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由小林總督而長谷川到安藤結束的三階段
其二、是教育或宣傳？或是驅策？
其三、認同的掙扎或日本神靈附體──五位知識青年的特殊故事
其四、某種現實社會教育「感化」的一般故事
沉痛的回顧與展望──非關獨與統的一個大歷史的基礎觀點
研究問題，會看到很多資料，例如，在研究1907年的北埔事件時，會讀到擔任新竹縣文化局縣史館籌辦處主任的作家林柏燕在2008年開會時強調「北埔事件發生的原因，有『強姦女性』這句話，我想沒有這個事情，日本軍隊對這一方面非常嚴格，日本的部隊強姦女性的話，我在文獻上沒有看到……所以我建議把它刪掉。」 ；然而，我們卻在史料上看到如此的描述──
「在滿州的日本人接受日軍投降的事實後，便趕緊加強「鄰組活動」……商討對策時，日本人都說，通常戰爭時的軍隊進城後有三或四日的自由，隨便他們姦殺擄掠，要女人家小心。我們婦人都認為怎會有這麼亂來的事，他們自己就招認說以前他們當兵時就是這樣。」
那麼對於該事件到底應該如何描述？1936年出生，師大國文系畢業的作家主任，竟然對於日軍素行，有如此的信任！？
他曾理解日本文化麼？在日本著名的、每個日本人一生應朝拜一次的伊勢神宮近旁，當年有很多妓院，據稱其中大型者，竟可以容納千人以上 ，因而據稱乃有「未到伊勢參拜者枉為男子漢」之說；還有其民俗中有「夜這（日語：夜這い／よばい yobai）」一詞，指直到近代，某些地方日本男子還有夜探女宅過夜尋歡的習俗 ；日本的傳統與中國差異頗大，過去有兩國「同文同種」之說是太簡化了；大家應聽聽我先民稱為「有禮無體」之批判。
此外，也看到在我島日殖下的師範教育中，竟然容許我台籍師範生欺負通常較低智的日籍師範生；因而，我台籍生的回憶錄中乃有「當時台北第二師範台灣人和日本人同校，……在整個社會型態而言，是不怎麼平等的，尤其是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待遇有顯著的落差……在學校裡卻很自由，……不但台灣人不會被看不起，反而是日本學生經常被欺負，詹紹華就是經常修理日本同學的一員。……或者可說是那麼一點民族大義吧，因此稍有『不爽』就把日本同學抓來修理一頓。」 的回憶。
另方面，則在普通學校中還有這樣偽善自大的惡質教育──
「……校長經常利用聚會的時間，告訴我們時局、戰局發展，並強調皇軍的戰果，……『……想想……能當一名皇軍，……那是多麼了不起的榮耀。…做一個堂堂的日本男兒，爭取早日實施志願兵制度。那時候，你們就可以到支那大陸去發展，做一個落伍的支那人的指導者，使日支親善，共同建設富強的東亞。……』」
是在如此皇民化政策下，確實有少數我台青年受到了衊視中國與衊視女性的日本文化與教育的毒害；因而，我們至今仍能讀到一些台灣軍屬在海南島輪暴大陸婦女的記錄：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原來是那悲慘的殖民教育的「低智」「同化」，造成了大戰後，廣東當地民眾對於等待返台的海南台籍日本兵的報復，也導致了後來二二八事件中，有自海南島歸來的台籍日本兵，被指為當時主要的倡亂者。
以上，是個人上述對於日殖時期教育史的研究過程中，意外的深沉哀痛的發現。
其次，很湊巧的，本文整理之際，正當美國非裔黑人國防部長奧斯丁住院事件爆發；據稱因美國總統拜登與副國防部長都不知情，因而引起了各方的責難。
確實頗為荒唐，國防部長者，顧名思義，所有關於國家安全的事務，都應該由該部部長總其成，然後做出判斷，提供總統定案，然後全球美國八百多個軍事基地都將配合執行。
當前，歐洲的烏俄戰爭還被美國掛在那裡，以色列與哈瑪斯的戰火也要等待美國表態，不知何時能夠結束；還有南也門的胡賽反抗軍繼續威脅著當地西方國家的重要海運航線，這些都是當前美國所謂「國家安全」上的要務，都是美國國防部部長應該掌控，隨時對最新的形勢做出最佳的判斷；才能維持美國的國家利益。
