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時代中的社運大衝擊外，當年值得注重的個別特殊與所謂「感化」相關的例子，至少有三：
其一，是1901年，牛罵頭公學校岡村校長
該校長能狎近台籍生楊肇嘉，讓該生坐上其大腿扭玩其鬍鬚；楊生，生於貧困、人口浩繁的佃農之家，地主許其生父以將讓其受教育機會而成為地主養子，備受養父家族喜愛；但出養隔年，卻因庶母弟出生而從此就被冷遇；此時入公學校，不喜歸家。
1907年畢業時，養父不欲支持其升學；該校長多次至其家要求允許；終於當岡村辭職返日之時，帶同楊離台升學。1908年，入台灣協會之黑田小學一年，補我島課程水準不足，兼任日籍同學之台語助教；楊1909~1914年，畢業於京華商校；養父不肯繼續資助，只得回台。從此該生回憶於此，總深深感激該校長那番謹慎小心下的愛護德意。
然而，當局惡意，雖是謹慎小心，但是整體真實事態的發展，要來的還是會來，不能躲避的；1920年代，楊透過偶得的公學校代課幾年經驗，深入了當年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並在前輩蔡惠如的啟導與激盪之下，仍投入了當年我先民社會運動抗日的陣營。
其二、1910年，典範教師洪禮修辭職事件
那是另一個重要的特例，引發持地學務下台，朝鮮總督府學務隈本來台，與其後1911年，大石教頭排斥事件；隈本大力檢討而推出「台灣版教育敕語」，但被東京當局為了「天皇無謬」的威信而否棄。
洪氏與楊氏不同，1905年，已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因成績優異、足為我島學子典範而第一位獲得官費留日，進入東京帝大農科大學修業三年的洪禮修，此時畢業返台擔任國語學校教師已兩年，竟為了教育原則而與國語學校教頭〈教務主任〉大石發生衝突的嚴重事件；大約簡直近似二十年後，霧社地區原住民模範番社竟然發動「大革命」了──只是該漢族典範教師抗議辭職事件當年似乎頗為成功地被當局封鎖了消息吧。我們不知道該事件的消息，當年民間私下如何流傳，但在先民相關社群中必受重視；不過，要直到十多年後，我島社會運動風潮漸起時，才看到民間的報導中提及該事件。
據洪氏後人描述，當時的情況是──
「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你要不要麵包？』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
然後，配合上報導中所描述的「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想想看，那是怎樣的衝突，他的去職，應該會引起了我們先民社群相當的注目；果然，隔年〈1911〉就是辛亥年，「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甚至，據稱該事件後續還引發了「大石教師排斥事件」，甚至最後引起了當局對於教員的整理，在該整肅中有五十多位教師離職。就當年該校的教職員身分言，台籍教師絕對沒有那麼多，因而去職者應該不乏在當年大正民主風潮中同情我島民的日籍教師。
當年的情況是洪教師在教學活動上，拒絕了當局低智育的限制，因而，除了對當局以去就相爭外，並且還在學校引起了所謂的「大石教師排斥事件」，但是後來該大石教師並沒有被官方排斥，反而大石因堅持而升官了──由國語學校的教務主任升任總督府視學官，宰制所有公學校教師，並改敘從六位；至1913年，大石甚至被擢用為台灣小學校、台灣公學校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1916年，其勳等更升為正六位勳六等 。
然而，這樣的教學態度如何能夠滿足年輕人的求知慾，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實現當局所頒行，前及那至高無上的「教育敕語」中關於「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知能，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時重國憲……。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偉大使命。
