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學界竟把日殖時期的伊澤修二學務部長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在此「新教育」指「西式」或「近代」教育。其實台灣在日殖時期之前至少已有兩例「西式」或「近代」教育：
一是劉銘傳時代已有西學堂之設立，其畢業者可以考入電報學堂。日人千夫長在其「征台日誌」中曾紀錄：「就人智言，臺北由於教育之道稍已開啟，乳臭未乾的孩童，多數也能寫、能讀；甚至物理知識也已有概念，此乃得自著名的劉銘傳，在臺北築鐵路、開礦產，經營文明的實業，讓一般民眾在昏昧中醒覺所致。」似正可以做為日殖前已經發動了真正近代教育之證詞。
另一是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早已有兩級教會學校之設立，那是在伊澤來台之前的設施，也有被稱為「新教育」之起始者。
相對言之，我們根據伊澤當初所設計的教育，如其所自白，是「低一級」的（一級，這形容詞是多少程度？），且當年我們的學生感受其教育是「馬虎、不嚴格」的，甚至是「最低程度就好」；因此，儘管我們已發現伊澤與其同路人在朝鮮已經提出改革朝鮮教育的計畫，並不能就視為他在台的實際作為；我們的學界怎能把伊澤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
然而，除非我們認為先民沒有資格接受「不低級」「不馬虎」「非最低程度」的教育，否則這種把伊澤部長視為「新教育」的創立者之觀點，是否是極不恰當的認知──若非我們認為我台人自身真是應該低一級，或低幾級的，並且應該接受那後來到後藤民政長官時代，更是退步成為「無方針」的教育的話──這種「西式教育」只是「『稀釋』教育」吧，這真應該被「美稱」為我們島嶼「西式教育」的「開始」麼？！
至於，要說「近代」或「現代」教育 ，日本本身的文化在許多方面就並不具有人性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近代性」（或稱「現代性」）；因而，日本自身的學校教育當初就並不真正追求那樣的「近代性」；例如，當年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是由軍人擔任，可以相當說明其偏頗；而其「維新」以來絕少批判自身神話性的歷史，可說更是徒具「近代化」的形式而缺乏近代化所應有理性批判的內容，那真的可以算是「近代化」嗎──或者那充其量只是日本種「劣質」的「近代」吧？！──這樣的殖民主所帶來的、高度「稀釋」或「變種」的教育，真也可說是「近代化」或「西式」的教育嗎？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