此時此刻，正常體制下，哪裡可能允許居於國家安全樞紐地位的國防部長如此出缺？
敏感的評論家可能會把這次的問題視其為當代的霸權帝國已在體制上出現問題的時刻，因而令其擁護者感到悲觀，或者令其反對者竟產生狂喜；但是對於殖民教育的研究者的我們來說，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那是在長期的低智與從順教育之下，非裔黑人中怕很難培養出真正的磐磐大才──甚至，是否就像我們島上當年的殖民教育一樣？
因而，當前奧斯丁先生的身分與職位固然重要，但是他並非真實地不可或缺的要角，因而，他是否住院或者出院，應該沒有什麼重要性，他主要的社會腳色只是形塑大美國的族群政治的平衡與尊重的一尊望之儼然如鐵塔的道具吧。
那是前述自十九世紀初年以來，西方殖民主義延續了宗教改革以前，教皇將新約聖經訂為禁書表的第一名，以免民間反對奴隸制度的先例，詳細審訂，大行其低智與從順教育，透過將原典舊約聖經大約九成完全不見蹤影、新約也被砍到只剩一半的「潔本聖經」所營造的奴隸意識形態，而達到的偉大成果──那後起的日本殖民帝國所欲追平而超越的標竿啊。如今，是否我們在奧斯丁先生的事件中看見了我島殖民教育潛行的露頭？由於我們的戰後社會未經重要的去殖民工作。
由上述的種種，讓我想到，兩岸發展的比較，是否可以由這低智與從順教育來做比較？儘管當年孫中山痛稱中國處於「次殖民地」的悲慘位置，西方列強紛紛劃定勢力範圍，吸食我國人膏血，卻沒有哪個國家成為中國的宗主國能為中國的前途做主。
但是彼岸的中國，雖是發展落後，長期沒有宗主國，卻是自主的中國，引進兒童本位教育的中國，追求先進教育的中國；絕對不會禁止深入討論、以低智且從順的他律教育，做自我束縛的中國！──無論是探究資本主義抑或是社會主義的理想，都懂得「摸著石頭過河」！
是否因此，故彼岸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才能夠高昂進取？不像此岸的發展落入長期低智育的小確幸的幸福感裡──國府在台幾十年，雖然可稱相當地勵精圖治，但是既沒有充分地去殖民化，也沒有深刻探究日殖時期我島教育史實之究竟，因而，從未正視低智與從順教育的影響，只是自得於「從順」之可以被利用，不知低智與從順，可能正是當前我島悲劇的真實根苗啊。
是否因此關於個人長期以來對於「台灣社會政經發展的基礎問題」的關切，如果日殖時期之所為可以稱為某種基礎的話，它也只是很消極的、絕對不利於其長期發展的基礎，因而，如果所謂基礎，應該有長遠永續性的話；該問題是否也就無形中獲得了某種解消？
最最後，是否可以由戰略上思考，我島當年的低智教育，可能是對岸應該感謝的大問題；因為西方對於中國發展的主要參考座標就是台灣的發展；他們以為對岸中國的發展必然將如我島的發展一樣，沒有主體性的受其擺佈；因而，過去才疏忽了對於中國發展的遏制。
他們的學術研究，作為其大戰略的重要側翼，沒有盡到真正學術研究的責任。他們以為孫中山所說的「次殖民地」真的在各方面都比「殖民地」更為落後；沒有注意到在我們島上的低智教育與他律的從順德育之接近閹割性的影響，是在次殖民地所沒有的、是最殘酷、可能影響於社會發展最深遠的宰制。
如果，中國因此而獲得了偉大的發展機會，是否對岸中國應該感謝長期以來，此岸我島所扮演的「低智、從順與他律」的痛苦「欺敵」的腳色，以及日後合理回報自甲午戰爭以來我島竟被清廷割讓為日本殖民地悲慘處境的所有虧欠？
《日殖時期台灣教育簡史》全文完〈感謝閱讀，歡迎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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