該事件發生之時，持地長任該職達七年，曾既公開發表了：
「執行以涵養國民性格為主的國語教育，是在口中可以說說的同化政策，然而台灣教育的真正目的，其實自存於他處」
「針對住在台灣的內地兒童，其教育方針雖以教育敕語為準則，以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為期許；但台灣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沿襲這種做法，只要普及國語即可。」
他更具體地表明了他那關於「沒有必要」的認知是──
「像一些從事筆算等雜務性機械作業者，如下級行政官吏或低級教員，應該採取逐漸以本島人取代補充的方針，相信如此便能節省膨脹的行政費用。再者這樣的措施還可開放本島人任官之進路，有助於懷柔本島人士」
但是發生了典範教師洪禮修辭職事件，充分顯示了我台籍教師主體的異議，長期負責學務的持地自然不能免責，不過，同年7月，警政出身的大島長官因阿里山林場案而下台；10月，大島系的川村內務局長也因案下台；則應該可看作是後藤系對於大島系的惡鬥〈否則後來川村應該不會近二十年後回任台灣總督吧〉；似與該學務事件無直接關係──雖然兩派惡鬥但在對我先民進行低智教育的認知上，兩派並無差別，公學校水準都低於小學校兩年以上。
持地學務的接任者隈本，長期負責該職近十年；後來曾透露其自身的觀點，稱「作為當局者的立場，……以俗話來說，便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真相的認知。
當時，一是後藤系盤根錯節的長期割據勢力，雖仍然強大，但仍然須有人下台負責。故其前後任觀點並無大差異；另，理番政策開發資源乃當時東京借重「理番剋星」佐久間總督的首要使命，老資格的總督雖早不滿於兒玉與後藤，但必須專心了。某個意義上，後來，佐久間總督任上開放我台人中學校的設立，就是為了推動其理番政策，為拉攏漢族而施與漢族的好處──但是我島民所提議的中學校原案，完全被當局畸形化了。
我先民提出的原案是一個與日人中學校相同水準的中學校，而官方通過的方案卻可說是砍頭與去其手腳的方案；其入學資格為公學校四年級結業，修業年限為四年；其課程設計偏重農業活動；而日人中學校是六年畢業的入學資格，修業年限五年，而其課程設計是以進階向高等教育邁進為目的。也顯示了洪禮修抗議事件對於當局的低智政策並未產生積極的改善效果。
其三，1907年，新竹北埔地方發生了革命事件
關於其首領蔡清琳在所有的報導中，都被官方描述為喜歡日本酒家女的台灣落魄無賴漢，卻忽略了他在前述偉大的降筆會期間，曾經擔任日警的通譯，即巡查補；換言之，當年我先民那段偉大的社會戒毒行動中，他是曾經親見我先民那偉大情操與成就的先民眾人中之一人，親見先民們如何被打壓矇混的年輕人。
此外，細查他當年的行跡，除了曾經是巡查補外，原來還曾經是當年著名日籍律師伊藤政重的通譯；就所知，日據下的任何巡查補，必須身家清白，要有地方上的有力人士做保才能擔任；而那位伊藤律師，據查是早年曾經鼓勵林獻堂輩向總督府爭取權利的律師；在葉榮鐘的名著「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葉除了提及林與伊藤的關係外，還特別提及伊藤「在台灣是相當有名氣的律師，和政黨頗有淵源，似乎當選過議員」；曾經是此律師的通譯，應該是有正義感的年輕人；其受到日本酌婦的青睞，是否並不奇怪；反而奇怪的，應該是所有日人的紀錄都似乎有意忽略了他的這些經歷，與我先民當時的民不聊生，而強化其無賴漢與欺騙的形象。
該事件到1919年，明石總督高調新時代，需要建立足以「感化」我先民的形象；據稱，發展到該年，我先民在北埔公學校畢業時，該校校長除了感謝當時官方沒有實施連坐法與強化蔡清琳的無賴形象外，更把北埔事件義軍傳說有首功懸賞，與日本傳統赤穗城四十七義士故事中，絕無功利賞額的對比。以示日本當局之寬大，與日本文化之偉大。
這應該正是當年明石總督所強調的同化政策必須向感化政策發展的一個實例。只是該種感化，是建立在被統治者的「低智」之上的；低智者才會認命地接受連坐法，不知道既然是「一視同仁」，如何日人沒有苛虐的保甲制度，獨我島民才有保甲制度？
此外，前述蔡的那些社會身分，真的會那樣無賴嗎？至於，赤穗城四十七義士的故事，是真實的嗎，低智者才不會發問？會不會只是矇騙？就在大正晚年與昭和初年的財政緊縮期間，為何日本官吏對於當局推動減俸減薪的命令，都不肯乖乖聽從奉公？更不要說，關於北埔事件，在1945年日本出版的官書「台灣小史」中，竟然出現了如此的真相描述──
