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斥否認台灣人有奴化思想的人，最突兀的就是寫了《亞細亞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三本自傳體小說，享譽台灣，被台獨尊奉為「鐵血詩人」，其實是雙面人的吳濁流（本名吳建田1900-1976）。
吳濁流從4至13歲與祖父一同生活，雖然深受祖父悉心教導的漢學影響，但是年少的他對中國文化的體會能有多少？至多只是籠統的一般概念而已。吳對漢學有深透學習和運用能力的，僅是漢詩。
由於漢詩乃是日本與台灣清朝遺民的文化菁英共用的文字用語，因此日本當局於治台初期便特地保留甚至鼓勵漢詩寫作，以收籠絡人心之效。這也就提高了吳濁流對漢詩的興趣，未必就是他基於愛好中華文化而主動學習漢詩。
吳17歲考進師範部（後改稱「台北師範學校」），同窗趙雅祐之父是以重振詩風為志，南社創辦人之一的趙雲石。對漢詩有興趣的吳濁流就常與自幼受漢詩薰陶的趙雅祐相切磋，學到了更清晰的創作規則，奠定了吳的作詩能力。
1937年日軍侵華，吳濁流38歲任教第17年，愛好漢詩的「栗社」為了慶祝詩社成立十週年暨皇軍入城南京，舉辦以「祝皇軍南京入城」為題的詩作。
已是漢詩能手，也是「栗社」成員的吳濁流以筆名饒畊的作品是：「忠勇無雙帝國兵，護城破後又南京。六街旗鼓提燈隊，老幼歡呼萬歲聲。」
這首字字閃亮著奴化光輝的皇民詩，引自：王幼華 《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護城破後：日軍攻破上海淞滬保衛戰。
再從吳濁流一生的著作中所呈現的思想成分來看，他是臣服日本的優越性，反日立場主要是不滿日本的歧視政策而已。
即使批判日本，吳大致上是以間接迂迴的方式來陳述。如在《亞細亞的孤兒》中，對日本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戰爭的殘暴，是藉由一位有良心、有正義的日本人佐藤強力譴責來表達，以淡化日本的罪惡形象。
小說《陳大人》卻用自己台灣人陳英慶來代表日本警察任意欺壓百姓，行使權力的浮濫。二戰時日本在台灣的「總動員獻金」，在《亞》書中也以鄉公所的秘書台灣人東先生出面對民眾曉以「忠良國民」應盡的大義，然後惡行惡狀強徵獻金。
除了「祝皇軍南京入城」這首奴化精神沸騰，赤裸裸忠誠洋溢的「皇民詩」，還有他從南京返台後至1943年寫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幾乎都是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可見吳濁流的中國情懷並非如他在日後所強調的那樣濃烈，對原鄉祖國一直魂牽夢縈，而是被醜化中國、美化日本的奴化思想腐蝕殆盡。
很顯然地對他來說，現實中衰敗落後的中國早已取代了漢唐盛世的輝煌歷史，祖國已是可割可棄了。只是由於祖父堅強的漢族意識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難以愧對先人有辱家風，老著臉皮皇民化。
「功狗」一條
日本殖民教育以學習日語為首要重點；其次是「社會教育」，內中除了德育之外，主要還是灌輸日本精神和皇國意識的「修身課」，也就是奴化思想；最後是「實業教育」，以農業為主的一般現代知識。
然而擔任教職幾達21年的吳濁流，對修身課及其奴化的影響和作用，在其所有的著作中完全避而不談，彷彿他當老師所教的材料僅是日語和普通知識，與學校中灌輸忠愛日本、唾棄中國的修身課完全不相干。
台灣兒童從公學校畢業要考上中學，「修身課」的課文必然是考試的重點。影射吳自己生平和思想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提到：「台灣人公學校畢業後，想再繼續接受中等教育之機會備受限制。…因此造成深知內幕的台籍教師，對熱心於輔導學生升學的太明有所嘲諷」。
「熱心於輔導學生升學」，不應該嗎？嘲諷什麼？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吳濁流為了輔導學生升學，必然盡心盡力奉行日本教育的方針，包括宣揚「修身課」的日本國民意識。
當時大多台籍教師不是師範畢業的，觀點與太明有落差。太明與他們爭辯，結果被譏笑是「大國民（日本走狗）」，諷刺他是奴化教育的走狗和幫兇。
