徒」。。。
而更不幸的，是政治領域的生活不是個易於自主，可以潔身自愛的場域，他終於必須成為「叛徒」中之猶者，似乎左翼的他卻扮演了另一右翼當權者所需要的，可以炫耀的典範──就像猶大無法止於出賣消息給羅馬人，更終必須出列指認耶穌一樣。。。

簡直是不幸的巨大魔掌跟定了他。。。
中日之間的分裂，起於1871年，關心東亞局勢的美國國務卿訓令美國駐日公使，要他破壞可能發展為中日軍事同盟的「中日修好條規」；
然後著名的美國人李仙得開始以其擔任廈門領事期間所得的台灣資料推動裂解日中關係的計畫；結果順利地在1874年，李仙得促成了日軍南下的著名「牡丹社事件」，為往後的日本侵華拉開了歷史的序幕。
這中日關係分裂的開始，使得往後所有的中日聯姻中被埋下了可能高度遺憾的宿命。
楊偉中，這個中日聯姻所孕育的小孩，他的名字裡雖然有個「偉中」兩字；並且雖然他的父親是個國府外交界頗有地位的學者，但是，他也難以脫離他隱約的宿命──尤其當他竟成長於李登輝宣稱自己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的社會衝擊之下──而據稱，他二十歲那年，應該是1991年，才知道自己的母親是日本人。往後，這個偶稱自己父親由於當年在中國東北長大，所以也是日本人的青年，就糾纏上了更為複雜的人生脈絡。。。

不過，他的故事還遠為複雜；
因為，據資料顯示，由於國府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背景，不但各類文史藏書很多，並且據稱其家庭氣氛中，並沒有把兩蔣神化的傾向，應該就是有時會無傷大雅的埋怨幾句，不過已經是外面聽不到的關於人性的針砭吧；應該那就是他高中時期已經有左翼傾向，甚至投身工運的背景；而與他同學的梁文傑說他們同學時，梁驚訝於楊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熟悉。。。
不過，當年沒有真實社會經驗的他，雖然很早就成為地下講壇上的尊嚴地講師，能對於更年輕的學生開出中國革命史的書單，真的能夠理解中國的革命嗎？純就知識言，他的認知是否經過充分思辨的過程？更不要說，是否經過充分調查與研究而獲得的？處於叛逆青春期的他能夠由早期黨外運動的「台灣意識」的論戰中找到自身的方向嗎？他是很自主地，或是難以自主地，由左統變為左獨。然後，是否可以想像的，在此時，稚幼而熱烈投入於運動的他，在1990年代，也就是他偶然驚悉自己的母親是日本人之後，正當那「只要我喜歡有何不可以」的時代巨潮來襲，他投入了社運。他簡直完全沒有機會深入理解自己屬於日本大和民族的那一部分，是「契合」或是「乖離」的自己。。。

他的故事之複雜性，更來自他二十歲以前，也就是他知道自身有日本血統之前，他已經比同齡的憤懣者走了相當長的一段道路。。。他那段路如何走的──其似乎頗順利地遊走在許多社團間，是否可能與他上述的特殊家庭背景有關？

這時候，其父身在國府右翼體制高層與他的左翼情懷與實踐是如何衝突的？再加上母親的血統與李登輝的日本人宣言，如前述，他不可能有機會理解自身的根源與真相──我們島上被介紹的「武士道」，想必他一定讀過，然而，他不可能知道，那本書簡直是日本學界有意對全世界的欺騙；此外，更加上整個台灣內部難解的關係，加上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使得他與父親間左翼與右翼的問題，簡直更是無解了吧。

根據他所曾自述，他的處境，由文學藝術上看來，是劇力萬鈞、極為精彩的；但是，在真實人生中卻是十分可怕的──簡直完全是一場「內戰」。。。誠如，西方著名的軍事學大家在研究世界所有的戰爭史後，直指「內戰」是所有戰爭中，最殘酷，慘烈的一種戰爭形式。。。我讀他所自述，在某次他們父子之間衝突時，他曾經強烈質問父親，「為何你們來台灣40年，卻不愛台灣？」；其父的回答無法讓他滿意──台獨咄咄逼人的「愛台灣」論述，對於長期倚賴美日霸權，卻努力宣揚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府言，當國府解嚴之後，確實是難以充分自解的。其父子的對立，就可以感受到一種由社會而深入家庭的「內戰」氛圍已在這個家庭醞釀。。。

