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據下的日台關係──
「割據」是我島內民間人士對於總督府統治的一種批判，也是東京議會對於我島局勢不滿的怨言；但是事實上，總督府在天皇絕對主義之下，本是不可能割據的；前期末，因東京當局對於全國首次無財產限制普選之高度警戒；1928年，官方透過天皇而發動了「社會教化運動」，就是我島不能不有所回應的活動。故此期我們由該年開始。
1928年至1930年代初，日本經濟蕭條先報到，然後是世界經濟大恐慌；就在此期間中，完工了前述「咬人或吃人」的嘉南大圳，且新落成半年左右的大圳，在一次中型地震中，堰堤崩潰了360尺；也發生了我島著名的模範番社壯烈起義的「霧社事件」；同時，更重要的是還發生了前述的「台灣民眾黨」被解散與傳說其主事者蔣渭水被毒死的事件；以及成軍於1928年的我島超齡 的嘉農棒球隊在1931年日本舉辦的全國甲子園高中棒球大賽中取得了亞軍。
接近同時，在東京由1930年11月，濱口首相被刺，1931年開始，日本就發生了一系列著名的事件──3月事件、10月事件，著名的財閥井上與團琢磨被右翼暗殺，與1932年軍方起事刺殺了犬養首相的五一五事件。
如此，加上1931年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據說像是強盜們自己太餓，簡直餓壞了，所以不能不去搶劫鄰居的財物；這前後一連串的事件，都自稱是「不得不」。
不過，這次日軍侵略行動後，由於世界列強大多對於該作為感到不滿，這讓日本備感壓力；軍國主義是作為一種受到外界巨大壓力後的自保反應而出現的；而這也使得日本的政經與社會發展，漸轉出「舉國一致」的要求，失去了過去那使得社運得以較蓬勃發展的條件。1930年代是如此展開的。
以下，是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
其一、我島先民的1930年代與公學校教育
讓我們由本期最為簡單明瞭、那不需要費言的史實起始；就是台灣總督府所留下來的統計數字──我台先民在那1930~1939年的十年間的平均死亡年齡數據，應該沒有必要造假的走勢──一路探底盤旋──
22.8 21.5 22.9 23.5 22.4 23.4 23.1 23.2 23.2 22.7
這是由1930年起至1939年止，我們島上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1930年，是前述嘉南大圳完工的一年，那麼大的工程，花了十年的時間，多少的精力，那麼多的經費，我們的先民做牛做馬地努力勞動，應該有不少的產出，但是在我們的這個數據上，簡直看不到任何表現，竟好像沒有那個大圳工程一樣！
上面的最後一個數據，是1939年我島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還低於1930年；查核一下該年官方公布的產業紀錄，據稱，農業產值自1900年以來，至1939年，農產額增加達17倍；人口增加則不過兩倍；但該年的工業總產值為5億7千76萬3,328日圓；農業總產值為5億5千183萬日圓 ；已經正式進入產業發展，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理想時刻；然而，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仍然沒有延長；產業雖進步，生產有發達，但是我們先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扶持與滋潤──無怪乎，當年我們的醫師作家賴和，要痛心地寫下這樣的覺悟──
「時代說是進步了，的確，我也信牠很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的呦……」
難怪那前後啊，就是我島當年社會覺醒、各種自救運動高漲的一段期間。
原來，前述的四個動人的著名故事，都是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前。這就是作為殖民地社會不能自主，只能被任意「感化」的悲哀──如，在史明的回憶錄裡，對蔣渭水醫師之死，竟毫無討論地，就稱因蔣的愛妾陳甜得病，傳染而亡。
