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我島先民的1930年代與公學校教育
其二、社會教化運動下的在台日人問題
何以上述兩項重要的社會教化活動的表現，在我島都不如預期；日本統治我島已超過三十五年，其對於我島的操控力顯然需要受到專業者深入的檢視。中川健藏的出任台灣總督，應該就是因此而受到任命的。在日本國內軍部很早就與文部省合作 ，推動各種計畫。中川總督過去曾任文部省次官，負責內地社會教化運動的各項活動的實務。如今獲得此一任命，自然要有一番作為；這國語普及運動十年計劃就是他發現了實務中的根本問題所在──那是所謂「國語至上主義」下，另類「不輕施予」的結果。
幾十年來義務教育未行，就學率偏低，加上輟學率近五成，且畢業後欠缺練習國語的機會，我台人的國語能力根本難以與日人溝通，確實藉此頗可以壓制我島民的社會地位；但是不談過去我島低智教育的障礙如何能克服，沒有語言的能力，理想中的各種教化如何可能展開？因而，在他正式發布上述計畫近一年之後，還曾如此深刻地自我批判──
「靜觀本島社會情勢，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實際情形難說令人滿意。初等教育的普及至今仍未完全，即使是已受初等教育者，在國語的熟練、國民信念的確立及其他做為優良國民的資質上，仍未達充分，實感萬分遺憾……」
由該總督的此一遺憾之「氣急敗壞」程度，研究者認為我們應該合理的懷疑，他那所謂「國語普及十年計畫」成功的可能性；我們懷疑的理由，一是其計畫中的理想，「普及」的定義為何？只要會呼幾句日語口號嗎？只要能幾句基本生活對話？後來，官方提出的普及數據，宣稱在1940年就提早達成該偉大計畫，是可能的嗎？剛好是帝國歷史紀年中被大肆慶祝的所謂二千六百年的「大吉」之年。
據當時公開資料看，由1933年度開始的「國語普及十年計劃」，希望國語在十年後，其普及率能夠超過五成；但在1940年，它們就宣稱已經完成目標；我們來看當年官方在本期所公布，1932~1942年間我島上懂日語人數大量增加的資料──
「1932年，公學校學生數為291,067人，公學校畢業生為364,386人；日語普及設施學生數為42,381人；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數為324,537人；在學與畢業或結業者，合計達1,022,371人；僅達全台人數之二成二；1941年，公學校學生數為691,823人；公學校畢業生為736,795人；日語普及設施學生為735,303人；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為1,076,041人；在學與畢業或結業者，合計為3,239,962人；已達全台人數的五成七……」
就真實研究的態度看，該數據的問題已如上述，六年公學校畢業生的學習效果都常受到尖銳的批評，因為我島當年各地早有類似「……鄉下的公學校畢業生，九十九分之九不能登上中學校，所學的不適用於鄉下社會。他們的程度大部分不及都市三、四年生的兒童，所以，不上三年之久，日本國語也大部分忘掉去了。空空的枉費了六個年的日子究竟有什麼效果？……」 之實況，
雖然過去我們知道國語使用上，確實有教師欠熱心的因素，但主要實並非來自民間這類似乎個人有意的抵抗。
因而，儘管，稍後中川總督在參加大阪每日新聞的「台灣問題座談會」上有如此威脅性宣示──
「學者、政治家……彼等僅謂：『自治主義可致殖民政策之經營成功，而同化主義之殖民地經營，終當失敗，此乃歷史所證明者云云。』……本人則大不為然，本人以『為政』當以公正為第一要義，尤其殖民地之統治，治人與治於人兩民族相對立，易於互相猜忌……昭示威信於民眾最為緊要……」
應該該計畫稍有成果，但其收效不可能太好；所謂「紀元2600年」已提前達標官方十年計劃的美事。應該是類似前述1928年社會教化運動在我島巧遇官方推動好人好事有獎徵稿活動，以致我島社會乃一度出現普遍重視修身的社會教化氛圍有類似的意義。
也因此， 此時儘管當局加大了推行的力度，例如，為了該計畫砸下了過去所沒有的鉅額經費〈詳後〉，應該並非真的就因當局加強其軟硬兼施的強制性而就能如願以償了。
其四、由「台灣社會教化要綱」到「民風振興運動」
如前述，由於我島民過去在當局國語至上主義，「不輕施予」的教育政策下，國語普及的程度很差，因而，當東京派出身文部省的中川總督來台推動社會教化運動時，他首先就提出了官方全力支持經費的「國語普及運動十年計畫」，因為他發現到雖然他很有經驗與雄心，但是雞同鴨講，怎能進行教化？
而大局發展是不等人的，因此，在該計畫推出不過一年，他就以自身的實務經驗與中央教化團體聯合會在1934年三月舉辦了「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在該會擬出了將「國語普及」列為其第二重要的教化措施，位在第一重要者為「神社崇敬」、第三、第四為「青少年訓練」與「教化網之完成」之「台灣社會教化要綱」 。
