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有「慢工出細活」之說，趕工而要面面俱到是困難的。更何況，這實在並非一個理性可以克服的問題；隨著到來的時代竟是個殖民者訴諸於日本神話、天皇絕對主義的時代。
如前述，日本學者曾經對於當時的社會情勢，是由台灣人和內地人的二重構造所構成，欲求其同化，其實是困難重重的；這正是前述我島民風振興運動的重要背景。而在大時局下，過去只是「表面上重視教育」的官方，如今要追求「徹底同化」了；但是文官總督是否能夠承擔如此的使命，1936年血腥的226事件爆發之後，武官總督小林躋造的出線，應該是以此為理由的；前述該年6月17日發生在慶典場合公開掌摑我島名人的「祖國事件」，可說就是在此時勢中，正在安排高度衊視我島民的「強制同化」的威風。
其一、由小林總督而長谷川到安藤結束的三階段
1936年9月，中川總督未能完成使命而離職，小林總督就任之時，島上已發生過「祖國事件」，且事後林獻堂低姿態向總督府辭公職，最後，林依官方建議舉家避居東京；此後，民風振興運動之「徹底同化」的作為自然不及於林氏；不過，據稱小林是在來台時的輪船中，已經以「一致緊張」四字，對訪問的記者表達了他對於我島民的要求。
一、與「二二六事件」有關的小林總督
同時，如前述，我島民無與日人對話的機會，如何可能習得日語；該年，日本政府為其人口過剩而積極獎勵日人移民來台，成立秋津移民村；1938年5月，繼續積極移民來台，在我島各地次第成立日本移民村。
1937年，日本繼續向大陸侵略，平素強調「精神主義」的軍方，對於我島傳統信仰當然如鯁在喉，難以接受；我島「民風振興運動」中乃出現將寺廟合併，改建為神社的「寺廟整理運動」 ；到1937年8月，台灣軍司令部宣布，台灣更進入戰時體制，其立即的變動是開始燈火管制；隔月，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
1938年元旦，我島發生了「竹南間諜事件」；那是由於幾個公學校學童在除夕的惡作劇 ，竟然引來了官方的「一致緊張」；本年4月，東京內閣發佈了「國家總動員法」，五月，就實施；然後，為了人力不足，強徵台灣青年為軍伕，隨軍出動。然後，宣佈將實施「志願兵制度」，開始對我青年軟硬兼施地鼓吹；另為了支持戰費，還開徵特別稅捐。
1939年，在前述精神總動員基礎上，小林總督發布「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項治台要點；這是「民風振興運動」並不足以實現其「徹底的同化」，乃由1931年以來日軍方自大所習用的「皇軍」一詞轉出「皇民」一詞在我島推行；然後，要我島民如何實踐此一「自大」的身分。
二、於「淞滬會戰」「受教」的長谷川
1940年11月27日，小林總督下台，現役海軍大將長谷川出任總督；何以其能獲得出線？
1940年10月，避居日本的林獻堂返台，軍部對其態度大變，是否可以探究其理由。
由於時局發展日迫，東京當局強調有實行「舉國一致」的新體制的必要；「皇民化運動」就進入了第二階段──1941年4月，我島上成立「皇民奉公會」以繼續強化皇民化運動──這就是東京的「大政翼贊會」，來到台灣的特殊統治情況所呈現的狀態。如何爭取「舉國一致」？如何說服強烈「衊華」的軍方與民間右翼？
原來，長谷川在1937年的淞滬戰役中，曾為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領教過他們曾長期衊視的「支那空軍」的戰力，卻沒有能夠取得預期中的勝利；唯有他的慘痛經驗可能說服我島軍方與民間右翼，何以「總動員」必須「舉國一致」吧──但是，短期間如何能夠轉變長期以來的「衊華」心態。
該年2月，苗栗的寺廟整理，決定保留孔子廟與媽祖廟。同年，長谷川甚至出現極低姿態地，以自署「小生」的邀請函，來向我島民間領袖林獻堂示好。3月，公布國民學校令，4月1日實施。小、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入學者都是國民。該月，皇民奉公會成立。期許「國民」都能成為「義勇奉公」、為國犧牲的「皇民」；可以想見局勢之發展。