在吳的教職生涯中，雖然，雖然他自稱三度因為得罪日本上司被貶至偏遠地區任教。可是在他任職的四個學校中，在規模頗小的五湖公學校擔任主任訓導，在新竹郡最大的一所關西公學校任首席訓導，可見他還是極為受到重用的。
皇民詩二年多後，1940年底在新竹郡的學校運動會上，吳與監管教育的日本視學（督學）為了女教師參與賽跑之事發生口角，被視學敲頭暴打以及惡言羞辱。於是他上報新竹州知事(縣級首長)、投書媒體〈興南新聞〉，再尋求台籍州會的協議會員引見內務部長，使此事更加擴大，力主日本視學須對他親自道歉。
顯然他在教學界算得上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才搞得出這些大動作。這是他一生中除了兩次曾對教育做出「建言」式的批評之外，是他反日的唯一激烈表現。
他在《無花果》中記述道：「我終於發現到以職位為賭注來爭鬥，必可獲勝」，可見他自覺盡忠教職頗有貢獻，必獲日人的珍重愛惜，對他道歉慰留。
然而請傷假後等了六個月僵持無解，沒有獲得一言半句的賠罪，螳臂擋車自討沒趣。吳自覺顏面盡失難以唾面自乾，憤而辭職，結束了他近21年的教職。
在他的短篇小說《功狗》描寫一位全力獻身教學工作的洪宏東，自認對日本可謂矢忠矢勤，戮力奉公，為教育躹躬盡粹奉獻了20年。原想可以平步青雲，名利雙收，怎知在染病後，由於是代用教員竟然得到免職的命令，落得一無所有的下場。
對照吳濁流的教師生涯，看來小說《功狗》的寫作靈感和材料，是出自他的自身經驗，自哀自憐的寫照吧？
無病呻吟的《亞細亞孤兒》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就開始佈局侵華，就開始利用台灣人做通譯和間諜，所謂「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台灣人的名聲就開始玷汙了。尤其是堂而皇之招募台灣人為日本效力的傀儡滿州國，以及日本包庇縱容台灣流氓莠民從事非法行業和作惡的閩南地區，使台灣人的漢奸惡名在大陸不脛而走。
日本侵華後更有大量的台籍日軍到大陸作戰，有許多台灣人赴大陸在日本和汪精衛的政治機關和商業會社工作。以常情而論，這些現象看在大陸人眼裡，能不防範到大陸的台灣人有可能會做間諜工作的嫌疑？
這只是在戰時的特殊情況下，臺灣人在大陸難以避免的尷尬窘境，以致於須要隱瞞自己是台灣人身份，這是不難理解和諒解的。有幾個台灣人會像吳濁流這樣想不開，耿耿於懷？而且，如果大陸人懷疑台人個個是間諜，那為什麼參加抗戰在國民政府工作的「半山」卻受到重用？何況吳濁流到大陸是拿了朋友的介紹信向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求職，不成後又進入日本官營的〈大陸新報〉工作，這就使他很難摘下漢奸的帽子。
他會受到大陸人，甚至是心向祖國在大陸的自己台灣人，也就是「半山」懷疑他是間諜，不正常嗎？不合理嗎？再說他經過抗議日本督學而受到欺凌的大風波，在台灣大家都知道他必然心生怨恨，兩個月左右後就赴大陸謀生，這在別人看來就是負氣出走，日本人怎麼不會懷疑他可能反叛日本投向中國？因此他在南京和返台之後，會遭到日本憲警的監視和跟蹤，不正常嗎？不合理嗎？
並且，大陸人懷疑台灣人是間諜，這僅是日本侵華期間才出現的暫時性現象。而日本即使進行了皇民化，台灣皇民的國民權益與日本人仍然是有差等，日本對台灣人的欺壓歧視乃是一貫性的政策。
然而吳濁流的思維與眾不同，別具隻眼把在中國發生的暫時性現象與日本一貫性的歧視政策等同並論，只從他個人的特殊際遇自哀自憐，聲稱台灣人都不被中日兩方所接納，無病呻吟編造出《亞細亞孤兒》的痛苦哀鳴。
其實抗戰時在大陸的台灣人，會像吳濁流這樣既受大陸人不信任，又被日本人監視的遭遇能有多少人？有幾個人會有這種「孤兒」感受？吳卻以偏概全一概而論，膚淺地把「孤兒意識」投射為台灣人共有的集體命運。
更可笑的是，這麼令人感傷難過的「孤兒意識」，竟是由一個讚頌日軍「忠勇無雙」，宣稱台灣人「旗鼓遊行歡呼萬歲」恭賀日本攻下上海和南京的奴化小丑所提出。
自己在日本戰敗後缺乏運用中國的語文能力被邊緣化，於是從日本時代精通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一下子淪為廢材人渣，失落痛苦無比，就把所有台灣人都包裝成可憐無辜的形象，發表《亞細亞的孤兒》懇求憐憫。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