本期間，在共學制實施以來，除了極少數地方有力人士子女，可能進入日人小學校就讀，絕大多數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仍是當年低智教育的設計，除了規定國語至上主義，其他科目自然呈現偏廢，又要求教師不可深入講解，必須嚴格根據官定教案講課；也不准在平常成績外，另作測驗，以免造成「學生過度用功」。
想想若根據前述曾經深受岡村校長「感化」的教師楊肇嘉的描述，「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公學校教育是那樣的水準。
此外，如前述，整個社會教育配合著，在任何電影戲劇或其他公共活動的場合，都規定要在活動前交出腳本給日警審查，正式活動中不能有與腳本不同之處，否則都日警都可能隨時中止活動。
當年我島師範教師稍有教育理想者，就曾如此描述自己的憤懣──
「我跟他們不一樣，不做次次說『是』的人，……校長強迫我們老師們下課之後，謄寫次日教學計畫，並逐條寫上教學的東西成繳給他，這是一種落後而古老的教學方法，我知道許多老師過去都教過同年級的學生，所以都直接把舊的教學計劃拿來照抄，應付這種無聊的工作。照理說，……教師在教學的時候，可以觀察學生的反應然後作適當的調整。……我所寫的教學計劃沒有被認可，……我被認為是一個叛徒。……」
這是在1922年共學制確立之後，我台人公學校所繼續延續著的型態；所幸，那時以後直到1930年代中，我島上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先後自1922年起，是29.2 29.0 29.1 29.5 28.9 29.7 30.3 31.1 33.1 34.2 35.9 37.4 39.3 41.5，就當年公學校的輟學率五成計實，真實畢業者並沒有上升多少，距離理想中應該實現的「義務教育」，還差得很遠，如前述，因而其影響於社會者仍然應該很有限。
當局早知道教育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
「未來的戰爭勝負將不決於軍隊的強弱而絕於強大的全體人民。時麼是強大的人民呢？是有體格力量和精神健康的人民，滿心忠誠愛國、尊重合作、法規和紀律的人民。受有這種教育的人民，不但能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也能在執行農業、製造、商業和其他事業中成功。後備軍人必須成為好兵、好公民而在他故鄉社區中施展其影響力以達成目標。」
因而，當局這時不僅推出了普選與治安維持法，並且還發起了「社會教化運動」，以準備應付大正民主時代以來越來越大的變局；但是我島並沒有執行普選，因而，對於我島的衝擊不大。但是，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滿州國的成立，經過日本蠻橫地退出國聯；一連串軍國主義的衝擊，卻使得我島不能不立刻就展開該運動，希望能及早跟上東京那個時代前進的步伐。
其二、社會教化運動下的在台日人問題
這個問題發生的時間與前述的新鴉片特許問題的時間，接近重疊；因為都是起於總督府的財政緊縮，只是前者屬於開源，想用「謀財害命」的方式，拿我台人為犧牲品，受到我先民蔣渭水醫師等領銜的反對；相對的，後者則屬於節流；如何可以在人力經費上減輕當局的負擔；當1929年前後，除了日本本身的金融危機，加上世界經濟危機由美國爆發，衝擊向世界各地之此時；整個日本經濟危機逐漸加劇，因而東京當局推出如此的節流的命令，自然應屬合理。
然而，如前述，我島自從入於日殖統治以來，有流於割據般、「天高皇帝遠」的狀況，因而，乃有輕蔑那些官員的「灣吏」 之說；同時，由於來台日人罕有從事勞動者的工作，其身份至少也是工頭，與低階官吏；稍後，則逐漸出現「灣妻」與「灣生」之類，意指「養尊處優」的名詞。例如，據稱當年除了有「所得稅制與日本國內不同，官吏得以免稅。而且夏季炎熱，只上半天班」 之說外，就有如此的描述──