不過，由他2012年7月，41歲的楊偉中在政治大學發表碩士學位論文《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與中央廣播電臺的大陸心戰廣播（1967年2月至1968年6月）》，看來，他竟然會把自己的研究指向這個似乎太冷門的題目，指導教授薛化元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接受這個論文題目，倒是頗耐人尋味的。

而可說更驚心動魄的，應該是其父經過長期衝突後，最後在病榻上，他以「堅毅」兩字描述的父親，竟然出現了完全向兒子投降的那一幕自述，我們不知是否有很高的真實成分？那篇是他在「聯合新聞網」這個藍色媒體最後發表的一篇文章。。。停筆於其父病逝之日，極為醒目；對於不知道他過去所有家族內部衝突故事的讀者，尤其是對其廣大的粉絲而言，可能太過精彩──該文的標題名為「一顆堅毅的心臟停止了跳動」，2007/08/04，棄置至今已十多年。。。不知他為何從此不能在該部落格繼續書寫。。。

網上讀到許許多多不同的感言，一位倪先生，提出的疑問是台灣的小學應該都已經開學了。。。另一位先生提出的問題是「哇，每年都能類似這樣出遊。。。」，羨慕之情，溢於言表；而我則想起這類旅遊的負擔可一定不少吧，要維持這樣的生活水準，怕真是不容易的。。。有責任感的、懂得社會期望的男性，若長期讓女方負擔開銷，心理壓力一定不小吧。。。
尤其，對於高中時期曾經身為左翼青年的他而言，如果他真的曾經真誠地有過獻身於左翼理想的意念，他是否可能在壓力上更有時會感到一種刺痛？。。。我呀，似乎在他公開的那些幸福的照片裡，依稀可以看到了些什麼。。。

本文之作，作為一個公民教師，我想楊先生可以是某一種典範，一如我們在這陣子的輿論界所見，似乎他確實不僅有許多熱烈的粉絲，也頗有不少真誠的欣賞者；而且，確實當前被工運人士改名為「資進黨」或「專制進步黨」的執政者，似乎有把他塑造為某種更理想的、簡化為「大是大非」的圖像──隱匿了可怕「內戰」之可能；然而，那樣對於我們的社會真會是更理想的發展嗎。。。

以上，是個人作為一個五十多年前的那個建中青年，作為一個公民教師，為了更多的年輕人可貴的人生，本文想作為一個拋磚引玉的思考起始；希望對於未來的年輕理想主義者，楊先生的故事雖然可說是個極為特殊的個案，但是他確實是我們時代中的一個多面向的，讓人惋惜的時代人物，似乎他的死亡，將不只是一樁發生在偶像級人物的離奇事件，更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考察自己與深思自我；進而深度認知我們自身時代的機會。。。

最最後，我想做為研究者，所有的報導中，幾乎從來沒有讀到楊同學母親對於他的影響，而十年前慘遭喪夫之痛後，如今又有喪子之痛的曾縵雲女士，據稱是一位仕女畫家；由照片上看來，楊同學似乎長得比較像其母親；父母相處的情況如何呢？母親與楊同學的關係又如何呢？個人這篇文字整理中竟然沒有像片中那位高雅精明的老人家在這方面的任何資料，在我們這女性社會地位頗高的時代，這應該是一相當大的缺憾。。。

參考文章──五十一年前的舊作──

BLOG.UDN.COM
『從建中青年到建中青年──

獻給我們偉大的學校的，爲了他賜給我們的歷史、的光榮、的勇氣 – 』

http://classic-blog.udn.com/h1234567am/614058

這是拙作「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與「戰後台灣史概要」，兩書中摘錄出來的資料；歡迎有意者參考。。。

