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種種未被重視的我先民所遭遇的史實資料，透過我們對於這一真實歷史的研究，從此不僅將能夠獲得它們應該被重視的地位，並且也能幫助讀者對於往後史實發展的理解。
例如，本期的史料之被抹煞或扭曲所影響的，請看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一位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身上的如下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引自「我特別敬重小學老師與護士」，李登輝著，收入《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許蓉華輯，中央日報出版；頁89。）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就認同了該說法，視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日本帝國憲法第二十二條中明白地載著，「日本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有居住及轉居的自由。」，故這位日籍教師的話，根本是違憲的。這應該也與其家族曾獲得鴉片販售執照與其令尊當時已擔任日本警察的助手，以及他在1929年入公學校之時 竟然是以日本姓名「岩里政男」入學有關吧──當年一般我島民要到1939年前後才「被迫」改為日本姓名的。
可憐的他，只知努力改變自己，在其青少年時代，皇民化政策正式展開之前，就大力讓自己認同於殺戮者、攘逐者的文化與哲學，接受自身卑屈的族群地位；往後，這個無限容忍自身被高度壓迫下卑屈成長的人格，雖有最好的學、經歷，最好的發展機會，從屬於殖民者的雁形體系的經濟發展論永遠成為其認同的最高宿命，從而深深斲傷了我們整個島嶼發展的大好機會……
這是一個讓筆者痛心的例子，也是我重視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史的一大原因。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