就看關於，「神社崇敬」的問題，我們前面提到過「割據」的問題與「灣妻」和「灣生」養尊處優的問題，來到此時，大約正是軍國主義者所批判的大正民主時潮的「唯物主義」衝擊之下，日本學者則指出在我島上出現了──
「1930年代前期，即使是日本人〈內地人〉也非所有人都會求取神宮大麻，以官員、學校教師、公司職員、軍人、警察官等白領階級為主的中間階層、拒絕者眾多。」
可知此要綱之擬定雖簡單明瞭，但是就以此「神社崇敬」一項，對當時的在台日人言，其實做雖應不難，但並非容易。而在台日人況且如此，我島民要真心跟隨，也應非容易。
同時，反應在該要綱中，素來強調「精神主義」的當局，竟然特別強調了「獎勵方策」，其推出來的重要論述是「社會教化事業成績的良窳，大多有賴地方教化之堅定信念，與擁有不惜努力獻身之熱情的熱心者的活動，而該事業在性質上又多賴地方民人的自動協力，故若非大力激勵、助長之，則難收其良效。……。其主要獎勵方策如下：一、對有效且適切之教化事業及優良教化團體發給補助金、獎勵金。……」
相對於前引1928年那次社會教化運動，名為「流汗鍛鍊同胞相愛」的運動，雖然曾經配合我島上好人好事有獎徵稿運動，製造出相當的社會教化氛圍，但是並沒有能真實成功；這次的獎勵政策，應該真是意義重大的新認知，只是是否會造成其運動方向離開其精神主義的理想？
而就所知，講習所絕大多數為夜校，白天勞累之餘，夜晚的學習效果怕難有，雖動用警察助陣，基本招呼或者尚可，思考應對可能太難。怎樣的程度是官方的期望？
何以說是「趕工」？因為那是由於前此時局發展的壓力太大──前述法西斯軍國主義者的「天誅」行動，是當年連日本啟蒙大師福澤也會害怕的社會現象 。
且1933年8月，該血腥事件的餘波來到我島，竟表現為我島的日本右翼人士在街頭公開為該事件中暴亂的海空軍與民間份子，呼籲進行請求法庭減刑的聯署簽名運動；雖曾獲得內台人士之簽署支持，唯由於官方警告而中止，其效果未能如右翼分子的理想 。
我島右翼日人認為住在台灣的內地人的委靡不振及本島人的囂張，是由於政黨政治影響下之文官總督治所致的弊害，於是開始揭露、彈劾上流本島人的非國民性態度。甚至在該年11月提出致荒木陸相的「武官總督運動重要性──向中川總督勸告辭職」，勸告雖承認政黨政治的弊端但未能加以改革的中川總督辭職。
然後，1935年4月，不僅有荷蘭商船朱諾號避難事件，因馬公軍港方面認定該商船避颱風的作為是間諜行為；與地方法院檢察官之僅視為「違反船舶法」不同，被告提出上訴 ；而審判進行中，軍方與地方右翼分子如海友會、在鄉軍人會等都公開表示該事件乃「國際間諜事件」；最後該事件，因軍方高度不滿地方檢察官的認知；讓總督府很委屈地破壞了司法獨立；要拖延到該年底，才由總督表示對於過去刺激軍部的報導，深感遺憾，不只暗中表示斥責了司法相關人士的態度，然後由負責該案的律師出面致歉；從而才達成雙方和解。
然而，此期間，該年8月，東京發生了驚動全日本的相澤中佐在白晝斬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於軍部的事件──該相澤其人原來在我島宜蘭任職，已定將調任台北高商軍事教官 。
在如此的社會大氛圍中，1935年6月，當局藉台灣總督評議會提出「國民精神振興」與「徹底同化」的相關諮詢而彙整出多項新意見；因而乃有 1935年7月25日，在總督府正廳召開的「民風振興協議會」，及當時中川總督的表態「對日本統治台灣即將超過四十年，卻仍有七成的島民不諳日語的現狀感到憂心。因而要求發揚本島民的國民精神，舉全台灣之力，使與原本的日本帝國無些許差異。」。其結論為──
「鑒於我等現下的非常時局，為舉全台灣之力，消除原本與日本帝國些許的差異，深切感到此乃屬於指導階級之先覺者之責任，期望打通內台人以呈現團結的國民活動，使教育、產業、衛生、交通等社會全體，皆能獲得改善、改良，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與國民精神的振興。」 這就是被稱為「民風振興運動」的指導方針。
它明顯加進了前述「要綱」中所沒有的新內容。那是關於第一項的教化，加入了涵養國防思想〈這或許是反映軍方的意向〉，改善宗教及戲劇、講古〈中國古典講談〉。關於第二項的同化；招攬日本人移民。關於第四項的改良農事：改良耕地、農產、畜產，普及協同事業與關於第五項衛生等等眾多內容……被稱為「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具體提示了異民族教化的目標，在於破壞固有的漢族社會」
是如此的，在島上，在前述的血腥五一五餘波之後，又出現了明白的「武官總督盼望論」；這就是武官總督小林來台以前，我島上早已醞釀的政局。自然，前述由社會教化運動加緊發展出來的「民風振興運動」，難免受其影響──雖然，1935年，中川總督舉辦了缺乏真實代表性的「台灣第一次地方選舉」，但民間的地方議會設置運動也從此停辦了。這可說已隱然可見1936年著名「祖國事件」──那公開毆辱我島名門林獻堂的事件，武士道藉衊視我先民，以「破壞固有的漢族社會」之皇民化伏線。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