國府來台後，距殖民統治未遠，日本民族素有輕視女性、放縱情色的習性；而我島嶼早年為移民社會，男女人口不平均；因而不僅有「羅漢腳問題」、「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也有為了傳宗接代而收養子的情況；在那前近代的移民社會中，最為我們今日遺憾的就是養女問題，因為養女所涉及的一是童養媳，一是婢女與娼妓；尤其，最後者，極不人道；島嶼在日據下，殖民者雖號稱產業發達、社會進步，但是，其對於此一前近代移民社會並不處理；因而我島上娼妓現象相當普遍，甚至由於官方還有助長的情況；1916年前後，該現象曾經深受洋教士之批判──

「雖然我不太願意提及，但我不得不指出這個事實：近年來許多年輕女性，甚至是十幾歲的少女，都被引誘進一個極度不道德的組織當中。它充斥在各個城鎮或大型村落之間。本來這種惡行在中國統治時期就存在，只是以前沒這麼明目張膽，範圍也較為侷限，但現在，領有執照的妓院和妓女隨處可見。……無論這種錢多麼好賺，或讓多少人得到快樂。」〈「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著，林弘宣譯，前衛出版，頁241。原書出版於1915年。〉

「關稅中呈現鴉片、清酒、妓女、舞女、歌女及娛樂場女侍等進口項目，探究進口量有多大，……即島上的放蕩生活，越來越顯而易見。」〈同前書，頁321。〉

因而，1917年，法院公開宣告女婢的人身買賣，在法律上不發生效力；對於女婢之戶口申請，一律不准；但是事實上，只是宣示性的作為而已。

我們的台灣文學中曾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

「阿統舎從佃人那裏以便宜的價錢買了個丫頭，便以婢女的名義去辦理戶口手續，但是日本仔的員警大人搖頭搖頭拒絕接受，他還說這是奴隸買賣，依大日本帝國的法律是不准的。……稍後──這樣子好了啦！以養女或者同居人的名義就好了，倒是親切地開一條路……」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島上雖然長年受到日人嚴刑峻法，本應不難根除，在產業有進步下，但娼妓問題十分嚴重。

「神女之中，不是無教育者的專賣，其中也有曾受過普通教育的。試舉一例，如在台北近郊的○○○公學校，大正八年度卒業者之中有女子18人，到了今日沒有一人在結婚前能保守著自己的貞操，不經過了私娼生活，說是沒有的。這句話是他們的窗友憤慨對我說的。難道教育是要製造這樣人物麼？」〈「婦人的地位與社會的關係」，連溫卿著，「台灣民報」，1925.8.26〉

在日據晚期，在「民俗台灣」雜誌中，我們可見到當時的一篇民俗報導，其中竟然有

「在南部人的想像中，北部女性多數人過著曖昧的生活……一方認為即是餓死也要堅持貞操的觀念，另一方把媳婦仔當搖錢樹，不只是媳婦仔，連自己親生女兒也要設法賺一筆。……他們盼望，只要四季的廟會慶典，能吃到豐盛的酒肉，住華麗的房屋就滿足……老娼又擁有政治後盾……特種營業稅再怎麼提高對老娼還是無嚇阻作用」的描述。〈 「老娼撲滅論」，「民俗台灣」，第二輯，林川夫譯，武陵出版社。〉

據稱，直到日據末期在我臺北郊區還有下述的社會現象：

「有一年過年前，幾個已婚的同學，邀我跟她們一起出去玩。那是一個以孟宗竹圍起來的村落，而且有個奇怪的習俗，村裡的女孩長到一定的年齡，就得開始賣笑，等賺到足夠的錢才出嫁。那時我還是小毛頭一個，什麼都不懂。聽到有吃有喝又有紅包可拿，心裡就興奮不已……後來媽媽桑認出來我是某某老師的兒子，當場把我趕了出去，直說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台灣婦產科的播種者──陳庵君醫師」，頁41。據該書中資料推算，應該此事發生在1942年左右。〉