1941年10月，則有官方變更殖民地移民政策，由開拓本島轉向南方移民政策，將獎勵本島人移民南洋──還不是強迫性的政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展開，南下作戰，使得我島成為南進基地，更有必要將「外地」轉為「內地」；「清國奴」身分必須轉為「國民」。
至1942年，官方竟對於我島上各地販賣的東西品質低下，待客態度惡劣，進行糾正；9月，更將微笑的海報發送到全島各地，其標題是「你開始笑，對方也會笑」，同時公開徵選所謂「微笑照片」。10月，原本推行國語運動，用所謂的「自主規範」來禁止台語的當局，突然宣布開始國台語雙聲道廣播 ，同時在所有告示牌上開始將日語與原本被禁止的漢語並列 ──這一徵選「微笑照片」和其前任所提出「一致緊張」的對比，可能是長谷川總督與其前後任間最深刻的差別。
當然，這些只是軍國主義的懷柔身段；當時曾親見這些轉變的日人甚至也表示：「總督的想法及意志能如此影響官員，這種官僚體制讓我深感驚訝。這些行政官僚才剛在前任總督任內競相打壓宗教及藝術。」 。
三、因「崑崙關血戰」而「轉進」的安藤
安藤的就任時間，已在戰事相當不利、日軍落入守勢的1944年；他就任之前，擔任台灣軍司令官，他的出線為總督的理由據稱是他經過一番爭取來的；因為戰時的民政應該接受軍方的指揮。他在接任總督前，曾以台灣軍司令官的身分在有台灣人的場合公開表示對於我島民不能完全信任的擔心 。
不過，他與長谷川相同地都有與支那人作戰未能取勝的經驗，應該不是巧合；安藤是在1940年率領日本精銳的鋼軍，為切斷重慶對外的聯絡，猛攻廣西崑崙關，雖經數度易手，但是日軍終是沒能拿下而只能宣布「轉進」。因而，我們可以想像安藤總督與其前任最能怯除侵華以來長期「衊華」的心態，甚至足以說服軍人與右翼分子；爭取我先民之必要性。只是心想事成，應非容易。
戰爭末期，因而，他一面宣布停止了學校中的日台共學制 ；另方面，他下令在我島沿海開展了要塞戰工程，但是在1945年6月17日最後的「始政紀念日」，他允許發動我島傳統民俗活動公開參加當天的慶祝活動。
其二、是教育或宣傳？或是驅策？
當年的時局發展，概要如上，在東京變化的壓力下，我島上過往強調國語至上主義的低智教育，我們先民怎能夠正常到怎樣的程度？有人如此回憶著──
一、關於教育或宣傳
「從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起，也就是梅田先生入伍〈1934年〉後，學校都沒再派專任導師來帶我們，只是看今天哪位老師沒課，就派哪位老師來代課。……我們這班形同孤兒。……由於學校常調不到老師，就讓我們自習，甚至國語講習所的代用講師都被找來，充當臨時導師。……升到第五、六年級的國民基礎教育完成階段時，校方又派一位普通中學畢業的僱員……來當導師……我們這班參加中等學校升學考試的同學〈共五位〉，全軍覆沒，無一錄取，全都因為算術不及格而遭淘汰。」
或者這正好是個當局對於低智教育充分實現的機會，教師數量日益不足，自然學生的受教權益難以維持──尤其，在戰爭晚期，這包括了當年號稱「國民學校」的所謂「義務教育」中，那些很普遍的情況──
「小學四至五年級，大多數時間都沒有上課，沒有讀到書，不是躲空襲，就是勞動服務，去搬石頭或是種田。學校只有發幾張紙，文具，課本都沒有，物資相當缺乏。師資也相當差，大多數不是師範畢業的，代課教師比較多。……」
另，關於戰爭，當時的教育是灌輸給學生「一定贏」的概念：當時的教育是繼續著不可討論的教學方式，把「一定贏」的概念，深印每個島民的腦海：
「由於長官們說，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沒有人懷疑日本的勝利。」
