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哈伯瑪斯死去的消息,回憶起1980年代的時光。1980年代台灣的社會系學生,乃至社研所的碩士生,尤其是鑽研理論的學生,真正是處在一個戰後最佳的時刻,白色恐怖已經遠去,戒嚴雖在,卻有名無實,滿街的翻印書籍,尤以西方新左派有關的理論書籍為多。
1985年9月進入研究所時,當時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在台灣流行,哈伯瑪斯算是其中年輕一輩的,因為第一代受德國納粹迫害的學者,大都已經逝去,當時有關溝通理論,不少人讀哈伯瑪斯,我只沾了一點點,並沒有涉獵太多,當時著迷於馬庫色。
社會學理論組的學生,必然接觸古典三大家,對於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涂爾幹太無聊,韋伯不錯,可是扯上基督新教,會讓人覺得有些隔閡,只有馬克思充滿革命熱情的思想,剛好打中年輕學生的心理,尤其是歷史唯物論,更能讓人理解人類歷史的演進。
近代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等等,還是讓人覺得有些單薄,但接觸C Wright Mills後,覺得左派思想是真正對人有啟發的,結構功能論對於現實太過肯定,是一種美國模式的迷思,真的不具有普遍性,左派思想對於社會改革的幫助,遠遠大於右派。
再往上閱讀馬克斯思想,尤其1844年的手稿,這是青年馬克思的重要思想,很多人認為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斯已經不談手稿當中的異化論,但這個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異化論對於我們後人在批判思想上的啟發,更可以演繹到真偽的產生。
社會主義這個東西,在左派與社會主流鬥爭的百年歲月中,有不少社會主義的理想被放進了社會當中,社會主義沒有成為主流,但能說它是無效嗎?台灣勞動者享有八小時工時、休假制度,這些可不是憑空來的,是東西方左派百年鬥爭來的,這是個辯證的過程,無產階級的命運是否奪取政權,那是一件事,能不能提高全人類的福祉,又是一件事。韋伯要是看到今日的台灣政府,大概會把政治為志業,改為政治為貪婪。
哈伯瑪斯探討溝通,那可不是傳播科系講得那些東西,溝通畢竟也是一種權力支配的模式,這就牽涉到認識論,知識論的根本問題,他也沿襲前人提到的工具理性對於溝通造成的阻礙,以及溝通的真偽。
這個工具理性其實是整個批判理論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當年作為年輕的研究生,實在沒有太多心力搞哈伯瑪斯,因為我受到1960年代荒謬的越戰的啟發,對於馬庫色有關後工業社會的考察,有更濃厚的興趣,因為1980年代的台灣,也正在邁進一個以消費為社會結構模式的社會,而不是以生產為社會結構的模式,由need轉變為want,這個want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天然的,是人為的,很多時候是假的。
後工業社會的差異,在於革命預言的未實現,在於大量生產的消費品,解決了貧乏與困頓,階級意識模糊,消費行為對於人性的馴化,來自於廣告的論述,編織了一個虛假的美好世界,讓你經過消費行為而沉溺於其中,這某些論述與法國的符號學也可以有些關聯,像是羅蘭巴特等。
1980年代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生,多多少少都讀過一些哈伯瑪斯,哈伯瑪斯的逝去,也算是一個時代的結束。1980年代的台灣,批判理論、結構主義、後現代,好多好多的思想詞彙,讓人目不暇給,但真正有時間浸淫其中,也只能挑你喜歡的,不可能全都讀進去。
那真是個思想開放的年代,如果回到過去,我大概還是選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色,不會讀哈伯瑪斯。1980年代的台灣,你看到一切繁華絢麗的台北街景,你會自問這一切的意義何在?很自然就會心儀馬庫色,因為這可以幫助你看透社會虛幻的表層,我曾想讀文化工業,但根基太淺,不容易操作,只好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