這就是日據五十年中，我台婦女的處境。

要到國府來台後，當局才開始處理了養女保護問題：

這是戰後台灣所特有的問題，那主要是窮苦人家生下的女兒，無力撫養時就送給較富裕的人領養，其中不少人家領養的目的，竟然不是慈善而是牟利，甚至除有將養女作奴婢使喚者外，或更有逼迫賣淫，或逼與不適當的男子成婚，變成買賣婚姻者；由於養女通常在家庭中都乏受教育的機會，她們自然無依法保護自身的能力，在該制度下，這類的社會悲劇時有所聞。

在日據時期，日本社會素有輕視女性的傳統下[1]，自然絕不重視；更何況，嚴酷的殖民統治者號稱要施行「同化政策」，日據五十年裡，當然絕不真實處理；但國府遷台，在腳跟初穩後，就推動了「保護養女運動」，針對當時，近12萬養女在日據下台灣社會風習的弱勢處境，加以關切。

那是1951年台灣省議會大會時，省議員呂錦花提出如何保護養女的質詢，獲得黨政當局的重視，其後便由呂錦花出面邀集婦女界、法律專家、警政單位等會商，經過半年時間的籌畫，終於在同年7月，於台北市正式成立了以保護養女與調處養女與家庭間的糾紛為宗旨，解決養女的各種困難問題，幫助養女獲得公平待遇，正常生活的「台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2]；至1956年更公佈「臺省現行養女習俗改善辦法」[3]與「臺省妓女管理辦法」，嚴禁養親逼迫養女賣淫，並防止鴇母、歹徒以收養養女為名義而迫良為娼[4]。

﹝1﹞傳統日本女性的工作負擔極大，往往在家中鞠躬盡瘁，男性多是大男人主義；日本文化中要求有為的男人下班後不可早早回家：日本女性在職場上必須為同辦公室內的男性職員倒茶；所以有所謂「日本女人」喜歡嫁給外國人或日本女性體貼的說法。

[2]據說，由調解糾紛到協助受虐待養女擇偶配婚，頗有成就；但是終究不能充分解決問題。

[3]特別規定收養養女要符合民法要件，並准許日後長大有繼承養親財產的權利，收養人應該負起收養到成人的責任，不得有虐待、買賣、轉讓、抵押等妨礙風化的行為；與養女婚姻必須依據他自己的志願，不得強迫；與凡是以養女為對象而訂立的借貸或其他契約，一律無效等。

[4]此兩項法規雖然訂出，但是由於人權問題的解決總以自覺為基礎，我們島上的養女問題要到1968年全台推行九年國教，全民教育水準充分提升後，才逐漸完全消除。

[5] 本小節參考「劉脩如訪談錄」，口述者劉脩如，訪問者卓遵宏、陳進金；國史館印行。

弟弟催我給他文章，我實在不想拿舊文來貼。。。

在今天這樣的時局下，有沒有更積極的文章呢？我想著，就由對於國中生也應該能懂得數據來談吧。。。

談起日據時期，當前官方與主流學者們，除了怕「日據」這個名詞，拒絕使用外，另有一絕招，頗為漂亮；就是開口就說「殖民事業本來就不是福利事業，也不是救濟事業」；或者說殖民事業就像「養牛擠乳」，或是「飼雞取蛋」之類。。。

本文想根據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數據，與這些數據所呈現的現實，來考察我台先民當年在日據下的真實生活。。。

一、台灣總督府在1895年取得台灣的時候，到底我台灣有多少人口？

日本學者一口咬定為257萬人；我台主流學者跟著說這個數目；根據劉銘傳當年〈1887〉清丈的人口數320餘萬人，到1895年，此七、八年期間由於築鐵路，開市街，設電燈，自來水，發現金礦，被稱為中國最進步的一省；其人口應該絕對超過320萬人；但是我們的主流學者絕不懷疑日本學者卻迴護著日本學者說出──