「來到台灣，有幾件事讓大家都感到意外；官吏數量之多、官舍之美、人民的卑躬屈膝、日本人的精神委靡等」 「殖民地中等以上的家庭非常愛慕虛榮、重視外表。台灣的冬天溫暖，幾乎不需要準備冬衣，煮飯所用的水也不冰冷，與日本的生活相比更為舒適。由此可知，一般家庭不請女傭也沒有關係，但相反地，幾乎每家都雇用女傭，在家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 「台北是個連木匠師傅都乘人力車往來活動的社會了。」
1928年，負責規畫國家發展的軍方，很早就感受到社會總動員的必要性；儘管有學者稱其為「一旦出現不景氣，社會就會產生盼望改變現狀的微妙預兆，而國家為了轉移人民對於國內弊政的注目焦點，也會在國外引發一些騷動。」 ，其說或者過分；確實，該年就在我島推出了社會教化運動，座右銘為「流汗鍛鍊同胞相愛」。
那是一個以十八歲以上的女學校補習科生，女性教師與公務員的妻子為會員，是個成立後將要巡迴全島的修養團體，它起初顯示出「久於安樂生活的台灣女性其嘻嘻哈哈的笑聲，與主辦單位認真用心的態度，出現了極大的落差。」 ，稍後因我島上「正好」在進行好人好事真實故事的有獎徵稿活動，使得整個社會都瀰漫著修身教育的氣氛，強調著節約與修身的重要，據稱該運動的目標是「把軍備的重心由量轉為質」，但這麼有學問的問題，對於在台日人言，或許還可能高攀 ，對於我只受低智育的島民言，其效果應該很難想像。
不過，同年，嘉義農林棒球隊成軍，在總督府支持之下，後來竟能不僅發展為我島中學校冠軍，且代表我島在1931年的日本甲子園大賽中獲得亞軍的漂亮成績，倒是可有「流汗鍛鍊同胞相愛」的積極意義。只是那年除了前述該球隊有超齡的問題，另方面那年我島經濟蕭條、生活普遍困苦，對於這類活動應該難有多大的關切。
事實上，在我島日本人明顯居於統治地位，自從實施共學制以來，多數日籍生的小學校中，台籍共學生居於極少數，自然易受歧視，而少數日籍生在公學校的共學中，則據稱全班上課前，全體台籍生要在向教師行禮畢，另向日籍生公開表示感謝賜予共學之恩惠。這些都自然增加了我島嶼日人「養尊處優」的條件。
不過，也因此，民間早有各種批判；要至1921年，由於國內不景氣，我島上才開始向官廳的受薪階級徵收本應繳納的所得稅；但是來到1930年代，更被揭發出許多不合理的現象──記者曾如此強烈地描述任由判任官員額不足，造成很多擔任實際工作的判任官不能升等。影響公家機關內的氣壓沉滯的情況──
「總督府內……判任官官制內定員為256人，實際上缺額總在二十到三十名左右。……這些缺額人員部分的薪資，就全部被拿來當作獎金紅利。敕任、奏任等高等官用這種手法侵占判任官的薪水。……昏庸的高等官卻比實際做事的判任官享有更為優渥的特別恩典，豈不是連老天爺聽了也要搖頭嘆息。」
1929年8月27日，石塚總督抵台時，東京當局為挽救社會經濟，推動全國官吏減薪。總督為表支持中央就推出了「本薪一律減少一成，殖民地官吏加給砍半」的減俸政策 ；但是，殖民地官吏平常高調「一旦緩急、義勇奉公」，此時，官吏們的表現卻並不肯應命「奉公」。
以致我島出現了這樣的批判──「……台灣各級官廳……竟不顧官吏服務規則的為何物，互相糾合……正在進行其反對運動了。又御用的商工團體，亦不顧及台灣民眾的輿論，在其漩渦裡蠢動……。中央政府這回發表的加俸減額案，對高等官要減在來加俸五成之的三成，判任官要減其六成中的二成而已。在這萬項物價降三、四成的現在，是要甘受不該反對，但事實竟然適得其反，於台灣民眾的監視中，正在蒐集辭職書，以脅迫中央政府。」
當時，所引致的批判，直指「……素以廉潔自高的大和魂武士道……的文武官員之義勇奉公的精神，當然是躍居於『愛財怕死』的漢民族之上的……中國自古有『枵腹從公』之語，而日本亦有『武士雖沒吃亦高舉牙針』的格言……現在的官吏並不是叫他們『枵腹從公』，不過就是欲減其餘剩的奢侈費而已，就敢鬧出那樣的狂態」 ──這是日殖三十五年之後，官方奉公的表現。
就所知，這位當年曾出任後藤法制制衡者的總督對於該案的最後處置，竟只能以該年年底，全島一起發放官吏年終獎金，被稱為「降下總額四百萬兩的黃金雨」 ，讓市場沸騰起來，而原本該一應該「同體時艱」的「社會教化」自然是只能以失敗收場 ──雖然該運動本來是當局重要的「精神主義」之動員。
對此情況，有日本學者稱「台灣社會是由台灣人和內地人的二重構造所構成，由於各自擁有許多不同的風俗和價值觀，希望雙方貫徹同一價值觀或教諭，共同為此而努力，其實是困難重重的。」 ，應該是符合實際狀況的。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