「流浪的無賴之徒蔡清琳……號召同志四百餘名……於明治39年3月，在台北廳新店庄，召集各地首領，舉行秘密會議，翌年11月，散佈清兵來援之虛報，嗾使隘勇等從北埔開始暴動，策應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之黨徒響應；其勢猖獗一時，未幾，首魁等悉被就逮。」
如果我們不是低智者，怎能不合理的懷疑當年在台北廳新店庄發起的事件，真的是那個被汙衊為落魄流浪漢的蔡某所主持的「新竹廳北埔事件」嗎？傳說中，起義的失敗極可能是因牧童在山上玩耍引起野火，錯誤發動起義，各方不及配合所致。正因新竹廳到台北廳內幕難辨，怕引起民變，才不敢施行連坐。
所謂的「感化」，在無惡不作的殖民者名下，其實只是一種對於我們這些可憐低智者的「矇騙」。而桃園的大溪、中壢一帶當年老農以其地多砂土諫阻官方構築大圳，官方堅持進行，形成往後我農民與嘉南大圳相類，難於疏濬上「大圳咬人」甚至「大圳吃人」的情勢，正是類似前及德川時代薩摩藩水利工役的惡例而來。
1918年，明石總督上台；他曾在1898年，隨同參謀本部的川上操六次長專程南下印度支那半島考察西方殖民地統治的實際；同時，提出台灣統治意見書；其中以軍方身分對於不久前天皇所頒布的「一視同仁」聖旨，根據西方先進國家經驗認為史無前例，不具現實意義；因而代表軍方主張「吝惜人權，不應輕易施與」。
此時他出任總督，雖然承認時局已有變化，應該多「感化」我先民；然而，如前所及，他並沒有根本改變統治態度的意思；尤其因他在朝鮮任職憲兵司令官期間，統治的效果似乎相當理想，這也是後來他能夠獲得陞任台灣總督的一大理由。因而，他受派任為總督後，不久就在我島上發布了以1911年的「朝鮮教育令」為樣版而推出的「台灣教育令」。
這樣推出的這個教育令，民間怎會有良好的反應？然而，當年各地方的御用紳士都舉辦了感謝當局的活動。所感謝的名目是「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卻沒有能充分說明，那是一個怎樣的、真值得我們先民感謝的新時代？！
相反的，卻讓我們先民可能發現到1919年的該令，是以1911年的朝鮮教育令為樣本的，那麼是否我們島民雖然比朝鮮人民早十多年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我們的教育發展，竟然落後了許多，竟然要到近十年後才跟上朝鮮的腳步？低智發展如此，這怎麼會是值得大家衷心感謝的新時代？
此外，值得大家一起來思考的是該教育令很明顯地只規定了我們島上關於台灣學童的教育問題，沒有及於日本學童的問題，顯示我們島上的台日學童完全沒有獲得「一視同仁」的對待；也就是當局在我島上長久以來所宣示的，已使得少數島民衷心相信天皇會把大家「一視同仁」，親如子女的想像，都被這個教育令給破壞了。
以上的懷疑與遺憾，是否合理？對於日殖初期以來受過低智教育薰陶，在強烈的從順教育、體罰與他律下成長的學生，或許大多已經無力思考，只能跟著官方的說詞，沒有意見地高聲感謝當局了，不過，他們應該還沒有實力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所以，那時民間真實的意見應該是很難接受如此明顯歧視的教育體制的。這應該也是稍後，當年我島上還能在世界思潮衝擊下，引發一些主體社運的理由，只是可惜缺乏高智育群眾的配合，民眾太容易被欺騙了──所幸當年的就學率不過三成、輟學率高達五成以上。
然而，該台灣教育令，不應該諱言的，確實總結了殖民當局自稱「無方針」的二十多年的苦心經驗，那是由武官完全同意的攘逐殺戮政策，經過我島民間自動自發展開戒毒運動的偉大成就的挑戰，令後藤長官不能不正視我中華文化潛在、日人不敢輕忽的偉力，乃有25年後才能奠立政策之如此公開表態。
不過，這應該可視為這也是一巧合；尤其是當1919年3月，朝鮮人民在漢城爆發了著名的三一萬歲運動之後，顯然過去1911年頒行的「朝鮮教育令」，並不真實的深獲民心，只是民間在當局的高壓宰制之下，努力容忍吧。這使得明石總督失去了原本似乎堅強的統治成績，甚至提拔他的寺內首相，當年的朝鮮總督，也在此時局壓力下病死，缺乏家族奧援的他，雖胸懷大志，也只能病逝於當年的大流感中。
其後，新任總督田健治郎是文官總督之首任，他將如何表現，使自身的功業可以勝過其前任表現不弱的明石總督？
奮 起 