「日據後一二年中，有42萬人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

其實，有關割讓台灣時，關於台灣人口數由三百餘萬到四百萬人的說法都有；至於何以超過劉銘傳時代的三百二十萬人是合理的──除了劉的建設效果，眾目睽睽，人口應該增加；其另一主要的根據是由日人第一次清查田園甲數達63萬甲，所查出的田園甲數比劉銘傳時代查出的面積36萬甲，增加接近一倍，我們可以推知劉銘傳時代，在我們傳統「藏富於民」的統治理念下，其耕地固然有大量隱田，人口應該也有相當隱匿的現象，否則不足以耕作偌大的耕地。

該日本學者名為伊能嘉矩；在台大圖書館竟特別給予紀念，我台主流學者陳紹馨的研究是戰後在美國金援之下完成的。。。台大社會系大老。

該日本學者有欺騙的前科──他過去是日本記者，在1895年底來台；著名的芝山岩事件發生在1896年元旦，六位學務部部員被殺；伊能在該事件五日後才被派到學務部；

當時的情況，不在場的學務部長的報告是──「從未攻擊過學校」「六士先生。。。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

「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

當時在場的吧連德的報告是這樣的──

「吧連德因欲報有土匪來襲之虞而前來學務部，部員六名聚頭商議……議論不一而足，在此之際，查知右側村落有匪徒聚集而欲將驅之，六人遂奔赴該村落各自戰鬥……於距該村落不遠之田間遭匪徒斬殺」

這位伊能，當時還不是學務部的職工，竟寫下這樣的報告──

「……本月1日，學務部員揖取道明、關口長太郎……及軍伕小林清吉遭土匪襲擊，於士林街戰死，學務部內之文書、圖書、器具文件亦多遭匪類掠奪……」；引自「台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11。

然而，我們的主流學者卻多受其影響。。。除了上述台大的陳紹馨外，

在一本由師大台史所教授推薦給少年的讀物中，則轉成這樣的故事──

「1896年的元旦，六人原本準備一早下山，搭船到台灣總督府參加慶祝新年大會，但是在半路上聽說有台灣抗日軍襲擊臺北城，因此決定立即返回芝山岩避難，不料就在回校途中遭到當地人伏擊殺害，並將屍首棄置於芝山岩的山林中。」〈「大人的小學時代：一堂最有趣的臺灣史，從小孩子看大時代」〉

更為讓人羞恥的是，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則更如此紀錄該「芝山岩六士事件」──

「伊澤修二……受過美式教育的日本教育家……聘請多位日本教師來教導台灣學生說國語，但在他返國述職時，芝山岩附近的台灣人竟然糾集鄉民打死了日本教師六名。離今一百多年前的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認定凡是日本份子皆該殺，就是教師也無路可逃。對異國不滿而向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下手。這種對象的選擇，的確頗為不智。」〈林玉体著，台灣教育史，文景書局〉

這一段我先民消失七十萬人以上的慘史，由於我們主流學者接受了伊能嘉矩的說法257萬人，以及我士林地區先民亂殺老師的說詞，使得我們先民的不幸完全被埋沒了。。。雖然，當年的乃木總督曾經坦白地承認日軍的惡質──「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前些時候，臺北土匪蜂起時，揖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

我們的主流學者竟像是沒聽過日軍在各地的大屠殺，三角湧大屠殺、宜蘭大屠殺、雲林大屠殺、阿公店大屠殺、埔里大屠殺──也不知道乃木總督曾經如此地自白──他們真的愛台灣嗎。。。

我島七十多萬的先民的英魂，乃長期成為我們島嶼上空不得超渡的冤靈啊。。。

正好當令正是陰曆七月。。。嗚呼痛哉。。。

網路上，

最近有人提到要在我們島上建立「想像共同體」，好像是個新鮮的話題。。。

這是一個西方學者研究的美好建構喔。。。他們以頗為興奮的語調，交談著。。。

其實，西方先進國家強大的學術界，永遠都作為其殖民體制的理論護持者，才能在西方世界獲得它們崇高的文化地位。

「想像共同體」就是西方瓦解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論述；

這個論述一面強調西方殖民帝國對於殖民地有啟蒙之功──可以完全不談殖民者的殺戮和奴役以及無比的掠奪；然後一面強調啟蒙的偉大影響，導致受殖民的民族將深受啟發走向民族建國之路──對於受殖民民族揭示出美妙的一幅只要「想像」就可成就偉大的共同體。