「那個時代，生活在周遭的日本人及台灣人都被灌輸，『日本是神國，打仗不會輸。』，即使我們被敵人切皮，我們要切敵人的肉；倘若我們被敵人切肉，我們要切斷敵人的骨頭。』我們絕不能說我們會輸。我們受到的教育是長大了參加特攻隊，對敵人作自殺攻擊，這樣我們一定會贏。同時，街上有很多特高〈特別高等員警〉監視人民，所以不能亂講話。」
如前述，其實長谷川與安藤都是在戰場上親身領教過「支那人」的潛力的；況且，中國土地廣袤，當年拿破崙發動大戰時，何等威風，然而，面對俄羅斯的大陸作戰，最後拿破崙也只能丟盔棄甲，沒有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中國當年國力雖弱，但是，俄國之例子不遠，蕞爾日本竟敢宣示「三月亡華」或「六月亡華」之說，實在是自大至極。如何才能轉變那樣衊華的態度？
據稱，甚至，在最高學府臺北帝大的醫學專門部中也是如此，不知面對現實之必要；一位我台籍生奉命代表一年級學生做陸軍紀念日的講演；由於讀到過同室的朋友由總督府帶回來的內閣資料，他蒐集了美日雙方的軍需生產資料，在講演時根據該資料，做出反對精神主義，主張加緊軍需生產的務實看法──
「讓他切我肉，讓我斬他骨，這當然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一億總玉碎也可以，竹槍訓練我也贊成，但是這樣會打勝仗嗎？……敵軍不會拿刀來跟你打戰，他們是用飛機，用大砲，用船艦，用炸彈來打戰，而我們呢？是要用刀？那還可以說是要用竹槍，簡直是離譜啊！」
該生竟然受到台下學生非理性的囂罵，可以知道雖然是最高知識分子，也簡直完全被「神國與軍國思想」所操控了。
二、關於真實的驅策
不過，對於我們大多數的先民言，卻竟然是一種驅策。
根據史料，1939年，總督府正式推出皇民化政策；1940年2月，日本所謂「建國2600年紀念」盛大慶祝之年，總督府公布了「改姓名辦法」，以便我島民改為日式姓名；好像皇民化運動頗為順利；4月，公布陸軍志願兵令；11月，台灣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發表「改姓名促進要綱」。據稱，在朝鮮是強制的，但在我島沒有強制。
1941年3月，公布國民學校令，初等教育都依此令，似乎「共學制」更進一步；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由「不受管，就回支那」的「清國奴」而進入「國民」之地位後，也就是在皇民化運動下，只經歷了一個多月的國民身分，我先民就進入了必須「義勇奉公」的皇民地位──6月，總督府宣稱明年起實施台灣志願兵制度。
10月，總督府宣稱將計畫獎勵本島人移民南洋──其實際情況，我島著名的文化人吳濁流與葉石濤留下了如此的紀錄──
「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
「日本人有他的如意算盤，他認為將來台灣可以由日本人來居住，而將台灣人分散到東南亞去……」
光復後，奉派來台，負責接收高雄工作的謝東閔曾回憶──
「倭日的「種族淨化」滅台的計畫，就是要把原本就是台灣土地主人的中國住民，能消滅的就予以消滅，不能消滅的則予以強迫逐出台澎列島之外，如放逐到中國東南沿海閩、粵、瓊等省，或趕到東南亞菲、馬、印尼、汶萊等國家地區。被種族淨化了的台灣澎湖列島，……，倭日就大量移植倭民進來。」
還有更深刻印證該段驅策史實，讓人心疼的回憶錄──我先民竟是如是地被驅策著──
「光復後，有一天，我在清理父親之古代樂譜中，赫然發現了一本厚達五公分，且是用六百字格式稿紙，以毛筆正楷書寫，被高雄州政府列入『機密』之文件，乃與兄長們翻開一看，發現均為天素表兄之筆跡。而其內容都是詳細的將台灣人，凡未聽從日本政府改為日本姓氏者，即依部落的行政區域，詳細的劃入移民至南洋各島嶼，連地圖也劃得相當詳細。……要用軍艦強迫移民至南洋。有些人到菲律賓，有些人到關島或印尼等未開發之南洋群島，而將台灣全部土地，均由他們日本人移民過來。」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