「想像」兩字，那麼平凡，人人啟思動念，莫不是「想」；然而，「想」要能想出一個原本不實際存在的事物，才能稱為「想像」的話，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網路上，看到人們談到「共同體」的排外，排他性質，所可能造成的衝突問題，怕不是今天我們社會所能夠承受的，個人認為很對，那可能雖付出高昂的代價，也仍然無法實現──不過，我也想進一步指出，無法實現的理由，不是我們的社會付不起高昂的代價問題，而是我們的社會「想像力」不足──用前述的說法，可說是只會「想」而已，那裡真有批判與建構的「想像力」？

例如，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高貴的學院中，深入地批判西方所謂的「核心價值」，也沒有聽過我們的著名學者批判西方的「現代化理論」──這些西方論述，都是西方社會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而建立的理論，它們論述落後國家的發展時，都那麼偶然地各自以「不想像」來根本「遺忘」擺脫殖民殘酷歷史的脈絡，一如今天年輕人間提出的「想像共同體」──

然而，義正辭嚴的年輕學者在蠱惑學子時，動人地宣揚著「轉型正義」的福音，大聲地宣告，在這偉大的「轉型正義」後，我們社會中就會出現美妙的「想像共同體」；他們由去歷史脈絡的西方論述中成長，卻回頭要求自身的社會要全心地投入歷史脈絡之中清算鬥爭；它們不認為是「內耗」，它們相信那是應該在我們社會流行的「正義」。。。他們的「想像力」不會感到矛盾嗎？──這樣的「想像力」，是讓我深感悲哀與擔憂的。。。

前兩天，

孤陋的我，難得地參加了一個老友的聚會；會中有人提到關於台諺「去蘇州賣鴨蛋」的由來問題；有人立刻用手機搜尋，大家傳看其中的解說，說是混淆聲音以至於「以訛傳訛」；我當時不只隨聲附和，還代為傳達；但是回程中的捷運上才感到有點荒誕；回家後上網一查，最前面的一個，就是那個抹煞式的觀點；

其次是關於清朝時，一位賣鴨蛋的蕭姓男子在蘇州被招贅，由於改姓而被在台家人誤以為死亡的故事。

經過較深入的思考，由於「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俗語，以及「蘇州出美女」的里巷傳言，讓我懷疑，何以我們社會會放棄這兩條線索──是否我們的「想像力」太差了些？在一兩百年前，我台人離開故鄉還不久，聽人描述過故鄉的點滴，因而興起回鄉念頭的可能性應該不小吧？而由於愛上女孩而願意招贅，如果男子本來庶出，常感不受家族重視，接受招贅，似乎也不是不可思議？這樣以至於家鄉親人以其舊姓名請神明查察其下落，難怪神明「查無其人」。。。其老母在家聞訊以為死亡，自然極為哀痛。。。

到這裡，這已是個脈絡十分完整，可以極富寓意的故事；至於，這個故事的死亡部分，最後竟然更以蕭姓男子衣錦榮歸返鄉，把悲苦的部分完全改寫、把那氛圍完全解放。。。這個解說，為何是不可能的？

為何大家只接受那個說是把清明節時「去土丘上壓石頭」誤聽成「去蘇州賣鴨蛋」，所以這「去蘇州賣鴨蛋」就可以扯上了「死亡」的意義──這不會太牽強了嗎？

只是因為前面的故事，有比較複雜的脈絡嗎？然而，這個複雜的故事不是比後一說法更為合理嗎？──是否這就顯示了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缺乏真正的「想像力」？

我思考著聽來的當前熱門的「想像的共同體」，正好遇到這個關於「去蘇州賣鴨蛋」的寓言故事，我擔心我們缺乏想像力，因而批判力與建構力都不強的社會，

怕他們很難有如這個「去蘇州賣鴨蛋」的故事中的主角一樣，有那樣的好運道。。。

無力承受歷史脈絡的複雜，它們將來如何能應付現實國際社會更為複雜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